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作品集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但是，我们还不清楚，如何才能确保从方法论上对一般的交往前提加以反思。齐默尔曼要么必须指明一条进入客观领域的特殊路径，比如为胡塞尔的先验还原210找一个替代物；要么必须指明，社会科学的分析如何才能在依靠日常分析的前提下，通过反思超越日常解释和各自的语境，以便可以对一般的交往前提加以重建。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绝大多数的人种学方法论者在这样一种抉择面前都举步不前：他们不能选择第一条路径，因为这样就必然会和他们的方法论批判观点发生冲突；他们也不愿选择第二条路径，因为这样他们就必须深入到以有效性要求为取向的行为的内在合理结构中去。

伽芬克尔认为，有效性要求纯属现象。在主体间对于有效性要求承认的基础上，任何一种通过交往取得的共识，除了偶然性之外，都是脆弱的和片段的，但毕竟是建立起来了。伽芬克尔没有区分有效共识与无效认可；所谓有效共识，是说参与者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给出一定的理由；所谓无效认可，是一种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所立足的要么是仗势欺人，要么是巧言令色，要么是精心算计，要么是极度的悲观失望。伽芬克尔认为，合理性标准和其他所有规范一样，都是偶然性解释实践的结果，可以加以描述，但不能加以全面评价，也就是说，不能根据参与者自己设定的标准来加以评价。有效性要求超越了一切地域、时间以及文化的限制，经过人种学方法论训练的社会学家认为，有效性要求就是参与者所说的普遍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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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首要的政策是拒绝严肃地考虑这个流行的建议：行为的效率、功效、效力、可理解性、一致性、计划性、典型性、一致性、可重复性即实践行为的理性性质应该使用取自外在实际语境的尺度或标准来加以评估、承认、分类、描述，外在实际语境的成员是在这个语境中承认、使用、生产、谈论这些性质的。实践逻辑与实践方法论和调查的结果在它们的一般特征范围内被依照尺度加以评估，这种评估所依据的所有程序是作为人种学方法论研究的现象而有意义的，而非别的……行动的所有“逻辑的”与“方法论的”特质，一种行为的意义、真实性、客观性、可说明性、公共性的所有方面，都要被当作社会组织的公共实践的伴生性成就。这个政策被补充认为，任何社会语境都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自我组织的现象，它充分考虑到了社会的可理解性特征，社会不是作为社会规则的再现就是作为社会规则的自明性而呈现出来。任何语境都组织其行为以使其特质成为可察觉的、可计算的、可记录的、可报告的、可作为故事来讲述的、可分析的，简言之即可描述的实践行为的组织语境。 211

但是，如果伽芬克尔认真对待这一劝告，他就必须为人种学方法论者保留一种作为“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的特殊地位。他在一旁观察直接的参与者，观察他们如何表达，才能让别人理解他们，而他们本身又是如何理解和解释其他人的表达的。人种学方法论者对此深信不疑，他为自己的表达确立了有效性范畴，这些范畴从一开始就与参与者自身设定的范畴之间存在着距离。如果人种学方法论者不相信自己具有这样一种超越的地位，他就无法为自己的表达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而最多只能为理论家相互之间的语言游戏提供一种新的有效性范畴：科学的合理性标准与其他生活领域中的有效性范畴一样，都有特殊性。 212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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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芬克尔如果想克服胡塞尔的绝对论与布鲁姆（Blum）和迈克休(McHugh)的相对论之间的悖论，他就必须认真对待真实性和正确性观念当中的普遍性要求，并把它们当作是言语有效性基础的表现形式。由于(和只要）社会科学解释者作为(至少是）潜在的参与者，必须把直接的参与者所依靠的有效性要求当作自己的依据对象，所以，他可以从言语内在所固有的合理性出发，对参与者为他们的表达所提供的合理性予以认真对待，并加以批判检验。谁如果关注的只是参与者的前提，并对解释对象采取一种反思的立场，他就不会置身于他所探讨的交往关系之外，而是深入其中，把交往关系推向极端，而且他所使用的方法是所有参与者都可以掌握的。从交往行为到话语的发展路线在自然语境中遇到了重重障碍，但在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结构中却是一以贯之的。

(c)哲学解释学：传统主义的观点和批判的观点

人种学方法论之所以对成熟言语者的解释潜能感兴趣，是因为他想搞清楚在合作解释过程中，行为是如何被协调起来的。人种学方法论的探讨对象是解释，而解释是互动参与者的长期工作(Dauerleistung)，也就是说，人种学方法论所探讨的是语境解释与共识保障的具体细节，如果参与者在稳定的行为语境中能够顺利地理解语境，那么，这些细节本身将是十分复杂的。从微观角度看，任何一种沟通都是偶然的和零散的。相反，哲学解释学研究的是成熟言语者的解释潜能问题，其出发点是：一个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一个陌生环境里如何才能领会那些难以理解的表达。解释学所探讨的解释是一种额外劳动(Ausnahmeleistung)；一旦需要付出这样的劳动，肯定是生活世界的重要环节出现了问题，或是文化背景变得模糊起来，或是沟通的常规手段失灵了。从宏观角度来看，沟通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受到阻碍，比如，出现了陌生的语境，陌生的文化或陌生的时代，也就是说，出现了反常的生活领域。我们这里着重讨论的是解释学问题。因为，根据受阻交往的检验，可以看到，理解社会学的上述两种分支研究部门一直都置之不理的问题，解释学现在再也不能撒手不管了，即意义的解释问题最终是否能够和有效性的反思问题脱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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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受阻必定意味着，(至少)两个互动参与者之间直接沟通的(一些)语言前提没有得到满足。我想首先来分析一下这样一种比较透明的情况，即参与者所使用的是语法命题，而且是他们共同掌握的语言，或者是很容易就可以翻译过来的语言。解释学的典型做法是对传统文本的阐释。解释者最初看起来理解了作者的命题，但接下来就出现了棘手的经验：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文本，因此，在关键的时候，他无法回答作者的问题。213解释者认为，这是一种信号，说明他把文本错误地放到了另外一个语境当中，他所关注的也不再是作者本人关心的问题。

因此，解释的使命可以明确如下：解释者学会了把他自己对于语境的理解与作者对于语境的理解区分开来。他原以为他对语境的理解与作者语境理解是一致的，但实际上，他把自己对于语境的理解强加给了作者。解释的使命就在于:从作者和接受者的生活世界出发，对作为传统文本前提的语境加以阐明。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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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生活世界构成了沟通过程的视界。在沟通过程中，参与者就客观世界中的事物、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世界中的事物，或各自主观世界中的事物要么达成一致，要么发生争执。解释者可以悄悄地设定，他参与到了作者及其同时代人与世界之间的形式关系当中。解释者试图搞清楚的是，作者认为可以存在具体的事态、一定的价值和规范，主体也可以有一定的经历，那么，作者为何在他的文本中要提出一定的断言，尊重或破坏一定的常规，并表达出一定的意图、倾向以及情感等。只有当解释者找到了作者表达的合理性基础时，他才会真正理解作者的意思。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可能会出现一些特别的现象，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的地方，这些地方从作者和他的同时代人的生活世界角度出发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因此，解释者理解一个文本的意义，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作者之所以会觉得有理由提出一定的断言(认为是真实的)，承认一定的价值和规范(认为是正确的)，表达一定的经验(认为是真诚的)。解释者必须搞清楚语境，因为作者及其同时代人必然会把这个语境当作是共同的知识。只有这样，文本在当时才不会出现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也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人认为是问题，在我们看来却十分平常。要想把文本的意义揭示出来，就必须把当时的文化知识储备当作出发点，因为它们是由认知、道德以及表现等不同内容组成的，也是作者和他的同时代人在解释时所依靠的对象。但是，后来的解释者如果不(至少是）潜在地对关于文本的有效性要求表明自己的立场，就无法认识到这些前提条件。

这点可以用内在合理性来加以说明。解释者认为，一切表达，不管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多么的模糊不清，只要它们是一个主体的表达，而且这个主体的资格不容怀疑，那么，这些表达就都具有内在合理性。解释者如果不能认识清楚作者所援引的充足理由，就无法理解文本的内涵和意义。理由的充足性(比如对于事实的断言，对于规范和价值的建议，以及对于经验的表达等）与以为理由是充足的，这两者之间并不是一回事，因此，解释者如果不对理由加以评判，也就是说，如果不对理由采取肯定或否定的立场，他就根本无法把这些理由明确下来。或许，解释者会暂时把一定的有效性要求放到一边，决定不像作者那样，把具体的问题当作明确的问题，而是当作疑难问题。但是，如果他根本不作出全面性的评价，也就是说，不仅放弃他对作为文本的有效理由所采取的立场(不管这一立场是多么的不明朗)，而且还认为这种立场与他带有描述性质的所作所为之间根本不相协调，那么，他就不会认真地对待理由。果真如此，解释者也就不会把他的对手当作是一个合格的主体加以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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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者要想理解一种含混的表达，就必须搞清楚，何以会出现含混，也就是说，作者在他的文本中可能给出的理由，我们为何难以接受。如果解释者根本没有提出有效性问题，我们就有理由追问，他是否在解释，也就是说，他是否付出了努力，来重新启动作者及其同时代人与我们之间受阻的交往。换言之：解释者即便在追问一部难以理解的文本的前提时，也必须保持他作为交往行为者所持有的完成行为式立场。 214

伽达默尔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说到要“率先达到完美”(VorgriffaufVollkommenheit)。解释者必须假定，传统的文本尽管一开始很难掌握，但它还是具有一种合理的表达，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前提下，这种表达是可以加以论证的。这样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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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预先假定了一种内在的意义统一性来指导读者，而且读者的理解也是经常地由先验的意义预期所引导，而这种先验的意义预期来自于与被意指东西的真理的关系。所以，正如一个收信人理解了信中所包含的信息，并首先以写信人的眼光去看待事情，即把写信人所写的东西认为是真的—但并不是想把这个写信人的特别见解认为是真的同样，我们根据从我们自己的先行实际关系中所获得的意义预期理解了流传下来的文本。…只有当把作者所说的东西认为是真的这种试图失败了，我们才力图从心理学或历史学的角度把文本理解为另一个人的见解。所以，完美性的前判断不仅包含了文本应当完全表现其见解这一形式要素，而且也意指本文所说的东西就是完满真理。这里再次证明了，理解首先意味着对某种事情的理解，其次也意味着分辨并理解他人的见解。因此，一切解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于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 215

伽达默尔在这里所使用的是传统哲学理性意义上的“真理”概念(Wahrheit)，包括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本真性以及真诚性等。我们认为，一切主体，只要他们把沟通以及有效性要求作为自己的取向，并为其解释工作提供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关联系统作为基础，也就是说，提供一种非中心化的世界观作为基础，他们就具有这种理性。这种基本的共识一直都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并且可以用实际取得的共识来加以批判检验，它表明，解释学主张在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实现普遍对话，这是一种乌托邦。216任何一种成功的解释都伴随着这样一种期待，即作者及其接受者如果想知晓我们对于其文本的理解，就必须用一种补充我们解释过程的学习过程(Lernprozeβ）来克服“时间上的距离”。在这样一种克服掉时间距离的非现实的沟通过程中，作者必须摆脱掉其同代人的视界，就像我们作为解释者通过他的文本扩展我们的视界一样。为此，伽达默尔提出了视界融合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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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伽达默尔赋予其理解的解释模式只是一种片面的转型，因而看起来比较奇特。如果我们作为潜在的参与者持有一种完成行为式的立场，而且我们的出发点在于，从作者的表达中可以推断出其合理性，那么，我们就不仅承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解释的对象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作者也会向我们学习。伽达默尔还固守研究经典文献的语文学家的经验，而“所谓经典，就是经得住历史批判的一切”。217伽达默尔认为，文本中蕴藏着的知识比解释者的知识要丰富得多。这样就和人类学家的经验产生了冲突，人类学家告诉我们，面对传统，解释者决非永远都处于劣势。要想深入理解桑给巴尔部落的巫术信仰，现代解释者甚至于还必须重构把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的学习过程，因为这些学习过程可以解释清楚，神话思维与现代思维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键性差异。这样一来，解释使命就发展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工作，它从世界观的解中心化角度出发，去探讨学习过程与荒疏过程是如何相互结合的。我们虽然与完整的合理性历史之间还有着一段距离，但只有这样一种历史才能使我们避免陷入纯粹的相对主义，或把我们的合理性标准绝对化。

哲学解释学的方法论成就可以概括如下：

1.解释者能够解释清楚的只是作为交往过程潜在参与者的直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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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的符号表达的意义;

1. 而且，完成行为式的立场把他限制在解释学发生语境的前理解上面；

3.但这种限制不能对他的解释的有效性产生损害；

4.他可以通过反思利用沟通行为的内在合理结构，并且掌握合格参与者的判断潜能;

5.因此，作者的生活世界和他同时代人的生活世界与解释者本人的生活世界之间有了全面的联系；

6.对作为可以批判检验的表达的潜在判断内涵的解释意义加以重建。

伽达默尔破坏了他的解释学的基本观点，因为在他所强调的关于经典文献的精神科学研究模式中，埋藏着对于《圣经》的教条解释，而这种解释是成问题的。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伽达默尔才单纯依靠应用（Applikation）来对解释加以分析，也就是说，把分析解释的出发点确定为：“一切对于文本的理解，都是解释者在他处身的世界中对文本意义的实际把握。”218哲学解释学有理由坚持意义问题与有效性问题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理解一种符号表达，意味着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接受表达的有效性要求。但理解一种符号表达，并不意味着不顾语境就接受其有效性要求。伽达默尔的传统主义解释学至少是助长了对于理解（Verständnis）与共识（Einverständnis）的区分：

共识决非对于试图理解对象采取对话立场的必要条件。对于表达出来的意义，也可以采取对话的立场，因为我们可以在它的要求下理解这种意义，但最终不会让它生效……把自己当作是一种要求的接受者，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接受这种要求，而是意味着要认真对待这种要求。要想检验一种要求的合理性，也必须对它予以认真对待；也就是说，谁如果想论证，而非立刻运用一种要求，也必须对它予以认真对待。谁如果用论证或话语来加以评判，他在有效性层面上也采取了对话立场…一种纯粹的应用是不具备对话性质的，因为一种要求只有在话语当中才能被认为是有效性要求。所以，有效性要求包含着一种论断，即什么是值得承认的。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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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结构总揽

通过对行为理论基本概念以及意义理解方法论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合理性问题不是外在强加给社会学的，而是社会学内部所固有的。无论从元理论的角度，还是方法论的角度，其核心概念都是沟通。对于沟通概念，我们感兴趣的是协调行为和通过意义理解进入客观领域这样两个方面。沟通的目的是要达成一种共识，而共识的基础是主体间对于有效性要求的认可。这些有效性要求反过来又是由交往参与者互相提出来的，并可以加以彻底的批判和检验。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表现为以有效性要求为取向。由于主体在他们的表达中总是与世界中的事物发生联系，因此，他们预先设定了一种形式共同性，使之成为沟通的要素。如果合理性问题不能用社会行为的基本概念和意义理解的方法来加以探讨，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处理下述实质性的问题呢?即我们是否可以从合理化的角度来考察现代化过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又该如何来考察呢？

社会学以社会理论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它从一开始就探讨上述实质性的问题。如上所述，社会学的优先地位与它的发生条件密切相关，但这种优先地位正表现在它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上，而且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加以阐明。此外，在社会学和合理化理论之间也还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接下来我将从这个问题入手，来导人交往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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