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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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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0 | PRINTED_PAGE=62

凯里批判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根本目的是强调再生产费用价值论的合理性，进而论证不同主体的利益分配是趋于和谐一致的。就他所观察到的19世纪美国经济现实而言，各个阶级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普遍获益，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水平甚至要高于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从再生产费用价值论的角度来分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的日益改进和完善，劳动生产率将不断提高，生产一定的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日趋减少，过去一定时间的劳动现在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就意味着：劳动在社会再生产费用中的份额日益扩大，资本所占的份额相应地日益缩小；工资会随着劳动价值的增加而不断提升，利润会随着资本价值的减少而不断下降；工人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得份额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在增加，资本家的绝对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其相对量却在减少。这样一来，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关系也会逐渐减弱。此外，由于土地可被视作一种资本，所以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工人的份额在比例上和数量上都得到增加，资本家的份额在数量上增加，但在比例上较少。这个规律总是要使人们处在平等的境地。”①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类生产要素的非对抗性，可以为社会各阶级的合作提供真正的机会，进而产生更多的职业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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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H. C. Care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1. Palala Press, 201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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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1 | PRINTED_PAGE=63

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和谐发展。

用经济的和谐破解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美国社会现实的矛盾当然绝非易事。首当其冲的就是现实中的各种不和谐现象，如工资并没有不断上涨、资本家的财富积累速度不断上扬等。凯里将这个现象归结为政府的一系列不正当政策，后者影响着经济和谐规律的正常发挥。只需改变或废除这些不正当政策，就可以恢复经济和谐的秩序。

英国强势地位造成世界市场的不和谐，则构成了凯里经济和谐论的另一大挑战。为此，他提出了保护关税的观点，来扭转或避免美国与英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不利竞争局面，使前者能够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和提升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凯里指出，英国所提倡的自由贸易的实质是对经济落后国家的剥削，“在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和以农业或原材料出口为主的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是不可能的”①。同样，工业主导型国家和农业主导型国家也不可能结成一种非服从的和非操纵的联盟，以及在这样的联盟下开展对外贸易以发展经济。对美国刚发展起来的产业来说，恢复与英国的贸易交往是一种毁灭性的伤害。因此，采取适当的政府干预和保护关税，既能尽量避免同英国工业的直接竞争，又能推进产业多元化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事实上，政府的适当作用始终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重要问题。就这个角度而言，经济学家莫里斯对凯里的如下评价无疑是中肯的：“尽管凯里不是第一个提倡贸易保护的美国人，但他是第一个充分且完整将贸易保护融入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美国人。他不仅阐述了贸易保护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最重要作用，而且论证了国家制度在经济发展和贸易保护之间所起到的纽带作用。”②

(二)“一切正当的利益都是和谐的”

不同于凯里从19世纪美国经济现实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入手创立经济和谐论，巴师夏以解决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全部社会经济问题为起点，围绕“一切正当的利益都是和谐的”展开论述。在他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如何看待它：如果从利益的自然和谐出发，将社会问题的产生归为扰乱经济规律自由发挥的因素，那么，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办法就是不妨碍和不转移利益；如果从利益的对立出发，并将社会问题的产生归因于此，那么，社会问题的解决就只能诉诸强制，并让人们(即自由的主体）普遍接受。要言之，人类的利益在任由其自由存在时是否是和谐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分歧也在于此。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它们既不否认一般的经济规律的先在性，也承认这些规律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但是，它们的结论却是有分歧的，即让这些规律继续起作用还是废除这些规律。这样看来，如果证明出一般的经济规律本身没有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就不仅可以消除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对立，还能推论出经济规律的和谐及其在自由发挥作用时，会实现个人利益特别是劳动和资本的和谐一致。在对待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态度方面，巴师夏是截然相反的：前者的结论是正确的，只是其原理无法完全证明利益的和谐而已；后者则将原本和谐的利益说成是对立的并诉诸强制来解决对立。因此，巴师夏只需批判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①，把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用一种“正一反一合”的方式组合起来即可。②其中，正题：和谐的自然的经济规律；反题：干扰性的人为原因；合题：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 H. C. Carey.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the Future. Scholarly Publishing Office and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2006:84.

② G. F. Vaugh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Pioneering Roles of Henry C. Carey and Van Buren Denslow.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3 (9) :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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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2 | PRINTED_PAGE=64

具体而言，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和谐地组织起来的整体，这是由经济规律的自然和谐决定的，而后者又取决于人的本质。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以人为研究课题的。人的本质在于需要、努力和满足的结合，当前的经济事实就是一个人需要的满足取决于另一个人的努力。需要、努力和满足这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就只有个人经济学，而没有政治经济学。需要、努力和满足这个完整的经济现象，是按照交换这一公正的法则在每个人身上实现的，而被交换的事物或者中介环节则是努力(包括劳动在内)。这个逻辑次序具体为：单独的个人通过努力实现了需要和满足在其自身的结合，然后通过从简单易货到买和卖所组成的复合交换，最后通过信贷、典契、汇票和钞票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交易过程，扩展到全部的个人身上。因此，从经济学来说，社会就是交换。交换的首要产物是价值（概念)，它是两种被交换的服务之间的关系(比率），因为当两个人互相出让各自的现时的或以往的努力的成果时，他们都是互相提供服务。效用与价值不是等同的，前者是指大自然所创造的和无偿提供的、事物本身固有的用途，后者则是指人所创造的有偿服务。“任何人都无偿地享有大自然所提供或制造的一切效用，但条件是要付出辛劳去取得它们，或者用一种等价的服务去偿还那些代劳因而提供服务的人。”①价值是在有偿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意味着在需要和满足之间存在着各种障碍，人们通过努力去克服障碍的过程，就是创造财富的过程。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凯里和巴师夏的一个共同处，“他们两人都懂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而后者应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②“作为开始，我将确定几个经济学概念。借助于我的前人工作，我将竭力把政治经济学概括在一个真实的、简单的和富有成果的原理中；这个原理，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对它有所认识，并不断接近它，而现在也许是到了为这个原理确定一个公式的时候了。然后在这个火炬的照耀下，我将试行几个尚有争论的问题，如竞争、机器、对外贸易、奢侈、资本、地租，等等。我将指出政治经济学同伦理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或者不如说同它们之间的和谐，并谈一谈个人利益、财产、共有财产、自由、平等、责任、连带责任、博爱、统一这些词所表达的严重问题。最后，我将请读者注意人类社会和平的、正常的和渐进的发展所遇到的人为的障碍。从和谐的自然规律和干扰性的人为的原因这两个观念中，人们将推论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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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3 | PRINTED_PAGE=65

在上述论证过程中，巴师夏确立了两个原则：交换平等（服务交换服务）原则和无偿效用与有偿服务相区分原则。从这两个原则出发，巴师夏论证了作为财富表征的资本、财产(私有财产和共有财产)、地产、地租、工资、储蓄和人口诸事物所带来的自然和谐，并推论出社会各阶级利益分配的和谐与经济和谐的总趋势。以资本为例，由于它是由自然要素和劳动工具组成的，所以，它的出现会使一定比例的无偿效用代替一部分有偿服务，人们付出较少的劳动就能获取产品。换句话说，随着资本的增长，社会总产品会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资本的增长又必然导致利息降低，资本的比例份额同劳动的比例份额相比不断缩小；相应地，“资本家在产品总额中所得的绝对份额增加，而其相对份额则减少。与此相反，劳动者所得的份额却在两方面都增加”②。可见，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是和谐的而非对立的关系。同样，“价值、利息、地租、人口诸法则以及任何其他伟大的自然法则，并不像不完整的政治经济学所断言的那样，把失调引入了这个美好的社会秩序，恰恰相反，这些法则产生了和谐”①。巴师夏由此总结到，作为经济和谐的表现的社会化与平等化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1）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在生产中所取得的绝对份额和相对份额都日益增加；(2）私有财产直接和不断扩大共有财产，后者愈丰富，财产的不平等愈要消失；(3)自由原则使服务趋于获得与劳动成比例的、正常的价值。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商务印书馆，2009：230-231.

②同①218.显然，巴师夏的这一提法借鉴了凯里的再生产费用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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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4 | PRINTED_PAGE=66

既然等价服务原则导向的是平等化与经济和谐，那么，一切扰乱等价服务的因素或事物都会导致过分的不平等即贫富的极端对立。巴师夏分析说，一切扰乱因素都源于对获取个人利益的无休止渴望，它使得人们只能通过更多的和更大的满足来应付过分的需求(欲望)。此时，作为满足和需要的中介环节的努力也会偏离方向。也就是说，祸害的首要根源是人们因判断上的弱点或激情的力量而产生的错误。当这种错误出现在个体身上即只具有道德性质时，其祸害程度仅局限于个体，通过思考、试验和共同负责就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而当它扩及全部社会成员即被系统化为社会性质时，其祸害程度非常之深，仅靠提高道德水平远不足以解决问题。不仅需要人的共同责任感的发挥，还依赖构成人的可完善性事物(智慧)，才能使人从错误过渡到产生福利的真理。

综上所述，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是建立在一种人性论假设基础上的，用简单的“正一反一合”的哲学方法将各种经济范畴重新组合起来，以证明经济规律的自然和谐即永恒性；再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分析，将各种扰乱经济规律自由发挥的因素归因为人的需要的过分满足；最后，从道德领域中找到可完善性的智慧，以一种道德说教的方式来解决全部社会问题。这种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论断，在现实中于经济危机的解决而言毫无裨益，因而必然会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三)经济和谐论的非历史性与反历史性

秉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的哲学历史观，马克思始终从社会生产关系的现实中去看待各种经济现象，将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视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坚决批判将它们永恒化和超历史解释的各种做法，巴师夏的理论亦不例外。马克思首先对巴师夏做了追根溯源式的批判，直接指出后者是以凯里为依据的。马克思没有忽略凯里和巴师夏的理论贡献，他部分肯定了他们对当时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的超越。这种超越性表现为他们意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不是一味地模仿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罗列既有的经济学材料或扩充个别细节，而是从其各自所处的社会现实出发来看待各种经济现象，“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①。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建立在否定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而是从内自生的，且它的生产力的空前自由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掩盖或缓和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因此，凯里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形成经济和谐论是十分自然的。只是认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不足以证实凯里经济和谐论的全部合理性。相反，凯里实际上犯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家一样的错误，只是具体形式稍有不同：他将19世纪美国的社会生产关系视为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天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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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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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5 | PRINTED_PAGE=67

用个别性代替普遍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凯里经济和谐论的非历史性和反历史性。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对凯里经济和谐论做了逻辑和历史（现实）的双重批判。从逻辑上说，英国和美国的社会生产关系都属于“个别性”，它们有着不同的理论表现。作为英国社会生产关系理论表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原本就与美国的社会生产关系不相适合。既然如此，那么“英国经济学家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怎么能真实地、清楚地反映他们所不认识的现实呢”②?凯里用美国的经济现实来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土地所有制、工资、人口和阶级对立等理论，然后论证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孕育”它的英国社会生产关系不相符合，这是讲不通的。从其本质来看，不论是经济和谐的规律还是政府的政策行为，都是资产阶级关系的产物。凯里的错误在于，只是将经济和谐的规律看作资产阶级关系的产物，将政府的政策行为看作这种关系之外的、影响经济和谐的规律发挥作用的因素，肯定这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他那里，只要“抽掉”赋税、国家垄断行为等的干涉，工资就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殊不知，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是相伴而生的，例如在美国，政府权力是同资本积聚一起增长的。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 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② 同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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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6 | PRINTED_PAGE=68

就历史(现实）而言，凯里用保护关税维护经济和谐的做法是天真的和不切实际的。撇开仅靠保护关税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中不利竞争局面这一点不谈，单看凯里的理论本身就有矛盾，他一方面将政府行为视作破坏经济和谐的唯一的因素，另一方面却又把保护关税这一政府行为说成是抵制英国大工业生产的破坏力量、维护经济和谐的有力“屏障”。凯里没有看到英国大工业生产的真实作用，反而以主观解释为依据，人为地勾勒这样一条路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错误理论(阶级利益冲突论）→作为世界市场统治力量的英国国内经济的不和谐→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不和谐。“在他看来，在一定的国家范围内，或者甚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的抽象形式上表现为和谐的那一切关系(资本的积聚、分工、雇佣劳动等等)，一旦它们以其最发展的形式，以其世界市场的形式出现，表现为促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建立统治，并作为这种统治的结果而成为破坏性势力的那些内在关系时，他就认为是不和谐的。”①对于如何看待大工业生产和资本积聚的作用，凯里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执行着双重标准：如果大工业生产在某个国家内部瓦解了家长制生产，即一国内部的资本积聚及其瓦解作用，那么这就是和谐的；但如果英国的大工业生产瓦解了另一个国家的家长制的生产形式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即英国的资本积聚所形成的垄断及其对其他国家的民族资本的瓦解作用，那么这就是不和谐的。“他无论确认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和谐，或者确认同样一些关系在其世界市场的形式上的不和谐，都同样是一个美国人。”②马克思认为，凯里不仅不懂得他所谓的世界市场不和谐只是作为被抽象出来的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而存在，而且还忘记了这种瓦解过程在世界市场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正是凯里所说的和谐的情形，即对一国内部现实关系的抽象反映。

既然凯里经济和谐论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那么远不如它的巴师夏经济和谐论亦是如此。马克思指出，凯里经济和谐论尚有其合理的一面，而巴师夏经济和谐论的方法和结构则一无是处：凯里所理解的和谐是对美国经济的现实关系的抽象，巴师夏的和谐则是“彼岸”的事物，它不是基于法国经济的现实关系，而是一种想象的形式；凯里基于他所总结出的英国大工业在世界市场中所带来的不和谐现象而提出保护关税的主张，巴师夏则从头到尾都在做关于和谐的循环论证；凯里是从政治经济学本身出发，认真研究了包括信贷、地租等在内的若干经济学的议题，巴师夏则只是用最简单的逻辑形式和伦理学（人性论）语言，将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重新编排了一下次序而已；凯里掌握了大量作为对现实的部分反映的经济学材料并进行整合，巴师夏提供的则是虚构的历史，且充斥着理性形式和假想形式之间的矛盾；凯里因其作为李嘉图的对立面而具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理性，巴师夏则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对立面(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对立面而始终未能真正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这样看来，马克思确实没必要再从巴师夏经济和谐论的方法与结构本身出发来做专门的批判了，尽管这种批判对于早已进行过类似批判（批判作为“冒牌的黑格尔词句”的蒲鲁东系列辩证法）的马克思来说，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更为重要的是，凯里和巴师夏加工政治经济学材料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在凯里那里，先是以学理形式提出几个一般论题。接着堆积一些未加整理的材料作为例证他的论题的材料完全没有经过加工。在巴师夏那里，除某些局部的例子或者把英国的正常现象加以想象的编撰以外，他的唯一材料只是经济学家们的一般论题。”①这就意味着马克思要用一种新的哲学方法来加工他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学材料，以从根本上完成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建构。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② 同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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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7 | PRINTED_PAGE=69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事实上，凯里直到最后完成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时也没有克服这一致命缺陷。从他最重要的代表作《社会科学原理》(3卷本）的部分章节目录中可见一斑：“论价值。第一节价值概念的起源。价值尺度。价值取决于再生产费用。第二节价值概念同比较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每当联合和组合的力量变得更加完善时，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品的价格便下降。第三节每当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降低时，人的价值便提高。第四节再生产费用的减少，必定引起为使用生活必需品和物品所作支付的份额减少。价值的定义。第五节价值概念依附于哪些事物之上?这些事物为什么具有价值?它们的价格是多少?第六节亚当·斯密同其他经济学家在价值的源泉问题上的不一致。土地及其全部组成部分和产品的唯一源泉。分别表现于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中与土地上的价值相关的现象。第七节分配规律。它的普遍适用性。第八节全部的价值都只是大自然给人们获得其渴望的东西的障碍的尺度。第九节所有的事物都要趋向于对人的有用性。事物有可能成为这样，人必须有能力掌握这一趋势。效用是人战胜自然的能力的尺度。而价值则是自然战胜人的能力的尺度。”(H.C. Care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1. Palala Press,2015：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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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资所表征的现存关系：工资固定论批判

在对巴师夏和凯里的理论做一般性评论后，马克思接下来要做的是详细评述《经济的和谐》的具体内容。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摘录和评述某部经济学著作时，很少将其全部内容做一番评论，而是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择要而行。即便是被他批判得最为严厉和翔实的《贫困的哲学》一书，马克思也是选择了分工和机器、垄断和竞争、所有权这几个经济范畴来论述，没有遍及蒲鲁东所谈论的全部经济范畴。这是因为：只有竞争和垄断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构成“正一反题”，分工和机器只能勉强算是，准确地说应该是分工和使用机器。其他诸如税收、对外贸易、信用、所有权、共产主义和人口等，根本无法从中找到一对“正一反题”，并且除了所有权之外，都是蒲鲁东虚构出来的理论，不值得做任何探讨。出于相似的理由，马克思在讨论巴师夏的著作时，也只是选取了“工资”（《经济的和谐》第14章）进行剖析，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展开相关评判。更为重要的是，巴师夏试图通过工资固定论来调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资矛盾，以化解经济危机。这样一来，“工资”章自然而然地成了马克思摘录和批判的核心。①马克思此时的哲学历史观仍偏重于阐释现实的社会关系，因而他通过揭示工资所表征的现存关系来批判巴师夏的工资固定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编译者的如下判断是不准确的：“手稿笔记本第4页上半页至此中断。下半页空着。可以设想，继1一3页和第4页上半页之后，即在对凯里和巴师夏的立场作一般评论的《前言》之后，马克思打算更详细地评述他所研究的巴师夏的这本书。可能是想谈这本书前13章的某些内容。不过这种打算没有实现。在笔记本的下一页上，马克思评论的已是第14章的基本论点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8.）事实上，正是通过对《经济的和谐》第14章的摘录、研读和分析，马克思才最终得出了该书不值得探讨的结论。我们可以找到两段马克思本人的话作为佐证，一处是“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这部分手稿的结尾处：“(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抛开巴师夏先生。)”(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18.）另一处就是笔者在前文注释中提到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对《经济的和谐》一书所做的简短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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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9 | PRINTED_PAGE=71

(一)工资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固定性的渴望

如前文所述，巴师夏是从人性论出发构建其经济和谐论的，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斯密，后者试图将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囊括到整个道德哲学体系中。在讨论工资这个范畴时，巴师夏仍然遵循“需要一满足”关系和交换平等原则，论述了工资的起源、性质和作用。在他看来，工资从根本上源于人们渴望固定性和规避风险的需要，后者是人的一种有利的、道德的、普遍的和不可被消灭的自然趋势。人们热衷于谋求公职，以获取一种可靠的地位而不是公职所授予的荣誉，就是人类珍视固定性的有力证明。当然，满足人们对固定性需要的首要产物是固定收入，而不是工资；工资只是固定收入的一种特殊性规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同利润和利息一样，工资的实质是人们遵循交换平等原则而制定的一种交易办法。正如巴师夏所说：“人类交易产生了众多的办法，需用大量的经济词汇加以表达，但是利润、利息、工资这些用来表达细微差别的词却并不改变事物的实质。产品换产品，或者不如说，服务换服务，在经济观点上，这始终是人类进化的基础。这条法则对于雇工们并不例外。”①从其起源和性质来看，工资都是有利于固定性的。“固定性也在取得很大的进步。两种持久的现象有利于固定性：（1）人渴望固定性，(2）人每天都在获得实现固定性的办法。”②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即缺乏经验和野蛮的时代，捕鱼、狩猎和畜牧是其中主要的生产方式；这决定着偶然性，特别是大自然的反复无常、季节变化和灾害意外所导致的劳动成果的偶然性，极大地制约着人类对固定性的需要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采取了“结社”的方式来共同承担风险。

此时的社团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始的、初级的形式。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结社行为就发生了变化。在两方共同承担风险和长期共同劳动的情况下，存在着评估风险的可能。于是，一方就给予另一方以约定的报偿，让后者来承担全部风险。这种“协议”必然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自由达成的，且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方因承担风险而获得独立经营权，另一方则得到了固定性；一方依靠“过往的劳动”即资本来获得报酬，另一方则依靠“现实的劳动”即劳动来获得报酬。这种分享收益的方式并不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而是两者的共存或联合。不论协议的条款发生怎样的变化，协议双方仍将联合努力、分享收益，因此，社团不是在解散而是在变更：资本一方将得到一切额外盈利作为承担一切风险的补偿，而劳动一方将从固定性中受益。这正是工资的起源，它是与过去的劳动报酬形式不同的。由于风险是不能自行消灭的，所以，一方以承包方式来承担风险，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如果由资本来承担（风险），劳动就以工资的名义领取固定的报酬。如果劳动愿意承担风险，资本就以利息的名义取得固定的报酬。”①这种承担风险的承包方式，就是雇佣劳动制度的雏形，后者产生于一种不能摧毁的自然趋势，是不同于过去的劳动形式的规定。雇佣劳动制度的出现，使固定收入分为资本报酬和劳动报酬两个部分；换言之，利润和工资是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②同①387.

①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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