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以上所说的三层意思，是从资本的角度阐释它同交换价值和流通的关系。如果转换一下“角色”，从交换价值和流通本身审视从简单的交换价值及其流通向资本的过渡，也可以做如下表述：其一，对于任何商品来说，作为客体的交换价值在流通中以商品和货币的形式（规定）出现，且这两种规定不能同时出现。其二，从流通的全程本身来看，它是作为主体的交换价值的这样一种运动，即交换价值在每一个规定上都作为这一规定的对立面保存自己。交换价值在商品上作为货币和在货币上作为商品保存自己的情况，在简单流通中只是自在地存在着，且没有表现出来；直到设定为资本的时候，才实现了自在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设定为商品和货币的统一体的交换价值，就是资本，而这种设定过程本身，是资本的流通。(不过这种流通是螺旋线，是不断扩展的曲线，而不是简单的圆圈。)”②

(三)逻辑起点也是历史的和现实的

马克思将商品(价值）作为逻辑起点，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上展开的。不可否认，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范畴在历史中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经济范畴的出现跟随着现实的发展。这样看来，按照经济范畴出现的时间顺序逐一展开对它们的讨论，即写作政治经济学史的方式，似乎是明确的和有益的做法。这种做法显然无法摆脱历史的一种常态跳跃发展和曲折前进所带来的限制。如果时刻跟随着历史的“脚步”，就会注意到许多无关紧要的经济学材料，甚至随时打断思想建构的进程，陷入解释的无目的性中。再加上常常有必要同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结合起来进行阐释，这就会陷入漫无止境的工作中，无暇顾及一切准备性的工作。此时，逻辑的方式成了唯一适用的方式。然而，现实与观念、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实际上又是密不可分的，这决定着逻辑的方式也是历史的方式，是摆脱了具体形式和各种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的历史的方式。正如恩格斯对此所做的解释：“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② 同①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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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逻辑的方式是历史的方式，那么逻辑起点也是历史的和现实的。马克思是从最初的、最简单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关系出发的，这种关系在抽象的思想进程和实在的现实进程（确实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中不断推向各种新的关系。从最初的关系来看，即便它是最简单的就像价值那样，也意味着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通过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可以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和相互作用。与此同时，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意味着它们不是同一的而是差异的，差异性就意味着对立的存在，对立进而演变为矛盾。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本身不能消除这个矛盾，因为它不是在我们的头脑中发生着的，而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解决。经由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解决方式在于新的关系的建立，而这种新的关系本身又会历经同前一种关系一样的过程，我们又需要说明这个新的关系的两个对立面，等等。综观整部“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所做的从价值到货币再到资本的考察正是按照上述方式展开的。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价值理论

就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它可以采取逻辑的和历史的方式。不论从历史本身还是从反映它的文献来看，所谓的发展大体上都由最简单的关系向比较复杂的关系演进。这样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即理论史能够为批判这个学科本身提供一种自然的线索，而且，经济范畴在历史中出现的顺序与在逻辑中发展的顺序大体上相一致。这种理论史之于理论建构的意义，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检视其文本创作的不同时期，马克思在思考和论证某个问题时，始终以对这个问题的学术史的梳理和评析作为辅助材料。考察关于价值分析的历史，对于理解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中的价值理论来说，是必要的前提性工作。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始终处于“进行时”，价值理论和关于价值分析的历史是他在较晚时候构思的内容，且篇幅少而分散。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商品章”的“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可以作为重要参照材料。

第三章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过程

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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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把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并把价值置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领域；后者则把价值置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交换领域，且遵从和“服务”于分配规律。马克思并不赞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做法，因而在阐释关于价值分析的历史时将庸俗政治经济学排除在外。正如他本人所说：“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①

以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后半部分为依据，从“英国传统”和“法国传统”分别论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在将劳动时间看作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的同时，这两个传统也确实有着一些实质性的不同，比如，“英国传统”主要以财富的生产为研究对象，强调生产、供给等对商品价值的影响；“法国传统”则注重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强调消费、需要的作用，提出了极具特色的比例关系学说。然而，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重点在前半部分，着重指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具有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同样，本书的论述也是从整体上来说的，强调的是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价值理论的发展脉络，也就是价值的二重性的被逐步揭示并确立其决定因素的过程，具体包括：交换价值如何被归结于劳动时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即对象化在商品交换价值中并用时间来计量的劳动，如何从有用的实在劳动到劳动一般再到带有一定社会性质的劳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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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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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换价值如何被归结于劳动时间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配第被公认为最先认识到劳动是物质财富的源泉，将价值归结于劳动。他不是直接明确地提出了上述论断，而是在有关地租、工资等问题的讨论中有所涉及，并以例证的形式说明了衡量各种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等量关系的方法。比如，采掘白银用以铸造货币的一个人的劳动和从事谷物生产的另一个人的劳动，尽管它们的所属种类、所需技术和承担风险等都不同，但是，只要消耗了等量的时间，就具有相等的价值。至于价值究竟是什么，配第没有对此做明确的说明。他只是在具体讨论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以及它们的关系时，对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稍作区分，将前者定义为生产自然必需品所需的人手的多少所决定的价值，将后者定义为生产中实际使用的人手所决定的价格的货币表现。此外，配第已经意识并谈到价值尺度的问题。在他看来，既然劳动和土地都能够创造出价值，那么人们就可以通过区分出劳动和土地在产品价值中各自所占的份额，找出表示它们各自所占价值份额的共同物品，即共同的价值尺度。

在配第那里，价值的二重性尚未被明确下来，价值和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混用的情况比比皆是。有时，他会将价值解释成为一定数量的谷物；有时，则直接说商品值多少货币。在另外一些场合，比如在谈论利息时，他把商品的效用直接称为价值；而在分析土地和人口等生产要素时，又将它们所能提供的产品的数量分别称作土地价值和人口价值。

实际上，配第在将价值归结为劳动时所说的价值是使用价值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注意到自然条件对劳动创造力的限制作用。这里的劳动是实在劳动，它在社会总体形态中等同于分工进而等同于生产力。这种关于物质财富的源泉的看法，使配第得以通过《政治算术》实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最初形式，而没有像霍布斯那样同时强调劳动的作用却无果而终。综观《政治算术》一书，配第在具体论述中总能做到“以小见大”，以小的行业分工为起点来看一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在上述过程中，从感官的经验中得出的论据，以及说明它们的数字、重量和尺度等形式，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他利用年租金额乘以一定年数得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出人口价值，再根据人口数目和盈余收益推论出整个国家的财富。这种方法在配第看来不是传统的，而是开创性的，且能够成为一门新的科学的奠基石。“和只使用比较级和最高级的词语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他“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某些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依据的原因，则留待别人去研究”①。

第三章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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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配第更进一步，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事实上已经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尽管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分析农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费用时指出，只有按照“公平的价格”或“一定比例的价格”进行商品交换，才能偿付商品的生产费用，才会使得买卖双方都能在交易中互惠互利。而商品的“公平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的比例，即商品交换在自然状态下的平衡。只有实行完全的自由竞争，生产商品的各个人的劳动时间才能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在各个特殊的产业部门。②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各个产业之间的共同合作，才有可能使整个社会经济处于自然的平衡或和谐状态。

第一次真正有意识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是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他认为，银的价值取决于它的稀少性和丰裕程度，其本身不具有一定的恒久的价值，所以，它可以作为交换媒介即作为财富的符号，而不能充当价值尺度。一切商品的价值唯有用劳动来衡量，才是公正的。“白银的价值和其他物品一样，也可以用劳动来衡量。”③比如，假设在某个特定时间内，一个人种植谷物的产量(20蒲式耳）同另一个人采掘和提炼白银的产量（20盎司），互为自然价格。那么，此时生产1蒲式耳谷物所耗费的劳动的价值就等于1盎司银的价值。假设由于发现了更近、更易开采和更丰富的矿藏，现在一个人生产40盎司白银和生产20盎司白银一样容易，而生产20蒲式耳谷物所耗费的劳动仍然不变，此时，1蒲式耳谷物就值2盎司白银。这样看来，一国的财富不是由它的居民拥有的黄金和白银的数量，而是由他们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来估价的。对于任何经济学家而言，实在产品转化为交换价值都是不言自明的事实，问题关键在于替它们的价值量找到一种尺度。由于劳动的量的存在是劳动时间，所以，“劳动时间在富兰克林那里就以经济学家的片面性立即表现为价值尺度”①。富兰克林的最大理论贡献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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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威廉·配第.政治算术.陈冬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8.

②“为了维持那种稳定人民和各等级的人们、从而稳定国王收入的经济协调，就决不应该使某一部分的发展超过其他的部分：也就是说，必须使一切贸易往来这样均衡发展，每个人都能够从中同样得到好处，各得其所，否则，就像人们用不准确的度量衡出卖货物的时候那样，交易的某一方就一定会吃大亏。”(布阿吉尔贝尔.谷物论//布阿吉尔贝尔选集.伍纯武，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05.）

③ 富兰克林.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选集.刘学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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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富兰克林稍晚一些，斯图亚特也有意识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然而，从配第到布阿吉尔贝尔再到富兰克林和斯图亚特，他们关于衡量交换价值的因素的，不论是事实上的、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浅显而明白的，都是建立在没有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严格区分的基础上的。在他们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阶段上，经济范畴尚未或正处于从它们的物质内容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因而以模糊不清和摇摆不定的形式出现，交换价值也不例外。比如，斯图亚特有时会说商品的实在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有时又会把原料和工资也加入实在价值的决定因素中；在某些场合，他把商品所含的自然物质称为其内在价值，而把商品所含的劳动时间叫作其使用价值。

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向成熟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明确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前者表示物品的特定效用，后者则是指由于占有某物而获得的对他物的购买力。斯密通过揭示现实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来批判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他说：“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刚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需有大量其他物品才能与之交换。”②此时，交换价值才能够第一次真正地归结于劳动时间。

第三章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过程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0.

②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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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对交换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做了最为透彻的阐释和发挥。他指出，在任何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种商品的价值直接表现为能够交换的其他商品的数量上，而不是劳动量上。商品的这种价值被李嘉图叫作相对价值，而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则被他称作绝对价值。除了非再生产性商品以外，生产性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交换价值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而非再生产性商品的价值量则取决于其稀缺程度。

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在批判“英国传统”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价值理论。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应只考察财富的生产，还应研究人与财富的关系人是出发点和归宿，财富是人们获得社会幸福的手段；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人分享物质财富。个人的生产源自他的需求和愿望，即消费决定着财富的生产。在资产阶级社会产生之前，产品的价值只能用效用来衡量；而在交换经济中，效用被交换价值的概念所取代，消费决定生产就表现为社会需求要优先于社会供给。因此，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之间应当保持相应的比例。在此基础上，西斯蒙第进一步得出了如下结论：价值就是人们的需求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里的“劳动时间”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总需求量同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总量之间必须要保持一定必要的比例，这是生产与消费之间平衡的保障，是消耗的劳动得到社会承认，从而成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交换价值的必要条件”这一论断的重要前提。二是单位商品所代表的价值量是由社会所决定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构成的。“每磅银子用来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日，用它可以开矿，并且可把它带到交换银子的地点：对那些规定数额的人来说是个未知数，然而社会是根据需求双方的相互努力来作出估计的”①。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马克思才说，“西斯蒙第在同李嘉图的直接论战中不仅强调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有社会性质，而且指出：我们经济进步的特征’在于把价值量归结于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胡尧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23.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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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劳动时间”①。

(二)确证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漫长历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这样一个前提：并不是任意一种劳动，只要创造产品或实现为使用价值就能直接创造财富。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配第等人，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事实上承认这一点。和交换价值被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历程相伴而生的，必然是何种特殊的实在劳动可以作为财富的源泉，这个问题在18世纪演变为实在的有用劳动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对立。

认识到劳动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并不意味着配第实现了对使劳动成为交换价值的源泉的特定社会形式的理解。他只看到了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表现，就把交换价值直接看成货币，而把货币本身看成金银即存在着的商品。正是受重商主义财富观即货币本位观念的束缚，配第才把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固定到特殊种类的实在劳动即采掘金银的劳动上面。“他实际上是认为，资产阶级的劳动应该生产的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是那种在交换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转让而表现为金银，即表现为货币、交换价值、对象化一般劳动的使用价值。”②

与配第相反，布阿吉尔贝尔强烈地反对货币，认为后者破坏了商品交换的自然平衡或和谐，且无意识地证明出劳动时间可以作为商品价值量的尺度。尽管如此，他还是将个人直接的自然活动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混为一谈。在他看来，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③也就是说，他只看到了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和享受（而非财富的精神内容)。至于劳动在特定社会中的形式(古代形式、中世纪形式和资产阶级形式)，使用价值作为商品来生产以及商品的交换过程等等，都被他看作个人劳动达到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的合乎自然的社会形式。同布阿吉尔贝尔一样，整个重农学派也都无一例外将确立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对于重农学派来说，也像对他们的反对者来说一样，争论的焦点倒不是哪一种劳动创造价值，而是哪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①

第三章 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过程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5.并参见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胡尧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36.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7.

③“真正的财富…包括人们全部的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已经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的快乐的一切物品。”(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布阿吉尔贝尔选集.伍纯武，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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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农主义的影响，富兰克林也认为农业劳动是一个民族获得财富的唯一正当的途径。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即生产尚未发展的阶段上，人们通过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能够大量增加物质生活资料，包括植物性和动物性食物，以及衣服原料等等。它们除供给生产者本人及其家属消费以外，还有剩余，而这些剩余就是财富。正是农产品的多余部分转化为商品，构成商品交换的主要对象。而且，农产品的剩余是制造业和商业赖以产生的基础。人们有了多余的产品或财富，才有可能雇用劳动者，建造房屋，制造工业品，兴建城市，等等。由此可见，房屋和工业品不过是由维持生活的物品转化而成的另一种形态。人们拿他们劳动创造的剩余物品进行交换，互通有无，这就是贸易。“一般说来，贸易无非是劳动同劳动的相交换……一切物品的价值用劳动来衡量是最公正的。”②在这里，一旦将“劳动”替换为“实在劳动”，就会发现富兰克林把不同形式的劳动混为一谈了。由于他没有把交换价值所包含的劳动当作抽象一般的、由个人劳动的全面转让而产生的社会劳动，所以，他认为货币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它只是为了使用方便而被引入到交换中的外部工具。这种出于一定实际需要而对个别问题所进行的探讨，决定了富兰克林关于交换价值的分析无法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发展起到更为直接的影响。

斯图亚特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影响和突出贡献在于，他清楚地划分了对象化在交换价值中的特有的社会劳动和获取使用价值的实在劳动之间的区别，即作为产业的劳动和实在劳动的区别。在他看来，产业劳动是与劳动的古代形式和中世纪形式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形式。不仅如此，他还较早地揭示和证明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为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才真正成为财富的基本的元素形式，转让才成为占有的主导形式。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1.

②富兰克林.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选集.刘学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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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赖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严格区分，斯密结束了财富的源泉在实在劳动的诸多特殊形式之间轮流的状态，“宣布劳动一般，而且是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①。在他看来，商品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是衡量它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则最终决定了它的真实价格即价值。“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做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②既然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那么商品的价值量自然同生产它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成正比。

诚然，斯密将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但是，他又把这种决定性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时代，对资本、雇佣劳动和地租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中比较高级和比较复杂的形式缺乏清晰的认识。此外，他关于价值的分析还存在两个致命性的缺点：一是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和商品的真实价格直接等同起来；二是把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这两种异质性的东西并列起来使用。他力图用分工来说明实在劳动向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转化，却又陷入了从交换到分工再到交换的解释循环。③(私人）交换以分工为前提无疑是正确的，将这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就错了。在一些有过十分发达的分工的地方，比如古代秘鲁社会中，就没有私人交换，产品并未转化为商品。

李嘉图看到了斯密的上述缺点，并做了一定的修正。得益于对其所处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机器的普遍使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商品的价值和价格都在降低，而商品本身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却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的认识，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开篇就一针见血地批判了斯密将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和它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混为一谈的做法，坚持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的观点。这种劳动被李嘉图称作社会必要劳动，即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从事生产所耗费的较大量的劳动。并且，任何种类的实在劳动都可被还原为社会必要劳动，复杂劳动只是倍加的简单劳动而已。社会必要劳动又有直接的形式和间接的形式，商品的价值本身相应地就包括工人直接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和由间接劳动所体现的旧价值。只有工人新加入的“活”劳动才能创造新价值，机器等生产资料本身不能创造新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要义并不在于确证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而在于或者限于恒定交换价值的量上。①

第三章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过程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3.

②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32.

③早在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初期，马克思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曾在《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摘要》中写有如下评注：“十分有趣的是斯密作的循环论证。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又以分工和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MEGA2，IV/2，Berlin：DietzVer-lag,198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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