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此外，马克思还指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形式上必然是不同的，前者占有和考察现实材料的结果，要被后者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随着这些现实材料的“生命”在观念上被反映出来，人们容易被这种表象所蒙蔽，将其误认为一种先验的结构。然而，研究方法是叙述方法的前提和基础，这意味着叙述方法的性质从根本上不是由它自身的形式，而是由研究方法的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们的性质必然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述方法不是黑格尔辩证法式的唯心主义，而是“新唯物主义”。

(五)“巨大的历史感”的不同表达

马克思始终承认黑格尔哲学具有的“巨大的历史感”，并不断尝试对世界历史做出与黑格尔不同的表达。近代以降形成的世界历史有着多重指向，它既可以是关于全部社会运动和人类行为的宏大叙事，也可以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路向的预判。在对上述多重指向的理解中，哲学发挥着其特有的功能。不同于历史学编纂研究中以世界历史的各种现象为起点而形成“普遍的观察”，黑格尔思考的是世界历史本身，指出“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②。他认为，包括世界历史在内的与人类社会相关的一切中都含有一种“思想”，理性就是“观察”世界历史的“思想”。在“理性”的指引下，个人按照一种规范性而非自身目的和利益来行动，不断扬弃“意志”与“自由”的矛盾，使由个人活动构成的世界历史展现为一个合理性的过程，且趋向于一个共同目标—“客观的意志”和“主观的意志”在“国家”内的结合。这个过程从东方社会开始并向西方社会发展，呈现出以下四种形态：以“道德”为“实体”或“规定”的东方世界；体现为“精神”真实更生的希腊世界；压服“命运”的罗马世界；表征现代世界“精神”的日耳曼世界。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②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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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哲学思考，尽管形式上是抽象的，但研究对象是真实存在的。这种与观念相“平行”的真实性不会因黑格尔哲学被彻底批判而消失，反而成为马克思终其一生探究的主题之一。与黑格尔将东方社会作为“精神”发展的起点不同，马克思最初是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出发、以西方社会为“样板”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先是以分工为主线，描述了从部落所有制到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再到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最后到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人类历史的一条演进路径；然后以具体的历史事件为阶段性标志，梳理了始于城乡分离止于大工业形成垄断的资产阶级开辟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到了“1857—1858年手稿”中，出于土地在人类历史中长期充当最主要劳动场所和生产资料的地位，马克思将所有制形式表征的世界历史进程聚焦到土地所有制上，勾勒出从部落所有制到古典古代所有制或古希腊罗马所有制，再到日耳曼所有制，最后到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演进过程。他重点阐释了决定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①的特征及其形成的漫长且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具体表现为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者同生产工具的分离、劳动者同生活资料的分离、劳动者同其自身的分离。在土地、生产工具（主要是机器）和生产资料将人“排挤”出去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能靠出卖已经成为“商品”的劳动力，来维持个人及其家庭乃至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因为源源不断供应的劳动力创造出资本主义世界最主要的剩余价值。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和吞噬的悲惨状况，“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②，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的前半部分更多使用的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词，到了专门插入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理论分析时才开始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3.]

② 同①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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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

此后，《资本论》德文第一卷的问世，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和历史命运的系统论证，更加明确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设想：资本主义普遍的经济危机引发无产阶级革命，进而摧毁资产阶级所有制。然而，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马克思开始重新审视和修订上述设想。这些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1873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在不断蔓延时却因各种政策的及时调整而得到缓解，以至于它不足以引发无产阶级革命。资本在流通领域呈现的复苏之势，并催生出新兴金融资本和信贷行业，这些新情况都需要加以研究。①第二，当时欧洲各国内部的革命运动被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所笼罩，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处于低谷时期。第三，俄国革命家向马克思提出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难题，使他将研究视角转向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后两者直接关涉俄国能否成为引发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以及资本主义是否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道路等。马克思由此暂时中断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修订和整理工作，转向以成文史以前的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和以成文史以后的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并尝试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找引导世界历史发展走向的其他因素。

上述研究转向的成果就是“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前一部笔记的时间跨度为蒙昧时期到希腊-罗马时期，即从人类社会的低级阶段到以专偶制家庭和保障私有制的继承法的确立为标志的政治社会的形成，内容包括史前社会中家庭形式的演变、最早的公有制及其向私有制的过渡，氏族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向政治社会的转变等；后一部著作的时间跨度为罗马帝国早期到17世纪中叶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时期，内容涵盖成文史以来的欧洲重大历史事件，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国家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主线之一。马克思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以土地为核心的所有制演进路径即“经济的社会形态”，梳理了东方社会中更为复杂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历程及其关涉的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等重大问题，而且还详尽考察了资本主义起源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等，极大地拓展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视域。至此，马克思以黑格尔所不知的人类学研究的史前社会为出发点，以不同于“精神”运演并与之对立的方式，阐述了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解。如果说黑格尔描绘的世界历史是“德意志版本”，强调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承接罗马帝国的“正统”性，那么，马克思阐释的则是“英国版本”，强调英帝国在市民社会领域对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正统”的替代。

C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一，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危机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这些资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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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在马克思建构其思想的过程中似乎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黑格尔的“幽灵”。每当他需要阐释新理论或新观点时，黑格尔哲学便“适时”地出现在他的著作中，仿佛成了马克思重要的思想“宝库”。导致这种表象既与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时间在前性有关，我们在讨论时间靠前的思想家与靠后的思想家的关系时，往往是从考察前者的思想结构开始的，又与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史地位有关，特别是它作为解释现实世界之工具的合理性和其中包含的“巨大的历史感”。然而，表象终究不能取代本质。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关联，决不意味着马克思完全受其影响而没有理论的超越性，也决不意味着要对马克思哲学做黑格尔式或“近黑格尔”式的阐释。前文的全部论述已经表明，马克思在与黑格尔的思想“交集”中，始终是处于主体地位。不论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改造，还是对它的借鉴、运用和区分，始终是受马克思研究内容的变化而“被动”地“服务”于他的思想建构和阐发的，而不是“主动”地或“先在”地融入其中。在“引入”黑格尔哲学的不同时期，马克思都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它的实质性超越。接下来的部分，笔者要考察的是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建构和阐发过程。

三、“我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过”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这部手稿的正式创作只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其中凝聚的却是他一生黄金时代十五年的研究成果。在此期间，马克思不断用新的哲学方法和历史观，反复考察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议题，从而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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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①。因此，我们要对这部手稿创作的“史前史”，即马克思的著作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性发展过程，做简要的梳理。

(一)对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形态演进的把握

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法，他是由于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遇到了所谓“物质利益”问题，才转变了之前的理性自由主义立场，开始初步研究经济问题。在历经关于新闻出版自由、林木盗窃法、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生活状况、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论辩后，马克思意识到，物质利益决定着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态度与思想行为，并最终导致普遍自由的沦丧。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当时作为现实批判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对这些“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和“肤浅言论”②提出了反对。尽管如此，马克思最终还是因为研究的不够深入而暂时放弃了对法兰西思潮的评判③。

为了解决使其“苦恼的疑问”，即理性的观念与反理性的现实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理论工作：一是诉诸历史事实弄清所有制、阶级、国家和法的问题；二是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方式，将诉诸历史的考察提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上述两个理论工作的成果分别为《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逐步认识到，私人利益体系即市民社会决定着政治国家，并导致后者违背普遍理性而处于异化状态。因此，不是仅从政治国家的制度层面来扬弃其异化，而是对市民社会进行深入批判和实际改革，才能为自由寻得真正的出路。到了创办《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进一步批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开始“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①。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以当时德国社会中的犹太人问题为切入点，通过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方法，揭示出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提出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目标和途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②，以哲学和无产阶级的“联姻”方式实现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11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6.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③这里“研究的不够深入”是马克思本人的类似说法：“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同①591）这表明了马克思科学严谨且谦逊的研究态度。事实上，马克思此时已经对法兰西思潮做了大量的研究。为了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现代史(主要是法国革命史）研究，马克思从1842年7月到1844年初，研读了包括瓦克斯穆特《革命时代的法国史》、路易·勃朗《十年历史》、卢梭《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路韦《回忆录》、蒙格亚尔《法国史》、德穆兰《论法国和布拉邦的革命》和巴贝夫的著作等在内的涉及法国当代革命的哲学和史学著作，撰写了“法兰西历史笔记”。恩格斯曾对马克思的这段思想历程做了总结，他指出，法国“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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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历经上述思想的历练后意识到，人的关系的根本问题和答案就隐藏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只有从“副本批判”推进到“原本批判”，才能为实现自由找到真正的出路。于是，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先后阅读、摘抄和评判了勒奈·勒瓦瑟尔、亚当·斯密、威廉·舒尔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奥西安德、让·巴蒂斯特·萨伊、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吉约姆·普雷沃、恩格斯和比雷等人的20余部著作。再加之对“当前的经济事实”的体察，马克思渐渐产生了表述自己独立观点的想法。随着评论性的评注逐渐增多并发展为长篇阐释和系统论证，马克思撰写了著名的“巴黎手稿”。他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即私有财产、分工、竞争和交换价值等出发，揭示出现代市民社会中工人及其劳动产品的异化现象，探讨了异化的规定、根源与扬弃方式，评判了当时主要的几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此外，马克思还意识到要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批判，试图超越它来实现异化观的变革。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10.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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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马克思得到了那个用于指导其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即社会的经济结构模式和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其要点大致如下：(1）人们的物质生产力水平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后者是必然的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2)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后者同时作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存在，且制约着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3）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不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时，社会革命（经济基础的变更和受此决定的上层建筑变革）的时代就要到来。（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并不会立刻导致社会形态的更迭，因为任何社会形态都不会在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起来之前灭亡，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也不会在其物质存在条件成熟之前出现。（5）“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6）资产阶级社会中孕育着解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这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物质条件，即在此社会中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终结而告终。马克思据此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正确地揭示和理解社会变革的前景与方向，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在具体考察社会变革时，他主张将物质生产的变革与意识形态的变革严格区分开来，并且把前一种变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后一种变革是由前一种变革决定的。“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②

马克思特别指出，恩格斯及其所做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他的“原本批判”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不仅详细摘录了它的主要内容，还给予其“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③、“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④等高度评价。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详尽论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阶段、作用和影响，剖析了商业、价值、价格、竞争、垄断、资本、劳动和土地等基本范畴，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私有制社会中所具有的“最丑恶的自私自利”的特征，具体分析了以劳动和资本相对立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种种后果，论证了私有制的不合理性以及消灭它的必要性。最终，恩格斯得出了如下结论：社会经济关系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经济范畴不应被视为某种永恒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必须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的矛盾来批判它，通过全面变革社会关系的方式消灭私有制，并把这个制度的消灭看作它本身辩证发展的结果；工人阶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才能真正获得自身解放。①这个结论与马克思所说的“总的结果”是相一致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法文版前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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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共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他们的思想同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他们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当时盛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形式，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及体系，论证了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的共产主义的前提和实现方式，从而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哲学历史观基础。具体而言，就是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问题，即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来理解社会和历史。“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②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过渡

在马克思看来，仅从方法论上解决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视域问题是远不够的，还要阐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维度或理论归旨。这就是说，还要论证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与现实性。正因为如此，他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共产党宣言》和《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作为表达他和恩格斯的见解的代表著作。其中，《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社会做了深刻且系统的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指明了作为被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采取革命的形式实现自我解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本著作的基本思想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①这显然是同马克思所说的“总的结果”相一致的。而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马克思通过批判包令博士自由贸易演说的伪善性，揭示出自由贸易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的实质，得出了“自由贸易在以资本自由的形式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同时还加速了社会革命的产生”这个结论。马克思认为，保护关税只是某国建立大工业、促进国内自由竞争发展的手段，自由贸易则是资本榨取工人阶级最后脂膏的自由；前者在大工业时代是保守的，后者则对资产阶级社会起着破坏作用，它们都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毫不相干。自由贸易只有在加速社会革命的意义上，即“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②，才能说它有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一般说来，所有的工业工人都被卷入了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5.）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6-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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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各种著作中，《哲学的贫困》无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并被他赋予首次科学地概述其“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的地位。他以批判蒲鲁东“系列辩证法→社会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一思想主线的形式，对自己思想体系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做了系统的思考和整合。此外，马克思还在该著的最后部分逐一批判了蒲鲁东关于工人运动和政治革命无效性的各种论断，进而阐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暂时性、工人阶级结为同盟并进行社会革命实现自我解放的必要性。显然，这与马克思所始终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归旨是相契合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充分吸收了他之前的哲学方法论、历史观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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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②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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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从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来看，《哲学的贫困》与“1857—1858年手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来看，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所得出的基本结论，诸如“历史的真正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逻辑范畴无法再现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进程”“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等，直接被延续到“1857—1858年手稿”中，最终形成了以现实的个人及其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物质生产为起点、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批判“冒牌的黑格尔语句”还使得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全面反思，使他意识到黑格尔辩证法作为认识世界而非改造世界的工具的重要性，并最终汲取了这部分合理因素来进一步“加工”政治经济学的材料。①其次，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经济范畴而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所有权、分工、机器、竞争和垄断等的分析，奠定了他在“1857—1858年手稿”中探讨它们的基本论证框架。例如，他在《哲学的贫困》中从所有权的本质出发，以资产阶级土地所有权为范例，初步批判了蒲鲁东的自在所有权理论，并将后者把所有权作为特殊范畴和永恒观念的做法界定为“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到了写作“1857—1858年手稿”时期，马克思继续从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作为经济范畴的所有权的本质，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照光”下所有权规律的转变，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的各种土地所有权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对蒲鲁东的自在所有权理论进行了深层批判。②最后，就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归旨即社会变革的方式而言，《哲学的贫困》和“1857—1858年手稿”是相承接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立论落脚点在于工人阶级结盟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进而为建立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新联合体”奠定了现实基础。而在“1857—1858年手稿”中，他进一步明确了“新联合体”的内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①。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表征，而整个社会都将每个人的发展视为其发展的目标和动力。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期间，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3.]

②详细内容可参阅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8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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