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尽管约翰·穆勒根据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将政治经济学变得更为系统化，但他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仍旧没有摆脱经验论方法和道德哲学(科学）传统的影响。在他看来，道德科学是以精神法则为准则的，它以人为研究对象并在“几种性质决然不同的假设之下”讨论它。政治经济学作为道德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就取决于人性法则而言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②这类人性法则关涉生活中的个人产生的思想和情感，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为了某个或若干共同目的而结成的人类整体或共同体中的一分子。以人性法则作为研究法则，决定着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论“路线”。不论约翰·穆勒对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做了怎样的抽象，都无碍于其研究是建立在经验论的感觉论基础之上的，他的经验论研究路向与其功利主义立场也是相一致的。

二、现实的个人及其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

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体系和哲学基础，马克思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他本身不否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以物质生产为研究对象及其经验论方法，但反对他们抽象地而不是现实地考察物质生产及其和其他领域的关系。以物质生产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着可以像约翰·穆勒那样，直接考察作为抽象范畴的物质生产本身，揭示这一范畴所遵循的内在法则；也不意味着可以像斯密和李嘉图那样，从作为抽象范畴的物质生产的结果入手，逐步展开物质生产过程本身。这两类做法的共同实质和谬误在于，抽象地谈论物质生产及其结果，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视为生产过程的恒定形式，忽视了物质生产本身是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的历史活动，以及作为这一历史活动主体的现实的个人及其作用。因而，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应当从阐释现实的个人及其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入手。一旦描述了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过程，揭示出其背后的个人之间的现实关系，特别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前者对后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榨取，所谓以“道德情操”克服个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私人利益的实现对普遍利益的促进作用，人性法则和分配正义等道德哲学传统等，就会不攻自破。要言之，现实的关系对道德假设的“冲击”，决定着马克思不去理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哲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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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财富的完全均等，对于人们积极增加财富的努力来说是不利的。一般而言，如果人们拥有的东西和其邻人的一样多，或自认为和其邻人一样多，则人们就往往不会努力来获取更多的东西，不论是就财富来说，还是就才能、知识和美德来说，情况莫不如此。但是，社会并不因此而就需要一些大富豪来让穷人妒忌和羡慕。靠劳动获得的财产同样可以达到上述目的，而且可以更好地达到上述目的。”(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胡企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77.）

②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海派经济学，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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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孤立的个人到现实的个人

早在自己新的哲学和历史观形成的时期，马克思就已经把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视作社会和历史的前提，探究现实的个人扬弃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制约的方式①。到了《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批判蒲鲁东将普遍理性作为社会前提和历史出发点的方式，强调只有把现实的个人“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②，才能找到历史真正的出发点。秉承上述思路，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社会关系进行着的物质生产；相应地，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现实的个人，自然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不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按照经验论方法以孤立的个人作为对象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如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猎人”和“渔夫”，还是卢梭在道德哲学的自然法基础上构造的相互间具有契约关系的天生独立主体，都属于脱离历史和现实的虚构。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不论“世界历史”形成前后的两个时代里，还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实际进程中，现实的个人的作用实际上是缺席的，历史的进程并未围绕这个前提来进行。这种状况的产生，与个人受共同体的制约直接相关。只有把个人自主活动真正贯穿于“生产一交往形式”的结构中，才能真正解决现代共同体对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制约，使社会的发展真正成为个人自由、自主和自觉活动的显现和提升，从而使其真正成为“有个性的个人”。

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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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以某个孤立的猎人为例，来分析作为分工原因的交换的产生过程，以此为基础来考察社会经济现象，进而引出其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全部理论问题。具体而言，个人就其本性来说是相互需要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相互帮忙，后者在社会中的表现就是交换。“例如，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有个善于制造弓弩的人，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弩与他人交换家禽或兽肉。结果，他发觉，与其亲自到野外捕猎，倒不如与猎人交换……这样一来，人人都一定能够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的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拿来换得自己所需要的别人的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①人的本性是自然的，而它又决定了交换的产生，因而，交换及其导致的分工也是自然的现象。同样，李嘉图在考察商品相对价值的影响因素②(劳动使用的节约、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等）时，也是以猎人和渔夫为例的，他们在本质上属于孤立的个人。

为了使个人摆脱孤立的状态，卢梭尝试用社会契约的方式将个人联系了起来。他指出，个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尽管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此时，就需要以一种全体联合的形式即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来重新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而是以道德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们之间身体上的不平等；而且，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与智慧上不平等，但由于约定和根据权利，人人都成为平等。”③个人服从契约就是服从其意志，因而，个人在订立契约后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它。以个人意志为前提的社会契约，构成了个人的社会状态的基础。自然状态下的个人平等和服从个人意志这样的人性假象，就意味着个人仍然处于孤立的状态。这样的个人与斯密等人的渔夫和猎人没有实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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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331.

②“野物的价值不仅要由捕猎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而且也要由制备那些协助猎人进行捕猎工作的资本（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8.）

③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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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史的维度来看，孤立的个人是18世纪以鲁滨逊故事为代表的普遍人性预言的具体表现。这类故事决不是对人类过度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从而重新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而是单个的人在16世纪封建社会向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过渡过程中，竭力摆脱自然状态的诉求的表现。这样的个人不是像斯密、李嘉图和卢梭基于人性观念理解的那样，由自然造成的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即封建社会形式解体和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若进一步往前追溯历史，结论也是如此。孤立的个人根本不可能在社会关系之外进行物质生产，个人始终表现为非独立和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从最初的家庭到由其扩大而来的氏族，再到氏族之间融合和冲突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社会关系始终作为个人的内在规定而存在。只有到了18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才成为个人外在必然性的表现，成为实现其私人目的和利益的手段。在此似乎有一个矛盾和不合理的现象：产生孤立的个人这个观点的时代，却是迄今为止具有最发达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社会时期。“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①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上述不合理现象是可以被理解的。18世纪的人们正处于从圈地运动到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这里有大量凭借货币关系获取私人利益、试图成为独立个体的个人。只要个人尽量凭借货币的力量支配产品，他们就会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也就是说，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支配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18世纪的思想家一般都把从政治共同体向市民社会发展步骤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的近代人，表述为脱离历史和现实的生来享有自由、平等、财产和人身安全等权利的“自然人”。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不是从历史而是从自然中产生”的“错觉”是每个新时代都具有的特征。到了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被资本所统摄并完全被确立起来，个人完全内化于其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附属物和承担者，而不再是它的支配者。此时，作为19世纪经济学家的蒲鲁东再郑重其事地将18世纪的自然人性论引入到他所谓的社会经济学中，采用编排神话的方式将包含着从事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社会比作“普罗米修斯”，并以此来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必然是枯燥乏味的陈词滥调了。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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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和生产着个人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认为应首先探究这个生产方式本身，考察现实的个人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是如何被组织和运作的。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人，虽然理论上还享有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和人身安全权等，但是他实际上却成为由商品、货币和资本所产生的运动形态的承担者。与其将与现实毫无关联的“自然人”当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不如把规定着生产一般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形态作为起点。

(二)生产一般与生产特殊的关系

马克思理解的“生产一般”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内涵：（1）生产的一切时代具有一个共同规定或共同标志，即个人对自然的占有，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2）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即社会个人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进行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①上述理解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概念上的神秘化做法将生产一般解释为不存在或依附于现实的任何社会形式中的抽象范畴，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承认生产一般作为抽象范畴的属性，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仅将这一结论当作前提，且不断做同义反复式论证的做法。只要将生产一般的共同规定或共同点提炼并固定下来，就能使它真正成为一个合理的抽象，并以此为基础来在思维中重建现实。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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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于马克思而言，就是辩证地看待抽象且赋予以实证功能①：一方面，对物质生产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规定（生产一般）和它适用于特定社会阶段的规定(生产特殊)，做严格的区分和证明；另一方面，还要对生产特殊在理解现实方面的重要性，以及生产一般对生产特殊的作用，予以强调和论述。马克思指出，抽象有助于呈现物质生产的最广泛现象，却无法正确表现作为真正历史的物质生产的特殊方面。(早在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他就有过类似的看法②。)“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③。如果没有将抽象和表现物质生产的特殊方面联系起来，就会完全掩盖物质生产的各种具体形式之间的本质差别，使它从一个特定的和有差别的现象，转变为永恒的和同一性的过程。这就等于重复巴师夏和凯里等经济和谐论者的错误，他们就是通过掩盖上述本质差别来证明现存社会生产关系的永恒性与和谐性。例如，凯里把资本视为一种一般的和永存的自然关系，这种做法恰恰忽略了资本本身能够作为生产工具即过去的客体化劳动这一属性，也就是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和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

同样，我们也不能忽略生产一般之于生产特殊的作用。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物质生产在现实中总是表现为一个总体，即由诸如农业、畜牧业和制造业等特殊生产部门构成的总体。“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④政治经济学不是像工艺学那样只研究具体的生产部门，而是首先以这个总体为研究对象。当然，不论生产一般，还是生产特殊，都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形式和物质生产过程而孤立地存在。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定存在于特殊生产形式所处的一定社会形式中，特殊生产形式在这个社会形式中又以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定为前提。此外，生产一般中的“一般”本身就有一些普遍组成部分，这其中当然包括人类劳动和自然物质；没有这样的生产主体和生产对象，就没有物质生产本身。因此，对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总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证，是科学地描述物质生产的现实运动必不可少的环节。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这种做法意味着马克思修正了过去对“抽象”的理解，诸如德国观念论哲学对现实的代替的同义语，黑格尔把全部事物都转化为逻辑范畴的同义语。

②“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6.)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④ 同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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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二分法的批判

严格来说，生产一般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作为一切生产形式的共同标志或共同抽象，是有着现实基础的，且可被用以理解一定社会形式中的物质生产；后者则只是脱离了具体现实的纯粹思维上的抽象要素，根本不可能被用以理解任何一个特定社会形式中的具体生产。更为重要的是，19世纪的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探讨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及其规律的根本目的在于，承认现有的分配方式即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的合理性：“私有财产，作为一种制度，并非来源于对其有用性的任何考虑。这种考虑是私有制建立以后人们为其辩护所持的理由。”①由此，在简要概述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关系后，马克思按照其常用的理论手法，主要通过批判约翰·穆勒关于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的二分法，来展开具体的论证。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生产理论，通常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生产的基本要素，归纳起来有劳动、非生产性劳动和资本这三大类。由它们各自扩展而来的其他规定，例如，用于原料生产的劳动和用于工具制造的劳动、为生产性消费提供物品的劳动和为非生产性消费提供物品的劳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等，都只是浅薄的同义反复。二是促进生产的条件，比如斯密所说的社会进步状态、静止状态和退步状态。①若使斯密的这一论断具有科学性，必须超出促进生产的条件这个命题本身，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考察各民族不同发展时期的生产率程度，并结合关于竞争和积累的分析来谈论这个命题。按照一般的说法，当一个工业民族达到其历史高峰时，也就达到了其生产高峰，判断后者的标准在于这个民族以谋取利润而不是维护利润为主要任务。这些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共同构成促进生产的真正条件。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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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探究生产的基本要素和促进生产的条件，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论述生产的真正目的。他们借此强调的是生产与分配的二分或异质性。这些要素和条件的客观性，决定着生产应当遵循与历史无关的自然规律，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也随之成为永恒不变的事物和不可置疑的前提。相反，人们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分配。殊不知，除却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现实关系，分配或多或少要受到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制约和特定规律的支配。“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②况且，决定产品在社会不同阶级中分配的规则(律），必然是不同的。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仅靠得到的一定量食物来生存，征服者、官吏、土地所有者、僧侣和传教士，则凭借其各自的社会地位，分别靠贡赋、税收、地租、施舍和什一税来生活。这根本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残酷的剥削！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进步状态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75.）

早在创作《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就对斯密的上述论断做了条分缕析的批判，考察了工人在其中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谋求实现自我活动的可能性而不断斗争的状况。首先，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阶级遭受的痛苦显而易见是最大的，他们甚至因大量失业而完全丧失生活乃至生存的可能性。其次，在财富日益增长的社会中，整个工人阶级也摆脱不了超负荷劳动和过劳死的命运。在其对资本家的从属地位、资本积累、分工扩大、相互竞争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工人或是屈从于资本家的一切要求，沦为资本的奴隶；或是完全依赖于高度细化的片面劳动，在肉体和精神上彻底沦为机器；或是在愈发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的竞争中，部分沦为乞丐或身陷饿死之境地。最后，在社会静止即财富达到顶点的状态中，工资会缩减到仅能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人口已经饱和，超出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工人的贫困处境持续不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9-122.）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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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为决定分配的前提下，19世纪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堂而皇之”地搬出了所有权，赋予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以“神圣性”。他们将“所有权”和“司法、警察对它的保护”作为考察分配的两个要点。这显然是继承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章中的做法，其实质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上所表现出来的财产关系归结为某种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的结果，就是把所有权视为永恒观念。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对这两个要点做了简要的回应：

其一，将所有权（占有①）作为生产的一个条件，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式的描述，因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②。它没有对所有权的起源这一问题做任何实质性回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就将所有权的进一步形式如私有财产当作不言自明的事实和理论前提，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为可笑的。确切地说，所有权只是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不是其充分条件。把所有权视为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认为没有所有权就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及生产，是错误的观点。

其二，作为进行生产的一种保障，现代警察制度和强权一样，都是以某种特定形式存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谓“法治国家”中的强者的权利。现代警察制度只是一种法的关系，只是特定社会形式下的生产的暂时性产物，根本不是与所有权发生着偶然关系、纯粹反思联系的永恒事物。生产上的紊乱，尽管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初步形成和已经衰亡的状态下，程度和影响会有所不同，但仍为一种自然的现象。仅靠现代警察制度，而不是诉诸生产关系的变革，无从解决生产上的紊乱。由此可见，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当作生产的一般条件，诸如所有权和现代警察制度，不能被用以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形式。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在德语中，“占有”(Besit)、“领有”(Aneignung)、“所有”(Eigentum)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占有”是指只能使用而不能随意支配和转让某物；“领有”是具有对自己的物品的使用权和支配权，或是在对某物长期的、实际的、有效占有的基础上，将本不属于自身的这一物品据为己有，并具有对它的使用权和支配权；“所有”则是对某物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与排他权，即能够占有、使用和转让它。整个西方思想史中的所有权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在论证从“占有”到“领有”再到“所有”的实现过程。换句话说，所有权就是让人们对物的占有事实由自然状态转化为权利状态。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更多使用的是Aneignun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的译者将Besit和Aneignung都译为“占有”。出于使用中译本原文的需要，笔者还是沿用“占有”这个译法，特此说明。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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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产同其他表面独立领域的一般关系

除了以现实的个人为起点和正确理解生产一般之外，进一步分析生产还离不开考察它同其他表面独立的领域，如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借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形成了一个彼此结合的“正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抽象规定（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化规定(特殊），消费是个别性规定(个别)；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分配和交换是二重化的中间环节前者作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后者作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生产受一般的自然规律所决定，分配取决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即人为法则，交换的决定因素介于自然规律和人为法则之间，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则带有决定因素的性质，它既作为最终目标的结束行为，又反作用于起点重新引起这个过程。

具体而言，从主体的维度来看，个人先是通过生产来占有自然产品以满足自身需求；然后遵循一定的分配法则分取这些产品；再然后用分配给他的那部分产品，按照相应的交换方式，换取他人那部分的特殊产品；最后以消费的形式重新占有和享用这些产品。从客体的维度来看，产品依次表现为被生产制造出来的适合需要的对象，按照社会规律被分配的对象，按照个人需要被再次分配的对象，摆脱任何中间环节而直接满足个人需要的对象。在生产和消费中，上述主客体关系又表现为颠倒的形式。作为主体的个人在生产中被对象化，作为客体的产品又带有主体性。在分配和交换中，社会和个人分别以一般的规定性和偶然的规定性，来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

然而，上述三段论法揭示出来的只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一种肤浅联系，它本身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仅从这个三段论法出发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责备它粗暴地割裂了这种肤浅的联系，显然是不够充分的。这些责备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处于同一水平，甚至低于它。例如，责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重视生产而忽视分配的说法，恰恰与它出自相同的理论前提，即把生产和分配当作同等并列的独立领域。又如，责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考察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统一性的说法，只是在对概念做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水平都不如，后者毕竟是以现实的材料为依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做一种抽象的解释。马克思由此提出，超越黑格尔式三段论法的水平，重新考察生产同其他表面独立领域的一般关系，即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统一体的辩证运动，形成“生产总体辩证法”，为彻底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基础。此后，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交换过程、货币的流通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时，无一例外都运用了这种方法。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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