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9卷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逻辑建构

(二)雇佣劳动制度对维护工资固定性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阐述雇佣劳动制度的发展过程，巴师夏将劳动者所处的状况划分为三种：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稳定性占统治地位和这两者的中间状态。他指出，雇佣劳动制度就是这个中间状态，尽管它无法确保全部的工人都被雇用，只是满足了一部分人对固定性的需要，只是使工人的工资更为平均。若缺少了雇佣劳动制度，劳动者将长期处于偶然性的支配下，人类社会就会后退到狩猎、捕鱼和农业这些雏形状态。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文明进步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使得人类社会从半野蛮状态过渡到现代状态。②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人对于地位的固定性和稳定性的需要，是无法消除的和不可停止的。劳动者决不会满足于雇佣劳动制度这个中间状态，在通往稳定性的道路上停止努力，他们创造出互助会和退休基金会这两个机构，不断完善雇佣劳动制度，使劳动者的收入更为固定。正如巴师夏所说，为了满足在年老或患病而无法劳动即失业时期的需要，劳动者必须在有工可做的时候即就业时期进行储蓄。①然而，对劳动者个体而言，这种需要何时出现却是难以预知的。于是，互助会应运而生，毕竟由社团来为劳动者失业时期的需要提供帮助，要比将其交由个人命运来做更为有效。由此可见，互助会远在“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真正的“发明者”是需要，是人对于固定性的渴望，其目的在于“使满足得到普遍的取齐，把在好日子里领得的工资分摊在生活的各个时期上”②。

C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98.

②巴师夏在阐述这一观点时所运用的叙事手法是：“首先，以往的劳动与现时的劳动，在共同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在共同经营的事业中联合起来，在这样一种形式下的范围当是很受限制的。如果社会未曾找到其他的组合方法，世界上就绝不会完成过重大业绩，人类就会停留在狩猎、捕鱼和农业这些雏形状态中。后来两个合伙人听从双重感情的驱使，即对稳定性的喜爱和追求，以及甘冒风险来领导事业的愿望，议订由一方承包共同风险的契约，但并不中断双方的联合。双方约定，由一方给予对方一个固定报酬，并由他承担全部风险和主持事业。当这种固定性适用于以往的劳动，即资本时，它就叫做利息；当它适用于现时的劳动时，就称为工资。”（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02.)这与他的论敌蒲鲁东在阐述“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时的手法，是极为相似的。后者将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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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助会中，个体或单个行业的利益和困难成为共同的利益和困难。互助会成员处于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巴师夏据此指出，这种依存关系建立在责任的转移之上，互助会的困难正在于此。如果互助会成员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不负责任，就必然会影响互助会的正常运转。特别是当互助会的部分成员最终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在集资援助那些不能劳动或找不到工作的人时，他们也将因对惰性的自然倾向而变为坐享其成者，勤劳者就会被懒惰者欺骗。为了保证互助基金不被用罄，互助会需要一种监督机制，这既能保障互助会全体成员的生存，又能让他们免于受骗。这种监督机制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才能得以实施并取得成果：互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是自由的、自主的但也是受限制的。此外，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即监督机制的主体是谁。政府首先是要被排除在外的，因为它只会假借集中的名义来占有一切款项。即便政府能够公正分配与合理使用互助基金，也需要包括审查员、检查员和监督员等在内各种庞杂的机构人员来维持运行。在需要和援助中间横亘着无数烦琐的手续。此时，互助会实际上就变成了警察部门。当政府增加一个新的职位、为自己擅自加上一个职权的同时，它就会增加一个新的、应对可怕后果的责任。这个可怕后果就是不断推迟对日益增加的弊端①的整顿，最终不得不诉诸那些思想败坏到已丧失正义感的政府首脑。若要使互助会有一个好的前途，就必须赋予其独立性，把它交由与之有关的人去管理。就像英国政府所做的那样：凡是个人利益足以自由地进行管理的地方，就无须运用政府行为加以干预，从而使英国的互助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独立性不仅能使互助会成员实现个人的价值，而且还使政府相对地不负责任，从而实现互助会的稳定性。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佣劳动视为经济矛盾体系中机器时期的突出特点，并描述了分工、机器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假定某个人曾“注意”(remaqur)到分工能够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进而增加产品的总量。当他会抓住这个头脑中的线索进一步思考时，就会发现如果根据每个行业的自身需要选拔一批劳动者，并组成一个永久性集团即“工场”(atelier)，就能够减少生产费用和提高产量，使生产持久下去。之后，这个人向劳动者提出了合作的建议，由他来保证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出去。在工业的萌芽时期，这个后来成为工场主的人与其同伴们即后来的雇佣工人是彼此平等的。但由于工场主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地位，这种原始的平等很快就会消失。工场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单独的劳动，它在使劳动者居于从属地位之后，最终将他们从手艺人的行列中排除出来，彻底沦为小工。「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92-194.]这就是蒲鲁东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或“叙事的和哲学的历史”的一个标本。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蒲鲁东的叙事的和哲学的历史’不见得能赶上他的对手巴师夏的同类著述”(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是极为准确的。笔者在后文还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①“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文明的进步而上升到雇佣制的劳动阶级，在实现稳定性的道路上并未就此停止努力。当然做了一天工之后，准有工资可得；但是，当种种情况、工业危机，或仅仅患病迫使工人失业时，工资也停发了，那时，难道工人和他的老婆、孩子们就得挨饿吗？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有工可做的日子里储蓄，以满足年老生病时的需要。”(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03.）马克思在批判巴师夏时，摘录了上述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并把它作为劳动者达到稳定性状况的重要环节。

②同①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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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助会获得独立性后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机构中，巴师夏将退休基金会放在了首位。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每个互助会成员都希望“老有所依”，这是他们普遍、一致、强烈、衷心且自然的渴望。为了表明这种渴望的强烈感，巴师夏“设身处地”替一个工人表达了他每天醒来都会有的、无时不刻不在折磨着他的想法：“我年轻而身强力壮…可是，当我年纪大了或者生病不能劳动时，我将变得怎样，他们又将怎样呢？我必须克制自己，要以一种超人的力量、一种超人的谨慎从我的工资里积蓄一些钱，以应付不幸的日子…为什么没有一种社会机构，在我年轻时，甚至强迫我交出一些钱，以便拿来救济我的晚年?”①退休基金会源自劳动者对固定性的渴望，这意味着它必须要靠劳动者自身的“牺牲”，从固定报酬即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来维持，而不应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否则，这一机构就因丧失独立性而不复存在。除了保持独立性之外，退休基金会的建立还要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一是物质条件的改善，互助会的财产不断增加；二是道德状况的完善，互助会成员具备高尚的品德，能做到自愿捐款筹措资金而非诉诸捐税等强制手段迫使局外的阶级资助，更不能将退休基金挪作他用。也就是说，退休基金会的建立取决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它应该是高度文明即资本发达的社会状态下的产物。这种资本发达的社会状态进一步确保了互助会成员的收入固定性。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根据巴师夏的描述，这些弊端包括：工人们将认为互助会中的基金与自己无关、在失业或生病时领取的救济不是预留的互助会基金而是社会的债务，他们既不承认社会无法偿还上述债务，又对领取的款项永不满意。此时，政府将被迫不断向财政委员会要求拨款补助工人，而这一要求迟早会有遭到后者反对的时候，这样就会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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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巴师夏从探究工资的起源、性质和作用入手，勾勒出一个“历史结构”：劳动者出于对固定性的渴望，通过互助会和退休基金会这两个机构，不断完善雇佣劳动制度，实现从偶然性阶段向稳定性阶段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固定收入演变为作为资本报酬的利润和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资这两种形式。具体如下图所示：

$$
\begin{array} { r l r } & { \frac { \lambda + \lambda ^ { 2 } } { \mathcal { H }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 \\ & { \downarrow \mathrm { d i g h t 2 ~ } } & { \downarrow \mathrm { d i g h t 2 ~ } \longrightarrow \left. \partial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right| \tilde { \Sigma } } \\ & { \downarrow } & \\ & { \downarrow } & \\ & { \frac { \lambda + \lambda ^ { 2 } } { \mathcal { H }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 \\ & { \downarrow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 \\ & { \downarrow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 \\ & { \downarrow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tilde { \Sigma } } \end{array}
$$

尽管互助会和退休基金会在稳定性方面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较为先进的组织形式，但它们给偶然性还留下了一个较大的空间。偶然性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挂在人们头上：工人只知道用劳动赚取工资来获得稳定性，但他不知道自己能工作到何时、自己的劳动力能维持多久，更不知道自己是否获得了应得的报酬；而资本家则只知道靠资本获取利息，不知道所获得利息是高还是低。要言之，劳动与资本的现实对立仍然存在。巴师夏将这种对立限定在现实中，意在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命定的和谐。一方面，资本作为“以往的劳动”，其存在与否始终由作为“现时的劳动”的劳动掌握，它们在交换时所依据的是各自的价值即互相提供的服务或彼此的效用，而不是它们的强度或时间。另一方面，资本的存在远比它的不存在更有利于劳动，“不管它的奢望达到什么程度，也不管它在使奢望成功的努力中是如何幸运，它也绝不会把劳动置于比在孤立状态下更坏的状况中”①。这就是社会世界普遍法则的和谐性的体现。同样，作为劳动“领取”固定报酬的名义，工资及支配它的自然规律也会改变工人们的命运。工人趋向于上升到资本主义企业主之列，工资日趋提高，雇佣劳动制度向企业的过渡日趋容易。这就表明，巴师夏在强调工资是出于人们对固定性渴望的同时，也论述了它的非固定化即变动的作用。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 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0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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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存的雇佣劳动制度对工资固定论的否定

对于巴师夏的上述论证逻辑，马克思有着准确且全面的把握，从其摘录中就可见一斑。笔者在此择其要义简述如下：(1）一种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固定收入源自所有人对固定性的渴望，工资因作为劳动报酬的固定形式而成为一种合理的社会产物(“联合体的一种极完美的形式”)；(2)在联合体的最初形式中，偶然性占统治地位，劳动者处于偶然性之中，雇佣劳动制度是偶然性阶段和稳定性阶段的中间阶段，稳定性阶段的实现要通过互助会和退休基金会(“工人养老金”)。②关于第（1）点，马克思评述到，巴师夏采用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诡辩手法③，除了反复阐述工资的一般规定性即固定性之外，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至于工资的特殊规定性即它特有的性质，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工资的特性和作用，巴师夏丝毫没有提及。这种论述方式使巴师夏工资固定论注定只能起到说教的作用，诸如“对固定性的渴望”“自然和谐”“自然趋势”等，只适用于为雇佣劳动制度的优越性进行辩护的辩护士，于揭示工资所表征具体关系的经济学家而言毫无裨益。巴师夏只是一个说教者，而不是一位有着严格的学理性和强烈现实感的经济学家。先是用一般性代替特殊性，然后再用反问的语气陈述这个一般性是“好”东西，是人们出自对人性中的某个“好的”东西的追求。这种手法的现实危害性在于，它同样可以把某个“不好的”制度（如奴隶制）说成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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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29.

② 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13.

③“把某种关系、某种经济形式的某个片面的规定固定下来，颂扬这个规定，排斥相反的规定——这种律师和辩护士的惯用手法正是说教者巴师夏的特点。”(同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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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收入固定性”代替“工资”，并不意味着巴师夏认为不固定性，即超过一个固定点向前发展是坏的东西。马克思注意到了这点，指出巴师夏确实也提到了雇佣劳动制度的非固定化对于工人增加工资而转变为资本家所起到的作用。用固定性和不固定性都能说明雇佣劳动制度是好的东西，一方面，表明工资固定论的自相矛盾性(这一点比较符合马克思“原本批判”的一般手法)；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这个理论构筑在空洞的抽象而不是现实基础之上。巴师夏完全忽略了工资所表征的现存关系，只是在空谈和诡辩，他首先将这种现实的关系归结为片面的规定，之后又解释这种规定的肯定性而非否定性，以此来证明它是好的。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在对第(1）点做了带有一般引论性质的批判后，马克思接下来要做的是对第(2）点，即工资固定论的实际结构进行分析和批判。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工资固定论的谬误首先表现为非历史性，它没有对人类社会从半野蛮状态向现代状态的这种历史的过渡做任何解释。巴师夏将工人和资本家当作预先存在的前提，至于他们在稳定性阶段，也就是“联合体的更高的、双方自愿议定的阶段”①中，是何时出现的和怎样出现的、是如何建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关系的，都没有做任何说明。同样，他也没有阐释在偶然性阶段，也就是联合体最初形式中的渔夫、猎人和牧人，是如何成为雇佣工人的。

其次是工资固定论的反历史性。雇佣劳动制度在现实的历史过渡中表现为不固定性，它是对工资固定性的否定。从社会所有制形式来看，雇佣劳动制度产生于奴隶制、农奴制和公有制(主要是指东方社会和斯拉夫各民族社会）的解体。若进一步拓展时间和空间的范围，从囊括全部时代和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上来看，雇佣劳动制度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形式、农村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和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等的衰亡中产生的。在这些消亡的制度形式和生产方式(现实的历史过渡中的诸关系）中，作为它们的物质载体的内容、场所和规模等都是固定的，雇佣劳动制度则表现为这些关系的解体和消灭。“所以，雇佣劳动表现为劳动和它的报酬的固定性的否定。从非洲人的偶像直接过渡到伏尔泰的最高存在物’，或者从北美野蛮人的猎具直接过渡到英格兰银行的资本，都不像巴师夏所说的从渔夫过渡到雇佣工人这样荒谬和反历史。(此外，在所有这一切发展中，并没有显示出自愿的、根据相互的协议而发生的变动的任何迹象。)”①同样，巴师夏将英国的互助会视为雇佣劳动制度“最新成果”的做法，也是杜撰出来的、毫无历史依据的。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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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特点是不固定性，巴师夏的“历史结构”则正好相反。马克思据此做进一步追问：（1）在这一“历史结构”中，雇佣劳动制度的不固定性和工资的固定性是如何共存的?也就是说，如何从这种非固定化得出一个固定的结构呢?(2)既然雇佣劳动制度作为偶然性和稳定性的中间阶段，它是比联合体最初形式更好的形式，那么，如何对此做历史性说明呢?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关涉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利润和工资现存关系的理解。马克思指出，巴师夏在具体阐释上述关系时承袭并改造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工资看作雇佣劳动（而不是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和与作为资本产物的利润相对立的事物，也就是说，雇佣劳动是与资本相对立的；他们强调工资的固定性和利润的不固定性（即资本风险），其意图在于使工人懂得无权分享利润并安于对资本家的从属地位。固定性只是工资和利润关系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工资的固定性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只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辩护性论断。而巴师夏却认为，工资是与过去的劳动形式不同的（相对立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其对立面不是利润，而是劳动报酬的过去形式。固定性是产生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基础，工资和利润又都是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因此，固定性也是产生利润及其所表征的全部现存关系的历史基础。这样看来，原本关于工资和利润关系的一个方面的陈腐思想，在巴师夏那里居然变成了整个这种关系的历史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工资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也是不固定的。事实上，在供求规律的决定作用下，在经济危机、造成雇佣劳动过剩的机器和调配劳动的分工的影响下，工资是处于变动的即提高或降低的状态的。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否认这点。马克思认为，所谓工资的固定性，亦即工资最低额，是指工资在某种平均状况下所实现的一个相当的平均量；它主要是确保在利润下降甚至消失的情况下，能够继续支付工资以维持投入到生产中的劳动的某种平均连续性。工资的固定性所表征的现存关系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情况下，整个工人阶级只能靠工资生存，而单个工人在平均状况下就取得了为工资而劳动的固定性，这就实现了雇佣劳动的平均连续性。换句话说，雇佣劳动的平均连续性和工人工资的固定性，是一种“同义反复”，而不是巴师夏所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巴师夏没有正确揭示出工资固定性所表征的现存关系，只是在错误地陈述着上述“同义反复”。此外，他在阐述高度文明即资本发达社会状态下互助会成员收入更加固定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资本发达和收入更加固定也是一种“同义反复”，其所表征的现实是资本和雇佣劳动本身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生产本身的发展。“换句话说，雇佣劳动普遍存在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高于雇佣劳动出现以前的阶段，这一点谁会否认呢？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是以雇佣劳动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这一更高的发展为前提”①。由此可见，非历史性和反历史性、“同义反复”，决定着工资固定论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也就不值得马克思再做任何评论了。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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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透视经济危机的方式：劳动货币论批判

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的事实，使得任何掩盖其实质的理论都失去了价值。关于这场具体表现在流通领域内的经济危机的论战，不可避免地被推向有关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争论中。马克思此时自然会将视角转向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来消除经济危机的流行做法。②在具体的理论切入点上，马克思选取了当时较为流行的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观点：贵金属在流通和交换中的统治地位，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具体而言，这种特权使银行将贵金属视为全部，并将其主要职能转向防止贵金属流向国外，而非满足公众对银行服务的需要。然而，公众对银行服务的需要，正是实际流通的需要，贵金属的缺失、流通需要的不足，影响了商品生产、交换和流通的正常秩序，进而产生经济危机。用劳动货币（劳动券和小时券等支付给工人用以证明其劳动时间的票据）打破贵金属的统治地位，实现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就能消除经济危机。上述关于经济危机根源的谬误，必然会受到马克思的强烈批判。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分配关系的现实出发，批判了达里蒙通过流通领域的变更来消除经济危机的幻想，揭示出劳动货币论的实质和非现实性。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

②在英国，经济危机的原因被归结为没有增发货币来刺激消费而导致的购买力下降。李嘉图货币数量理论及依照它所作制定的1844年银行法成为英国经济学界批判的对象，因为这一学说主张货币本身没有价值，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银行发行货币的数量，其数量越多，所代表的价值就越小，商品的价格就越高。在法国，蒲鲁东将经济危机归结为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而造成的生产过剩，他们主张使用劳动货币来实现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尽管在《论银行改革》中将经济危机归因于其他因素，但用劳动货币来消除经济危机的做法是与蒲鲁东相一致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笔记本I中批判达里蒙时没有提及“工人不能买回自已的产品”这一重要命题，而是在笔记本IV中做了相关分析。(关于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一命题的看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60.）此外，马克思运用“追根溯源”方式批判达里蒙劳动货币理论主要体现在批判劳动货币的非现实性上；而且，他在批判达里蒙时也顺带提到了英国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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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货币对消除经济危机的作用

首先来看达里蒙《论银行改革》一书的整体结构①，以便于我们能够从中归纳出主旨观点。在这本200多页的小册子中，达里蒙以论述法兰西银行为制止贵金属储备不断减少的措施为起点，再通过剖析银行的运作模式、回溯银行流通简史和论证流通领域中的需求与趋势，指出法兰西银行的措施只是权宜之计。在此基础上，达里蒙从改革银行所承担的六种主要职能即清算、价格监管、直接信用、交换、货币发行及管理和保险出发，批判德·吉拉尔丹(M deGirardin)关于“合理的银行”(la banque ratio-nnelle)的论断，指明只有“人民银行”(la banque du peuple)所使用的劳动货币才能实现“好的交换”(bond'échange)。由此可见，达里蒙银行改革论的要义就在于，推行劳动货币以消除经济危机并实现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

达里蒙认为，不论是现时段的经济危机，还是周期性的商品危机，这一切的灾难，“都源于人们执着地维持着贵金属在流通和交换中的优势地位”②。也就是说，银行根本不考虑实际中的流通需要即公众对银行服务的需要，只是在一味地维持金银等贵金属作为真正的流通工具和交换工具的地位。为了证明这一点，达里蒙列举了1855年4—9月中的6个时间点上法兰西银行的贵金属储备和贴现的证券（简称为银行券）总存额的对比变化，具体如下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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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论银行改革》一书共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除导言外，共计十四章，分别是：“第一章法兰西银行的措施；第二章银行运作；第三章银行流通简史；第四章需要与趋势；第五章权宜之计：第六章银行清算；第七章银行价格监管；第八章银行直接信用：第九章银行交换；第十章货币代理行；第十一章银行保险（担保)；第十二章合理的银行；第十三章人民银行；第十四章结论。”(M.Alfred Darimon.Réform desBanques.Libarie deGuillaumin et CIE.Paris, 1856:212.)

②同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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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券总存额的增长表明流通的需要，即公众对银行服务的需要的增长。达里蒙指出，面对银行的贵金属储备减少量(14400万法郎）大于其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量(10100万法郎)的状况，法兰西银行却随即采取保护措施，在10月4日和18日连续提高贴现率（从4%到5%再到6%）和缩短贴现期限（从90天到75天），通过上述增加流通领域中取得贵金属的难度的方式来减缓其外流速度。“我们从这些数字得出的首要教训是：一个按照现行原则组织起来的，即建立在金银优势地位上的银行，正是在公众最需要它服务的时候，缺乏为公众服务的行为。”①当流通中所需的作为交换媒介的贵金属无法得到满足时，经济危机自然就产生了。至于银行的贵金属储备减少和证券总存额增加的原因，达里蒙将它们分别归结为谷物歉收从而必须从国外进口和1855年法国工业博览会期间举行的众多巨大的交易活动。

在达里蒙看来，法兰西银行所采取的上述保护措施及其导致的经济危机，将会引起公众代言人和银行之间的一场大的争论：前者指责后者因其对贵金属的垄断而造成信贷调节失衡，并最终导致商业停滞；后者则辩解防止贵金属外流是其首要职责，因为一旦失去了贵金属储备就什么都做不成。这场争论的实质在于贵金属是否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米歇尔·舍伐利埃（MichelChevalier）教授等公众代言人认为，金银就是商品，银行的贵金属储备的必要性不在于维护贵金属在交换和流通中的优势地位，而在于在紧急时期用来到国外购买急需的物品。而银行则宣称，贵金属不是商品，而是交换工具，它因此享有为其他一切商品规定法律的特权。从理论上说，解决这场争论并消除经济危机所带来各种不悦的关键在于，废除贵金属的特权并赋予其以商品和交换工具的双重属性。正如达里蒙所说：“只要做到下面这一点就够了：金银成为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或者，准确地说，一切商品都具有和金银一样的等级（由于同样的名义）而成为交换工具；产品确实同产品交换。”①具体到实践层面，就是推行银行改革，建立人民银行和发行劳动货币，废除银行券对贵金属的可兑换性。一方面，劳动券或小时券在每一个产品上都标明了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使全部的产品都具有了直接交换的属性，从而排除了产品转化为货币的困难，解决了产品的“自我实现”问题。另一方面，用劳动券直接反映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可以消除金银的特权地位和缺乏现象，从根本上消解经济危机的根源。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 M. Alfred Darimon Réform des Banques, Libarie de Guillaumin et CIE. Paris, 185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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