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关于早期货币数量论的发展史，是马克思最为熟悉不过的了。①若把这个历史过程从头到尾梳理下来，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就会纳入进来，显然不利于核心思想观点的直接表述。于是，马克思在笔记本VII中对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休谟、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的观点，以及英国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围绕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争论做了摘录和少量的评述，而绝大部分的评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完成的。

正如斯图亚特所总结的那样，休谟（包括洛克和孟德斯鸠在内）的货币数量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原理：(1)一国中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该国的货币量；(2）一国中流通的货币代表该国内所有的商品（和劳动），后者按照前者数量的增加或减少而有多有少；(3)商品的价格会随着商品增加而降低，随着货币增加而提高。②马克思后来对此评论说，流通手段量决定于商品价格，而不是相反。随着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变动，也就是商品交换价值借以表现为价格的贵金属即货币材料的价值提高或降低，商品的价格就提高或降低，从而引起较多或较少的贵金属作为铸币来流通。商品的价格在它的交换价值不变时随着流通手段量的增减而变化，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表面现象。可见，只有假定货币材料的价值保持一定，才能对流通手段量和商品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做科学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说，休谟完全没有按照上述前提进行论证，而是恰好相反地考察了贵金属自身的价值发生大变动的时代，即美洲矿山发现后随着金属货币量增加同时发生的商品价格提高的时期。除此之外，还有历史材料的使用“错位”。休谟的追随者们经常援引的古罗马帝国征服扩张引起的商品价格上涨现象，并不属于货币流通内在规律起作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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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关于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的学说，最初是洛克提出的，1711年10月19日的《旁观者》复述了这一学说，休谟和孟德斯鸠把它发展了并作了优雅的表述；李嘉图在它的基础上从形式上把它推到了极端，劳埃德、托伦斯上校等人则把这一学说连同它所有的荒谬之处实际应用于银行业等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85.]

②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Dublin, 1770：39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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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考察货币流通的内在规律所需要的大量材料，诸如可靠的商品价格史、关于通货的官方连续统计等，只有在银行业得到充分发展时才能产生。18世纪的休谟显然缺少也无从获得这些材料，只能以16、17世纪欧洲的商品价格随着从欧洲输入的金银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为事实材料，归纳出三条原理。他不仅完全违背了他的哲学原则，竟然把片面观察到的事实不加批判地上升到一般原理的层面，而且还出现了自相矛盾，先赋予通过非商品形式进入商品世界的金银以铸币的职能，反过来却又把它们变成可以同其他商品进行简单交换的单纯商品。商品世界终究是由无数不同的使用价值组成的，它们的相对价值无论如何也不决定于它们的相对数量。一国现存的贵金属重量和商品数量之间的机械相等，注定只是一种幻想，根本无法代替“由商品所包含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引起的、表现在货币流通中并结晶为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性的、商品的过程中的运动”①。

在笔记本VII中，马克思只是简要提到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不仅详细考察了李嘉图货币数量论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而且还将其思路归纳如下：由于对象化在金银中的劳动时间量决定金银的价值，而金银又同时是衡量一切商品的标准，所以，一国中的流通手段量决定于货币单位的价值和商品交换价值的总额，而前者又决定了流通中银行券的数量。由此可见，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唯一原理”就是：“在货币价值已定的前提下，流通手段的量决定于商品的价格，并且把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看成一定金量的符号，而不像休谟那样看成商品的没有价值的代表。”②换句话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一国中流通的金的数量只是决定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假设商品交换价值的总额有了增减，流通中的货币量对金的交换价值来说就是过少或过多了，金就变成了交换价值比自己低或高的金属的符号，商品好像是在用一种价值比金低或高的金属来估价。因此，商品价格的运动即涨跌，都是流通中的金量在与它相适应的水平上下发生膨胀或紧缩的结果。即便商品的价值总额发生不变，流通中的金量也会因金矿藏采掘量的变化而出现同样的结果。不难发现，金成为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流通手段而流通，与其内在价值的比例和商品的价值总额没有必然关联。这样看来，李嘉图实际上证明的还是商品价格或货币价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从而抹杀了货币除作为流通手段职能以外的其他一切职能。

第四章 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60.

②同①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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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抽象性和空虚性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他又给自己的理论“涂上了一层国际的色彩”，用以解释国际货币流通和收支平衡问题。按照李嘉图的解释，每个国家在正常流通情况下都拥有与其财富和实业相适应的货币量，货币依照其实际价值或生产费用的价值进行流通，因而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此时，一国的货币不会输入或输出到其他国家去，各国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即通货之间就保持平衡。如果流通中的货币量在商品交换价值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有了增减，或者流通中的商品交换价值总额在货币量不变的情况下有了增减，国际货币流通的平衡就会被打破。除此之外，金银条块本身还会受以下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价值波动，进而导致金属货币在国与国之间流通：一国因发现新的金银矿藏而储备增加，或者个别国家流通中的商品交换价值总额有了增减。这种流通的趋势表现为：如果一国因货币流通量过多而发生价格上涨，金的价值跌到其金属价值之下，那么这个国家的金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是贬值了，其商品价格则是提高。此时，金就会输出，商品就会输入。如果情况相反，结果也就相反。直至国际货币流通的平衡为止。这样看来，金的输出或输入好像始终只是因流通手段量的变化而发生的金属的升值或贬值。“换句话说，货币在不同各国流通，只是由于它在每一个国家作为铸币流通。货币只是铸币，所以一国中存在的金量必然进入流通，因而它可以当作它自身的价值符号升到它的价值之上或跌到它的价值之下。”①由此可见，李嘉图的国际货币流通问题再次重复回到了那个简单的教条上，表面上的宏大叙事一点也没有改变其基本思想的渺小。

除了李嘉图之外，马克思在笔记本VII中还摘录和评述了詹姆斯·穆勒货币数量论的主要观点，其要义如下：(1）假定货币能交换的商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保持不变，每当货币价值有了变动，其原因必然是货币量有了成比例的变化。以上是詹姆斯·穆勒货币数量论的一个重要前提。他显然陷入了论证循环，这个作为前提的假定正好是他要证明的东西。(2）詹姆斯·穆勒也承认，总的货币价值和进入流通的货币量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前者等于后者除以货币的流通次数。这种说法只是“商品的价格就是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值”的同义反复。其混乱性表现为，在承认货币本身的价值在每次交换中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却又随着流通速度中的每一变动而升降。（3）詹姆斯·穆勒认为，由于现实中每天总是只有部分货币同部分商品相交换，而且极少用现金支付，所以，一国中的货币总量和商品总量的交换是一下子完成的。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天内商品交易的总量同一天内流通的货币量无关，后者是预先完成的、完全不以当时的货币储备为转移的交易量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可见，詹姆斯·穆勒以抽象或者仅仅想象来代替严谨的科学研究，犯了因果颠倒的错误。(4）詹姆斯·穆勒试图用简单的货币流通来说明流通手段量和商品价格的关系，也同时承认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的生产费用即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但在具体论证中又偏偏总是忽视这一点。总的来说，詹姆斯·穆勒从根本上忽略了货币价值的真正决定因素，颠倒了货币流通量和商品价格的关系，只是将李嘉图货币数量论发挥到了极致而已。同样，他的儿子约翰·穆勒也秉承了李嘉图的观点，将实际的流通手段量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商品的生产费用和流通速度。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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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围绕货币数量论的争论

早期的货币数量论在主要关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性的同时，实际上也对货币作为货币本身的形式规定性有所论及。比如，李嘉图货币数量论在国际货币流通问题上的应用，从侧面反映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这一货币本身的形式规定性的直接形式。每当货币的这一特性要充分暴露的时刻，也就是货币必须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绝对的等价物和一般财富形式，即金银这种形式的时刻，并且这种时刻往往伴随着经济危机(不管是普遍危机还是粮食危机)，金银总是从金银最贵也就是一切商品价格相对较低的国家，输往金银最贱也就是商品价格相对较高的国家。不仅如此，交换的一般特点也决定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重要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交换一般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开始的，而货币作为由交换本身所产生的尺度、交换手段和一般等价物，不是在内部交往中，而是在不同的共同体、民族等等之间的交往中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①。事实上，早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用以清偿国际债务就引起了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的注意。于是，李嘉图货币数量论在经济危机的时刻“意外”彰显出独特价值，英国的银行学派和通货学派围绕这一理论和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且，经过1825—1857年间有规则的相继发生的四次货币危机以后，货币采取作为货币本身的形式规定性即金银在国际交往中仍起着重要作用，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普遍承认。

第四章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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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讲，不是李嘉图，而是斯图亚特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流通货币量与商品价格的决定关系这个问题。斯图亚特还批判了早期货币数量论，他关于铸币和货币的研究就是以详细批判休谟和孟德斯鸠为起点的。斯图亚特的阐述虽然对交换价值的定位不清楚、陷入观念的价值尺度的幻想和迷恋重商主义，但还是发现了货币的一些基本的形式规定性和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因为他实际地从商品交换本身的各种要素出发来说明货币的各种职能，而不是先简单地把商品和货币各自放在一边，再机械地将它们对应起来。在此基础上，斯图亚特将象征性货币和充当支付手段的金属货币区分开来，指出前者只能在国内流通中而不能在世界市场上代替它们。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区别，斯图亚特才能有力地批判将货币价值只取决于流通手段量的做法，并为后人批判李嘉图货币数量论奠定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斯图亚特反对这一学说，而且他的阐述实际上几乎预示了后来博赞克特、图克和威尔逊所主张的一切。”②

笔记本VII的最后部分表明，马克思曾试图还原围绕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争论，并且首先表达了对银行学派批判李嘉图的做法的部分肯定态度，重点摘录了约翰·富拉顿（JohnFullarton)的观点。后者的理论要义如下所示：（1）李嘉图习惯于将汇率和金价的一切波动归结为银行券的过量发放，从而不承认有对外贸易逆差的存在，错误地把货币金属本位制视为停止金银外流的根本性措施。(2)李嘉图甚至错误地认为，战争的临时用途引起了金银条块的流通，后者会随着战争等的结束而停止。事实却并非如此，黄金外流现象在战争结束后仍然存在。（3）金银具有价值尺度、任意转化为流通手段、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和充当货币等属性。这些属性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其中，通货（currency）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而铸币本身只是一种特殊的流通手段，比如履行契约规定来偿还内债或外债；货币（money）则被用来表示货币本身。（4）金银条块价格高于金银铸币的发行价格的原因是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这个现象反映着作为尺度和等价物的货币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之间的矛盾。(5）金银发挥国际支付手段的作用不是通货的问题，而是资本的问题。优先选用金银条块进行资本转移，只发生在用它们支付比用其他形式的资本支付更为便捷有利的情况。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85.

② 同①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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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赞同富拉顿批判李嘉图货币数量论、严格区分货币的各种职能等做法的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他的错误所在：其一，没有明确对货币作为货币本身的属性加以专门说明，而是直接将它和资本等同起来，虽然他后来实际上区分了作为资本特定形式的货币和资本一般。其二，金银发挥国际支付手段的作用就在于它们是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和独立等价物的货币，它本身就是货币问题。其三，在国际贸易中用以支付的并不是随意采取某种特殊形式的资本，而是必须采取货币这种特殊形式的价值，用金银来进行传送。

与银行学派相反，以塞米尔·劳埃德（SamuelLoyd)为代表的通货学派拥护李嘉图货币数量论。他们通过论证货币流通中各个因素的作用，得出“通货的价值取决于其数量”的错误结论。具体而言：(1）在通货的价值、交易的价格和数量、流通的速度已定的情况下，可以流通的当然只是一定量的通货；(2)在交易的价格和数量、流通的速度已定的情况下，通货量只取决于通货的价值；（3）在通货的价值和流通的速度已定的情况下，通货量则只取决于交易的价格和数量。另一方面，如果流通的是纸币即纯粹价值符号，那么这种货币的流通量就取决于它所代表的本位。在马克思看来，上述论点显然将纸币流通和铸币流通混同起来，因而是错误的。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内部，也有站在银行学派和通货学派之上或之间对他们做出评价的人，他就是詹姆斯·麦克拉伦（JamesMa-claren)。他批判银行学派只是提出用以进行国际贸易的金银条块被专门储备起来，却没有阐明这些储备起来的金银不受供求规律的影响，甚至没有影响到物价的原因。麦克拉伦对此解释到，这些金属储备不是剩余收入即消费的货币而是剩余资本，其“使命”为再生产商品，而不是单纯去市场上换取商品；换句话说，它不会增加供给，因而不能增加对商品的需求。此外，麦克拉伦也反驳了李嘉图和通货学派的做法，他认为流通手段或货币供应量不可能无限增加，仅靠发行纸币也不能弥补贵金属输出所造成的亏空，用它来防止物价的自然下跌更是无稽之谈。马克思只是摘录了麦克拉伦的上述论点而没有做任何评述，但实质上暗含了他对此的部分肯定态度。笔记本VⅡI的写作也到此为止了。

第四章 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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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以插叙、评论和摘录等形式分散于不同研究课题之中的阐述，大概只是马克思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货币的形式问题所做的准备。总括这些思想，仍然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从始至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线索，即通过对关于货币形式的理论分析史的科学系统梳理，为准确地揭示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性奠定理论基础。

三、简单流通中货币的形式规定性

资产阶级社会这一较为成熟的社会形式里充斥着货币的各种形式，如计算货币、观念货币、铸币和信用货币等。尤其是金属货币即金银作为支付手段在世界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乃至一切资产阶级关系的货币表现。一方面，这些在货币本身之外的、看似无限多样的形式，掩盖了货币所固有的形式规定性，给我们理解后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找到货币的形式规定性，离不开对流通的准确把握，因为货币既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又是货币流通的主体；它既存在于上述作为分离的流通环节中，又存在于总体的流通中。在上述情况下，对于马克思来说，理解了货币的本质在于商品以解决货币分析的主要困难之后，就要结合关于简单流通的分析来揭示货币所固有的形式规定性及其相互关系，并对金银充当货币材料做必要的分析。

(一)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形式规定性

马克思指出，考察简单流通中或直接流通阶段上的货币形式，首先需要明确简单流通这个一般概念，具体而言：其一，简单流通的特点，或者说与复杂流通的不同。前者是从无数不同的点出发，又回到无数不同的点；后者则是从一个中心出发到达圆周的不同点，再回到一个中心，以银行制度为中心的流通即是如此。换句话说，简单流通只是自在的流通，它表现为商品规定和货币规定的简单的反复和交替，而不是起点和终点的统一。其二，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即“商品一货币一货币—商品”（W—G—GW）和“货币—商品—商品—货币”（GWW—G)①的关系。这两个方向相反的简单流通却是相互适应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而后者又决定前者。一方面，商品流通中一些因素不仅不以货币流通为转移，反而直接或间接决定商品货币流通。例如，生产方式的总的性质都决定着这两种流通，而更直接决定商品流通。考察影响货币流通的主要因素，即这种流通形式本身、流通的货币量和流通的速度，只有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才能进行。另一方面，货币流通所引起的诸多因素交换者人数即人口数量、人口城乡分布、商品生产的绝对量、商品流通的相对量、交通运输工具和工业等的变化和发展，带动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其三，简单流通的总体运动和具体环节。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前提意味着，作为商品流通结果的货币，而不是作为商品流通的环节(中介）的货币，成为货币自身流通过程的起点。简单流通的总体运动是商品流通过程和货币流通过程的统一②这两者才是它的具体环节，而不是简单的买(GW)和卖（W—G)的“恶的无限”。③由此可见，找出简单流通中货币的形式规定性，还是要从考察作为简单流通总体运动第一个环节的商品流通开始。事实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乃至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关于货币的形式规定性都是从商品流通中，而不是直接从货币流通中得来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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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

①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及其初稿中，马克思才正式将商品流通的公式订正为W—GW，将货币流通的公式订正为G—W—G。

②这种理解不免带有黑格尔辩证法的色彩，但被马克思赋予了现实的和具体的内容。他关于简单流通所做的不是抽象分析，而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从读者理解的角度来说，将马克思关于简单流通的理解先从文本中“抽离”出来并进行归纳，无疑对把握简单流通中货币的形式规定性有所裨益。然而，这样做容易造成对主要内容的掩盖，似乎流通是更为重要的东西。加之符合马克思写作过程原貌的考量，笔者还是在阐述货币的不同形式时，将它们“归属”的简单流通过程中的具体环节顺便揭示出来。

③“恶的无限”在黑格尔那里是指同一件事情按以下公式无限重复：“某物”成为“他物”，而这个“他物”本身又是正在成为“他物”的“某物”，如此反复，以至无穷。

马克思认为，商品换成货币和货币换成商品的不断更替，实际上构成流通的一个本质的要素。此外，流通还呈现出连接在一起或从出发点回到出发点的现象。商品换成商品，是通过商品换成货币和货币换成商品这种间接方式来完成的。买和卖都被设定在二重的和对立的规定中，形成这两种规定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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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流通首先使交换价值从而规定为价格的交换价值流通，或者说，交换价值从而价格使货币进入流通中。这意味着商品流通要具备两个前提：其一，商品预先确定为价格。从这一点来说，“流通就是价格的设定，就是商品转化为价格的运动；就是商品作为价格而实现”①。其二，交换总体的形成。流通中存在的不是个别或任意的交换行为，如物物交换、实物贡赋和封建劳役，而是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交换行为体系，即或多或少在社会整个表面上一直进行着的交换总和或交换总体。要言之，商品交换过程即货币的形成过程“先于”商品流通，后者表现为前者连续进行的过程的整体。

货币的第一个形式规定性是与交换价值和价格联系在一起的。当商品被规定为交换价值时，它本身的自然存在又使其不能适应这种规定性。货币就作为中介使商品表现为交换价值，换句话说，货币就是作为纯交换价值的商品，即货币商品。同样，用货币商品来表现的与它相等同的交换价值，就是价格。与此同时，随着一切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一种特殊材料或特殊商品上获得一种不依赖于商品的独立化存在，货币也将不再作为货币商品存在于一切商品之外。“当货币成为同交换价值相对立的独立的东西以后，交换价值就表现在那个作为主体同交换价值相对立的货币的规定性上。”②同样，表现在货币规定性上的交换价值，就是价格。由于任何交换价值本身都是在量上被规定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的一般尺度就成为每个交换价值和与之相等同的货币之间的尺度。货币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价格则表现为用货币来计量的交换价值，货币因而成为价格的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交换价值用货币来相互比较，这是自然而然得出的规定。”③交换价值在价格上表现为一定量的货币，货币则在价格上表现为一切交换价值所包含的数目的单位。综上所述，商品在流通中将自己的（交换）价值表现为货币商品的价格这个过程，同时把货币商品表现为价值尺度，从而表现为货币。要言之，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商品作为价格是同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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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8.

② 同①139.

③同①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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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它作为价格标准不完全是同一回事。马克思分析说，货币作为商品之外的独立存在物，使得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价格是有差别的。交换价值是商品的直接规定性，而价格则是商品的反思规定性，因为它表现为商品对货币的外在关系。商品的自然存在即作为使用价值，和它的直接规定性相分离。在价格中，商品在与货币发生关系的同时，又只能观念地而不是实在地表现为货币，因为货币具有和商品不同的实在性。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这种最初的规定，总是充当计算货币，与其现实存在即充当货币商品的数量无关，其原因在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就是交换价值的尺度，即生产费用或劳动时间。价格作为货币的想象额，本身也不需要一定量实在的货币①。但是，货币的自然物质实体仍具有本质意义，因为货币作为商品的价格不是交换价值，不是对一切商品的一般的关系，而是一定重量的金银。由此可见，货币由价值尺度向价格标准的转化，必然需要一定的过程。“把一切商品作为价格作为被计量的交换价值来规定，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只是逐渐发展的，是以经常的交换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经常作为交换价值来比较为前提的”②。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货币观念本位学说的错误就是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它作为价格标准完全混淆了。

(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性

在商品流通中，交换价值在价格上观念地转化为货币，这并不足以完成商品的实际交换。交换价值还需要实在地转化为货币，同货币相交换，然后再作为货币同商品相交换。用公式表示就是W—GGW。只有通过这种以货币为中介的运动，商品才能作为交换价值而实现。同样，只有通过商品实际地同货币相交换，或商品同实在的货币相交换，价格才能得以实现。在上述过程中，货币表现为交换手段、流通手段和价格的实现者。虽然价格的实现表现为货币流通的结果，但它仍然是商品流通的前提。“商品只有事先观念地转化为货币，即获得价格规定，表现为价格，才能实在地同货币相交换，转化为实际的货币。”①

第四章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

①马克思认为，货币最初作为独立的交换价值，是一切商品的代表：而一切商品作为价格，即实现在头脑中的交换价值，则在任何形式下都是货币的代表。这样看来，商品观念地转化为货币同实在的货币量根本无关，一来从它自身的过程来说根本不需要任何实在的货币，二来商品通过货币来计量的尺度就是交换价值的尺度，即生产费用或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的数量，詹姆斯·穆勒货币数量论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了这一点。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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