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笔者在此仅以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对斯密的批判为例，就能解释清楚上述议题。

事实上，斯密围绕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理论政策的讨论，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看到了物质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前提的基础性意义，并从物质生产中的两个基本范畴即需要和劳动出发，以工场手工业劳动为经验事实，将一般劳动规定为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本质，逐步阐释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过程。同样，他所论述的价值、货币、资本等范畴，也是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正是上述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经验论方法，赋予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部分合理性。

除此之外，上述体系还有着鲜明的道德哲学色彩。斯密的最初的设想是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都囊括到道德哲学的范围内。他通过对全部共同体成员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的探讨，达到揭示个人同时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目的、过程和形态这个理论诉求。具体到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中，斯密将私人利益作为个人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并且把它定义为“自爱”。“自爱”的不利方面在于，使个人为了实现和维护其社会地位的需要而陷入对财富的追求中无法自拔。此时，作为判断克制私人利益能力的“道德情操”，就能够使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活动，从而为了建立具有行为原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更为重要的是，私人利益的实现就是普遍利益这个总体的实现。对经验事实的抽象和对私人利益的追求，意味着斯密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探讨物质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生产关系。这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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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克服了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在理论出发点上实现了由价值’到商品”的过渡，创立了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学说；(2）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商品’概念的谬误，实现由劳动商品’到劳动能力’商品的转变，建立了科学的狭义剩余价值理论；(3)在上述进展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实质，建立了科学的狭义再生产理论。”[孙乐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马克思经济哲学问题的新突破.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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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前提和批判对象的各式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不管是基于“需要一满足”关系来解释经济规律自然和谐的巴师夏，还是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按照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来建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约翰·穆勒，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经验论方法和道德哲学基础。

马克思本身并不否定以物质生产为研究对象和经验论方法的部分合理性，而是反对只是抽象地考察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以物质生产为研究对象，决不意味着可以从物质生产的结果作为抽象范畴出发，来展开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决不意味着可以通过对作为抽象范畴的物质对象本身的考察，来进一步揭示这些范畴所遵循的内在规律。后两者的谬误在于将物质生产看作全部生产过程的永恒形式和普遍形式，忽视了物质生产作为一定的社会阶段的历史产物而存在，从而看不到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所起到的作用。有鉴于此，马克思在《导言》中就确立了以现实的个人及其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为起点，来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一旦如此，就能够揭示个人之间的现实关系，特别是资本家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此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做的一切道德预设，包括“道德情操”、人性法则和分配正义等，都显得“苍白无力”。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哲学基础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事实面前，就已经不攻自破，因而也不值得马克思再对此做任何评论。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方法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方法是“1857—1858年手稿”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学界自开始系统研究这一手稿时，就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①、唯物史观的运用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历史现象学及其逻辑①等方面进行阐释，得出了颇多有影响力的成果。这些命题大多是从国外研究中“引人”进来的，国内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外研究的既有结论，却也形成了独到的重要观点。然而，这些哲学方法对于马克思来说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它们中哪些是他在创作“1857—1858年手稿”前“预设”的，哪些是他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发现并最终总结出来的，哪些是他本人觉得尚不成熟的。上述内容大多被国内学者所忽视，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来逐一揭示出来。

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的意义

① 刘永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方法论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② 安启念.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两个维度—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谈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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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资本一般的逻辑建构以外，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所阐述的重要哲学方法莫过于生产总体辩证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作为“理论预设”，存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之前。其中，生产总体辩证法几乎贯穿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的逻辑建构的全部分析中，举凡：简单流通的总体运动是商品流通过程和货币流通过程的统一；简单流通总体运动的具体环节是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而不是“商品一货币”(卖）和“货币一商品”(买)；简单流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抽象领域，通过自身的各种规定转化为资本的要素；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不是一个起点和终点合而为一的“简单圆圈结构”，而是不断地进行着生产和流通的“螺旋上升式结构”；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的要素不仅仅是资本一般，而是商品、货币和资本一般；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的具体环节不是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和资产一般的流通过程的不断交替，而是商品交换过程、货币流通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资本一般的流通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等一系列过程及其各个过程之间的过渡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一个具体环节，从而表征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等等。

我们再来看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在“1857—1858年手稿”中的具体运用。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各种范例，诸如：商品作为逻辑起点也是历史的和现实的；货币的历史起源和它在简单流通中的形式规定性；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逻辑过程和历史过程；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过程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雏形”；等等。由此可见，逻辑过程考察和历史过程考察相结合，以及理论史之于理论建构的意义，都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张一兵.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初探—《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2)；重新遭遇异化：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最后逻辑层面《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的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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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克思而言，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的合理性就在于：第一，逻辑方式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一适当的方式。它既看到了经济范畴在历史上和逻辑上出现的顺序几乎一致的一面，又可以避免穷尽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材料所造成的弊端，即解释的无目的性，以及漫无止境从而舍本逐末的工作。第二，逻辑的方式也是历史的方式，是摆脱了具体形式和各种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的历史的方式，因为现实与观念、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实际上又是密不可分的。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结构

如何“加工”手中的经济学材料，或者说，系统整理呈现在面前的“专题论文”，是马克思创作“18571858年手稿”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里涉及马克思创作计划的不断改变，以及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的“出场”问题。罗斯多尔斯基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无疑最具代表性①，国内学者也往往沿着他的路向“接着讲”②。此外，内田弘的解释也在我国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借鉴作用。客观而言，国内学界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少许的不足就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延续和终结、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的“出场”时机即具体语境问题。这对于马克思所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来说，却又是必不可缺的。

按照马克思的最初思路，是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切入点，通过批判一些错误理论如经济和谐论、工资固定论和劳动货币论等，来进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价值、货币和资本）探讨的。这种思路具有逻辑建构上的合理性，然而，这样的一种逻辑建构，对于马克思来说，同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没有实质上的差别。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所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就是上述做法的典型代表。在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时髦”做法是在开头用一个总论部分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比如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应当首先直面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生产一般，并制定新的研究方法。为此，马克思中断了前述的批判工作，转而进行《导言》的写作，并着手制定了“五篇结构”。随后，“五篇结构”逐步演化为“六册计划”，后者的“初稿”最早出现在笔记本Ⅱ中。①对比“五篇结构”和“六册计划”初稿，可以发现马克思探讨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大的变化，他只是丰富了资本向多种资本发展过程的内容。

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的意义

①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张开，译.教学与研究，2014（4).

②张钟朴.《资本论》第一部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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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在充分借鉴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构后，马克思按照“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顺序，将“六册计划”初稿中关于资本的六个部分(“资本六篇结构”）调整为三个部分(“资本三篇结构”)。“资本三篇结构”不仅比“资本六篇结构”逻辑性更强，而且变更了之前定位不准确的地方，诸如：产品、原料和工具被划入资本的一般性（一般概念）中；利润、利息从资本特殊性中剔除，归入资本的一般性；资本作为货币被准确表述为资本的一般性中的“资本的个别性”。马克思虽然对研究结构有了更为逻辑化和清晰化的认识，但实际需要探索的内容并未减少，他在“1857—1858年手稿”中只是完成了关于资本一般性的探讨。由于资本一般性自身又蕴含着一般性、特殊化和个别性，所以，为了避免概念上使用的混乱，马克思用“资本一般”代替资本一般性，并在笔记本M中写下了新的提纲(第一稿)，从价值到货币再到资本一般展开论述。

在马克思不断调整写作计划的过程中，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的“出场”问题至为重要。从时间上来看，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的改造是“被动”进行的。辩证结构不是作为预设的结构出现在“1857—1858年手稿”中，而是逐步被马克思所意识并加以改造的。在写作“货币章”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他所做的“产品→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的阐释，确实符合本质内在反思的部分过程。这就极容易给人们造成只是在考察一些概念和讨论概念辩证法的假象，甚至给一些批评家们留下只是在模仿黑格尔式唯心主义叙述方式的口实。有鉴于此，马克思提出要对历史的和现实的辩证运动，即“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成为货币”，做一番详尽的梳理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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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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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考察中，马克思尤其注意到了商品和货币并存所带来的矛盾。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揭示出“产品→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的过程，而是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即同一、差异、对立和矛盾的具体内容，更在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的各种现实困难表现。由此，就引出了马克思关于如何克服商品和货币所带来的矛盾，如何解决它表征的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彼此独立的个人互相间的全面依赖，即人与人的关系颠倒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实现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和分析。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归旨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哲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它的理论归旨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人的学问。这样看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社会三形态”的论断颇具哲学色彩。“《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一生15年黄金时期的研究成果，它对唯物史观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必然性。”①国内学者关于这方面的阐释汗牛充栋。笔者在此并不否认这些研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是指出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细节问题，即马克思是在何种语境下提出所谓“社会三形态”理论的。这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哲学是很重要的。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论述，始于对商品和货币并存所带来的四重矛盾的揭示。这些矛盾分别为：交换价值的二重化所导致的矛盾；交换行为的二重化所导致的矛盾；交换的二重化所导致的矛盾；货币的二重化所导致的矛盾。此外，他还关注这些矛盾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困难，并且对一些理论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做了摘录和评述。随后，马克思又指明导致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并找出这种交换的若干现实条件：

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的意义

①孙承叔.《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三大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理论国际会议论文集，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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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的一切旧的固定依赖关系的解体；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生产者私人利益完全隔离；社会分工。由此可见，这种交换所表征的不是概念的“生成”过程，而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必然关系，即个人必须先将其全部产品和活动都转化为交换价值和货币，再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取得并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交换表现为一切产品、能力和活动都用货币来计量。此时，这个“行情表”不仅意味着物的社会性脱离人而独立，而且还意味着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全部个人都是异己的，即全面的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全面异化本身的发展就“孕育着”消除它的可能性。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世界市场和货币关系互利共生，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独立一起增长，这种矛盾的增长进而导致经济危机。人们去消除经济危机就是在试图消除全面的异化。另一方面，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它们带来的各种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在全面异化的基础上，商业活动又使这些物重新从属于个人，个人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个人都可以通过“行情表”等来获知其他个人的交换活动和生产活动的情况，并力求使自己的上述活动与之相适应。这种对普遍的交换和生产的情况的了解，即一种“比较”，不仅使单个个人与其他个人发生联系“比较”取代实际的共同性和普遍性，还对供求关系产生实际影响。“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已经包含着超越它自身的条件。”①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和前述观点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毫无疑问，个人在创造出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根本无法将由物的依赖性实现的个人的联系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来看，在不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人的限制性，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发达的形态上则表现为物的限制性，即个人受不以其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这两种限制都属于个人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个人在发达的形态上虽不能摆脱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外部关系或条件。然而，这些外部关系或条件终究不是“依赖关系”的关系，反而使“依赖关系”成为普遍的形式。除个别的个人偶然“战胜”这些外部关系或条件以外，其他大量的个人仍旧受它们控制。只有属于一个阶级或联合体等的每个个人，作为全体来消灭这些外部关系或条件，才能真正地克服它们，从而真正建立起“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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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思想图景和实践格局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当代思想图景和实践格局中重新审视马克思所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决不意味着能够完全重复或直接照搬马克思的做法。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经济学已经不再是“显学”，也不能形成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观照。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来把握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但对于处于当今时代的我们而言，仅仅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不足以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生产，更无从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经济模式。与政治经济学的“没落”相伴随的，是当今时代的五花八门的、种类齐全的经济学学科分支：在研究范围上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在难易程度上又有高级、中级和初级之分；在理论和实践上又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只是理论经济学这个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以及它所包含的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和国防经济学等，成为热门学科。

不可否认，经济学门类的精细化研究，作为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高度专业化和精细化特点的一个缩影，对于指导个人的实践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研究将理论和实践、逻辑和现实愈发割裂开来的弊端。在所谓的理论经济学研究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是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等的演变发展史，完全忽略了逻辑建构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特定观念或概念的现实前提。此外，理论经济学研究在强调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的同时，忽视了历史本身的现实性，也就是没有将逻辑和历史统一起来，从而极容易关注到许多无关紧要的经济学材料，甚至随时打断理论建构的进程，陷入漫无目的的各种解释中。

综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的意义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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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所谓的应用经济学研究中，人们的研究方式无非是：抽样调查→样本分析→得出结论→建立模型→现实应用。表面看来，这种方法实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出发点即抽样调查不是建立在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理解之上的，而是按照某种方法进行的、实际上是某个既定结论所做的对这个结论的证明。这种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所依据的还是经济学的原理或教条。如何从现实的人出发来观照当今社会经济生活，找寻隐藏在经济学领域中的人的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答案，仍然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作。

与此同时，哲学的发展当前也已经呈现出部门化的趋势，并衍生出政治哲学、环境哲学、价值哲学、管理哲学等各种门类，它们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哲学究竟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上述领域中去?究其实，问题的提出已经包含了答案。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就是在上述领域之上的。哲学和经济学再次结合的产物决不是经济哲学，而是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形成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把握，在解释世界的同时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首先，在解释世界方面，哲学和经济学的内在合一的题中之义在于：哲学为经济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前提；通过经济学的研究使现实“照进”哲学中，从而构建出一种理解社会和历史的新哲学。其次，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应当以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找到社会和历史的新的辩证运动，而不是以实证哲学的“工具理性”为原则。否则，就不可避免地沦为现实的工具和手段，缺乏对现实的提升和超越。再次，哲学和经济学相统一的结果，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化结构，而是在实践格局的时代性转换中调整其内容的动态结构。关于时代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应当不断被纳入这个结构，就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最后，实现哲学和经济学的有机统一，既要对经济学和哲学有着全面的了解，又要不断借鉴二者研究的最新成果，切莫对它们一知半解。在这方面，马克思长达近40年的“原本批判”工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尽管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还是将现存的价值、货币和资本作为前提，并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分析出它们的价值规定作为研究基础，因而没有超过马克思批判的范围。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表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归旨还是实现价值增殖，而不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建构的理论落脚点在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于现实的个人，根本动力则是人自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它们共同决定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归旨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中深入研究社会规律时，应当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宗旨和落脚点，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一旦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学的任务就不再是找寻通过人为地组织生产来实现劳动的交换价值的方式，也不再是研究如何通过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来实现效用价值，而是探究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消灭价值，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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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中以关注现实的个人、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宗旨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全球化时代给现实的个人所带来的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巨大变化：一方面，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得人的社会化进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人们的交往范围、需求及其满足方式愈益扩大化和多样化；另一方面，极端的个人主义愈发泛滥，并且蔓延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受此影响的个人不仅单纯且幼稚地看待社会问题，甚至还产生了反社会的倾向。再加之私有制和劳动的对立、阶级对抗的缓和，使得解决个人普遍交往的扩大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之间的这种现实和理论的扭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我们虽然不能在马克思所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找到直接的现成答案，但是可以在他扬弃各种异化和矛盾的分析中找到解决上述现实困难的方式。由此可见，回归马克思的文本，梳理出他所做的思考和阐释，就必然成为一件极具意义且亟待开展的工作。本书所做的研究犹如冰山之一角，从马克思的思想宝库中找寻开启解释和改变当今时代的“钥匙”，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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