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首先来看《巴黎笔记》和《巴黎手稿》，其直接动因是遭逢物质利益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尽管阅读各种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目的是为解答现实问题，但马克思并没有急功近利，而是先通过这些著作去熟知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基础理论。对于初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而言，认真谨慎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在最初阅读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萨伊《论政治经济学》、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以及重商学派、重农学派、货币主义信徒、李嘉图等的著作时，他都只是做了大略的浏览和简要的摘抄。随着对政治经济学的各方面代表及其思想的熟知，马克思的摘录笔记数量开始增加，其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甚至囊括了不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以便于他从它们之间的彼此对立或互相补充中获得新的理解和认识。③正是经由反复的比较阅读、细致的摘录和缜密的思考，才让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问题的见解日臻完善，写下了大量的逻辑性摘抄和评论性文字。这也就意味着，他要基于对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并完成对前人理论的超越。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后已经弄清了其新的哲学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而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成为他阐述这些基本特点的重要契机。(参见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9.）从这个角度来说，《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一个典型。

②在这其中，唯物史观的历史性思想是观照和把握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方式，它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并将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范畴视为社会的历史的产物，而非永恒的事物。政治经济学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的描述，它只有经由科学的和系统的考察（批判）才能从中找到通向未来理想社会形式的道路；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恰恰揭示出这条道路，即社会变革的前景和根本性方向。

③例如，马克思在1843年底至1844年初阅读英国经济学家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后，紧接着便阅读了德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生产运动》、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的关税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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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巴黎手稿》笔记本Ⅰ中，马克思是分为“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三栏进行摘录和评注的，并试图“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①来进行阐述。他此时发现，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用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要素分配社会财富并没有实现他们所说的富裕状态，反而是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就越贫穷这正是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②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促使马克思进一步思考，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视为必然性的理论前提，而后者恰恰是需要先做说明的③；这一学科虽然认识到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却不考察劳动同生产的直接关系，掩盖异化劳动的事实。为此，马克思提出要用异化劳动说明当前的经济事实，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规定，即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同其劳动产品、生产活动、类本质和他人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在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阐明分工、货币等范畴之前需要完成的两个理论任务：一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二是劳动异化、外化如何内在于人的本质之中。④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4.

②“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同①156.)

③“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同①155.）事实上，早在《让·巴蒂斯特·萨伊〈论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就以评述萨伊关于财富性质和流通原理的方式表述了上述至为重要的观点：“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对此没有说明理由，但是，这个事实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的财富是不存在的，国民经济学按其本质来说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因此，没有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学便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MEGA2, IV/2, 1981: 316, 319.)

④ 关于《巴黎手稿》内容和结构的分析可参阅拙作：原始手稿本来面貌的直接呈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始顺序版”描述，教学与研究，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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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反思与批判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马克思还对包括价值、分工、货币、信贷等在内的重要的经济学范畴，以及对比这些范畴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不同意义的方式，做了集中的考察。以价值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为例，马克思先是摘录了斯密、斯卡尔培克和萨伊关于价值的不同看法，然后在摘录李嘉图著作时写下了这样的评注：“李嘉图在价值规定中只抓住生产费用，萨伊只抓住效用（有用性)。在萨伊那里，竞争代表生产费用。”①当马克思注意到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有关于类似主题的评述时，他又将这部分内容摘录了下来。正是对价值问题的不断追问和分析比较，才使得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断深入，从全面否定到放弃否定再到肯定吸收，进而为自己的价值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无独有偶，马克思写作《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也是由现实问题引人的。承接《巴黎笔记》中的《毕莱笔记》的内容，马克思继续关注资产阶级社会中英法工人的贫困问题，并在摘录西斯蒙第著作时回到了考察劳动阶级贫困现状的主题。通过摘录和对比萨伊《民族与个人的富裕和贫困的主要根源》、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尚博朗《论贫困，古代和今天的状况》和巴格蒙特《基督教的政治经济学，对法国和欧洲贫困性质和原因的考察及缓和与防御的对策》等，马克思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其一，特定的时代具有特定的规定性，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贫困问题带有异质性，如基督教经济学面对的是欧洲中世纪的贫困问题，而呈现给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其二，不同的阶级立场决定着研究者对贫困问题的不同态度与判断，萨伊、西斯蒙第和毕莱就是分别从资产阶级、小生产者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理解贫困问题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萌生出理解政治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不同体系乃至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的研究构想，而这成为他接下来摘录和研讨的重要课题。

同样，对现实中贫困问题的持续关注，加之蒲鲁东《贫困的哲学》被译作德文后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传播甚广并导致他们思想混乱，使得马克思断然与唯心主义的经济学及其最新体现者蒲鲁东决裂，“给只想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①。与前文带有手稿性质的著述稍有不同的是，马克思此时形成了自己新的哲学历史观，使得对蒲鲁东著作的摘录和评述成为表述其独立思想的佐证。具体而言，马克思是从“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社会形态必然依附于社会机体之上”“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等哲学观点出发，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和经济矛盾的体系，进而推翻蒲鲁东关于工人运动和暴力革命无效性的错误论断，消除《贫困的哲学》对变革社会的现实运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以批判蒲鲁东分工天命观为例，马克思是在充分认识到分工的实质(即私有财产条件下人的异化的类活动）、分工所表征的历史过程(部落所有制一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分工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过程与环节中的表现形式及作用、分工的后果和前景等的基础上，直接切中蒲鲁东分工理论的要害：一是将分工视作永恒范畴和永恒规律，用“分”的观念抹杀了分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呈现的质的差异；二是没有做任何实质上的创新，只是夸大了、重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论述分工的好处时所得出的结论；三是用简单的观念或范畴来揭示分工产生有害结果的原因，人为地虚构出不同时代的分工之间的对立。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MEGA2, IV/2, 19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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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马克思创作《伦敦笔记》的直接动因，则更为研究者所熟知，那就是1847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面对这一问题，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货币理论，摘录和对比了图克、泰勒、加尔涅、毕希、桑顿和斯密等人的著作，从他们的国家货币学和信贷政策中找寻经济危机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他注意到了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的蒲鲁东和格雷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批判了他们通过货币和信用领域的改革来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危机的错误做法。货币不是永恒的和普遍的事物，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它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才具有了普遍性，进而奴役人并同人相对峙。蒲鲁东和格雷的错误缘于没有认识到货币的本质，他们根本不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生产方式为基础”①。正因为这样，他们仅能认识到只有消除现行的货币体系并实行直接的产品交换，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自由；他们的认识只能局限于表面的流通领域，而不是作为本质的生产领域。蒲鲁东和格雷的做法是一种矛盾的幻想，他们既要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货币体系，又要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直接的交换并没有改变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这个总的客观存在的阶级关系，其存在性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先在性，即掌握资本的资本家决定着工人的命运，资本也成为一种社会关系。正是社会财富普遍具有了资本的属性，才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根本性变化。由此，马克思得出了讨论资本生产过程的结论，而这恰恰是“1857—1858年手稿”的一个主题。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25-426.

②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86-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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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导逻辑矛盾和“追根溯源”批判

批判与建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与之密切相联系的则是其“原本批判”的一般手法：第一，从批判对象的理论前提本身出发，得出与前提相左或与现实相矛盾的结论②，从而反证出批判对象的理论的不合理性，或者直接呈现所批判的理论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第二，追溯批判对象的思想先导或主要创立者，通过批判后者的方式来从根本上驳倒前者。

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斯密必然会首先受到马克思的批判，其理论也首先成为后者“原本批判”一般手法的“试验品”。按照斯密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是通过研究社会财富的主体、性质、动力机制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而到达一种财富日益增长的富裕状态。在他看来，财富的根源在于劳动，其动力机制则内在于由劳动分工、商业贸易和法制规则所共同构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劳动、资本和土地作为基本范畴起着主导作用，并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主要依据，而工资、利润和地租则相应地成为价值的主要构成因素。由此不难推论，对工资的所有者工人来说，社会财富日益增长是最为有利的状态，此时工人所分配的财富也会增加。但实际生活中的情形却正好相反。马克思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了细致的探究：首先，财富的增长会导致工人为了获取生存资料的唯一来源（工资）而过度劳动甚至放弃一切自由，这势必会导致工人寿命的缩短。其次，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大量劳动的积累、分工的扩大和资本的积聚。此时，由于“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①，所以，工人的劳动产品，也就是他们的生存资料和生活资料，会被积聚到作为资本所有者的少数资本家手中，工人最终沦为资本的奴隶。而分工的扩大则会导致工人的数量增多和竞争加剧，进而使他们越来越依赖于片面的和机器般的劳动，最终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沦为机器。此外，资本的积聚意味着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加剧，这将使得一部分小资本家破产而成为工人，从而使工人数量的增加和资本家之间对于工人需求的竞争减弱，最终导致工人之间产生新的竞争和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最后，当财富的增长达到顶点即完满的状态时，工资和资本的利息都会变得很低，工人之间的竞争会激烈到工资仅够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超过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而这个结论恰恰是斯密本人得出来的。由此可见，斯密所向往的社会财富日益增长的富裕状态却导致大多数人口（工人）的痛苦和不幸，“国民经济学（总之，私人利益的社会）是要导致这种最富裕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是社会的不幸”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41.

②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说，“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仿效他把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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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现马克思“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全部著作中，运用一般手法最为“纯熟”的当属《哲学的贫困》。在批判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时，马克思采用的是批判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的方式，他认为后者本身就有着将一切事物最终抽象为逻辑范畴的极端倾向，只学到了“皮毛功夫”的蒲鲁东的哲学方法更是漏洞百出。只要揭示出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抽象化的实质和错误，那么“冒牌的黑格尔词句”就会不攻自破了。在批判蒲鲁东关于价值二重性的解释时，马克思直接从作为蒲鲁东批判对象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本身出发来反驳其各种谬误，深刻地指出蒲鲁东只是在重复斯密所创立的“循环论证法”。①在剖析蒲鲁东所“发明”的构成价值的实质时，马克思指出，所谓构成价值的成因、决定因素、形成过程、作用、新特性和意义等，不过是在模仿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抽象地谈论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及其运动而已。如果说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尚且带有空想主义的性质，那么，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则更是一种“玩弄辞句的企图”。在驳斥蒲鲁东关于构成价值理论的实际应用时，马克思通过大段的引用、评论约翰·布雷的观点来暗讽蒲鲁东的理论无任何新意，他认为既然布雷的学说已经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被证明是失败的，构成价值理论就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这种“追根溯源”式的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随处可见，正是这种间接的和不屑一顾的批判方式彻底终结了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友谊。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0.

②同①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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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主要方式还是从前提出发推导矛盾，或者直接呈现理论和现实之间的不相符，且这种方式是基于他此时已形成的新的哲学历史观的。例如，基于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这一根本性认识，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机器观时指出，要把机器置于历史视域中并结合现代大工业及作为其组织形式的自动工厂来考察，要将机器生产作为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而非将机器本身视作永恒的经济范畴。蒲鲁东将作为“经济范畴”的“机器”界定为分工的“反题”和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新归于统一的“合题”。而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机器大生产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机器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而是劳动工具的集合。机器的真正发展过程是：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合成的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机器即生产工具的积累不是分工的否定，与之相反，这两者是彼此不可分割的。而且，机器的应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工厂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及其劳动进一步被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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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例如，蒲鲁东只是在交换价值已经产生的前提下论证交换价值的产生过程。由于满足人类各种需求所进行的不止一个人的生产就意味着分工已经存在，有了分工则意味着有了交换，因此，需求决定生产应该被扩展为这样的逻辑顺序：需求→生产=分工=交换→交换价值。“这样看来，本来一开头就可以假定有交换价值存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78.）而斯密很早就采用这种论述方式：“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又以分工和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MEGA2，IV/2，1981：336.)又如，蒲鲁东一方面通过确定价值尺度推导出劳动者工资的平等，另一方面却把任何劳动日都是相等的即一定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都是相等的（这也就意味着劳动者的工资都是相等的)，当作既成事实来确定价值尺度。多么奇妙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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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就是关于马克思“原本批判”旧有模式和一般手法的概述，接下来，笔者就要结合“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和“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这两个片段，来论证这种旧有模式和一般手法是如何被马克思延续和终结的。

二、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历史性：经济和谐论批判

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旧有模式，马克思会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出发进行理论建构，要涉及的就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各种相关理论进行摘录和评述。在此时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待经济危机的态度无外有两种，即“掩盖”和“正视”。前者的“典型代表”①是巴师夏，他认为经济危机是经济规律自然和谐的一种表现，只要发现和排除扰乱经济规律正常运行的因素，就能很快消除经济危机；后者的典型代表是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他直面经济危机在流通领域的各种表现，主张用改革货币制度的方式消除经济危机。

马克思注意到了这两者，他首先批判的是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后者主张经济规律在自由发挥作用时的自然和谐，并将经济危机归因于各种使经济规律不起作用的因素，如掠夺、战争、奴隶制、神权统治、垄断、政府剥削、假博爱或共产主义等②；认为经济危机只是一种表象，其存在性不是对作为本质的经济规律自然和谐的否定，而是一种反面证明或肯定。“因此，不仅要在其庄严的和谐中阐明社会范畴的自然规律，还必须指出使这些规律不起作用的那些扰乱原因。”③这种掩盖经济危机实质的做法，必然会遭到马克思的强烈批判。颇为有趣的是，巴师夏的论证结构居然与其理论对手蒲鲁东①论述经济范畴的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②。对于已经在《哲学的贫困》中彻底批判过蒲鲁东的马克思来说，批判巴师夏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以致他最后出于不屑③而终止了批判。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就其平淡庸俗、装腔作势的辩证法、赤裸裸的高傲自大、幼稚的自满自足的陈词滥调，以及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历史过程这些方面来说，其典型代表就是弗雷德里克·巴师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4]。

②事实上，巴师夏在《经济的和谐》中只简单论述了掠夺和战争对经济规律自由发挥作用的影响。

③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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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的和谐

从文本内容来看，马克思从哲学历史观出发，以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为前提，结合批判作为巴师夏理论先导的凯里学说展开了论述。因此，我们需要首先对凯里的经济和谐论做简要回溯。

凯里的经济和谐论是在其熟稔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美国经济发展现实④的基础上完成的。他认为，英法和美国之间存在的巨大环境差异和地理差异，决定着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适用于美国。于是，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构建新的经济理论，就成为凯里的主要理论任务。同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一样，凯里的批判和建构也始于价值理论这个全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有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凯里提出了再生产费用价值论，即价值的源泉在于再生产的劳动成本或劳动牺牲而不在于包括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成本。生产的动态性决定了劳动的创造能力的变化，使得后者因不稳定性而无法成为价值的标准。具体而言，劳动的效率会随着经验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发展而不断提升，导致生产同样的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不断减少，或者同等的劳动量所生产的产品不断增加。也就是说，“产品的价值不断在下降，而人的价值则不断在提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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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1850年，巴师夏和蒲鲁东曾就生息资本、无息信贷和银行信用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②蒲鲁东的结构为：经济范畴的合理性→干扰合理性的因素→解决矛盾的办法；巴师夏的结构为：和谐的自然的经济规律→扰乱经济规律的因素→解决问题的办法。

③“在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家中，巴师夏先生的《经济的谐和》集庸俗之大成。只有癞蛤蟆才能搞出这种谐和的烂泥汤。”[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0.]

④凯里很早就仔细研读了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并深受其影响。基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理解，凯里早在1835年就对模仿李嘉图理论并将其庸俗化的西尼耳的“节欲论”(将利息视作货币所有者为积累资本放弃当前消费而“节欲”的报酬)进行了猛烈抨击，撰写了《关于工资率》和《全世界劳动人口条件不同的调查》等文。1837—1840年，凯里创作了《政治经济学原理》(3卷本)，在充分认清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首次对价值、分配、人口、土地、货币和价格、保护关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系统论述，完成了有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的建构。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将凯里称作“北美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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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决定因素的变化，必然导致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以李嘉图级差地租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主张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理论优等土地的有限和人口的无限增长，使得劣等土地被耕种与劳动报酬降低，土地所有者、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收入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而这三大阶级的经济利益冲突直接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和谐现象迭生势必遭到凯里的批驳。级差地租论只适用于工业资本反对《谷物法》的时期，并不符合19世纪美国的现实情况。此时，土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资本，地租和利息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它们都产生于自然支配人类和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冲突中。起初，一块土地在一个新的国家中是不具有价值的，伴随着对它的改造和它因交通改善而更靠近市场等，它才逐渐获得价值。要言之，正是投资于土地上的资本才使得它有了价值。况且，美国的情况与李嘉图所论述的耕种从优等土地转向劣等正好相反：受位于河床下游的较为肥沃的土地极易遭受洪灾而绝收的影响，美国人最初在靠近山顶或半山腰的较为贫瘠的土地上耕作，从而导致已耕作的远不如未开垦的土地要肥沃。此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需要，既提升了贫瘠土地的质量，也提高了肥沃土地的开垦率。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增加，地租就不可避免地提高，社会财富进一步增加和积累。在人口和财富共同增长的同时，人的思想也会不断进步，并趋向联合与和谐，而这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和谐与财富增长处于一种良好的互动趋势。

不同于从结论出发批判李嘉图级差地租论，凯里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始于论证其理论前提的不可能性。他不否认英国社会中各种贫困惨状的存在，而是反对将它们作为如下前提和结论的事实依据：人口所呈现的几何式增长始终要快过生活资料所呈现的算术式增长，从而导致工人的工资降低和生活恶化，人口进一步减少。现实中和理论上不符合上述前提的事例比比皆是：自然环境的不同会导致人类生育能力的变化，这说明人口的再生产速度是可变的；英国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工人真实工资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的现象，这说明社会的贫困惨状不能全部归因于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可以提高个人发明量及其实际应用速度，这说明人口增长的规模及趋势有助于包括生活资料在内的人均产出的增加；人类的机体和机能是十分复杂的，比如在大脑功能不断完善的情况，其再生育功能可能会持续下降，这说明只从动物性的角度来阐述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关系是不合理的；等等。由此可见，人口状况不是受某种天意的摆布以呈现出几何式增长趋势，而是基本上受人为控制的，以致人口增长可以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质言之，马尔萨斯所代表的作为满足人口需要的人类社会制度的各种理论表现是亟待修正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口增长会随着交往增加、资本增长和技术提升而产生更多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伴随着文明进步而产生的替代规律作用，会使得人们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大为降低。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 H. C. Care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1. Palala Press, 201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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