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平心而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固然有其唯心的和抽象的一面，而另一面却是巨大的历史感。在黑格尔那里，思想演进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思辨哲学中到处渗透着具体实在的内容。他的最大不足是将真正的关系“头脚倒置”，但这并不妨碍他去证明历史中存在一种发展着的和内在联系的人，进而构建一种将各种现实材料按照历史的一定形式（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起来的宏大历史观。更难能可贵的是，仅仅从“纯粹思维”出发就能轻而易举地终结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表明黑格尔辩证法除了诡辩形式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具有真正合理的“内核”。正是由于黑格尔学派没有发现辩证方法这个“内核”，且无法将其从唯心主义的“外壳”中剥离出来，黑格尔辩证法才从未被真正批判过和彻底驳倒过。它被人们所遗忘的原因也在于此。强大的历史感和合理的辩证方法，使黑格尔辩证法成为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阐述其新唯物主义方法的直接理论批判前提，纵然“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干这件事”①。

在明确了研究方法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探究叙述方法，将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准确表达出来。这里便要涉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本人没有在“1857—1858年手稿”中直接地提出这一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回避它。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和将这个结论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往往不是一回事。两者的异质性可能导致它们以相反的甚至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研究方法大多是实证的或实在论的，而呈现给读者的叙述方式则很可能是思辨的或观念论的。人们关于这种认识的根深蒂固，以及它后来给马克思著作带来的严重误解和巨大争议，是马克思本人始料未及的。①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初期，他只是提出准备回应对研究方法的新唯物主义性质的责难，以及这种新唯物主义同实在论特别是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关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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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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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加工”政治经济学材料之后，为了澄清可能给读者造成的照搬黑格尔的误解，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的部分最终成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经问世，便授意恩格斯以书评的形式对其研究方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和联系，做了明确的说明。这些充分的准备工作依然无法阻止各种非难和误解的产生。于是，马克思在再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时专门谈到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

毫无疑问，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分属科学理论创作的不同阶段，彼此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分离。这两种方法的区别是形式上的，因为它们在形式上都统一于实际的科学认识过程。我们既不能否认它们之间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同一性，也决不能只看到统一而漠视形式上的差别。通常而言，研究方法的要素和过程如下：充分占有材料→分析研究对象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它们的内在联系。反映在“1857—1858年手稿”中，就是从各种经济现象推进到它们所表征的社会关系及其内在联系。作为适当叙述现实的运动，叙述方法反映出来的是材料的“现实运动”。当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的时候，理论就有可能面临被误解为“先验的结构”的危险。马克思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关系的“后知后觉”，最终使得“1857—1858年手稿”呈现出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交织即相互作用的景象。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这种争议随着《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正式问世凸显出来。以孚赫、杜林等人为代表的反对者，指责马克思的方法直接照搬黑格尔辩证法，只是“黑格尔式诡辩”。考夫曼为了回击这些非难，特意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了研究方法(实在论）和叙述方法(德国辩证法)的区分。马克思显然不会同意这两类观点。

②“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对其所做研究的新唯物主义性质及其完成的双重超越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灵主义的对立、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对立做了说明。鉴于此，他此后未再专门解释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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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种路径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形式上的联系，属于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关系的派生关系。后一种关系，从历史发展的总过程和个别过程来看，涉及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认识过程。与这种认识关系相适应，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形成了如下两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由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等17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以实在和具体为前提，以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为前提，考察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其中，配第从人口、土地、资本、产业等构成国力的要素入手，通过数字、重量、尺度等方面的分析和对比，得出英国可以运用合理政策提升国力而握有欧洲霸权的结论。顺此倒推，政策的合理发挥需要充足的财力保证，财力的保证则有赖于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的振兴。英国恰恰拥有充裕而方便的资本以经营整个商业世界的贸易，它担负征服世界市场的使命。同样，布阿吉尔贝尔立足于法国国情即人口、土地和货币的具体情况，在认清财富、货币和赋税性质的基础上①，从分析法国国民财富减少的原因出发，通过提供给国王大量现金并增加其经常收入的方式，同步提高国民收人。

马克思认为，这条路径是不充分的和错误的。“人口”这个概念看似具体和实在，实则为不确定的主体。除却作为其构成要素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同样，脱离了阶级划分的依据或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等等，阶级又成了一句空话。这些因素自身不仅以其他因素为前提，而且互相联系。例如，如果没有交换、分工、价值、货币、价格、雇佣劳动等等，资本就什么也不是。因此，以人口作为研究起点，首先将导致对整体的认识只能是一个混沌的表象这决定着这条路径是错误的。而后这种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至若干最简单的规定；最后将上述过程倒过来叙述回到人口，此时它就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主体一这决定着这条路径是不充分的，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马克思本人后来所说：“这些抽象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中还有一些历史价值，那时人们还在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货币本身只是流通手段，由于人们错误地将它同财富等同起来，它才成为“商业交易的专横暴君”和主宰人们幸福生活的神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和祸害。同样，赋税本来是体现和维护社会公平的制度，但在法国却成为君主的特权。法国应当改革税制，按照能力大小和收入多少来负担捐税，清除那些不合理的征收办法，使广大民众从捐税的盘剥中解脱出来。“恢复公正和理性的法律能够很快地重建社会的协调。”(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布阿吉尔贝尔选集.伍纯武，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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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李嘉图等18世纪的经济学家正是充分吸收了第一条路径的合理性部分，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形成了第二条路径：从实在与具体开始，经由层层分析后找出若干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诸如劳动、分工、价值和货币等，最后将上述抽象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当作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用以指导国家政策。马克思将这种方法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vomAbstraktenzumKonkretenaufzusteigen)，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dieabstrakten Bestimmungen zur Reproduktion des Konkreten im WegdesDenkens)。这种方法与黑格尔逻辑学方法极容易混同，比如，黑格尔认为综合的和系统的科学的第一条要求就是以一个普遍形式出现的对象为开端，从把握抽象的和简单的思维规定到把握具体的对象。所以，马克思接下来要以黑格尔辩证法作为批判的“靶子”，来阐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及其实质。

(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及其实质

实际上，马克思并不否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能够成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②关键是这种方法是以现实的个人还是以抽象的或孤立的个人为起点。

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抽象生成具体的方法有着质的不同：前者只是用思维来表达具体，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后者则是把具体理解为能够自我进行综合、深化和运动的思维的结果。以一个比较简单的经济范畴交换价值为例，它以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以及某种公社、家庭或国家为前提，且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和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关系而存在。相反，它作为一个范畴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即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哲学意识所说的“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而世界是这一行为的结果”这一命题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只有将“具体总体”（diekonkreteTotalität)理解为思维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凌驾于其上的能够思维且自我生成的概念的产物的时候，上述命题才是正确的。当整体作为思想整体在头脑中出现时，它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和不同于艺术、宗教、实践的方式来掌握外部世界。此时，只要这个头脑还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实在主体”(DasrealeSubjekt）就仍在头脑之外保持其独立性。因此，从理论方法方面来说，作为主体的社会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直观和表象之上。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66.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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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实，包含政治经济学在内的一切理论研究都是在处理思维与现实(存在)）、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关系之中。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叙事与历史叙事不是矛盾的，逻辑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排除了历史的具体形式和偶然性因素的历史叙事，“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①。不仅如此，一般的抽象规定所具有的历史性只有在现实的历史关系中才能显现出来。对于任何一个抽象范畴来说，其一般性都是经过比较分析后抽取出来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本身就包含各种成分和具体规定，其中一些属于一切历史阶段，而另一些则由部分阶段所共有。一旦离开了这些共同点，一切一般的抽象规定就是空洞的和毫无意义的。而且，构成一般性的抽象规定发展的正是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别。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一般的抽象规定的存在都是历史性的和暂时性的，以它们的发展为线索的逻辑叙事就是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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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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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正确把握经济范畴与具体现实的关系

明确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整体性方法之后，就要将其具体应用到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建构之中。马克思认为，这个方法的具体运用在于，批判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关于经济范畴的错误理解，即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推广到一切社会形式中，正确把握经济范畴与具体现实的关系。正如他本人所说：“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这既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又是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①事实上，早在批判蒲鲁东对经济范畴的错误理解②时，马克思就已明确指出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从简单范畴与具体范畴的优先性、经济范畴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或它在特定社会形式中的适用性、同一经济范畴在不同社会形式中的地位等方面，详细考察了经济范畴与具体现实的关系。

(一)简单范畴与具体范畴的优先性

按照黑格尔的理解，逻辑范畴从简单到具体的展开过程，始终与外部现实的发展程度相一致：逻辑范畴越是具体，越是接近外部现实，其发展程度越高。而在马克思这里，上述命题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方能成立，真实的情况要比黑格尔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首先，比较简单的范畴同比较具体的范畴相比，可以具有历史或自然上的优先存在性。作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现实关系的理论表现，比较简单的范畴的存在，表明一些较不发展的具体已经在上述关系中得以实现。与此同时，作为比较具体的范畴的现实基础，一些较多方面的现实联系或关系尚未产生，比较简单的范畴则被比较发展的具体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比如，在资本、银行和雇佣劳动等等形成之前，货币能够且在历史中确实存在过。从这个角度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①。这就是前述黑格尔的命题的限度。只有在此情况下，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进程才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0.

②蒲鲁东认为，普遍理性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作用，作为“集体的人”的“社会天才”通过普遍理性创造经济范畴的形式来不断进步；反过来说，经济范畴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展现，现实的生产关系只是经济范畴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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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些比较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并不具有独立的自然存在或历史存在。以黑格尔对法的讨论为例，他以占有作为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②，探讨了它同所有权的关系③，区分了占有财产的合理性（对外在事物的关系）和特殊性（对主观的目的、需要、才能、人性和外部情况等的把握)。马克思认为，这种将占有和所有权做简单范畴和具体范畴的划分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说，占有在家庭团体或主奴关系等具体关系之前，就已经存在；或者直接说，占有在历史中发展成为家庭团体，这是不对的。相反，存在着没有所有权而只有占有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这则是对的。同所有权相比，占有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则表现为一个发达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换句话说，占有在所有权产生前不是法的关系(比如，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它在所有权产生后又总是以后者为前提并发展成为一种法的关系。

最后，比较简单的范畴和比较具体的范畴的发展，可能会分别呈现出统一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和相反的方向。“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①在一些处于发展中的、尚不成熟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可能有比较具体的经济范畴，但未必会有比较简单的经济范畴。马克思举例说，在被西班牙征服以前，相对落后的秘鲁社会中就有发达的分工和协作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却没有任何货币。斯拉夫公社中的货币或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行为，只存在于不同公社之间的交往中，很少或根本不会在同一公社内部出现。货币虽然很早就已经在历史中全面地发挥着作用，但它的作用仅仅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才会凸显出来，且只是处于支配地位。在最文明的古罗马社会和古希腊社会里，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货币的作用也只有在它们解体后才得到充分发展。相反，充分发展的货币形式即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具有绝对的支配力量。由此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形式中才能表现出它的充分力量，它绝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比较具体的范畴则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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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

②“法首先是自由以直接的方式给予自身的直接定在。(a)占有，就是所有权。自由在这里是一般抽象意志的自由，或者，正因此是一个单一的人格仅仅同自身相处时的自由。”(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8.)

③“为了取得所有权即达到人格的定在，光有某物应该是我的这个我的内在观念或意志是不够的，此外还须取得对物的占有。通过取得占有上述意愿获得定在，这个包含他人的承认(Erkennbarkeit)在内。我所能占有的事物是无主的，这是不言而喻的消极条件，或者毋宁说，它已经暗含着跟他人的关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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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范畴在特定社会形式中的适用性

马克思讨论简单范畴与具体范畴的优先性问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它们都不具有超越历史本身的先在性。即使最为抽象或十分简单的范畴，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类范畴虽然可以凭借其抽象性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这种适用性是有限度的，即只有在它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以“劳动”(Arbeit)为例，它看似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而且作为其一般性的“劳动一般”(Arbeit überhaupt)的表象也是古老的。然而，政治经济学从简单性上所把握的“劳动”，却是在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关系中逐步抽象出来的范畴，也是在不断深化对物质生产和财富本身的认识过程中逐渐被赋予各种规定的。众所周知，较早的货币主义者将财富视为以货币为载体的、完全客观的和与主体无关的“身外之物”，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外在的客观事物。到了重工主义者或重商主义者那里，对财富的性质及其根源的探索，开始从外在对象过渡到主体活动，即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与货币主义者相比，他们的上述探索具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将创造财富的主体活动本身局限在取得货币即财富的表现形式而非财富本身。相较而言，重农主义者将作为某种特定的劳动形式即农业行为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且将财富的对象固定在作为劳动的一般成果的产品一般上，而不是将其“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重农主义者以特殊劳动作为劳动本身，这种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所理解的产品一般仍然被看作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品。同前人相比，斯密的进步更为明显，他抛弃了创造财富的劳动的全部具体规定，如工业劳动、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等，直接将它们的抽象一般性即劳动本身规定为财富的源泉。“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①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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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对财富源泉的上述探索，即从货币到具体的劳动形式再到劳动一般即把任何种类的劳动都同等看待，这些步骤“跨”得看似容易，但实际上极为艰难。就连斯密本人都要时不时回到重农主义的立场上，以描述农业劳动及其产品的方式来阐述劳动本身。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等看待，一方面具有它的合理性，具体表现在替作为生产者的个人的最简单和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种抽象表现，不论他们处于哪种社会形式下。另一方面，它的谬误在于把劳动一般作为永恒范畴推广到全部社会形式中，忽略了全部种类的劳动在不同社会形式中的不同表现。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等看待，意味着全部劳动种类可以构成一个作为前提的、发达的总体，其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能支配其他种类。由于最一般的抽象普遍产生于其特殊形式最为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所以就不能以特殊形式来抽象思考劳动一般，更不能将它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

否定劳动一般的永恒适用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它在特定社会形式中的现实存在性。马克思认为，劳动一般不仅是由全部种类的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而且还具有其现实性。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等看待，适用于劳动一般在它已经得到最充分发展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中的现实的个人很容易就从一种劳动转向另一种，不同种类的劳动对个人而言已成为偶然的、无差别的和可用时间来进行量化的事物。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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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劳动在范畴和现实中同时成为创造财富的手段，而不再被规定为具有同种劳动能力的个人的结合。这种情况只有在美国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中，才是最为发达的。只有在那里，劳动和劳动一般等被政治经济学家放在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最简单抽象，才会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尽管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等看待在不同发展程度的社会形式中具有不同的属性，它在美国表现为历史的产物，而在俄罗斯则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但是这不能否认劳动一般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适用性，因为文明人的自主行为和野蛮人的被动适应有着质的区别，后者只有在外来的影响下才能从被固定到某种特定劳动形式的传统状态中解脱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适用于全部其他社会形式也是正确的。这是由资产阶级社会自身的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它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最发达的和最具多样性的生产组织。马克思据此提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①这个方法论。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是在之前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本身就包含着一些旧的社会形式的残片，并且那些在旧的社会形式中只是征兆的东西会在这里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人们能够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及各种范畴的剖析，来透视旧的社会形式中残存的和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事物。

通过资产阶级经济来透视古代经济，决不意味着可以将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经济范畴当成永恒观念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从而抹杀了一切历史差别。不同社会形式中的在概念用语上相同的经济范畴，在历史与现实中还是存在本质的差别的。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地租来理解代役租和什一税，但却不能就此把它们等同起来。从实质上说，资产阶级社会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那些在旧的社会形式中的各种关系，如公社所有制等，往往在这个社会形式中以十分萎缩的、完全扭曲的或漫画式的种种形式出现，与它自身的应有形式有着质的差别。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且只能建立在用新形式来理解旧形式进而进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①。基督教只有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而不只是在对异教的批判或新教批判旧教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对早期神话的客观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亦是如此，它不只是在批判与之直接对立的封建经济的前提下，更不是以编造神话的方式与过去的经济形式完全等同起来，而是以自我批判为起点来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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