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概览国内外“1857—1858年手稿”研究，尽管热潮不断、成果颇丰，但在对其思想细节，特别是哲学思想的阐发方面仍较为薄弱。在与黑格尔的比较研究中也只停留在辩证法方法与文本结构的关系上（黑格尔本人亦颇为重视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研究)，没有详尽阐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缺乏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事实上，自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显学”诞生时起，它同哲学以及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就成为思想家们讨论的重要话题。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缺少对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直接引述的和批判的对象及其著作（140余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和10余部哲学著作）的深入解读，从而造成该手稿基本部分解读的缺失，使得在提炼该手稿的重要思想和基本观点时普遍缺乏文本依据，难以形成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由此可见，重新研究“1857—1858年手稿”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基于对马克思批判对象及其思想的理解，详尽阐发这一文本的思想细节，进而重构和再现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并提炼其观照和把握社会历史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方法，为再述该文本的思想史地位和实践价值奠定方法论基础。

(二)手稿的传播史和文献学问题疏证

毫不夸张地说，“1857—1858年手稿”是马克思诸著作中最为“命途多舛”的一个。这部马克思“黄金时期”的著作，囿于各种复杂的实际因素，竟然在马克思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才逐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知。另一个令人颇感意外的事实是关于这部手稿地位的长期不确定性。自梁赞诺夫1923年首次发现它时起，俄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关于它的名称不断发生变化，直到1939年正式付梓才被正式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草稿)》。尽管这部手稿的编辑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一版的原则进行，但它还是作为单行本出版，没有被收入历史考证版中。此后，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部手稿的德文重印版于1953年才问世，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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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被重新发现历程的迂回曲折外，“1857—1858年手稿”的接受和传播起步较晚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本身的复杂性，尤其是结构的不寻常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的晦涩，极大地增加了转译它的难度。根据不完全统计①，从1958—1965年的日文版到2008年的葡萄牙文版，“18571858年手稿”全文被翻译成22种语言，共计32个不同的译本，不包括节译本在内，已经被刊印了50多万册，极大地促进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和研究。

由于绝大部分的内容都被保存下来，且马克思本人也对这些内容进行了编号和排序，所以，“1857—1858年手稿”的文献学问题较少。除了它本身的逻辑结构外，争议最大的就是每个笔记本的具体写作时间了。诚然，弄清楚这部手稿每一个部分的具体写作时间，对于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转变成因和路径将大有裨益。但是，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得人们只能根据其他材料对这些具体写作时间进行推断，很难形成普遍认可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掌握大概的写作时间进而展开相关研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本学研究终究不是文献学研究，文献学考证虽然对文本学研究起着前提的作用，但这两者在性质上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大致类似于中国古人所讲的“小学”和“大学”的区分。按照这种思路，“1857—1858年手稿”自身的结构这个难题，我们可以参照马克思本人后来所做的写作计划和提纲，通过合理的解读和重新建构来进行破解。在这方面，编者和译者在目前的通行本中给每个部分加上标题以试图做逻辑建构的处理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当然，随之带来的问题也很明显，尤其是在有些部分的处理上容易给人带来误解。例如：手稿的主体内容[《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所谓“资本章”的第一部分（笔记本Ⅱ第8-23页）被编者全部归为标题“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内容。事实上，马克思本人最早拟定的是“货币作为资本章”这个标题①。如果仔细考察这些内容，就会发现这个手稿片段中至少混杂着四个方面的内容：流通之于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实现作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必然性；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内涵。为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的初稿片段中，专门做了区分和修正，将这些内容分别归到了他本人所拟定的“简单流通中占有规律的表现”、“向资本过渡”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小节中。其中，前两个小节属于“货币章”，后一个小节才属于“资本章”。又如：手稿的主体部分中所谓“资本章”中的“利润和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这个部分(笔记本III第43-45页和笔记本IV第1-14页)，其内容除了标题中所示之外，更多是在阐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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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我们在解读和研究这部手稿时，切忌不能完全照搬中译文通行本中所做的内容划分。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对马克思思想的具体细节的理解偏差。参照马克思本人在写作完这部手稿后所做的《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资本章计划草稿》《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以及这一时期的书信等材料，将会对我们解读和研究它大有裨益。此外，马克思本人所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及其已保存下来的初稿片段，也是我们理解“1857—1858年手稿”的重要参考材料。特别是在笔记本C(《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初稿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开头部分）已经佚失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可以参照《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商品章”来对“1857—1858年手稿”中应有的“商品章”或“价值章”内容进行还原式的阐释。

《资本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解读和研究“1857—1858年手稿”的重要参照材料，但我们却必须要注意使用它进行对照研究的限度，避免将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形成的思路直接套用到“18571858年手稿”中。这种“直接代入式研究”既有助于我们研究，又难免带来过度诠释的后果。也就是说，直接用《资本论》的思路来对“1857—1858年手稿”进行逻辑化的建构，完全对后者中的独有内容视而不见，从而陷入两种相对的极端：要么将马克思彼时的思想人为地拔高到《资本论》时期的水平上，要么重新退回到“《资本论》初稿论”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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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是将相类似的内容专门归结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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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书研究的主要思路和学术观点概要

有鉴于此，笔者按照马克思本人所做的整理和纲要，在重新探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梳理马克思“原本批判”研究模式的转向的基础上，打破“1857—1858年手稿”写作原始顺序的限制，就这部手稿中涉及的主要思想议题，诸如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思路及哲学方法、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运动、简单流通中的货币辩证法、资本一般及其辩证的生产总过程、资本一般的形式规定性等，做了全面、详尽且系统的解读—这种解读是对“1857—1858年手稿”中的全部内容和思想细节的梳理，关于马克思的主要思想议题所涉及的这部手稿的内容范围，笔者以图表的形式展现了出来，放在了本章的后面(附录)。最后，将它们置于思想史进程和当代实践图景中来阐明现实意义，以及进行客观的历史定位。

在此，笔者谨将本书的具体结构和主要学术观点概述如下：

第一章探究的是马克思创作初期的思路变化，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旧思路的延续向新的逻辑建构的过渡。受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旧有模式的影响，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批判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和谐论、巴师夏工资固定论、达里蒙劳动货币论时，仍然延续了从哲学历史观出发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模式。这种模式具体而言是从遭逢现实问题到指明社会变革的根本出路的循环，其一般手法为推导逻辑矛盾和“追根溯源”式批判。尽管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入手，批判经济和谐论、工资固定论与劳动货币论，再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这在逻辑上是能够自洽的，但是无法体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所做的独立表达和全新建构。政治经济学批判应直面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生产一般，并制定新的研究方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转而进行“导言”的创作，从而标志着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旧有模式走向终结。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不可否认，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或多或少都带有这两种极端。当然，这本著作在同类研究中代表着极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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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讨论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思路和哲学方法。当时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以斯密和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以蒲鲁东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总体上把握和理解这些理论的得失，是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建构的重要前提。马克思的思路是：首先在此前提下找出这些理论的一般体系及其哲学传统和方法；然后再重新考察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直接对象的物质生产，探讨生产一般同其他表面领域的现实关系，并使之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最后阐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和分篇构想。这其中的哲学方法包括：生产总体辩证法，即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统一的辩证运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及作为其内在要求的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范畴和现实关系的辩证法，涵盖简单范畴与具体范畴的优先性、经济范畴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或它对于一切社会形式的适用性、同一经济范畴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地位等。这些方法在分析商品、货币和资本在现实中的辩证运动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第三章阐明的是作为一般性规定的商品的二重性和商品交换过程。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这种分析框架在马克思写作“1857—1858年手稿”时期始终是十分明确的。只是由于交换价值和货币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是密切联系的，难以为人们在现实中所区分，所以马克思才在“1857—1858年手稿”中有关价值的论述不是以专门章节的形式出现的。商品(价值）和货币对于资本都是一般性的东西，即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的一般抽象规定。在关于商品（价值）的讨论中，马克思实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他既为价值作为研究出发点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以商品为载体描述了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转化的现实过程；既揭示出交换价值的本质，又刻画出现实中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间的全面依赖的场景；既解释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及其带来的矛盾，又论证出现实的个人在物质变换即私人特殊产品交换中所发生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此外，他在论述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理论建构和理论史梳理密切结合起来，这也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重要表现。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提供了扬弃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交换所带来的人的全面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四章分析的是作为特殊性规定的货币及其在简单流通中的辩证运动。直到在“笔记本I”中具体阐释货币和商品并存所带来的矛盾时，马克思才意识到叙述的辩证方式，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限度所在。这种叙述方式既可以实现理论叙述的逻辑化和清晰化，又不可避免地带来极端抽象化的倾向。正是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情况，最终使得马克思发现并运用黑格尔逻辑学的“合理内核”，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具体到关于货币形式的分析上，马克思不仅引入黑格尔所描述的“同一→差异→对立→矛盾”的辩证运动，来分析商品、交换价值和货币的“本质一形式”关系，而且借鉴了黑格尔关于根据作为矛盾的消解的存在这个说法，将商品二重化所带来的各种矛盾的解决固定到货币形式上；并在此基础上，详尽考察了简单流通中货币形式的辩证运动过程，指出了货币形式所表征的人的社会关系被颠倒为物的关系，辩证分析了流通所实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最后提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个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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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和第六章阐释的是作为个别性规定的资本一般及其辩证的生产总过程。从“1857—1858年手稿”的现有内容来看，马克思未能完成他关于资本总体探讨的庞大计划，而只是对资本一般做了系统的梳理，并探讨了它的生产总过程。按照生产总体的概念，即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统一体，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不是一个起点和终点合而为一的“简单圆圈结构”，而是不断地进行着生产和流通的“螺旋上升式结构”。从这个总过程的各种规定来看，作为其要素的是商品、货币和资本一般；作为其环节的是商品交换过程、商品流通过程、货币流通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资本一般的流通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等一系列过程；作为其产物是商品的二重性规定、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性和资本一般的各种形式规定性。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又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一个环节，它还表征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只有在考察资本一般时将上述内容结合起来，才能准确且系统地理解这个总过程，并以此观照和把握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从而找到社会变革的根本方式和通往未来社会形式的正确道路，实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

最后的综论部分是对“1857—1858年手稿”做总体的观照和总结。笔者在此部分着重讨论的内容有：这部手稿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建构中的作用，特别是马克思系统整理这些“专题论文”的不断尝试；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的；这部手稿之于当代实践和理论建构的意义，从而以文本个案研究为切入点，实现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包含的“文本一历史—理论—现实”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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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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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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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在直接占有大量原始资料以全面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写作《伦敦笔记》之后，马克思并未立即形成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这使得他在开始尝试进行一些具有前提性的探讨时，没有完全摆脱其“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仍然延续了从哲学历史观出发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具体表现在“巴师夏《经济的和谐》①1851年巴黎第2版”(笔记本II第I-VII页）和“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笔记本I第I-XII页）这两个片段中。过去，国内外学者在解读和研究上述两个片段时，往往从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出发，阐述其首次明确区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批驳蒲鲁东主义货币理论的理论错误和实践错误等理论意义，缺乏对作为马克思直接批判对象的巴师夏、凯里和达里蒙的著作及思想的全面了解和分析。这种研究上的缺失，导致我们既无法全面且客观地呈现马克思思想的原貌与进程，又无法直观地表明马克思思想的变革性与深邃性。有鉴于此，笔者在本章中首先回溯马克思“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然后再结合巴师夏《经济的和谐》、凯里《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卷和《过去、现在和将来》、达里蒙《论银行改革》等著作来阐释他们各自的经济和谐论、工资固定论和劳动货币论，最后分析马克思对上述理论的针对性批判，力求全面且客观地呈现马克思创作“1857—1858年手稿”的最初思想历程。

①Harmonieséconomiques一书除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中的“经济的和谐”或中文1版中的“经济的谐和”译法外，还有一种译法，即中文通行本的“经济和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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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

自写作《巴黎手稿》到《伦敦笔记》为止，马克思在长达十余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形成了一些研究模式和批判手法，最典型的就体现在《哲学的贫困》中。1857年8月底，马克思在笔记本M中写下“导言”，详细地论述了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和方法，从而标志着其“原本批判”旧有模式走向终结。然而，在这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并没有摆脱旧有模式的影响(这符合一个思想家的真实思想历程，而且他本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框架在1857—1858年间是不断变化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和“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这两个部分是以《哲学的贫困》为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继续和深入。在具体解读这两部分手稿的内容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马克思“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做简要回溯。

(一)从遭逢现实问题到寻求变革出路

结合本书导论部分的内容，综观马克思本人所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现实中遭逢的复杂问题是激发他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因素。马克思首先做的是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和解决上述现实问题。他会为此圈定所读书目，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思路来做细致的摘录或者扼要的评注。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注意到部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一些重要概念和关键问题的阐发上，与“当前的经济事实”存在着许多不相吻合和互相矛盾的地方。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马克思一方面阅读和摘抄更多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来进行对比与辨析，以证实它们是否为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共性问题；另一方面结合逻辑论证和现实分析尝试破解这些问题，并形成较长篇幅的阐释。通过这样两方面的工作，马克思借助并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提升了自身对复杂现实问题的理解，而且指明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或社会变革的根本性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工作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往往呈现出循环的方式：他在遭逢新的现实问题时经常反复研究和摘录同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对同一个重要概念和关键问题做出深层解析和多角度探究。简而言之，遭逢现实问题→研读他人的著作→分析和批判他人的理论与思路→产生自己独立的思想并做准确的表述→指明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遭逢新的现实问题……如此周而复始，就是马克思在系统地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前的“原本批判”模式。特别是马克思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清算了思辨哲学的影响，建构了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从现实出发来理解人、社会和历史，在生产力普遍发达的基础上真正地实现社会变革）之后，他的研究模式就逐步固定起来。①而且，在这种研究模式下，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实现了内在整合。②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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