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首先来看“导言”和笔记本Ⅱ中以生产一般为研究起点的“五篇结构”。

第一篇考察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包括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等在内的表现社会生产的一般抽象规定，即生产一般。社会生产本身是前提，作为社会生产结果的商品只是以载体形式来表现社会生产的各种规定，也就是说它并非被设定在这些规定上。申言之，交换本身最初也不涉及和决定整个生产，只是表现为处于交换价值世界之外的剩余物的交换。这些剩余物在发达的社会中同样会处于直接的现成的商品世界中。从现实的历史发展来看，虽然生产一般及其包含的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等范畴，或多或少地通用于一切社会形式，也就是作为一种片面的关系而存在，但是，它们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才逐步由资本的支配而发展起来，并作为现实的抽象而逐渐明显化。理论依附于现实，理论发展史同样依附于现实的历史发展。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和观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此时必然要对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等范畴做出阐释。简言之，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等范畴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同资产阶级社会结合在一起的。然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忽视了这些范畴的历史性，而是将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而非其他社会形式中）的具体表现永恒化，并应用到一切社会形式中。“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②因而，从总体上把握资产阶级社会和批判政治经济学，要从重新考察这些范畴开始。③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9.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③正如马克思之后所说：“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这既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又是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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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讨论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它们涵盖了资产阶级社会三大阶级资本家、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在私有财产上的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虽然被交换的剩余物处于直接的现成的商品世界中，但商品世界能够超越自身而显现出表现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此时，应当讨论凝结在商品上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由它们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换句话说，考察生产一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新变化。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最主要的范畴便是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在考察这些范畴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同时，还要探讨竖立其上的新的城乡结构和三大社会“生产”阶级、这些范畴在上述载体上进行的交换和流通、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私人的）信用事业等。

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因而在讨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之后，就要考察它的法律结构和政治结构，即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一方面，要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形成的国家新形式；另一方面，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的国家对内行为（赋税及由其导致产生的“非生产”阶级、国债、人口）和对外行为(殖民、向国外移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扩张和人口向世界范围内迁移，生产的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入和输出、汇率等都出现了新的形式和特点。以上对生产的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考察，分别构成了马克思写作计划的第三篇和第四篇。

最后一篇是考察世界市场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使资产阶级社会超出了国家的界限，从而导致世界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它不仅使商品交换扩大到最大范围，使人们的交往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而且形成了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不仅没有得到根治，反而普遍地展开了，导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且表现出新的形式和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被设定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整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指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态。”①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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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导言”、制订“五篇结构”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②，因而它必须要放在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之前讨论。马克思发现，资本不仅能够占有他人劳动而增殖，支配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其他经济关系(如土地所有权)，而且还能够无限自我增殖，逐步发展为资本之间的竞争、积累和信用，形成股份资本等。这样看来，以生产一般为研究起点不如研究资本更为直接，况且讨论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等生产一般的具体范畴的内容，完全可以归入资本发生史之中。于是，“五篇结构”逐步演化为“六册计划”，即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其“初稿”最早出现在笔记本ⅡI中③。

对比“五篇结构”和“六册计划雏形”，可以发现马克思探讨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大的变化，他只是丰富了资本向多种资本发展过程的内容。不久，在充分借鉴了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构后，马克思按照“一般性”（Allgemeinheit)、“特殊性”（Besonderheit）和“个别性”（Einzelnheit)的顺序，将“六册计划初稿”中关于资本的六个部分（“资本六篇结构”）调整为三个部分（“资本三篇结构”）。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1.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32.

③一、资本。I.(1)资本的一般概念。(2)资本的特殊性：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作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具。）(3)资本作为货币。I.（1）资本的量。积累。(2)用自身计量的资本。利润。利息。资本的价值：即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的资本。(3)诸资本的流通。(α）资本和资本交换。资本和收入相交换。资本和价格。(β)诸资本的竞争。(γ)诸资本的积聚。III.资本作为信用。IV.资本作为股份资本。V.资本作为货币市场。VI.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家。

二、土地所有权。

三、雇佣劳动。以资本、土地所有权和雇佣劳动为前提，价格运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作为在流通的内在整体性上被规定的流通而存在。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上和流通的各种前提上的“生产”阶级而存在。

四、国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国家对外：殖民地；对外贸易；汇率；货币作为国际铸币。

五、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

六、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成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

同①220-221.

马克思在这里并未将对外贸易单独作为一章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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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来看，“资本三篇结构”不仅比“资本六篇结构”逻辑性更强，而且变更了之前定位不准确的地方，诸如：产品、原料和工具被划入资本的一般性（一般概念）中；利润、利息从资本特殊性中剔除，归入资本的一般性；资本作为货币被准确表述为资本的一般性中的“资本的个别性”；等等。虽然马克思对写作结构有了更为逻辑化和清晰化的认识，但他实际上需要探索的内容并没有减少。事实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只是完成了资本一般性的写作。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一般性自身又蕴含着一般性、特殊化和个别性。为了避免概念上使用的混乱，马克思在写作完七个笔记本后开始用“资本一般”代替资本一般性，并在笔记本M中写下了新的提纲（第一稿），从价值到货币再到资本一般展开论述。②

至此，马克思暂时停止了写作计划的思考，开始按照上述提纲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初稿。这些初稿和笔记本M、笔记本I-VII共同构成了“1857—1858年手稿”的全部内容。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于1859年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新模式及其成果公开问世，也正式宣告其“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全部终结。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资本I.一般性：（1)（a)由货币生成资本。(b）资本和劳动（以他人的劳动为中介)。(c)按照同劳动的关系而分解成的资本各要素(产品。原料。劳动工具)。(2)资本的特殊化：（a）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流通。（3）资本的个别性：资本和利润。资本和利息。资本作为价值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II.特殊性：（1）诸资本的积累。(2）诸资本的竞争。(3)诸资本的积聚(资本的量的差别同时就是质的差别，就是资本的大小和作用的尺度)。III.个别性：（1）资本作为信用。(2）资本作为股份资本。（3）资本作为货币市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234.]

②(I)价值(II)货币一般论述。从价值到货币的过渡：(1）货币作为尺度(2）货币作为交换手段，或简单流通(3)货币作为货币(4）作为货币承担者的贵金属(5)占有规律及其在简单流通中的表现（III）资本一般：从货币到资本的过渡（1）资本的生产过程(a)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b)绝对剩余价值(c)相对剩余价值(d)原始积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前提）(e)占有规律的转变(2)资本流通过程。[马克思.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第一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99-304.第二稿只是对第一稿中关于货币的内容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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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在放弃了从经济危机入手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旧有模式后，马克思立即拟定了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思路和哲学方法。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新建构首先应当对当时的整个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学，包括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和以蒲鲁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做总体的观照和把握，找出它们的一般体系及其哲学方法和哲学传统；然后再重新考察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直接对象的物质生产，探讨生产一般同其他表面领域的现实关系，并使之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或基点；最后阐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方法和分篇构想。

从“导言”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既直接批判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否定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及其同其他表面领域的内在联系的错误理解，又肯定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既借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找到的作为一般抽象规定的若干经济学范畴，如价值、货币和资本，又否定他们关于经济学范畴的错误理解。由此可见，对“导言”内容的解读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其中的思想细节，从而形成对马克思此时思想意图的准确把握。

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体系和哲学基础

不论是巴师夏和凯里，还是约翰·穆勒等，都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前提和批判对象，来展开各自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们既批判其自认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不合理之处，也继承这一学科对资产阶级社会所做的合理性解释。比如，巴师夏对斯密政治经济学体系出发点的改造，从“需要一满足”的关系出发阐释经济规律的自然和谐；凯里曾猛烈抨击将李嘉图理论庸俗化的纳索·西尼耳(NassauSenior)的“节欲论”，以维护前者的“正统”；约翰·穆勒也自评其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时代的发展，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对斯密政治经济学体系所做的进一步完善①。更为重要的是，约翰·穆勒始终没有脱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论方法和道德哲学传统，并且将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哲学基础。然而，一些传统的论断却只是抽离出马克思本人的部分论述，在缺乏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全面且系统了解的情况下一味地否定它，甚至将它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直接对立起来，完全无视这两者之间的思想延续性。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讨论“导言”的具体内容之前，有必要系统梳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体系和哲学基础，这既是一种思想史方面的澄清，也是同马克思思想的演进过程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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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劳动和需要为起点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

按照传统观点中关于斯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解释，它是由诸多理论构成的，比如分工理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工资理论、利润理论、地租理论、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等。这种解释的不足之处在于，用分支理论“肢解”了作为整体的斯密政治经济学，忽视了斯密的研究主题和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分支理论并不是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全部内容，而只是他在第一篇讨论的一国财富的形成、增长和分配过程，以及第二篇探讨的资本对一国财富增长的作用中的部分内容。总体而言，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是从劳动和需要出发探讨以财富增长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行过程。①在他看来，物质生产之于人类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具有前提和基础地位；换句话说，财富是劳动的创造物，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因此，斯密的具体论述以作为劳动生产力增长之原因的分工为起点。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亚当·斯密的著作的最大特点，使它和某些其他著作最不相同的特点，乃是它始终把原理和应用联系在一起。而其他著作虽然和它是不相上下或甚至还略胜一筹，但只不过是这一主题一般原理的说明……本书作者认为，一本在目的和概念上类似于亚当·斯密，而与现代更广泛的知识和进步观念相适应的书，是目前政治经济学所需要的贡献。《国富论》的很多部分已经过时，而且整个说来是不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已经脱离了襁褓期。而社会哲学（实际上这位著名的思想家从未使他所论述的特殊问题与社会哲学分开）虽然尚处于发展的最初时期，同亚当·斯密时代相比也已大为进步。”(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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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工开始，斯密详尽梳理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人们的某种需要即交换的倾向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的扩大使货币成为通用媒介→货币导致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的区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导致商品价格组成要素的变化→劳动生产物被分配为劳动者、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在上述过程中，斯密着重阐释了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法则、自然价格本身随其组成部分自然率的变动的原因。由此可见，斯密的论述符合他在第一篇的论证主题“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而所谓的分工理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等等，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的论证依据。

斯密进一步指出，随着分工的彻底实行，资财积蓄的绝对必要性愈发凸显，并且它要早于分工。换言之，资财积蓄是物质生产的前提，这就是它的性质所在。一方面，资财积蓄的丰裕程度决定着分工的细密程度，后者又直接影响着同等数量工人所能加工材料的数量和新机器发明的实际运用；另一方面，行业分工愈细密，其所需工人数量愈多，必须预储的材料和工具愈多。社会各行业皆是如此，资财积蓄与分工的上述关系扩展到一个国家时也是如此。“在每一个国家里，不仅产业的数量随着举办产业的资财的增加而增加，而且，由于资财增加的结果，同量产业所能生产的产品亦会大增。”②这就是资财积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具体到资产阶级社会，个人的资财和整个社会的总资财(全部个人资财的总和）可被分为留供消费的部分和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而资本又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斯密特别指出，在资财的各种门类中，货币的作用又是极为特殊的，它作为社会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却对社会收入起着与固定资本相似的影响：一是制造和维持货币所耗费的材料与劳动，不能用于消费和增加人们的生活资料；二是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而非社会收入的一部分。同样，从资本的用途来说，也应该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来分别考察。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个人，或是将资本留为自己使用不断积累下来，或是将其贷给他人使用取得利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为目的的资本，在等量条件下会随着用途的不同而推动不同的生产性劳动量。大体而言，整个社会的资本有四种用途：农业家、矿业家和渔业家用来获取社会所必须消费和使用的原生产物；制造业者用来加工原生产物以适应社会眼前的消费和使用；批发商用来将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处运到缺乏处；零售商用来分散少量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以满足需要者的临时需要。“这四种投资方法，有相互密切关系，少了一种，其他不能独存，即使独存，亦不能发展。为全社会的福利计，亦是缺一不可。”①

C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3.)

② 同①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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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密看来，资本的上述用途是有着先后顺序的，它们从社会大的分工来说分别对应着农业、工业和贸易。这就是说，按照资本发展的自然趋势，应当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对外贸易，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然而，这个顺序在当时欧洲各国却极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各国出现了一种“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国外贸易引起精制造业或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的发展，这两者又共同推动农业大改良。这导致一些欧洲国家采取的政策，或是鼓励农村的产业，即农业；或是鼓励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这些政策的实施，可能最初起因于维护特殊阶级的利益；虽然它们在被制定时不曾考虑这些政策对社会全体成员福利的影响，但实际上引起了两个极不相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即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这两种理论都是错误的，前者将农业视作“唯一”的生产部门，否认其他部门的生产；后者则把金属货币看作财富，从而将贸易顺差视为国家致富的源泉。只有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资本积累，才能从根本上使国家致富。由此可见，斯密是以理论史批判的方式来进一步论证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正确性的。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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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考察和对重农主义、重商主义的批判，斯密还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任何违反资本发展自然趋势的政策和理论，只能阻碍社会的发展。①他由此推论到，应取消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包括君主监督和指导私人产业的义务在内，听由经济的完全自由发展。这样一来，国家或君主的义务就只剩下保护国家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维护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上述义务的适当履行，必须由一定的收入来保障。斯密由此提出，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即赋税，以及其中应有由全体社会成员承担的部分和某些特殊阶级或成员承担的部分；考察赋税的各种征收方式及它们各自的利弊；分析近代欧洲各国将赋税的一部分用以举债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真实财富，即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斯密围绕阐述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理论、政策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看到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意义，即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并从需要和劳动这两个物质生产中的基本范畴出发，以工场手工业劳动为经验事实，将一般劳动规定为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本质②，逐步阐释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过程。同样，他所论述的价值、货币、资本等范畴，也是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也就是说，斯密所描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以经验描述的方式给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行的合理性论证。上述哲学上的经验论方法，使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了解释现实世界的部分合理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时肯定了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抽象到具体和实在的体系构建方式；虽然他最初介入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曾猛烈批判斯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内在矛盾，诸如将私有财产当作不言自明的事实①，从分工到交换再到分工的循环论证②，没有说明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原因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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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这样看来，任何一种学说，如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分资本拉入这种产业，或要限制特定产业…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53.)

②“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个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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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验论方法外，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还有着鲜明的道德哲学色彩。按照当时苏格兰社会中关于学科的划分，以及在斯密的整个学术思想体系中，神学、伦理、法学和政治学共同构成了“道德哲学”这一学科④，政治经济学只是政治学的一部分。斯密最初的设想是通过研究整个道德哲学，即从最高层面探讨社会全体成员为更好地生活所形成的且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来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以及他们生活的最终目的、过程和形态。秉承霍布斯利己主义人性论和孟德斯鸠“私利即公益”理论，斯密把私人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包括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等在内的一切社会行为的出发点，并用“自爱”(Self-Love)来定义这种基于私人利益的利己主义。“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主要关心自己。”⑤在“自爱”的引导下，个人出于迷恋发明、改良和革新的本能，出于实现和维护其社会地位的需要，而沉湎于对财富的追求。与此同时，“道德情操”（moralsentiments)，即可以判断克制私人利益的能力，又使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特别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使个人为了建立一个有必要的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更为重要的是，普遍利益即私人利益的总体，是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人们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会在“看不见的手”①的指引下促进社会繁荣。斯密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以上述论述为前提的。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5.）

②“十分有趣的是斯密做的循环论证。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就以分工、以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MEGA2，IV/2，1981：336.)

③“关于分工的本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说，关于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国民经济学家们讲得极不明确并且自相矛盾。……断言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不外是断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这个论断而我们则愿意替他证明。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它们时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中说出了他的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同①237-241.)

④事实上，马克思很早已经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法、道德和政治批判之间的关系，并“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同①111)。

⑤斯密.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全集：第1卷.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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