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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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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价格理论,实质上是探讨资本家的收入即利润从何而来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与剩余价值的起源重合,却是与它不同质的问题。所有阶级的货币收入,例如工人的工资、地主的地租和资本家的利润,都来自产业资本家的预付资本,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家预付的货币提供了所有阶级的货币收入,产业资本家本身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产业资本家利润的新增货币量从何而来呢?马克思对此分析说,资本生产将自身二重化为产业资本生产和金的资本生产,两种资本生产的相互交换就解决了货币来源的困难,价值的抽象性在此时完全得到了自我克服,从而将自身的抽象规定性实现在资本生产之中。因此,产业资本家的预付资本提供了社会其他阶级的收入,而产业资本生产和金的资本生产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提供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各种收入进行了详尽且系统的批判。

至于地租理论,它虽然不属于资本一般的范围且与价值无关,但却会极大地影响生产价格。马克思在第X-XII笔记本系统地评述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并将其作为“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的例解”①。简单而言,马克思试图证明,地租是地主对资本家利润的掠夺,而且地租将会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而最终消失。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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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的意义

通过前文对“1857—1858年手稿”的诸多思想细节的梳理,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的不断尝试。这种尝试虽然是在“六册计划”(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的,但实际内容只涉及《资本》分册的“四篇结构”(资本一般、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中的第一篇。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在回溯马克思所完成的理论任务和哲学批判方法的基础上,首先阐释它们在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建构中的作用,然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蕴做出总结,最后论述政治经济批判的逻辑建构在当代实践格局和思想图景中的价值,从而完成对“1857—1858年手稿”的总体观照和把握。

一、系统整理“专题论文”的不断尝试

从“1857—1858年手稿”的原貌来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由诸多“专题论文”组成的文集。马克思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实现这些内容的系统化。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一)写作提纲的不断改变与完善

从写作“1857—1858年手稿”的过程中直到《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正式付梓后不久(1868年4月),马克思就有过至少15次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提纲的考虑。为了便于直观,笔者在此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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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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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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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明显分为延续和放弃“六册计划”这两个时期。随着他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期间就已经制定好“六册计划”,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以生产一般为研究起点的“五篇结构”。

按照最初的提纲,“六册计划”中的最后三册,即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只是草拟了一个梗概,只限于基本的叙述。至少在1862年12月以前,马克思并没有将上述内容从整部著作中抽走。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①此后,马克思逐步放弃了“六册计划”中的后三册计划,只是将它们尤其是关于世界市场的部分,最终放到了《资本论》的第三卷中。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无法得知马克思放弃“六册计划”的准确时间。马克思1863年1月拟定的提纲中,仍然是对《资本》分册的第一部分与第三部分,即“资本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和利润”的内容的细化,以及进一步整合。到了1864年和1866年成形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手稿中,《土地所有权》分册和《雇佣劳动》分册的基本论点被收入其中。这样,“六册计划”最终缩减为《资本》分册了。

马克思关于“六册计划”的变动还不止于此。根据最初的提纲,《资本》分册分为“资本一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这四篇(以下简称为“四篇结构”)。“1857—1858年手稿”和“1861—1861年手稿”只限于对资本一般的分析。到了1862年底,马克思仍然将《资本论》(第一部分)的计划限定在“资本一般”这一篇中。“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②仅仅过了一个月之后(1863年1月),马克思就拟定了《资本论》第三卷的提纲,从而打破了《资本》分册的“四篇结构”。此后,他愈发重视“资本一般”篇的内容,而将其他的几篇基本论点收入了《资本论》的第三卷中。

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的意义

①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36.

②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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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分册和《资本论》三卷本的内容之间表面的对照,具体如下表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上表所罗列的内容对照,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除了《资本论》第一卷中仍然在讨论“资本一般”以外,《资本论》第二和三卷,已经超出了“资本一般”的范围,讨论的是“许多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许多资本”间的相互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将“资本一般”篇的后两部分同《资本论》第二和三卷直接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做法。

(二)对“资本一般”的使用和放弃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放弃了围绕资本一般所展开的逻辑结构。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1)避免给人们呈现出一种辩证逻辑的“先验结构”,尽管马克思运用概念辩证法的目的不在于将“先验结构”作为先于现实的一般规律,而在于揭示特定观念的现实前提;(2)强调现实的辩证运动的肯定方面中包含着否定方面,从而为现实的社会变革运动打下基础①,而资本一般的辩证运动容易给人们呈现出只是肯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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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思后来对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的放弃,决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它的合理性。相反,“1857—1858年手稿”乃至“1861—1863年手稿”具有不同于《资本论》的独特思想的原因,恰恰在于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

所谓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就是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价值概念的逻辑演绎,表现为价值概念克服自身的抽象性、获得全部具体规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包括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三个环节。

首先,商品是资本一般的逻辑起点。价值在商品中既具有最抽象的形式规定性,却又是最无形式规定性的抽象,即体现在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其次,货币是资本一般的逻辑中项。价值在货币形式中克服了无规定的抽象性,获得了新的形式规定性,成为通过简单流通来实现增殖的对象化劳动,从而实现了自为的存在。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抽象的,因为它需要以人们对货币的普遍认可为前提。资本是资本一般的逻辑终点。最后,价值在资本形式中克服了自己的抽象性,获得了不依赖于人的自在的独立性。在资本的形式规定性中,价值既是自己的前提又是自己的结果:资本存在的前提是雇佣劳动,后者又以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为前提,而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本身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因此,价值在资本的形式中获得了自我创造、自我更新、自行增殖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具”。也就是说,价值获得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外表。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以资本一般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从而意味着他已经克服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所遇到的困难。这种困难就在于,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阐明了同历史唯物主义相类似的理论。

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从物质动因出发来解释资本。比如,李嘉图的一般利润率理论就是从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抽象出来的。资本家需要参照既定一般利润率来为产品定价,保证产品能够顺利交换出去以获得收益。对于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人而言,无论他出于何种动机、凭借何种身份,都必须受到一般利润率的客观外在限制。另一方面,他们同马克思一样,也把资本主义生产视为物质生产的特殊形式。他们以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为依据,将利润看作资本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并且试图从一般的商品生产中抽象出关于交换价值的计算方法,即一般利润率,以此来确定资本的价值。19世纪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同上述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思路,其内部分歧只在于如何对商品生产的一般条件进行抽象,从而产生了各式的价值理论;他们普遍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现实的经济运动违背了一般利润率,其内部分歧只在于如何计算或确定一般利润率。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采用了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使得运用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方法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难以取得有效的成果:要么直接从社会生产的物质动因出发而陷入政治经济学的诸多争论中,要么直接认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而陷入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的泥淖。

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的意义

①“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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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性批判在批判德国观念论方面显然是成立的。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使用的是经验论方法,这种方法同样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历史唯物主义将资本主义生产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这两种看法都是在人头脑中的抽象,孰优孰劣一时难分。而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念本身的存在要以现实的生产结构为前提,这两种抽象都不足以构成对现实的批判。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有效的批判和超越,首先“必须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即“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①。黑格尔辩证法以巨大的历史感作为基础,因而能够成为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马克思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从它的“神秘外壳”中剥离出来,得到了一个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从而能够有效地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成果就是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马克思由此提出了从物质对象身上剥离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的科学方法,运用辩证法来揭示作为现实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克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法将社会关系和承载这些社会关系的物区分开来的缺陷,同时也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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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的

诚然,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种哲学,是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但是,他们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哲学,还是停留在“历史唯物主义十辩证法十政治经济学议题”的解释框架,即用哲学方法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经济现象,完全忽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本来意义上就具有的内在合一,甚至缺乏对诸多可以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方法诸如生产总体辩证法、范畴和现实关系的辩证法、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生产总过程中的资本一般形式辩证法等的进一步提炼和总结。有鉴于此,笔者以“1857—1858年手稿”为范例,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性质、哲学方法、逻辑建构和理论归旨等方面,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蕴做出总结。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性质

简单地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虽然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分离出来,但仍然具有哲学性质。“经济哲学是一门综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现的是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由原初的综合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这样一种发展趋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经济学已经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分离出来的情况下,为应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需要,又开启了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整合之路。”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自然而然地具有哲学性质。

关于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的直接批判对象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哲学方法,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诸多详细的论证。他们也在重点阐释马克思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地方。①可是,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内部关于哲学基础和哲学方法的批判是什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哲学基础和哲学方法有着怎样的理解?他的批判具体体现在“1857—1858年手稿”的哪些地方?他又是如何彰显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性质的?…这些错综复杂的思想议题值得我们去梳理清楚与深入探究。

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的意义

①魏小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经济哲学的研究范式.光明日报,2017-08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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