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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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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20 | PRINTED_PAGE=202

马克思分析说，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就意味着：（1）商品的交换价值同商品并存。此时，商品可以采取一切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转化而成的共同形式，即货币的形式，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一旦采取了这种形式，这个商品就失去了其自然特性而成为一般商品。它的交换能力的尺度，也就是同其他一切商品相等的一定比例，同时也被确定下来。它是作为一定数量的货币的商品，而不是作为货币一般的商品。(2)货币在作为商品一般的同时，其本身还必须作为特殊商品同其他商品并存，因为商品不仅在人的头脑中必须用货币来计量，而且在实际交换中必须与货币相交换。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和实际的交换工具而存在。由此可见，货币起源于商品本身，它是交换的产物，而不是约定的产物。

作为交换的产物，货币的形式是与交换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马克思指出，在简单的物物交换中，货币更多地是以尺度而不是实际的交换工具的形式来出现的。最初充当货币的商品往往是作为需要的对象而非消费的对象①交换进来的，它能够可靠地用来再去交换其他特殊商品。这种商品在当时的社会组织中具有最能代表社会财富、满足普遍的供求、特殊的使用价值等属性，比如，毛皮、盐、牲畜和奴隶等。商品满足需要的前提是其使用价值。从根本上来说，商品由于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作为特殊的消费品或直接的生产工具而成为货币。随着交换的发展，充当货币的商品越来越直接服务于交换本身的需要。与之前商品因其特殊有用性而成为货币刚好相反，商品最终因充当货币(交换价值）而获得新的特殊有用性。当然，这个过程中间还存在着商品因同时充当特殊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成为货币的情况。在生产和交换的略高阶段上，生产工具的重要性大于产品。金属之所以能够充当货币，是因为它们一方面作为最初的和最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具有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体积小而价值大、便于运送等与交换价值相适用的属性。而后，与较高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贵金属由于不氧化性、质地均匀、稀少性、对消费和生产的直接有用性低等，从其他金属中分离出来，成为纯粹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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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在法语中有“作为交易品的商品”(marchandise)和“作为消费品的商品”(denrée)之分，而德语中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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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21 | PRINTED_PAGE=203

由一种特殊商品充当货币，不管是毛皮和奴隶，还是金属或贵金属，这表明这种商品同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而获得代表后者的交换价值的特权。这是由交换价值自身的本质产生的。既然一种特殊商品能够作为货币实体同一切商品的货币属性而出现，那么，货币的交换价值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能够获得一个脱离货币实体的存在，如纸币。尽管如此，充当货币的特殊商品的特权并没有消失，因为货币的交换价值必须继续从这种特殊商品那里得到自己的名称。

由于货币的本质在于商品本身，所以把货币比作“血液”和“语言”之类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前一种比喻影射部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后一种比喻影射以约翰·布雷（JohnBray)为代表的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马克思对此批判说，货币虽然产生于商品流通(交换）过程，但并不是“流通”本身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货币是以生产为起点的社会有机统一的产物。同样，货币作为象征化的交换价值，虽然可以在人们头脑中观念地存在，但还不能从“观念”直接成为“语言”。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观念的社会性和观念并存于语言中。货币具有同质性，而语言具有异质性，观念交流或流通的实现必须先要从本族语言翻译成为别族语言。

既然货币的本质是商品，那么，它只是作为中介或第三者，使不同的商品等同起来，即商品交换的中介，因而具有普遍效用性和普遍适用性。从这个角度说，莎士比亚将货币比作“人尽可夫的娼妇”的做法无疑是中肯的。①正如马克思所说：“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关系）的发展，同普遍的贿赂，普遍的收买是一回事。普遍的卖淫现象，表现为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说得文雅一点就是：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①秉承《巴黎手稿》中的思路，马克思此时认为，货币的中介作用和“牵线人”角色表现在能够购买一切东西和占有一切对象，从而将人的需要(即人追求自已对象的本质力量）和对象、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个人和他人等“连接”起来。于是，货币同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就被颠倒了过来，使人产生没有货币就没有致富欲之类的错觉。另一方面，个人的积累和积累欲也由于同时受到需要和产品有限性的制约而表现为自然而然的、有限的事物。要言之，人与货币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此时的理解比“穆勒评注”中的相关阐述更加深刻的地方在于，他虽然仍将这种异化定位在依赖关系上，即人的依赖关系反而以对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但已经提出如何解决摆脱这种依赖关系的异化，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这种致思路向表明，马克思绝不是简单运用黑格尔“本质一形式”辩证法找出货币的本质，而是发现本质所表现的现实“症结”，以及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第四章 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

①这个比喻出自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4幕第3场。早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通过引述莎士比亚的这段话来阐述货币的特性：一是作为“有形的神明”，使个人能够凭借货币的“神力”来实现个人一切本质力量都不能做到的事情，从而导致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被颠倒和混淆；二是作为“普遍的牵线人”和“中介”，把只存在于个人想象中的本质力量(观念）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再把这种本质力量变成纯粹抽象的观念，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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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22 | PRINTED_PAGE=204

(三)劳动时间本身不能成为货币

货币的本质在于商品本身，商品因作为交换价值而同货币交换并相等，而交换价值又取决于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由此可见，劳动时间和货币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前者决定着后者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即一定的商品量可以转化成的货币量。商品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份额，不仅在货币的一般的、符合概念的和可以交换的形式上被计量，还包含在货币形式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货币解释为这样一种物质中介：“交换价值隐藏在其中，从而取得了一种符合自己一般规定的形态。”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的外化和异化。货币的后一种特性决定着前一种特性，前者包含在后者中。

到了同一时期所写的“穆勒评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进一步从人的活动层面将货币界定为人与人交往的“异己的中介”。本来，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中介，而商品则是人的劳动的产物，因此，商品的交换就是人的活动之间的相互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的本质在于人的活动间互相补充的中介运动。随着人的劳动成为与人相异化的活动，货币作为中介也脱离人本身而活动，成为人与人之间“异己”的东西。此时，对于个人而言，这个“异己的中介”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个人依赖货币而进行的商品交换不再按照其需要进行，进而导致个人的活动不受自身支配，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也不再以其意志为转移，这一切最终只能借助于货币的力量。在这个“异己的中介”的统治下，个人的价值只能用他所拥有的货币来体现。货币对人的依赖变成人对货币的绝对依赖。人与货币关系的异化，导致这样的后果：“这个中介越富有，作为人的人，即同这个中介相脱离的人也就越贫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65.]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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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23 | PRINTED_PAGE=205

劳动时间和货币之间有着上述直接的关系，是否意味着劳动时间能够直接成为货币呢?或者说，劳动的产品直接成为货币呢?用哲学术语可以表述为，劳动时间是不是作为形式的货币的本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考察劳动时间能否直接成为货币，涉及这个可能的过程所包含的生产、交换或流通等环节。从生产和相对价值的规定来说，斯密关于“劳动（劳动时间）是用来购买一切商品的最初的货币”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马克思对此也予以部分肯定。但他同时强调，此种意义上的“货币”只是个人用来购买其特殊劳动的特定产品的一种特殊货币。个人劳动只有从一开始就作为一般劳动而不是特殊劳动，也就是说，个人的生产活动一开始就成为一般生产的环节，才能直接成为一般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生产即个人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在商品交换产生之前，最先赋予个人劳动以一般性质。生产的社会性作为前提参与消费，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而不是互相独立的个人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中介。这个前提本身就起着中介作用。相反，在以个人的独立生产活动为前提的情况下，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交换价值和货币都是这种关系的表现。个人劳动不直接具有一般性，个人劳动的产品只有通过货币的中介作用才能获得一般性。由此可见，将个人劳动的产品直接设定为货币即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是自相矛盾的做法，更是一种不可能的历史“倒退”，因为它等同于将个人劳动直接规定为一般劳动，从而否定了使劳动必须成为货币和交换价值并依赖于私人交换的那些条件。

从交换或流通的环节来考察，正如商品不能直接转化为货币一样，劳动时间本身也不能直接成为货币，这等于要求每个商品直接成为自己的货币。一定份额的劳动时间不是表现在自己直接的和特殊的商品上，而是表现在某种间接的和一般的商品上。劳动时间只是作为一般的象征性对象恰好存在于被设定为货币的那种特殊产品中，而不是作为一般的、与商品自然属性相脱离和相分离的交换对象而存在。后一种存在形式又是直接实现货币的条件。只有通过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来达成上述条件：劳动从而劳动时间的一般性，使劳动产品成为交换价值，进而赋予商品以货币的属性，这种属性又意味着货币能够脱离商品而独立存在。此外，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和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是有差异的。劳动时间原本只是作为主体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即同一的事物。它本身可以交换，成为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但这种劳动时间却在质和量上都被规定了，不再是一般的、自我等同的事物。同理，特殊的商品和产品同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也是有差异的。因此，劳动时间不能成为作为形式的货币的本质。

第四章 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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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24 | PRINTED_PAGE=206

由于货币必须通过某种特殊商品象征性地表现出来，所以，还要对这种特殊商品本身和由此带来的经济矛盾做必要的说明。马克思指出，通过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来完成货币的实现本身是矛盾的。一方面，它要对象化在具有能够满足特殊需要的自然特殊属性的特殊商品中；另一方面，它要对象化在与劳动时间的自然属性无关的份额或量上以便于等量交换的特殊商品中。显然，作为对象的商品的这两种属性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只有通过它本身的对象化，也就是商品的二重化，即同时处于自己自然的直接形式和处于作为货币的间接形式中，才能得到解决。而后一种形式的实现，有赖于由某种特殊商品充当交换价值的一般实体。“也就是说，商品必须先同这种一般商品，同劳动时间的象征性的一般产品或化身相交换，然后才能作为交换价值随便同任何其他商品相交换，变形为任何其他商品。”①行文至此，马克思才以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式，真正完成对货币的起源和本质的考察。接下来，他自然要说明直接产生于商品交换中的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究竟是什么。

二、关于货币形式的理论分析史

商品的交换过程同时是货币的形成过程，因此，考察货币的形式规定性应将其置于流通领域。从进入流通到这个过程的完成，货币大体上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完成了的货币本身这三种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充当尺度（例如，在荷马著作中充当这种尺度的是公牛），先于充当交换手段，因为在物物交换时，每个商品本身还是它自己的交换手段。但商品不能成为自己的尺度或本身的比较标准。”①实际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已经对货币的上述形式做了详尽的考察。尽管这些考察不直接具有系统性，没有正确揭示出货币的这三种形式的内容及其内在联系，但它们还是较为完整地呈现出货币形式在历史上和逻辑上出现的顺序。同价值理论发展史或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获得了肯定一样，关于货币形式分析的历史之于理解货币形式的作用，也被马克思所重视。为此，他在笔记本VII的最后部分（第30-38页，第56-62页）专门梳理了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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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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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25 | PRINTED_PAGE=207

(一)观念的价值尺度理论

不言而喻，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原因是极为明确的。首先，它代表着物化在一定实体上的劳动时间而自身是价值。其次，它作为价值的一般物质化身，是与劳动时间的特殊化身不同的劳动时间本身的化身，因而成为等价物发挥尺度的职能。人们之所以在关于观念的价值尺度方面产生混乱和争论，主要是因为货币只是作为价格标准和计算货币在起作用。它不仅在尺度职能上只是想象的比较点，只需在观念上存在，使商品在个人观念乃至整个社会的观念中观念地转化为货币，而且在作为尺度的质上仅仅以计算货币的形式出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值多少英镑、先令、法郎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17世纪末叶②便产生了观念的价值尺度理论或货币观念本位学说。“这种观点认为，充当计算单位的镑、先令、基尼、元等名称，不是一定量金银等等的一定名称，而只是一些任意的比较点，它们本身不表示任何价值，不表示任何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时间。”①马克思之后正式把它命名为“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学说”。斯图亚特较早系统地阐述了观念的价值尺度理论的历史背景和主要观点，并且一直影响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甚至将这一理论视为解决1857年商业危机的“良方”。鉴于此，马克思主要以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3卷本为依据，从洛克和威廉·朗兹（WilliamLowndes）关于银的市场价格超过银铸币的发行价格问题的争论为切入点，展开了引证和分析。正是由于这场争论和一些历史事实的佐证，特别是货币的兑换，使得这个问题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获得了重要意义。

第四章 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4.

② 在笔记本VII中，马克思认为这一理论最早产生于18世纪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85.]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正式将其订正为17世纪末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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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26 | PRINTED_PAGE=208.

朗兹将这个问题解释为金银条块价值的上涨，所以计算铸币的价值降低，应当将英镑贬值。洛克坚决反对朗兹的这一提法。他认为，货币作为商品，其市场价值也受供求关系的影响。由于货币具有购买一切商品的特性，人们对它的需求是无限的，所以，货币不存在供大于求的现象，货币价值最终决定于它的供给数量。造成当时英国生银的市场价格高于银铸币发行价格的原因，不是生银的价值增高，而是流通的铸币的银量减少。除此之外，允许生银输出和禁止银币输出，也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提高货币的价格实质上只是提高计算货币的名称。“通过提高货币价值只能在口头上’造成更多的货币”，但不能在“重量上和价值上”造成更多的货币。”②因此，不应对英镑做任何贬值，而是将过去的银铸币回炉进行重铸。

诚然，洛克是这场争论中正确的和取得胜利的一方。但是，这场争论的议题原本是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因为除了金银条块在铸成货币时要耗费一定的劳动时间之外，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供求关系的变化、战争等因素，都会导致某种铸币的价值超过它的金属含量的价值。它仅仅表明为了更好地实现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金属货币恰好采取了英镑或法郎的形式，而不是雄辩地证明了英镑或法郎这些名称能够脱离开金属货币本身而独立起来。在马克思看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一个法权问题：在金属货币已经贬值的情况，是否应当用足值的金属货币承认并偿还按贬值时的标准签订的国债或其他债务。货币在这里不是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而是充当不变的等价物即作为价值本身，从而充当契约上的一般材料。而表现货币的这种材料的价值一旦变动，势必会在一国的不同阶级之间引起一些巨大的革命。这样看来，原本作为调整一方的债券和另一方的义务的问题，即作为经济关系的问题，却最终偏离到了改变货币标准的问题上了。由于这种偏离的错误，以这场争论为重要论据的斯图亚特不足以正确揭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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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96.

② Luke.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Nach: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Dublin, 1770: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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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27 | PRINTED_PAGE=209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深入剖析了斯图亚特关于货币作为观念的价值尺度的论证过程。大体而言，斯图亚特的论证要点如下：作为价格尺度，铸币是实在的等价物；而计算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不具有实体形式，它只是为了计量商品的相对价值而发明的任意的等分标准。货币采取某个单位作为名称的用途只限于标示比例。因此，货币单位不能同任何一部分价值之间保持不变的比例，或者说，它不能固定在任何特定量的贵金属或其他商品上。“货币只是具有等分的观念标准…阿姆斯特丹的银行货币和非洲海岸的安哥拉货币就是这种观念货币的例子。”①马克思对此批判到，货币单位不是单纯的名称，而是实际上具有某种实体的，即相对地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等分这个比例的出现，已经预设了商品成为可通约的量。“货币作为尺度出现，代表货币的那种商品的一定量作为尺度单位出现，正是为了求出比例，为了把商品表示成可通约的东西并进行买卖。”②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以实在的货币商品为根据的，后者后来才转化为人们头脑中的东西并且固定下来。银行货币和安哥拉货币根本不是观念货币，因为它们都不过是把流通的铸币还原为它们的贵金属含量。斯图亚特颠倒了观念的价值尺度与实在的价值尺度之间的关系，甚至还直接将后者忽视了。货币制度只有使自己的进一步的规定得到发展，才能使这种观念的即想象的标准成为客观现实。此外，斯图亚特也没有阐述甚至根本不了解价值尺度向价格标准的转化，就直接将用作计量单位的一定量金对价值本身做尺度，从而把货币

第四章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

①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Dublin, 1770：107.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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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28 | PRINTED_PAGE=210

计量单位名称同货币价格混为一谈。

斯图亚特将观念的价值尺度理论发挥得如此充分，以至后来的很多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其影响。举凡：货币是人们“愿望”的尺度，而“愿望”反过来也是货币本身和价值的尺度(威廉·高吉)①；计算货币几乎从来不用实在的等价的铸币作为代表，而古代一切铸币起初都是重量单位(热曼尔·加尔涅)②；货币首先是具体普遍销路的商品，然后是契约上的一般商品，最后是价值的尺度（塞米尔·贝利)③；要正确规定货币的发行价格，否则币制就会陷于混乱（亚当·亨利希·弥勒)④；金的价值应当由其自身重量来确定，这个重量所取的假名只是伪造尺度，不是确立标准(戴维·乌尔卡尔特)⑤；等等。这种影响力日益扩大并导致观念的价值尺度理论模糊和消散，其固有的思想内容显露出来⑥，从而归结为用劳动时间直接代表货币的理论和现实诉求。“这就是要求：价值规定不应导致货币规定这一不同的规定，或者说，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不应发展到使对象化在一定商品中的劳动成为其他价值的尺度。”⑦实际上，斯密很早就做了真实价值尺度（劳动）和名义价值尺度（货币）的区分。综上可见，上述理论的和现实的诉求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否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出发的。蒲鲁东主义者(如达里蒙）只是做到了重复提出这一诉求，却将其渲染成为适应于并变革现存生产关系的新事物和伟大创举。鉴于此，重新阐释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形式，对于马克思来说既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要求，也是对蒲鲁东主义者劳动货币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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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William Gouge. A Short History of Paper Money and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1. Philadelphia, 1883: 67.

② Germain Garnier. Histoire de la monnaie, depuis les temps de la plus haute antiquité, jusqu' au règne de Charlemagne. T. 1. Paris, 1819: 76.

③ Samuel Bailey. Money and its Vicissitudes in Value. London, 1837: 1–3.

④ Adam HeinrichMü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Berlin,1809: 280.

⑤ David Urquhart. Familiar Word as Affecting England and the English. London, 1856: 104-105.

⑥“劳动是形成生产费用的实体，它赋予金以相对价值，就像赋予铁一样。因而，不论用什么特别的计算名称来表示一个人的一日劳动或一周劳动，这种名称总是表示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Thomas Wright &John Harlow. The Currency Question.London，1844:272.)

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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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29 | PRINTED_PAGE=211

(二)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

货币作为观念的价值尺度的“另一面”，是货币的价值问题。这显然要涉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方面。早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16—17世纪)，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就将金银即货币确立为现代世界的唯一财富，尽管它们是从货币作为流通的结晶产物这个形式规定性即它的固定性上来认识的。与此相反，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货币从它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性即它的流动性上来认定。流通手段本身被固定到它作为铸币的职能上，是要转化为价值符号的。可是，又由于呈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流通支配形式为金属流通，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先把金属货币理解为铸币，再把金属铸币理解为单纯的价值符号。然后，按照价值符号的流通规律，提出货币价值和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原理。这就是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普遍说法，早期货币数量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法国重商主义者让·博丹（JeanBodin）那里，经由洛克、孟德斯鸠、休谟等人的发展，在形式上被李嘉图推到“极端”，最终为詹姆斯·穆勒所集大成。博丹最早提出，货币的价值和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货币的数量，南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是当时欧洲“价格革命”的原因。洛克从货币供求关系入手，把货币价值高归因于货币的供给量永远小于其需求量。孟德斯鸠认为，商品和货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处于对应的两极。商品的价值通过货币来表现，反过来，货币的作用在于表现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和货币中的任何一方发生变动，其价值必然发生变动。休谟指出，货币只是用来计算或代表商品的符号，商品的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和货币的数量，而不是它们的绝对数量。①李嘉图一方面认为货币的价值决定于其生产和流通所必需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则继承洛克的观点，强调在货币需求既定的条件下，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供给。基于货币只是能够迅速而便利地实现交换的“一种机械”这个认识，詹姆斯·穆勒明确将货币的供求和流通的商品数量归为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并且特别强调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价值的影响。

第四章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

①“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同样明显的是：与其说价格是取决于国内的商品和货币的绝对数量，不如说它取决于进入或可能进入市场的商品的绝对数量以及处在流通中的货币的绝对数。”（休谟.论货币//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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