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作品集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由此出发，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对行为类型的第一阶段合理解释。对行为的实际过程与表现行为不同合理性方面（命题的真实性，现实性或工具的有效性，规范的正确性，本真性或真诚性）的模式加以比较，这就要求对行为作出一种描述，而不必依靠合理的解释。这是一种解释学的工作，在第一阶段的行为模式中还没有体现出来，而只是有了初步的表现。对实际行为过程的描述，要求一种全面的解释，其目的是要说明交往行为概念，并且具有合理解释的特征，这点和日常解释是一致的。只有当一种非交往的行为模式迫使观察者作出抽象，也就是说，每次都只把具有有效性要求的复杂互动中的某个方面凸显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在描述解释与合理解释之间进行选择。

(2)从理解社会学角度看

如果从概念上对第一阶段的行为模式加以丰富，使解释和意义理解作为社会行为的基本特征能够自己表现出来，那么，下述问题就再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研究技巧的问题，即社会科学观察者在理解活动中是如何与关于日常交往实践的自然解释学联系起来的，交往经验又是如何转化为数据的。在人种学方法论190和哲学解释学191当中，这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并且动摇了社会学建立在价值中立前提上的传统自我理解。192这些讨论一直都比较模糊，193只是最近才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观点，对此，我想加以详细探讨，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可以把导致意义理解问题的实际情况当作解决问题的关键。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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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科学家至少要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参与到他想理解的互动中去，而且，如果这种参与意味着，他必须不动声色地对把交往行为的直接参与者与其表达联系起来的有效性要求表明自己的立场，那么，社会科学家就只能像外行在日常交往实践当中所做的那样，把他自己的概念与交往语境中形成的概念联系起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社会科学家和交往行为的直接参与者一样，都是在理解的结构中活动。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必须通过学习来掌握一般意义上的交往结构，但是，这些交往结构不仅仅为进入具体语境提供了指南，也不仅仅使不同的语境可以发生联系，并继续发展下去。这些语境不管一开始表现如何，都摆脱不了特殊性的束缚。而这些交往结构同时也提供了批判的手段，使人们可以深入到一定的语境当中，并从内在摆脱和超越语境，以便在必要的时候用实际达成的共识来修正错误和纠正误解等。这些理解结构也使得沟通过程能够通过反思进行自我控制。社会科学家充分运用了交往行为自身当中潜藏着的批判力量，为此，社会科学家作为潜在的参与者立足于日常行为语境，并从这些语境出发，对其特殊性加以批判。接下来我想概要地描述一下，这种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观点最终是如何贯彻下去的。

(a）社会现象学

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社会学领域里，舒茨(A.Schütz)195深入思考了通过意义理解进入由符号先行建构起来的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舒茨认为，我们在选择行为理论的基本概念时，至少在方法论层面上预先作出了三种决定：首先，我们决定这样来描述现实，以便把它看作是一个从直接参与者的解释活动中形成的日常世界结构：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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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里面生活、思考和行动着的人们来说，社会世界……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结构。他们预先已经把社会世界划分和解释成不同的日常现实结构，而正是这些思想的对象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明确了他们的行为目的，规定了他们实现行为目的的手段。196

意义理解是生活世界成员的一种特殊经验。当然，社会科学家也必须使用这种经验。有了这些经验，社会科学家也就获得了他的基本依据。

舒茨赞同韦伯和托马斯(W.I.Thomas)的观点，认为第二个决定是一种假设：

要想解释人类行为，科学家必须追问：我们要建立怎样的个体模式，以及赋予它哪些特殊内涵，才能把观察到的事实看作是个体在理解语境中的活动结果。满足了这样的前提，也就确保我们可以把任何一种人类行为或其结果还原成为这种行为或结果对于行为者所具有的主观意义。197

但对于舒茨而言，这种假设并非仅仅只是一种研究技巧；相反，由此导致了第三个对理论结构的特殊规定。社会科学家提出命题所依赖的理解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和所有参与的成员解释其处境和行为关系所运用的前理论概念建立起联系。舒茨并没有具体阐明，社会科学的“双重解释学”使命为何必然会导致理论与参与者(其表达要用理论来解释）的日常观念建立起内在联系。他只是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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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在人类行为的科学模式中，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具备完善的结构，以便使得生活世界中的个体行为能够符合一般的结构，而且行为者和他的同伴都能理解这种行为。这样一种科学模式类似于日常的思维模式。满足了这样的前提，也就确保了社会科学家提出的结构与日常思维所建立的社会现实结构一样是牢靠的。 198

可是，语言游戏是社会科学家在其客观领域中发现的，而且，社会科学家还潜在地参与其中，这些语言游戏每一个都有其特殊性。社会科学理论如何能够做到在依靠具体的生活世界概念的同时，而摆脱其特殊性呢？舒茨认为，社会科学观察者采取的是一种理论立场，这就允许他超越他自己以及他所研究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视角。作为生活世界的成员，我们置身于“我们的关系”当中，在生活世界的具体协调系统中占据着属于我以及集体的特殊位置，作为自我还和他者之间存在着互动，把祖辈、同代人以及后代人区分开来，并且接受文化的自我理解等；而社会科学观察者则用一种自然（或完成行为式）的立场，在任何一个生活世界都处于超越的位置：

由于社会科学家在社会世界当中没有“位置”，因此他没有把这个世界归入到他的周围。如果没有至少暂时放弃他的科学立场，他永远也无法与社会世界中的行为者建立起我们的关系。参与其中的观察者，比如田野研究者，与被研究的群体（人群中的人）建立起了一种关系；只有被他当作选择和分析图式的意义系统，才是由科学立场决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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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它暂时还没有受到重视。199

理论立场被认为是“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的立场；它应当能够和日常的以及切身的兴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由于舒茨无法像胡塞尔那样依靠一种放弃判断的特殊方法(悬置Epoché])，因此，他必然会对生活世界视角的中立化作出不同的解释。他用意义系统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生活世界视角的中立化。科学家决定，用科学的价值系统取代其日常生活实践的价值系统(具体手法是为科学研究建立起生活规划)，这一决定应当能够促使理论立场与自然立场之间的互动。如果理论立场只是受制于科学这一亚系统的价值，舒茨就必须对这种特殊价值取向的方法论意义加以解释。他必须阐明，为何恰恰是科学有助于如下问题的解决：把理论的结构与社会科学家在客观领域中发现，并通过交往而提示出来的前理论知识结合起来，而又不必把他的表达的有效性与(遭遇到或牵涉到的）生活世界语境联系起来。

舒茨只是顺便交代了一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

理解决不是观察者的一件私事，可以不用其他观察者的经验来加以检验。理解之所以是可以检验的，至少是由于个体的主观感受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受到其他个体的左右。200

如果交往行为中有可能隐藏着对于被误导的交往经验的纠正，那么，社会科学家就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确保其认识的客观性：他扮演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角色，并由此而隐遁到一个无法通过交往而进入的乌托邦天地中。相反，他必须到沟通过程的普遍结构中去寻找理解的客观性前提，以便确定他是否可以通过对这些前提的认识而明确他通过反思参与解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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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类学方法论。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矛盾

这是人种学方法论短暂历史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区分不同心灵的关键所在。201人种学方法论者一方面强调，参与者的日常解释实践具有特定的渐进特征，另一方面又依据如下事实得出了方法论的结论：社会科学家根本就是参与者。他们对这两个方面的强调比他们所依赖的舒茨还要胜上一筹。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悖论，只要不把合作解释过程理解为一种以有效性要求为取向的沟通过程，我们就无法解决这个悖论。

互动每重复一次，交往行为者就对社会规范结构的表象刷新一次；但事实上，交往行为者是在尝试着一个又一个短暂而又充满问题的共识。由于一切超越语境约束的概念和行为取向每一次都必须重新加以商定，因此，特殊性的机会主义便战胜了普遍性，以至于行为在反复进行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连续性根本无法离开不同的语境。 202

由此可见，伽芬克尔和他的学生所感兴趣的，为何是日常交往实践以及相关的索引性表达（indexikalischeAusdrücke)的作用。单称名词，如“我”和“你”，“这里”和“现在”以及“这个”和“那个”，都出现在一些命题里，而这些命题的涵义随着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要想理解这些表达所指涉的内容，就必须认识清楚具体的言语情境。解释者不是必须作为互动参与者，对言语者的语境事先有所了解，就是必须要求言语者把他的潜在前提表达清楚。为了满足这一要求，言语者必须用一定语境下的表达，比如，明确时间和地点，或给出其他特征，来代替索引性的表达。在日常交往中，部分说明语境的情况，消除对前提的误解等，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但它们所导致的是一种循环：任何一种新的解释本身都是依靠新的前提。言语的语境在日常交往过程中会逐步地显示出来，而决不会彻底地隐藏起来。伽芬克尔有理由强调，索引性的表达根本不会是“有序的”，因为依靠语境不是什么缺陷，而是我们规范运用语言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这样一种观点被伽芬克尔推向了极端，用于强调在解释过程中，除了解释性因素之外，还有有计划的和产生合作的创造性因素。这就表明，解释者与他的出发点之间存在着一种解释学的依附关系。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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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交往中，表达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的意义内涵来源于一定的语境。言语者设定听众会理解这个语境。解释者也必须作为互动的参与者加人到这样一种提示性的关系当中。建立在认识之上的解释因素，在结构上与达成共识的创造性因素是难分难解的。因为如果不参与到语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去，解释者就无法获得对语境的前理解，而这种前理解是理解一定语境当中的表达所必不可少的。即便是社会科学观察者也没有进入客观领域的特权，他必须使用直觉上的解释程序，而这些解释程序是他作为社会组织的成员与生俱有的。

社会学家如果认识不到这样一种事实，他就和社会科学的外行处于同样的地位，并且假定社会现实是一种自在物。因此，传统的社会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只能把他所面对的行为语境客观化，为此他把行为语境当作自己的信息来源。他没有认识到，他作为互动的参与者，已经加入了制造他所分析的行为语境的队伍行列。人种学方法论的批判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探讨“混淆来源与主题”的问题。它想说明的是，一般的社会科学结构和外行的日常生活结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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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的解释也局限于他要理解的社会语境，因为他们没有摆脱日常意识的客观主义趋向：

如果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层面上，观察者识别行为的惟一途径在于进行详细的解释，那么，主体之间就无法严格论证对互动的描述因为不同个体的解释要想取得一致，必须通过商量确定一种共同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是因为这样的描述不能脱离语境。如果观察者用解释的方式来描述互动，那么，他就不得不建立一种基本的模式，并把它当作必要的语境（Kontext)，由此可见，情境(Situation）和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相反，同时又把这些情境和行为当作是一种必要的资源，用来确定语境“究竟意味着什么”。203

当然，一旦人种学方法学家着手构建社会科学理论，这种方法论批判也就会成为他们的问题。人种学方法学家对这一难题主要有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把方法论批判推向极端，应用到自己身上。导致的结果就是解释科学不得不放弃提供理论知识。认识到对行为语境的解释是以参与和建构这个语境为前提的，这样只能使人们意识到悖论，而不能消除悖论。认识到研究实践必然具有一种自我关涉特征，这样并不能为脱离语境的知识铺平道路。因此，社会研究只能是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理论工作和宗教以及艺术一样，是一种反思性的活动；理论研究对研究者从中汲取营养的解释过程详细加以探讨，这样做并不能使自身摆脱对语境的依赖。真实性要求的普遍性是一种表象；所谓真实性，一般就是常规性：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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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除了那些被用来准予或承认真理标准的理由之外，没有足够的理由建立这个标准真理只能被理解为行为的语言、概念、社会过程的伴生过程的社会组织的结果。陈述的真理并非独立于其表述条件，因此研究真理就是研究真理被合乎方法地传授的方式。这是原因归结……事实上，这种原则适用于社会规则的任何现象。204

此外，为了避免得出一种自我消解的相对主义，人们尝试着用庸俗化的手法（Trivialisierung）来消除悖论。传统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接受了客观理想的要求：研究方法必须大力加以改进，以便使得日常理论未经反思不能再进入测量行列。论据主要有两种。人们要么承认，一切社会科学解释都依赖于参与者的前理解，但必须指出，结论是不受影响的；要么从一开始就把社会科学解释对于语境的依赖当作一个实际的研究问题，也就是说，当作一个水平的问题，而不是原则的问题。205人种学方法学家作出这种反应的目的，是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关注解释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也就是说，关注解释者对想要理解的文本的参与情况，并对社会研究加以改造，以使得它更贴近其自身的客观性理想。西科莱尔(A.V.Cicourel)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精神，去追求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新设计，来回避追问和考察方法中的客观主义。206不过，这样一来，人种学方法论就要放弃用新的范式来取代传统的行为理论。正统的伽芬克尔的学生坚持的则是一种范式转型。

伽芬克尔想把现象学掌握生活世界普遍结构的纲领全面付诸实现，具体做法在于：他到日常解释活动中去寻找个体更新社会秩序的客观表象所依据的程序。他把“社会结构的共同知识”当作分析的对象，由此来阐明，“日常活动的常规理由”作为日常行为的结果是如何出现的。一种关于日常语境的建立和再生产的理论，所涉及的是不变的解释程序，而所有交往成员都可以使用这些解释程序。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言语者与听众关系的指涉系统的普遍特征，也就是说，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时间意义上的叙述结构、空间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共同世界的客观性、基本的规范期待、对于交往表达依赖语境以及需要解释的理解等。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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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种学方法论不再表现为一种方法批判，而是表现为一种有力的理论，一种形式语用学的纲领也就清楚可见了。当然，这样还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如果社会科学的解释和日常解释一样，也依赖于一定的语境，那么，这样一种普遍性的研究如何才能贯彻下去呢：

如果解释性实践将作为调查的一个论题被展示出来，那么，“解释的”方法仅提供了如此行动的适当手段……相反地……任何一种对互动不变特征的解释都需要借助一种不同于日常行为者语言的语言，而且这种语言对于行为者来说，又应该是极富启示性的。 208

齐默尔曼（D.H.Zimmermann）对这种带有舒茨风格的异议作出了如下回应：

人种学方法学者对他生活和行动的同一社会世界，采取了一种与各种传统的社会学家所采取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方法进行调查。209

这就意味着，批判的社会学家要放弃其自然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有碍于外行以及传统的社会学家把社会的规范现实当作表象，也就是说，当作主观意识加以处理。在此过程中，批判的社会学家所依据的主要是那些未能经过很好训练的同仁身上的那股淳朴精神，因为这些同仁完整地再现了外行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淳朴精神，而且再现得非常生动，让人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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