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作品集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在这个方面，19世纪的发展理论（在斯宾塞那里达到完善）对历史哲学的合理化主题作出了重大修订：它们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认为，文明的进步是有机系统的发展。20解释渐变的范式，不再是科学理论的进步，而是人类的自然进化。这样，合理化主题就进入了社会进化领域。视角的转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19世纪的主要历史经验：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生产技术成为社会进化的一个重要维度。生产力的发展最初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一种模式，这个模式比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更有助于我们从经验的角度把握社会进步。

—政治变革也是这样。政治变革始于法国大革命，结果是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建立。进步在资产阶级自由的制度化过程中的反映，比在人文科学中要清楚得多，因为人文科学的发展本身还是一个问题。

—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壮大，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功能的亚系统，当代政治经济学用循环模式对此有清楚的描述。这样既形成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得无须再把社会分工现象还原为个体的聚合；也出现了功能主义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把社会比作有机体，进而看作是自我持存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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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前两个主题有助于我们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把合理化过程解释为增长过程；第三个主题则使得社会史更加合乎达尔文建立起来的自然史进化模式。这样，斯宾塞（H.Spencer）就可以建立起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它剔除了历史哲学的模糊唯心论，把文明的进化看作是自然进化的延续，进而使文明的进化彻底合乎自然规律。

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壮大，宪政国家的建立以及现代管理制度的形成等，所有这些趋势可以说都是一些经验现象，是社会系统结构分化的结果。我们无须再把它们仅仅看作是内在精神历史（可以还原为学习过程和知识累积）的经验标志，也无须再把它们解释成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合理化标志。

通过对孔多塞提出的四个历史哲学基本假设的考察，我们可以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理论简单地概括如下：它们既没有对启蒙的理性主义，也没有对启蒙的普遍主义提出质疑，因此它们还没有意识到欧洲中心论所面临的危险；它们还在重复自然主义的错误结论，当然，这一点不太显著，因为它们至少提出要用关于实践道德进步的价值判断去解释关于进化的理论命题；另一方面，它们也更加紧密地依靠社会科学，用（偏向生物学的）经验科学的进化概念，来填补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规律的唯心主义论述所遗留下来的空白。

韦伯重新接手合理化主题，并使之成为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主宰当时科学史语境的，是对19世纪进化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可以用上文的关键词来加以明确。在这里，我将从反方向来清理历史哲学的上述基本假设：批判的焦点是进化决定论，道德自然主义以及发展理论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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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决定论（Evolution närer Determinismus)：从兰克（L. v. Ranke)和萨维尼（F.K.Savigny）开始，精神科学就在历史学派内部逐步形成了，而且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反思。21这些方法论的反思最迟到狄尔泰就已经发展成熟，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主义(Historismus)。历史主义批判既针对辩证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也针对进化主义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这场争论的结果，亦即否定为自然主义文化寻找发展规律的做法。历史主义认为，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由意义关系建构起来的对象领域，表现出来的是结构主义的合规律性，而非推理法则（nomologisch）的合规律性，更不是进化的合规律性。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历史主义把文化科学与生物科学，或者说，与自然科学的样板区分了开来；正是历史主义的这一做法，促使了韦伯重新从非历史主义的合理化角度，去提出现代社会发生和发展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历史主义的批判，朝向一定目标的渐变就必然会被还原为意义关系或观念的内在逻辑，而非社会系统的进化机制；人们也必定会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而非根据社会进化的规律，来解释这一渐变。此外，韦伯的这种历史主义遗产彻底妨碍了人们正确对待系统功能主义当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内容。

道德自然主义(EthischerNaturalismus):韦伯自身属于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传人。22就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而言，文德尔班(H.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H. Rickert)同狄尔泰以及其他历史学派哲学家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在与社会科学进化主义理论的争论过程中，新康德主义超越了其二元主义的科学哲学，发挥了一种特殊的影响，而且是因为他们的价值理论。新康德主义在方法论层面上区分了实然（Sein）和应然（Sollen)，区分了事实的断定和价值的判断，并且在实践哲学中坚决反对一切道德自然主义。这就是韦伯在价值判断论证中的立场背景。韦伯批判进步概念和进化概念，正是因为它们在经验科学中发挥了潜在的规范作用。韦伯对于道德领域中的自然主义错误结论十分敏感，甚至对于描述命题和评价命题的泛滥也十分敏感；韦伯的这种敏感受到了康德和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影响，当然，这种敏感也有负面作用，它在韦伯那里和一种非康德的历史主义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就是：怀疑实践理性的论证力量。韦伯在方法论层面上坚决反对道德认知主义和道德自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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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主义(Universalismus):19世纪的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更加关注社会生活方式、传统、价值以及规范的变化范围。历史主义把自身传统和思维方式的相对性经验归纳为如下问题：经验科学中设定的合理性标准难道自身不是有着时空限制的文化，亦即现代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丧失了其普遍有效性要求。但是，对于多元文化当中是否也会出现认识论相对主义这个问题，历史主义处理得比较草率。精神科学主要探讨的是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传统，它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不同的文明在原则上是平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则是古代社会，它对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发展差别轻易不会无动于衷。此外，功能主义文化人类学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危险：一边用进化决定论批驳一切合规律性的推理法则的（nomologisch）分析，另一边却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会看到的，韦伯在这场争论中所持的是一种谨慎的普遍主义立场；他认为，合理化过程并不是西方所特有的现象，尽管综观一切世界宗教，合理化只有在欧洲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这种合理主义一方面具有特殊性，即为西方所特有，另一方面又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它是现代性的普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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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在历史哲学和发展理论当中，科学和技术是合理化模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它们具有范式特征，这一点韦伯也没有否认。但是，要想充当进步概念和进化概念的范式，就必须从启蒙或实证主义的角度对科学和技术加以评价，也就是说，必须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它们对于人类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文化批判以尼采以及生命哲学家为代表，他们所反对的就是这种准形而上学的评价方式。韦伯也未能摆脱对科学文明的悲观主义评价。23他坚决反对合理化过程在现代社会中脱离道德的价值趋向，而放任自流。因此，科学和技术在他的合理化理论中失去了范式的地位。韦伯集中研究的是目的理性行为制度化的道德一实践基础。

根据上述四个方面，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从经验科学的角度再次接手如下问题：怎样才能把现代社会的发生和发展看作是合理化的过程，而又不会落入经验主义的窠臼。我将首先探讨韦伯所解释的社会合理化现象，以便阐明不同的合理性概念，因为这些合理性概念是韦伯研究的潜在基础(1)。韦伯的理论涉及宗教合理化和社会合理化，也就是说，既涉及现代意识结构的一般历史形成过程，也涉及这些合理性结构在社会制度中的具体体现。我将对这些复杂的关系系统地加以重建，具体在于：根据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著作，揭示出世界观合理化的逻辑(2)，由此进一步推导出社会合理化的结构模式，以便探讨新教伦理的作用(3)和法的合理化过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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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方理性主义

韦伯曾为他的《宗教社会学文集》24撰写过一篇出色的导言，回顾了“普遍历史的问题”；为了阐明这个问题，韦伯付出了毕生的心血。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韦伯列举了大量的现象，用来说明“西方文化所特有的理性主义”。西方理性主义的历史成就举不胜举。韦伯首先提到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它赋予理论知识以数学形式，并用严格的实验对理论知识加以检验；韦伯还把一般科学的专业组织补充了进去；此外，韦伯还提到了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以及以剧院、博物馆和杂志为代表的艺术组织；和谐的音乐：作品主要表现为奏鸣曲、交响乐、歌剧，乐器则主要包括管风琴、钢琴和小提琴。线条透视与空中透视在绘画当中的应用以及雄伟建筑的结构原理；韦伯罗列的还有：科学的法律学说、形式法制度以及经过专业训练的官员的法律解释；现代国家机关：其核心是合理的官僚组织，其基础是成文法；此外还有可以量化的私权流通以及以赢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其前提是家政与企业的分离，也就是说，从法律上明确私人财产和企业财产，这类企业一般都具有合理的簿记制度，其劳动组织尽管是为了取得绩效，但形式上是自由的；科学知识也被用来改进生产设备和企业组织；最后，韦伯还提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它是合理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为和合理的技术以及合理的法律一样，经济理性主义在发生的时候也完全依赖于人面对具体的合理生活实践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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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对西方理性主义表现形式的列举比较混乱。为了初步了解韦伯，我选择了两条途径，一是从内容上对他列举的现象加以归类(1)，二是从概念上加以阐明(2)。最后我将考察一下，韦伯是把西方理性主义看作一种文化特性抑或一般意义的表现形式(3)。

(1)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自帕森斯（T.Parsons)以降，关于社会（a)、文化（b）以及个性(c）的三分法已成公论，我在这里也借用这种三分法。

(a)和马克思一样，韦伯也认为，社会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分化。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互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其特征在于：

——脱离了家政

——资本核算（合理的簿记)

—以货物、资本以及劳动市场的机遇为趋向的投资决策

——有效地投入具有形式自由的劳动力

—把科学知识应用到技术当中

国家的组织核心是合理的国家机关，其特征在于：

—集中而稳固的税收系统

—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

和气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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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立法和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化

—以专业官僚统治为核心的管理组织 26

形式法建立在条文的基础上，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组织手段，也是它们之间交流的组织手段。这三点是社会合理化的核心内容，也是《经济与社会》一书（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的核心内容。韦伯认为，它们既是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也是需要解释的主要现象。韦伯把它们与文化层面以及个性层面上的合理化现象区分了开来。尽管文化层面以及个性层面上的合理化现象也是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但在韦伯的理论中，它们的地位远远不及社会合理化。

(b)在韦伯看来，文化合理化表现为现代科学和技术，自律的艺术以及扎根在宗教当中的伦理。

韦伯认为，所谓合理化，就是经验知识的增加、诊断能力的提高、控制经验过程的工具和组织的完善等。有了现代科学，这些学习过程便具有了反思意义，可以在科学研究当中获得制度化。韦伯在他的方法论著作和科学理论著作中尽管阐明了一种具有规范内涵的科学概念，但韦伯只是顺带着阐述了现代科学的发生现象。现代科学主要表现为：对待自然的客观化方法、学院思想话语的紧密融合、数学的理论形态以及面对自然时的工具立场和经验方法。后来，技术革命又与科学进步等同了起来。不过，“把自然科学方法用于经济领域，尤其是生活方法论’发展的最后一个环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这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7韦伯认为，“现代科学及其与现代经济的实践关系的历史，与现代生活方式及其之于现代经济的意义的历史，根本就是……两回事’”。28后者是韦伯在其资料性著作中关注的主题。科学历史和技术历史是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但韦伯在其关于现代社会发生的社会学研究中却清楚地把它们当作了边界条件。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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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是次要的，当然，说是次要作用，实际上是相对于科学思想的结构在分析合理性形式时所发挥的主导作用而言的。以科学为典型的科学主义世界观是普遍历史去神秘化过程的起点，而其终点是“合理的文化财富被贵族们无情占有”29：

合理的经验认识完成了世界的解神秘化和因果机械化。但只要一直都是这样，最终就会出现与伦理预设之间的紧张：世界是一个受到上帝规整的宇宙，亦即是一个充满伦理意义的宇宙。因为经验的世界观和抽象的世界观一般都不允许追问内在事件的“意义”。30

由此，韦伯把现代科学看作是合理化社会的命定力量。

但是，韦伯认为，科学以及自律的艺术都是文化合理化的表现形式。艺术家的表达模式最初是与宗教仪式结合在一起的，而宗教仪式不是表现为教堂或寺院的装饰，就是表现为歌舞仪式，或者表现为故事和圣经的表演等。艺术生产最初受宫廷资助，后来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一资本主义的艺术生产，随着条件的成熟，艺术家的表达模式获得了独立：“艺术把自己建构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世界，而且这种独立价值还在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31。

独立首先意味着，“艺术的自身规律”能够得到贯彻。但是，韦伯主要不是从艺术组织的建立(以及享受艺术的公众和作为艺术生产与艺术接受之中介的艺术批评的制度化）这个角度来看待“艺术的自身规律”。相反，韦伯更加关注的是有意识地把握审美的特殊价值对于材料的掌握，亦即，对于艺术生产的技术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在他身后出版的《论音乐的合理基础与社会学基础》(RationaleundsoziologischeGrundlagenderMusik)一书中，韦伯研究了和声技巧和现代记谱法的形成，以及乐器制造业(特别是现代特有的打击乐器钢琴）的发展过程。沿着这一路线，阿多诺分析了先锋派艺术的发展过程，并阐明了艺术创作的过程和手段是如何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艺术又是如何把掌握材料本身的程序当作表现主题的。但是，阿多诺对于“方法独立于事物”一直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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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历史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把握（技巧）的确在不断地进步；绘画透视法以及音乐对位法的发现，都是最好的例证。此外，不可否认的是，进步的确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在缓缓展开，而且是在朝着精致化方向展开；比如从早期的通奏低音到现代音乐的和声意识，以及从印象派到点彩画派的过渡等。但是，这些进步不管多么明显，都还不是艺术本质的进步。从乔托、西马比到弗朗切斯卡，他们在绘画手法上的进步只不过是消除了盲目性；由此断定，弗朗切斯卡的绘画比阿西西的壁画要胜出一筹，实属卖弄学问。 32

韦伯或许会认为，合理化涉及的是价值实现的技术，而不是价值本身。

尽管如此，艺术的自律还是意味着审美价值领域自身规律的解放。有了艺术的自律，艺术才有可能合理化，对待内在自然的经验才有可能被开发出来。所谓对待内在自然的经验，就是对于获得解放的主体的日常认识规范和行为规范的解释和表现。韦伯以一些波希米亚的艺术团体为例，根据与现代艺术发展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考察了这一趋势。韦伯认为，结果应当就是两性之间爱的“超凡领域”得到了有意识的维护，并独立和凸显了出来。两性之间的爱是一种“情欲”，有可能发展成“带有纵欲色彩的陶醉”或“病态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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