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哲学的贫困》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一次讲演中专门谈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问题。他指出，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这样的假象：资本家以支付工资的形式即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为了货币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实际上，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是他们的劳动力。工资不是工人对其所生产的商品的部分占有，而是资本家的生产费用的一部分，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的那部分。为了获得满足自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工人不得不将作为自己生命活动的劳动出卖给他者。这样看来，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就成为谋生的一种手段，工资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同样，作为一种用以进行新的生产的积累劳动，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具体来说则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②资本只有同劳动力相交换，进而产生雇佣劳动后，才能实现增殖；雇佣劳动只有使作为奴役它的权力的资本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过程中，工人用自己的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获取劳动这种工人的生产活动和创造能量。工人的这种宝贵的再生产力量不仅能补偿他们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这正是剩余价值的奥秘所在。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反复中断与延续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使得马克思暂时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转而论证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这这段时期内，整个欧洲经历了波谲云诡的政治革命浪潮、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各地的起义和革命层出不穷，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都处于极度动荡之中。在这种政治动因的影响下，马克思在此期间直到1850年夏流亡伦敦以前，没有再拾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7.

32

然而，这场革命没有持续很久就失败了。在对欧洲革命进行全方面反思时，马克思认为有必要考量经济因素对政治革命起作用的程度。从1847年的经济危机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事实，促使马克思去做进一步研究以完善其思想。①《经济学家》杂志关于1848一1850年经济史的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他的研究材料。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政治革命做了全面的剖析。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导致政治革命的根本原因；而政治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则是作为一般矛盾现实表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它所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和人口的普遍贫困。1850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繁荣时期的到来，工人运动开始步入低谷。“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②此时，马克思在经历现实的革命“洗礼”后意识到自己将资产阶级社会危机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他所做的论证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结构的严谨分析基础之上，而是一种对社会现象的直观描述。马克思并未详细考察经济危机所波及的人口的阶级构成和贫困化程度，以及在此条件下各个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否足以形成大规模的政治革命行动。经济危机虽然使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日益贫困乃至破产，从而不断接近无产阶级的地位和阶级意识来进行政治革命，但这种趋势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不甚明显或根本不存在。因此，若要证明经济危机及贫困普遍化是政治革命的直接原因，既有待于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又需要详细考察经济危机对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影响和在经济危机影响下各个阶级革命愿望的程度。换句话说，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是一回事，而这个制度的不合理性已经超出了社会所能够容忍的界限从而必须进行变革则是另一回事。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真正揭示经济发展、经济危机、人口普遍贫困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机制先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机制和特点，再叙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制条件下经济生产如何受到了束缚和限制才能判断出是否已经到了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临界点。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3.)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6.

33

与此同时，科伦共产主义者也写信要求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一书的写作。于是，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他写下了大量以摘录为主的笔记和小部分手稿，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在标有序号的24本笔记、共计约1250页的内容中，马克思探讨了以下三个中心议题：一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和信贷政策出发，探寻1847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主要涉及货币的职能与形式、银行机构和信贷种类的发展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下的货币政策发展趋势等。基于经济危机根源于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的内在矛盾而非流通领域的认识，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和格雷等人试图通过银行与货币改革来消除经济危机的做法，彻底否定了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核心的基本理论。二是探究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地位的发展变化，内容包括资本的原始积累、工资基金理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工作日法案及工作日的缩短、工人的居住条件和受教育情况等。这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探讨社会变革前景这个致思路向的继续。三是通过考察人类历史在世界范围的演变过程中所呈现的多样性特征和形式，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形成过程，内容涵盖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殖民体系问题、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宪法史、文学史、文化风俗史、建筑学史、妇女问题、伦理史和外交政策问题等当时西方社会出现的各个文化科学。上述三个中心议题不仅是马克思用于指导研究工作“总的结果”的具体展开，还延续到“18571858年手稿”中。

事实上，在伦敦研究政治经济学期间，马克思就已经有了整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计划，完成了提纲和材料准备，以便签订出版合同后再专心致志地着手写作。这个计划包括三卷，分别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说史本身的梳理。政治的、道德的和法律的批判等马克思写作《巴黎手稿》时期的构想，已经被他放弃了。然而，上述计划遭到了出版商勒文塔尔(Löwenthal)的反对，他建议马克思一开始就写政治经济学说史的部分。马克思显然不能同意对提纲的上述修改，但受限于经济情况的拮据，又无法拒绝乃至放弃书稿的出版。恩格斯建议马克思在必要的情况下，加上一些附加条件来同意出版商的建议，将提纲修订为四卷。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34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此时的批判工作不只是局限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且注意到了一些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蒲鲁东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即“社会经济学”(scienceéconomique)②理论。例如，在《伦敦笔记》的笔记本VII中，马克思针对当时经济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经济危机问题，着重研究了货币、信用和流通等，批判了蒲鲁东等人用资产阶级货币制度的缺陷解释经济危机和将资本无法兑现归因于缺乏信用的错误观点。③此外，《伦敦笔记》中还有摘录和评述蒲鲁东《无息信贷》的部分。马克思在这部分中着重探讨了货币和利息问题，指出蒲鲁东走向阶级调和论的原因在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现象的肤浅认识。深入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后，就会发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对抗性。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如果只能这样做，那么勒文塔尔必须负责出版两卷，你也需要这么大的篇幅，一则是为了作初步的批判，再则也是为了在最终决不会按伦敦的成本价计算稿酬的情况下使你多少有些收益。而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这种写法是有它的困难的，然而也有优点，就是在最后才把人们十分渴望知道的秘密揭示出来，而且是在庸人们看了三卷，好奇心越来越大之后，才告诉他们我们不是要制造莫里逊药丸。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反蒲鲁东和《宣言》，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向他们揭示了大秘密，那他们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就全有了。”[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3-434.]

②蒲鲁东认为，较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政治经济学是一切学科中最适于实践的一门。若用形而上学方法改造或重组这一学科，就能使它成为一种“具体的逻辑学或形而上学”，亦即“形而上学的一种客观形式和具体体现”和“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delaaction)。此外，蒲鲁东还专门诠释了社会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关联：一是社会经济学最早以哲学的形式出现，具体表现为逻辑学与心理学；二是社会经济学和哲学有着一个共同目标，即实现全人类的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自由在内的福利；三是上述共同目标的实现必然离不开形而上学方法，因为形而上学是确定规律的根本方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4-50.)

③ 具体内容参见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8.

35

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归旨来看，批判蒲鲁东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也是极为必要的。马克思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点。他于1851年还曾计划写一本批判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的著作，将它发表在《革命》杂志上。尽管这一计划并没有完成①，但我们还是能在马克思的一些通信中找到他的批判思路：（1）蒲鲁东主义既极力排斥资本又试图保留资产阶级社会，它只铲除这种社会形式中的不良倾向和弊病。(2)“社会清算”只是通过废除利息来重建“健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而在资本价值不断贬值的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不仅没有产生利息，甚至无法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因此，社会清算本身是矛盾的、不确切的，它必然会致使小的非产业资本家变成产业资本家、大资产阶级而永久存在。（3）银行是蒲鲁东赖以实现一切目标的手段，他将“把资本变成现金”和“以货币形式贷出资本”这两项银行业务的难易程度混为一谈。“然而最后他会发现，如果他依靠假想的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使资本的价格按资本的利息降低的比例提高。其结果无非是使他的证券失去信用。”②(4）“强大的工人协会”是蒲鲁东依靠的组织形式，而他却没有准确地说明这一组织形式和其他诸如公社分享土地与房屋、工人占有工厂等具体举措。由此可见，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是反对共产主义。

此后一段时期，马克思再次中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专门从事报刊撰稿人工作。同之前的那次暂时中断一样，他不仅没有完全放弃批判工作，反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到了促进作用。马克思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些关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经济事件的评论性文章，例如，《工厂工人状况》、《英国工厂制度》、《1844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英国的贸易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危机》和《法国的危机》等。这使他熟识了大量实际的细节(尽管是被动的)，特别是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客观上促进了其政治经济学研究。通过具体考察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工业、贸易和金融业状况，详细分析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利率变动情况，时常追踪当时作为欧洲狂热投机活动中心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涨落行情，马克思总结到，虽然资本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大规模投机企业的出现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但决不能像一部分经济学家那样将投机过度和信贷滥用归结为经济危机的终极原因。工商业的周期性“痉挛”，即“危机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地重新出现”①，是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内在矛盾的结果。经济危机的加剧使得各国政府竭力挽回资产阶级的损失，将危机的诸多恶果转嫁给工人阶级，从而恶化了后者的贫困处境。工厂主们不仅无休止地延长工作日和降低工人工资，甚至还公然违反议会通过的法令，使用童工代替成年工。这导致“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对立正在迅速接近爆发真正的社会战争的地步”②，客观上为社会变革奠定了阶级基础。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主要原因是《革命》杂志的停刊和没有其他的发表机会。最终完成且保存下来的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一篇评论即《对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在这篇文章，恩格斯对《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做了大量的摘录和评论。

②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56.

36

正是1857年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使马克思看到了欧洲革命的希望，促使他立即决定撰写“1857—1858年手稿”，并以极大的热情迅速完成了约50个印张的内容，以便在革命“洪潮”之前把一些问题搞清楚。1857年夏到1858年春的这段时期几乎是马克思一生最为高产和繁忙的时期，他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通宵达旦地写作了比以前更多的东西。除了“1857—1858年手稿”和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几十篇文章外，他还同意为《美国新百科全书》（TheNew American Cyclo-pedia）撰写了许多词条，还编写了3本题为《关于危机的笔记》(Cri-sisNotebooks）的摘录笔记。与以往的手稿不同，这些笔记是由大量关于当时经济危机的材料组成的，包括欧洲和北美等地经济危机的进展、贸易汇率波动、著名的破产事件和股票市场趋向等。可是，革命运动并未随着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一并出现，这使得马克思意识到他距离完全掌握材料以彻底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857—1858年手稿”也就只停留在草稿阶段。尽管如此，这部手稿仍然是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的主要著作，它不仅涵盖了整个《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涉及的主要思想议题，还有许多颇具价值的独特理论成果，因而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进入决定性阶段的重要标志。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马克思.英国的贸易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01.

② 马克思.工厂工人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6.

37

四、本书研究的基础工作和基本结构

按照本书的研究性质即文本学研究，关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文本的传播史和文献学问题疏证等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工作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1857—1858年手稿”，也便于笔者拟定本书研究的基本结构。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

在新的境遇下重新研究“1857—1858年手稿”，一个重要的基础工作是对其学术史和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仔细的梳理、清理和反思。众所周知，该手稿中最早面世的“导言”部分是由考茨基1903年在《新时代》上发表出来的，且第一个完整的版本（德文）出版于1939—1941年，而真正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研究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尽管它的出版和传播相对较晚，但“1857—1858年手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百余年的学术史中，国外相关研究中呈现出如下几种主要类型：

一是“苏联模式”，将“1857—1858年手稿”作为“《资本论》初稿”而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考证、翻译、出版和研究，并使之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其主要特点为：文献资料的丰富性和全面性；版本考证与史实研究结合紧密；强调作为一般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作用；研究与社会政治生活直接关联，有些过于夸大理论的普适性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维塔利·维戈斯基(VitalijVygodski)，其撰写的《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历史发现的历史：论〈资本论〉的创作》（1965）、《<资本论〉的创作史》（1970）、《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经济基础》(1974)、《<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交织》（1979）等，不仅较早地强调了“18571858年手稿”的重要性，诸如“天才著作”、有助于我们更接近马克思的思想历程①等，而且还对“1857—1858年手稿”各方面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在苏联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此外，苏联学者还组织了一个专门从事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国际性作者群体，撰写了《<资本论〉的第一手稿：卡尔·马克思的“1857一1858年手稿”》(1987)一书，全面评述了该手稿的创作背景、发展历史、理论意义、接受程度及其在世界范围内所引发的争论，至今仍被视为相关领域的最好研究论著之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38

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掘”，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命运的思考，重新“挖掘”和“发现”“1857—1858年手稿”中被“遮蔽”的思想。与“苏联模式”将“1857—1858年手稿”看作为《资本论》“铺路”的一部早期手稿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该手稿是一部体系概念完整的独立著作。当然，他们中间也不乏少数忽视或不解释“1857—1858年手稿”的人。例如，路易·阿尔都塞没有注意到“18571858年手稿”的内容与意义，将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早期”和“成熟期”，仅仅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定义为马克思重要的认识论和哲学著作。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Rosdolsky)《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8)一书的出版，它将过去关于马克思写作计划变化的相关探讨集中起来，用28章的内容详细注解了“1857—1858年手稿”的内容，极大地影响了后人的研究；另一个则是马丁·尼古拉斯(MartinNico-laus)《未知的马克思》(1968)一文的发表，该文强调了“1857—1858年手稿”全译本的重要性，使得该手稿广为人知。此后，“1857—1858年手稿”研究的热潮一直持续了下去，内容涉及诸多方面，例如：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重建革命主体和共产主义概念的思考①，雅克·比岱（JacquesBidet)强调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创作的有利和不利影响②，吕西安·赛夫阐述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人道主义解释的全面反对③，亨利·丹尼斯（HerryDenis）宣称的价值转化价格困难的解决对马克思重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性作用④，等等。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Vygodski. 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How Marx WroteCapital'. TunbridgeWells, 1974:44.

②在法国，阿尔都塞曾经发起过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辩论，内容涉及唯物辩证法反思、认识论断裂概念澄清、历史相对论批判等，因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成为这场论辩的关键内容。但在这场论辩的主要参与者阿尔都塞、莫里斯·戈德利埃(MauriceGodelier)、亨利·列斐伏尔(Herry Lefebvre)、皮埃尔·维拉尔(PierreVilar)和吕西安·赛夫（LucienSève)中，除了赛夫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将“1857—1858年手稿”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重视和专门研究。

对此，吕西安·赛夫曾回忆说：“除了导言’这样的文本外………阿尔都塞从来不阅读1857—1858年手稿'。当然，这是就“阅读’这次的真实含义而言的。”(LucienSève.Penseravec Marx auiourd'hui.Paris，2004：29.）针对阿尔都塞提出的“认识论断裂”，赛夫评价：“这只是一种人为的参考书目方面的断裂，最终导致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起源及其与马克思成熟思想之间连续性的最错误观点。”(LucienSève,PenseravecMarx auiourd'hui.Paris，2004：30.)

39

三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致力于对“苏联模式”的批评，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异化”“实践”“方法”等方面探讨“1857—1858年手稿”的思想内容。比如，克莱尔·科希克(KlehrKosik)在《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1963）中运用“1857—1858年手稿”中的部分概念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关于人、劳动和异化的观念进行了综合；费伦茨·特凯伊(FerencTökei)以马克思关于所谓的亚细亚占有形式和生产方式的思想为基础，详细论证了一个有关历史哲学的全面的理论⑤；捷尔吉·马尔库什(GyörgyMárkus)在历史和历史必然性领域内发展了“导言”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思想；普雷德拉格·弗拉尼茨基(PredragVranicki)在揭露黑格尔关于现实作为抽象过程结果的幻想的同时，强调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的方法是建立在具体的辩证法基础上的，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⑦；加约·彼得洛维奇（GajoPetrovió)基于“1857—1858年手稿”中包含了对当代世界及其具体化的批判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详细说明这一认识，指出该手稿在哲学上是超越《资本论》的⑧；等等。

四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不仅在版本考证、思想阐释和现实价值等方面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成就，还在促使日本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自“1857—1858年手稿”完整版本正式出版时起，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了相关方面的研究，大体历经“《资本论》形成史中的1857—1858年手稿””、“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1857—1858年手稿”研究”和“世界视野中的18571858年手稿’研究”这三个阶段，并形成了一系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见解。例如：望月清司从马克思历史理论角度对“18571858年手稿”的解读，内田弘论证了“1857—1858年手稿”同黑格尔《逻辑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等。此外，还出现了将《附属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与来历”、“异文”、“订正”和“注解”等内容也编译其中的“1857—1858年手稿”新译本，使研究者对该手稿的修改和形成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以便于更好地挖掘其中的哲学思想。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Antonio Negri. Marx au-delà de Marx. Paris 1998.

② Jacques Bidet. Que faire du Capital?. Paris 1985.

③ LucienSève. Penser avec Marx auiourd' hui. Paris 2004.

④ Herry Denis. L’《Économie》 de Marx. Historie d’ un échec. Paris 1980.

⑤ Ferenc Tökei. A társadalmi formák elméletéhez. Budapest 1968.

⑥ György Márkus. Marxizmus és antroplógia'. Az emberi léyeg fogalma Marx filozó fiájában. Budapest1966.

⑦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ksizma. Zagreb 1975.

⑧ Gajo Petrovió. Smisao i zna c enje Marxovih Grundrissa. Zagreb 1974.

40

五是“马克思学”的探讨，在破除意识形态偏见和学科局限性等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文献信息彰显马克思在思想上对黑格尔的借鉴。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MaximilienRubel)和让·马拉基亚斯（JeanMalaquais）所编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理。1857—1858草稿》(1968)，该版本打乱了原文顺序而将手稿重新编排如下：“货币乌托邦”、“资本”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有权的种类”；此外，还为“巴师夏和凯里”这部分加了注释。①这无疑为理解“1857—1858年手稿”的思想开辟了新的路径。

相比较而言，国内关于“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在时间上要落后于国外，尽管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导言”中译本。国内学界大规模研究“1857—1858年手稿”始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著作，如赵洪主编的《<资本论》第一稿研究》(1992)、汪水波的《马克思黄金时代的理论结晶〈资本论〉最初手稿的研究》（1991)、顾海良的《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1993)、汤在新主编的《<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1995)等。但与此同时，可以看出此时国内的相关研究不可避免地受“《资本论》初稿论”的影响，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隔离的板块进行研究，实际脱离了文本本身所阐发的社会现象和经济议题，未能完整再现“1857—1858年手稿”的极为宽广的理论视野、多样的论证方式、广泛的思想议题和独特的思考角度，进而客观地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实践价值。当然，国内学者也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而努力，特别是21世纪初以“回到马克思”为宗旨的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兴起，基于最新文献和世界视野，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其哲学话语的转换。例如，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1999）等。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笔者认为，这种编排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马克思学”以马克思生平、著述和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宗旨。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论述找到依据：一是黑格尔逻辑学对马克思加工政治经济学材料的作用[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3]；二是手稿的专题论文性质（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三是马克思要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性质的写作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1]。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