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一)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

应当承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家确实从客体的维度，认识到生产与消费之间直接的同一性：生产行为中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和重新分解，这本身就是消费生产资料的行为。用斯宾诺莎的术语可以表述为“规定即是否定”(determinatio estnegatio)，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物即有规定性的存在，其内部都包含否定它的要素。上述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命名为“生产的消费”。

不难发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从主体的维度来考察生产与消费之间直接的同一性。就个人而言，他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身能力的同时，也在生产行为中消费(使用和消耗）这种能力。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①。全面考察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同一性，不仅要从生产即消费的统一面出发，还要从消费的原有之义，即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出发。一方面，消费以中介运动的方式生产着生产，它使得产品真正成为产品，后者不再只是物化了的活动，而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与此同时，它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在观念或主观形式上提出生产的对象、动力和目的。另一方面，生产从三个方面中介和生产着消费：一是为消费提供材料和对象；二是从主体和客体形式上决定消费的方式；三是作为消费的动力，通过产品作用于消费者身上引起新的需要①，使消费脱离最初的自然粗野状态和直接状态。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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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同一性，或者说辩证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这种同一性以消费的生产即再生产和生产的消费的形式出现。在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前者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关于后者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应当看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对此做过区分。

(2)间接的同一性：两者在各自独立、外在于对方的前提下，互为中介、互相依存、互为表现手段，并形成一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生产为消费提供作为外在对象的产品，消费为生产提供作为内在对象和目的的需要。生产和消费在现实中不能脱离彼此，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共识，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反复论证过这一点。

（3）最后的同一性：两者因自我实现而创造出对方，且都把自己视为对方创造出来。生产由于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和动力，把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所以生产出消费。消费既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终结行为，即消耗掉产品的独立物体形式，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终结行为，即通过反复的需要将生产者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而来的素质上升为熟练技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经常用供给和需求、对象和需要、社会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来说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这个最后同一性。

马克思所总结出来的上述结论，明显带有黑格尔式的语言风格，任何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都很容易将生产和消费以上述方式等同起来。他本人也明确指出，不论格律恩和蒲鲁东这样的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还是萨伊和亨利希·施托尔希(HeinrichStorch)之类平庸的经济学家，都这样做过。①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还要花费篇幅做这样的论证呢?究其实，他意在通过对生产和消费之间同一性的描述，来揭示其背后的现实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和消费总是表现为一个主体或许多个人的同一活动过程中的两个要素。其中，生产作为整个活动过程的“实际起点”起着支配作用，并将消费纳入生产活动中；而生产活动本身又是“实现的起点”，它支配整个活动过程重新进行。在上述过程中，个人既生产出一个对象（产品），又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因而表现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这两种形态。然而，随着对象的真正完成，也就是产品一经完全对象化，个人对它的关系成为一种外在的关系。此时，再让产品回归个人，就只能取决于个人对其他个人的关系，而不是个人直接占有产品；直接占有产品也不再成为在社会生产中的个人的目的，后者只是通过生产保持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以获得维持其生存的产品。具体到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产品直接创造者的工人只能依靠资本家所提供的微薄工资来重新购买产品，以维持生存；而资本家则可以借对工人的统治地位直接占有产品。②这才是马克思强调生产和消费之间同一性的真正所指，也是他和前面提到的几类派别的根本不同之处。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对于对象的知觉创造出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艺术作品可以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会创造出有所需要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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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18.笔者在此做以下补充说明：

从整个国家来看，每年所生产的产品的全部价值都会在当年消费掉，所以，只存在总产品而不存在纯产品。这是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的重要论断。对此，施托尔希在《论国民收入的性质》(《政治经济学教程》第5卷)中直接批驳到，一个国家年产品的价值可被分为资本和利润两个部分，每一部分中都要留有购买国民所需产品的额度，以维持该国的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资金。这就是说，一个国家不会全部消费掉自己的产品，而是用于创造固定资本和生产资料等。蒲鲁东则是“另辟蹊径”，将萨伊的上述重要论断作为前提，推导出“只能用产品来购买产品”的结论，并以此作为所有权的不可能性(《什么是所有权》)、构成价值理论(《哲学的贫困》)、设立人民银行和实施无息信贷(《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和《无息信贷》）等一系列理论和现实举措的基本依据。格律恩在《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中摘抄了蒲鲁东论证所有权的不可能性的相关段落，并评论说是对所有权的全面分析。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26）和《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28-130)中，马克思就一一做出了反驳。

② 上述论断显然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用异化劳动解释工人无法买回自己创造出的产品的进一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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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统一体

在产品外在于生产者的现实过程中，分配借助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占有的产品份额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中间。那么，接下来要考察的问题就是：分配是不是处于生产之外的、和它并列的独立领域?它与生产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解释，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是以要素对应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生产要素，相应就有什么样的分配要素。马克思指出，生产要素在任意一本普通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都无一例外地被赋予收入源泉即分配形式的决定要素这个属性。因此，就其形式和对象而言，分配就是生产的产物；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参与分配的只能是生产的成果。比如，利息和利润既是以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为前提的分配方式，也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同样，工资一方面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另一方面表现为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即雇佣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一旦离开了雇佣劳动这个规定性，如在奴隶制度下，劳动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就不再表现为工资。最后，作为地产(而不是土地)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形式，地租是以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而不是土地一般）为前提的。把土地只放在生产上、把地租只放在分配上来谈，这完全是幻觉。正是自觉将分配形式视为一定社会形式中各个生产要素借以得到确定的最确切表现，李嘉图等一些看似只重视生产的经济学家，才会专门讲分配作为研究对象。

或许有人会说，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分配似乎是先于并决定生产的经济事实：它在单个的个人面前表现为决定其生产地位的社会规律，这个人可能一出生就因没有资本和土地而只能从事雇佣劳动。同样，整个社会在所有出现过的历史情况下，也表现为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一个民族不论通过征服、掠夺、奴役、革命和立法的形式，还是按照劳动创造一切的神圣信条，赋予地产以新的分配形式，都会使在土地上进行的生产有了新的性质。

这样看来，在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问题上，理论和现实似乎产生了矛盾。这也使得分配是否具有独立性变得复杂起来。一种最为直接和浅显的解释是，产品在进行分配时已经脱离了生产领域，因此，分配相对于生产而言是独立的。可是，在产品的分配之前，分配表现为生产工具的分配和个人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它内在于生产过程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只是它的结果。无视这种分配来考察生产，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空洞的抽象。在这个意义上，李嘉图将分配而不是生产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本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他的理论诉求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决定生产本身的这种分配和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在生产本身内部进行讨论。至于分配在特定意义上先于生产的问题，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①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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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实，考察分配的独立性，也就是它和生产的一般关系问题，就是回答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怎样起作用，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有怎样的关系。而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阐述。前文所列举的历史情境如征服和立法，都只能说明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分析说，一个征服民族可以将其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民族，如英国19世纪在爱尔兰的做法。或者，它只满足于征收贡赋，让被征服民族的旧生产方式继续存在，如古罗马人和土耳其人的做法。或者，在上述两种生产方式共同作用下，形成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如日耳曼人的部分做法。这些生产方式始终决定着新出现的分配形式，后者同时是一般历史生产和特定历史生产的产物，它只是在表面上表现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前提而已。同样，靠掠夺形成的分配，也由生产来决定。一方面，只有生产才能提供可被掠夺的东西；另一方面，从事掠夺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其掠夺方式。至于直接掠夺生产工具、使用奴隶所形成的分配，必须以容许使用奴隶劳动，或者建立一种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为前提。最后，可以确定诸如土地之类的生产资料属于特定家庭的法律，只有在大地产与社会生产相适应的时候(比如在英国)，才具有经济意义。否则，就会出现类似法国大革命后的情形，将大地产分割成为小块土地只存在于法律状态，财产仍旧集中于特权阶层手中。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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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受生产所支配，交换和流通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它从属于交换总体也不例外。“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①马克思认为，由于交换只是生产及其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的中介要素，消费和生产具有同一性，它本身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所以，交换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中。不论是交换本身，还是其客体形式和主体行为，都不能脱离生产的限度：（1）生产中的活动和能力的交换，从本质上组成生产；(2）产品的交换作为制造可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始终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3）主体之间的交换行为，不仅在组织形式上完全取决于生产，而且其本身也是生产活动。不仅如此，由于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换，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和结构，所以，直至交换的最后阶段，即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时，也由生产决定。

综上所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了一个生产的总体以及其中的各个环节和差别，而不是同一的东西。一方面，从整体来看，在整个统一体及其运动过程中，生产作为起点同时支配着自身和其他要素；作为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消费，都不是决定要素；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本身就在生产内。要言之，“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②。另一方面，每一个有机统一体中的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就其单方面形式而言，生产也取决于其他要素。举凡：市场即交换范围扩大，直接影响到生产规模和分工的扩大；随着分配发生变动，诸如资本集聚、城乡人口的不同分配，生产也就发生变动；不言而喻，消费的需要更是决定着生产；等等。

以上就是“生产总体辩证法”的内容。这种哲学方法在马克思分析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辩证运动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

作为现实的个人的活动，生产有着极为广泛的内涵。马克思意识到，考察生产一般、生产同消费等的关系，尚不足以全面理解生产。生产关系同其他关系的关系，诸如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生产关系和法的关系、生产关系和家庭关系等，都应纳入考察的范围。马克思在此列举了八个要点，具体如下所示：（1）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特征在军队中要比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更为显著；（2）观念史特别是文化史同现实史的关系，主观的、客观的和哲学的历史叙述方式；（3）包括国际关系等在内的生产关系派生物；(4）用唯物主义理解生产关系同其他关系的关系，以及对这种见解的种种责难的回击；(5）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辩证法；（6）物质生产发展同精神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7）生产关系同其他关系的关系表现为必然性；（8）从自然规定性出发来理解生产关系同其他关系的关系。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

②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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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要点中，马克思重点考察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并且注意到了艺术发展的不平衡性。秉承艺术是特殊生产形式的思路①，他强调艺术发展与社会一般发展是不成比例的或有矛盾的。即使在艺术自身领域内，不同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发达程度不相符合，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这样看来，艺术发展与社会一般发展的矛盾问题，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带有特殊性。只要将一定的艺术形式同它所处的社会形式，特别是社会物质条件结合起来考察，就不难理解上述矛盾问题了。以古希腊艺术和现代社会的关系为例。希腊神话是古希腊艺术的前提，前者同其他任何神话一样，都是借助想象来征服和支配自然，把自然的力量形象化，也就是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的“不自觉”表现。随着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自然的理性思考，并取得对自然力的实际支配，希腊神话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古希腊艺术因失去素材而无法再现。

结合社会物质条件来考察一定的艺术形式，固然能解释一般的精神生产的不平衡性问题。可它终究无法解释古希腊艺术和史诗何以仍然给人们带来相当高的精神享受，乃至在某些方面成为永恒的经典。如果我们将现代社会比喻为成人，将古代社会比喻为儿童，就能形象地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成人不能再变回儿童，否则就会显得稚气。尽管如此，儿童的天真确实能使成人愉悦，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成人更应该努力在更高层面上再现儿童般的真实。人类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也是如此，它固有的性格即纯粹性和真实性正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正常的儿童”，即人类童年时代的最完美时期，难道不应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恒的魅力吗?在马克思看来，古希腊人就是“正常的儿童”，其他古代民族大多是“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希腊艺术的魅力和它所处的不发达社会形式并不矛盾，相反，它是这个社会形式的结果。正是产生它且它只能在此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社会条件永不复返，古希腊艺术才成为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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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6.）“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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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马克思本人已经注意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和机械的决定论。一方面，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它创造出来的物质条件确实制约着精神生产的过程；另一方面，一些精神生产的高级产物如古希腊艺术，会随着制约它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消失而无法再现，这种无法再现与制约它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性质(永不复返）共同决定着它的性质（永恒性）。这两种生产活动更多地呈现出彼此制约的关系，平衡它们的关系绝非易事。

马克思虽然在“1857—1858年手稿”中没有过多提及如何平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消失，甚至成为马克思探讨未来社会新形式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时加以重点考察的问题。“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于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①，这段耳熟能详的话就是很好的例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建立在其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的协调发展上。事实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现都有赖于一定的时间。在整个人类活动的时间总量既定的前提下，物质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和精神生产所需的自由时间之间是此消彼长的：投入到一方的时间的缩短，潜在地包含着投入到另一方的时间的增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活动效率的提高，有可能会带动精神生产的发展。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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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自由时间中看到了平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能：“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①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的自由时间是靠工人的非自由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即超过维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产生的。本来可以用作平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关系的自由时间，却被一切不劳动阶级和资本家占有了。②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不仅创造了这些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决定了他们的发展范围。一方的自由发展的基础在于另一方的全部时间和发展空间被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一部分人的能力发展以完全限制另一部分人的能力发展为基础，这显然是一种对抗。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之前的一切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对抗的基础上。因此，让自由时间复归其真正创造者，结束上述对抗，是人类文明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

秉承上述思路，马克思最终在《资本论》中将工作日的缩短作为从“必然王国”转向“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在认识到对抗性的前提下，他重点论证物质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的相对文明的一面。同奴隶制和农奴制相比，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都有利于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从而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形成创造条件。资本主义生产能够使社会发展进入这样一个阶段：（1）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对抗性现象将被消灭；(2)一些新的关系的物质条件和萌芽将被创造出来，这些关系在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剩余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结合起来。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5.

②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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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剩余劳动生产率及其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决定了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只有在物质生产活动这个“必然王国”的基础上，精神生产活动和精神生活作为真正的“自由王国”才能得到发展。

四、从一般的抽象规定到具体实在的再现

对于重新建构一个新的科学体系而言，确立研究方法与明确研究对象同等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前者似乎更为重要。马克思此时所要做的不是零碎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若干著作和个别章节，也不是孤立地评论和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某些重大争论议题，而是系统地概括出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在联系中揭示所谓资产阶级生产、交换和分配规律的实质①，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表征的现实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具体实在。而在具体的表述中，则不可避免地使用抽象范畴。如何避免用思维把握的具体代替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正确把握经济范畴与具体现实的关系，成为马克思探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的核心议题，否则，哲学仍然停留在“天国”而无法回到“人间”。

(一)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

认真梳理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德国思想界和理论界情形，就会发现方法特别是哲学方法在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科学研究中已然“失语”，“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阐述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②。黑格尔辩证法完全被人们所遗忘，保留下来的只有完全抽象的思辨形式。官方黑格尔派只会搬弄黑格尔式语句，简单套用从“无”推出“一切”的逻辑过程，显得极为拙劣和可笑。取而代之，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死灰复燃”，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勃兴”，前者以克里斯蒂安·沃尔弗（ChristianWolff）为代表，后者的代表人物是费尔巴哈。这两种思潮的产生，是与1848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强大发展相适应的。其实，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18世纪旧唯物主义没有实质上的理论差别，它强于后者的地方只在于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同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倡导者一样，费尔巴哈的信众们也不停地在最简单范畴上纠缠不清。自诩为“引领”时代精神的“驾车者”尚且如此狭隘庸俗，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智”这匹拉车的“笨马”自然无法跨越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如前所述，从李嘉图到约翰·穆勒等，无一例外都是这些规律的辩护者和代言人。因而，在马克思的阐述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对他们的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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