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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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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对经验事实的抽象和对私人利益的追求,意味着斯密以孤立的个人为起点来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及其关系,考察单独的个体展开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在他看来,社会是由单个人组成的共同体,所谓社会关系则只是单个人之间的某种或某些联系。斯密之后的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甚至新古典经济学皆是如此。②

事实上,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起,经验论方法和道德哲学传统就贯穿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从可感知的经验事实和经验材料出发,配第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是抽象的理论分析,而是对经验材料的考察;不是单纯的思维活动,而是诉诸感性的论证;不是考察以个人变化无常的主观意愿(如意图、见解、爱好和情绪等)为根据的原因,而是探究以看得见的经验事实为根据的原因。③不仅如此,配第还以自然法即自然的(天然的)道德法则为准则和研究内容。“我们应该很好地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就是高明的医生并不乱给病人用药;相反,他们都密切注意并遵循自然的运动,而不用他们自己的猛烈药方来反抗自然的运动。同样,在政治问题及经济问题上,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因为,人虽能一时强胜自然,但自然仍将恢复其威力。”①这就是说,道德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天然存在性,决定政治经济学研究根本无法违背它;只有诉诸人们的感性观察并对经验材料加以加工,才能获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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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②“个人主义’的观点是:必须从个人出发来理解社会。你必须首先理解个人的属性;然后你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而后才能理解作为这些行为的结果的社会。这个观点不仅是斯密和李嘉图的核心,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说来是如此,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也是如此。”魏小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同古典经济学的四个决裂德国柏林工业与经济学院海里希教授访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7).]

③“我进行这项工作所使用的方法,在目前还不是常见的。因为和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只进行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某些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根据的原因,则留待别人去研究。在这里敢坦白地说,老实说,以这些因素(容易变动的思想等等)为依据(即使这些因素可以叫作依据)的原因是不能谈得透彻的。”(威廉·配第。政治算术。陈冬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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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自然形式的分配规律

按照李嘉图的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一种自然的形式,如土地产品就是将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在地面上所取得的。这样一来,以土地产品为中心的社会产品分配方式,即分配给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像斯密那样对上述自然过程做历史的说明。然而,土壤的肥沃程度、资本积累情况、人口状况、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应用程度、农业工具的改进程度等,在不同社会阶段中是极不相同的,这决定了全部土地产品分配给各个阶级的比例极为不同。因此,确立作为生产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的分配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此时,李嘉图不需要像斯密那样,论述从分工到货币产生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而是直接以价值为出发点,对斯密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分析批判,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正如他本人所说:“这门科学(政治经济学)虽然已经由于杜阁、斯图亚特、斯密、萨伊、西斯蒙第等人的著作而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但这些著作对于地租、利润和工资的自然过程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资料…亚当·斯密以及我所提到的许多名家由于对地租的原理没有正确的观点,所以忽视了许多唯有在彻底理解地租问题之后才能发现的重要真理。”②

从内容结构来看,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叙述形式是缺乏逻辑性的,这与他本人的写作方式直接相关。他是在把自己的想法全部表达完成之后,才开始逻辑编排和章节划分的工作。比如,李嘉图认为要简化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问题必须撇开地租问题,因而,与斯密不同,他在讨论价值之后就马上考察地租,然后再谈及工资和利润。同样,他在探讨赋税时也是如此,先讨论农产品税,再依次考察地租税、什一税、土地税、黄金税、房屋税、利润税、工资税、农产品税以外的其他商品税和济贫税等。最后,讨论资本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及其导致的工商业途径的突然变化;再加上由评论斯密和其他作家各种理论,如价值与财富的特性、资本积累对利润和利息的影响、需求和供给对价格的影响等,所组成的“附录”,或一系列彼此没有直接关联的评论补篇。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 威廉·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 货币略论.陈冬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57-58.

②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括号内文字系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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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内容编排方面的明显缺点经常被人们所诟病,但这并不妨碍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从托马斯·昆西(ThomasQuincey)到马克思,众多思想家和评论家都曾提出按逻辑顺序把《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的各章重新加以编排的方法。①与斯密围绕阐述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不同,李嘉图是以原理的形式展开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关于两者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部分对比参见表2-1);相应地,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主要是由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地租、工资和利润)、货币数量理论等若干理论构成的,包括对外贸易和赋税等在内的其余部分只是上述理论原则的解释、应用和补充。其中的精华或核心部分是价值理论和地租理论。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马克思认为,研究方法上的缺陷直接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具有非常奇特的和必然谬误的结果。在全书第3版的32章内容中,第1-6章和27章是基础理论的部分,分别对应着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地租、工资和利润)、货币数量理论,其余的部分仅仅是这些理论原则的解释、应用和补充。其中,涉及赋税问题的14章(第8-18、22、23和29章)、涉及对外贸易的2章(第7和25章)是理论的应用部分;第20章是第1章即价值理论的补充,第24、28和32章是地租理论(第2和3章)的补充:第19和30章是第4章的附录,第31章是第5和6章的附录,第21、26章是第2-6章的附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4-185.]

②“李嘉图的全部著作已经包括在它头两章里了。在这两章中,把发展了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因而也把被阐明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同它们的原则即价值规定对质,查清它们同这个原则直接适合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查清它们给商品的价值关系造成的表面偏差究竟是什么情况。李嘉图著作的这两章包含着他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包含着同亚·斯密的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的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同时得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因此,这头两章给人以高度的理论享受,因为它们简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连篇累牍、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观念,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同①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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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同斯密关于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前提下,李嘉图做了如下批判与“改进”:(1)稀少性和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是具有效用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源泉;换句话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时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非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2)不同的劳动的性质及付给它们的报酬,影响着商品绝对价值的变动,而不影响着其相对价值的变动;(3)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其生产的“活劳动”,而且还有生产资料上的物化劳动;(4)投放在商品生产上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变动,商品上市时间的不同,导致劳动价值的涨落和工资的涨落,影响着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5)商品价格的变动,既来自商品价值的变动,也来自作为其媒介的货币价值的变动。综合以上几点,我们不难发现,李嘉图将商品的价值和它的自然价格即生产价格混同了起来,他因而自然会将自然价格变动的原因理解为价值变动的原因。①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就是:在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时间不是居于中等条件的情况下,工资的变动就会引起利润的相反变动,进而引起生产价格的变动。李嘉图据此认为,只要维持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时间居于中等,就能够维持自然价格不变。也就是说,存在价值分配为工资和利润的比例变动而自然价格不变的价值尺度。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由于这种媒介生产所需的固定资本的比例,和其价值变动需加确定的其他商品不同,所以它的价值会由于工资的涨落而发生相对的变动。此外,它所用的固定资本的耐久性和与之相比较的商品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如不相等,或是将它运上市场所必需的时间和其变动需加确定的商品相比时如有长有短,它也会由于同一原因而发生变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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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嘉图看来,确定不变的价值尺度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分配问题。在探究资产阶级社会分配规律的过程中,他首先注意到了地租的特殊性,直接指明了斯密同时将地租作为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和决定因素所导致的前后矛盾。李嘉图指出,地租和土地租金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付给地主以获得对土地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的使用,后者则包括地租和投在土地上的部分资本,如建筑物的利息或利润以及折旧费用。土地的肥沃程度是不同的,其耕种顺序是从优等到劣等,从而导致人们在投入一定等量的资本和劳动后得到产品和扣除它们之后的剩余都不同。于是,地租或级差地租就产生了,它是由耕种最劣等土地的生产条件决定的。除了等量资本投在不同土地上的利润差额之外,还存在等量资本投在同一土地上的利润差额。质言之,规定土地产品价格高低的是用最大量劳动生产出来的土地产品,而地租决不会也不可能成为土地产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不论是耕种劣等土地,还是在同一土地上追加投资而导致生产率降低,土地产品价值或价格上涨,级差地租增加。由此可见,地租不是价格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也不是价值的构成因素,应当废除旨在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

这样看来,土地的占有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地租本身并不涉及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而造成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李嘉图由此得出结论:商品的价值要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其中,工资是对劳动的报酬,它是由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利润则是商品的价值中支付工资以后的剩余额。工资和利润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是此大彼小、互相对立的关系,由货币价值变动而引起工资上涨的情况除外。如果工资上涨是由劳动者的报酬提升或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困难增加而引起的,就会引起利润的降低。“当我们判断地租、利润和工资的涨落时,所根据的是某一农场的全部土地产品在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情况,而不是这种产品按公认为可变的媒介计算的价值。”①应当根据任一阶级获得的产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他们所获得的绝对产品量,来正确判断地租率、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变动。在总产品增加的情况,如果地租、工资和利润增加的倍数一致,那么任何一项都不会有相对的变动;相反,如果工资和地租都没有照数增加,剩下的增量全部归于利润,那么此时工资和地租都已降低而利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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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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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虽然以资产阶级社会的分配规律为研究主题,但他的分配理论是以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并且他也没有孤立地考察分配问题,而是将它同实际的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这决定着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上没有摆脱经验论的影响,他以可感的经验事实和经验材料为立论依据,从中找到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所谓的经济“法则”或规律。此外,李嘉图仍旧坚持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哲学立场,强调从私人利益出发实现普遍利益,揭示个人如何在相互联系中实现自我利益并满足他人利益,实现社会的繁荣。比如说,人们都可以自由支配其资本去寻找一种获利最大的方式,所有资本使用者都愿意放弃利润较少的行业去追求有较高利润的行业。这种愿望极强地促使利润平均化。李嘉图在此用社会资本的运行证实了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合理性,从某种程度上跳出了斯密的经验主义描述框架,具有了更为严谨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①

(三)决定生产和分配的法则及其应用

基于对斯密和李嘉图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整合,约翰·穆勒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不可否认,在约翰·穆勒之前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都赞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而约翰·穆勒则首次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予以明确论证。不同于当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普遍认可的定义,即“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传授或自称为传授国家致富之道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调节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法则”,约翰·穆勒指明“政治经济学要找出一些社会现象的规律,这些现象是人们为了生产财富而联合活动产生的,而且不因为对其他对象的追求而受到修正”①。要言之,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议题。人类各民族之间在上述两个方面必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而,找出导致这些差异的因素并揭示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法则,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在这一方面,卢森贝的如下评论无疑是中肯的:“把李嘉图当作隐在遥远的云端里的抽象的思想家,是没有根据的。不应该把抽象方法跟狭窄的学院主义,跟逃避轰动当代的现实问题混为一谈。李嘉图的方法恰正是为当前的时代服务的;他用自己的抽象法,最正确地,即最科学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李嘉图的可能范围以内)解决了当时轰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问题。”(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1卷.李侠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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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穆勒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法则是不同的,前者是自然法则,具体为经济法则;后者是人为法则,具体为社会法则。作为从物质世界索取人类生存和享受的手段,财富的生产要在一些必要的条件(诸如物质的性质及其对它们的了解程度)下才能完成,它从根本上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上述必要条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是自然科学或日常经验能够解释的。在默认财富生产的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政治经济学将这些事实同关于人类本性的真理结合起来,尝试探索出一些决定财富的生产、用以解释今昔的贫富差异和预言财富增加的程度的次要的或派生的规律。与财富的生产不同,财富的分配取决于社会的法令或习惯,因为个人必须在取得关于财富所有的“共识”的基础上才能保有自己的财富,这些“共识”的固定化就是社会制度。出于人类主观意志制定的财富分配法则不具有随意性,它需要结合人类本性的各种基本法则,并根据人们当时的知识、经验、社会制度、智力和道德修养状况予以调整,故而具有同自然法则相似的真理性。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研究财富分配问题,即根据当时的社会法则造成的财富分配结果时,就要审视这个结果是否符合社会正义;如果不是,就要根据社会状况的变化对财富的分配法则予以调整。由此可见,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立场。

在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和目的之后,约翰·穆勒从生产、分配、交换这三个领域对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了阐释,形成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静态理论”;然后,他分别考察了社会进步和政府各自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形成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动态理论”;最终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讲的“原理和方法论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具体如下表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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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海派经济学,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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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核心是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他首先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样板”,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劳动、资本和自然这三种,分别论述了它们的定义及种类。这些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程度,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变化很大,这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劳动干劲的大小、技能和知识的高低、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相互信任程度、安全感的高低、劳动联合和分工的程度、生产规模的大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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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生产的必要条件包括劳动、资本和自然要素,那么生产的增长必然取决于这些要素的性质。生产增长的规律和限度,肯定是生产要素规律的结果及其确定的限度。第一,劳动增长规律即人口增长规律表现为:人口的自然增长力原本是无限的,但饥饿、对贫困的畏惧、国家政策和社会习俗等抑制着这种无限增长,最终呈现为按几何比率均匀而迅速增长的趋势。第二,资本增长规律表现为:资本的增长取决于能够节约资金的数量和节约意向的强度,能增强人们享受储蓄可能性和社会生活安全感等的因素,都正当且合理地有助于增强积累的欲望;而道德和智力方面导致的目光短浅或对他人漠不关心,则造成积累欲望不够强烈。第三,土地与生产增长的关系为:土地数量及其生产力的有限性是对生产的真正限制;土地生产规律,即随着所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增加而劳动报酬递减的规律;生产技术方面任何可能的改进,如农业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新发明的不断涌现和交通工具的改进等,都会以某种方式抵消劳动报酬递减规律。考察生产增长规律的目的是运用它,在运用上述经济增长的规律方面,应注意不同情况对财富生产的限制而采取一些补救办法,诸如:生产在因欲望不足而受到限制时应改善政治制度、提高公众的知识水平、引进外国技术和输入外国资本;在财产平等的国家、在粮食进出口方面实行自由贸易和向外国移民等方面,也必须限制人口等。

人为法则与自然法则有着质的不同,探讨财富分配的法则应考察其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产生的原因。“人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控制不了其行为给他们本人或别人带来的后果。社会可以使财富的分配按它认为最好的规则进行,但是必须通过观察和推理,像寻求自然界或精神上的其他一切真理那样,明了这些法则的作用会产生什么实际结果。然后,我们进而考察分配土地和劳动产品的各种方式,这些方式或者是已在实践中采用,或者是在理论上可以设想的。”①在这些方式中间,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制度。按照约翰·穆勒的理解,现实中以空想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公有制,存在着无法解决人们的劳动态度、导致人口无节制增长、难以确定劳动分配原则而造就新的不公正等难以克服的问题,最终只能停留在观念层面。相较而言,现存的私有制虽然带来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反比等后果,但这些后果和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它们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违背了私有制应当遵循的原则,即不是作为公正分配或劳动所得的结果的财产分配,而是作为征服和暴力行为的结果的财产分配。真正的私有制意味着可按契约自由取得财产,只有对现有的私有制进行改良才能实现分配的正义。这些改良措施包括:以密切劳资之间的利益关系取代劳动雇佣制度;实施土地税使地租社会化;限制遗产继承权来缩小贫富分化程度;采取法律手段干预人口增长;实施租地分配制度来补贴工资;用教育而不是贫困干预措施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习惯等。值得注意的是,约翰·穆勒所谓的以真正的私有制为原则的分配正义,不是以消除贫富差距来实现财富的完全均等①,而是对贫富差距极度扩大的适度调整,其实质仍旧是维护资产阶级社会的私有制。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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