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作品集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韦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区分了形式合理性(formaleRationalität)和实质合理性(materialeRationalität)。韦伯自己的表述不是十分明晰。形式合理性涉及的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合理选择时的抉择；行为主体追逐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且有明显的偏好和一定的抉择标准，最典型的就是经济交往：

这里应当把经济活动当中可能运用和实际运用的计算标准称作经济活动的形式合理性……相反，实质合理性意味着……人们提出了……道德要求、政治要求、享乐要求、地位要求、平等要求或其他任意一种要求，并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衡量经济活动的结果究竟是具有价值合理性还是具有实质合理性，尽管这种经济活动具有形式合理性，也就是说，这种经济活动中充满了算计。 49

一旦行为者从传统的约束或情感的摆布中解脱出来，对自己的偏好有明确的意识，并根据偏好（和抉择标准）来追求自己的目的，我们就可以从两个角度对他的行为加以评价，即手段的工具有效性以及根据一定的偏好、手段和边界条件来设定目的的正确性。工具合理性(instrumentelle Rationalität)和选择合理性(Wahlrationalität)被韦伯统称为形式合理性，以区别于对决定偏好的基本价值系统的实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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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从形式合理性角度只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即行为者对他的偏好有明确的意识，把基本的价值展示出来，检验它们是否牢靠，并把它们安排到一个开放的制度当中，等等。在规范问题上，韦伯是一个怀疑论者；他坚持认为，在不同价值系统之间进行抉择，不管分析得多么清楚，都无法加以论证，也无法推断其合理的动机；准确地说，就是：就内容而言，不存在价值预设或信仰力量的合理性。不过，在韦伯看来，行为者论证其偏好的方式方法及其价值趋向构成了一个视角，由此可以看到一个行为的合理性潜能：

谁的行为如果不考虑预见到的后果，而只坚持其关于义务、尊严、审美、宗教律令、虔诚或“事实”的正确性的信念，并且不管对他提出的是何种要求，那么，他的行为就纯属价值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永远都是一种行为者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行为或符合“要求”的行为。50

决定行为偏好的价值合理性不是用它的实质内容，而是用它的形式特性来加以衡量的，也就是说，关键要看它是否坚实，足以支持一种原则性的生活方式。只有那些被抽象和普及成为基本原则的价值，才有可能进一步向内在发展，成为形式原则，并运用到一定的程序当中；也只有它们才享有指导行为的力量:它们可以超越个别的语境，甚至于可以彻底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当中，并用同一性观念来把握人的一生，甚至于把握社会群体的历史。

由此看来，区分利益(Interesse)与价值(Wert),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利益格局变动不居，而一般的价值则始终适用于不同的语境。从范畴上把利益和价值区分开来，这是新康德主义的功劳，功利主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功利主义试图把利益取向转换为伦理命题，把目的合理性本身设定为价值，这样做实在是徒劳无益。因此，正如韦伯所说，功利主义从来也没有发展成为一种规范性的伦理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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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韦伯把实践合理性概念区分为三个方面：手段的运用、目的的设定以及价值的取向。行为的工具合理性是根据运用手段达到既定目的过程中的有效计划来加以衡量的；行为的选择合理性是依靠用一定的价值、手段和边界条件来算计目的的正确性加以衡量的；行为的规范合理性则是用决定行为偏好的价值标准和原则的同一性力量、总体性力量等加以衡量的。一个行为，如果满足了手段合理性和选择合理性的条件，韦伯就称之为“目的理性行为”；而如果满足了规范合理性的要求，韦伯则称之为“价值理性行为”。这两个方面可以相互独立，不断变化。目的合理性范围内的进步“有利于纯粹的工具理性行为，而有损于价值理性行为”。51西方的理性文化看起来就是在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但也有证据说明，价值取向在合理化过程中对目的理性行为构成了障碍。比如早期的佛教，韦伯认为，早期的佛教是一种合理的伦理，52“它遏止了一切自然的冲动”，但同时也脱离了世界上的一切强制力量。

把目的理性行为和价值理性行为结合起来，才会形成一种新的行为类型，它满足了实践合理性的总体要求。如果这种行为类型在个人和群体那里超越了时间和社会的限制，而实现了普遍化，韦伯就称之为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他在加尔文派以及清教派的新教苦行主义职业伦理那里看到了这种理想型的历史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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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全世界，只有苦行主义的新教职业伦理，实现了内在职业伦理与宗教救赎确定性的高度完美同一，而且未曾遭到破坏。也正是在这种职业伦理当中，由于俗世造物的堕落，它在宗教上惟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按照一个超世俗的神的意志，通过合理的行为，俗世成为履行责任的对象。行为的特征在于合乎理性、比较冷静，也没有彻底奉献给俗世，其目的特征及成就，是上帝赐福的标志。苦行主义不是要求像僧侣那样保持童贞，而是要求排除一切爱欲的“纵乐”；不是要求保持贫穷，而是要求消除一切坐享其成的享乐方式和炫耀财富的封建生活方式；不是要求寺院的僧侣保持禁欲，几近窒息，而是要求有一种清醒和合理的生活方式，避免沉湎于世俗的美或艺术，或者放纵自己的情绪和情感；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使生活方式纪律化和条理化。它的典型代表是“职业人”(Berufsmensch)。同世界上一切其他宗教信仰不同，西方的内在苦行主义所特有的后果是社会关系的合理的具体化和社会化。 53

合理生活方式的特征在于：它把一种复杂的行为类型固定了下来；这种行为类型囊括了合理性的所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并把合理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此外，还把这些合理性结构紧密地结合在一切，使得它们相互加强，互为前提，彼此促进。合理的生活方式既促成也保障了行为的后果：

从工具合理性的角度来看，它履行了技术的使命，并建立了有效的手段；

—从选择合理性的角度来看，它坚持在不同的行为之间进行选择（在此过程中，如果必须注意到对方的合理抉择，那么，我们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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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策略合理性)；

从规范合理性的角度来看，它在伦理原则范围内履行了道德实践的使命。

行为合理性的三个方面可以归属于不同的知识范畴。有了技术和策略，经验知识和分析知识就进入了目的行为取向当中这种知识完全可以具备科学知识的精确形式。而有了潜能和动机，道德实践知识（以及审美表现知识）便进入了价值行为取向当中。这种知识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被不断加以改进：首先是在宗教世界观当中，后来又在法律、道德（和艺术）等价值领域范围当中。由此可见，行为合理化、生活方式合理化以及世界观的合理化“说到底是密不可分的”。

韦伯以新教的生活方式为例，从理想型的角度，阐明了实践合理性这一复杂的概念。但我认为这个概念总还有些局限性。韦伯所说的合理性概念，包括了理性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不管如何，韦伯揭示这个概念所依赖的意识结构，不是直接表现在行为和生活方式当中，而是首先体现在文化传统和符号系统当中。韦伯用来研究文化合理化的两个关键词是：世界观的系统化和价值领域的特有逻辑。它们牵扯到的是其他的合理性概念，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探讨的，这些合理性概念依靠的不是行为理论，而是文化理论。

（f)韦伯认为，所谓合理化，就是符号系统，特别是宗教解释系统以及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在形式上趋于完善。在韦伯看来，无论是在救赎宗教合理化教义的演绎方面，54还是在形式法的发展方面，知识分子阶层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知识分子经过了专门训练一旦符号系统落实成文，他们就从形式的角度对符号系统加以加工和完善。主要表现为：意义的明确、概念的解释、思想动机的系统化以及命题的确立等，目的是要在建立传授知识的方法的同时，提高知识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世界观的合理化源于符号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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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强调指出，形式特性的改进是知识分子分析的结果，它包括两方面不同的内容。一方面，合理化的世界观在更高层面上满足了形式操作思想的要求。就此而言，韦伯主要探讨的是（最初是在职业实践中使用的）法学专业知识的形式化、科学的系统化以及职业的专门化。55但另一方面，合理化的世界观也在更高层次上满足了现代世界观的要求；而现代世界观作为一个范畴，其前提是世界的解神秘化。就此而言，韦伯的研究重点是救赎宗教的“伦理合理化”(ethischenRationalisierung)；根据一切“把救赎目的作为惟一取向的实践伦理”，韦伯认为，“区分规范有效性’与经验确定性’(在解神秘化的世界范畴意义上）是合理的’”。56在韦伯看来，世界上几大宗教的合理化贡献主要在于克服了神秘信仰；这在范畴上向现代解神秘化的世界观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关键的一步也表现为传统力量的形式操作特征趋于完善，但两者不能等同起来。

韦伯本人忽略了这一区分。比如，在他的古代犹太教研究的开始部分，他根据该世界观的合理化水平提出了如下一些问题：

一定的犹太观念是否…2，多少表现出知性化和(消除神秘观念意义上的）合理化；或者3，多少表现出一体化和系统化；或者4，多少表现出（理想化)，开始转向信念伦理。57

第三个问题涉及的是宗教符号系统的形式完善过程，第二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针对的则是世界观的范畴。这两个方面在韦伯的解释当中通常都没有得到明确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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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J.Weiss）认为，世界观的合理化是对意义内涵和价值内涵的终极思考，而且具有持久性和系统性。这里的终极思考(Zu-Ende-Denken）意味着：“对基本原则刨根问底，以及对最明显的结论和整个推理过程加以阐明。”58魏斯区分了合理化成就和道德理性主义(ethischer Rationalismus)。相反，施鲁赫特(W.Schluchter)把两者等同了起来：

理性主义意味着……意义关系的系统化以及对“意义目的”的知性加工和科学归纳。理性主义是文化人“内在要求”的结果：他们不仅要求把世界当作一个意义空间加以把握，而且想对世界表明自己的立场；因此，理性主义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也是形而上学一伦理的理性主义。59

一旦具备以下条件，这种模糊性就必然会出现：(a)通过分析把世界观的完美形式与世界概念的分化范畴区别开来；(b)用皮亚杰的成长心理学来解释，对于现代世界观的发生而言，把形式操作程序运用到世界观当中，为何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归纳原则”(Auf-Prinzipien-Bringen)与“信仰内涵的系统化”显然是有所不同的—“归纳原则”不仅意味着形式思想活动领域的拓宽和深化，而且也意味着世界观的解中心化；但是，如果道德一实践的意识结构不发生相应的变化，世界观也就不可能解中心化。60

(g)世界观的合理化导致了文化的认知领域、规范领域以及表现领域相互之间的分化，也就是说，带来了一种现代世界观；同样，世界观的合理化也满足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合理化的发生条件。一旦价值领域（即“内在财富领域和外在财富领域”或“宗教财富领域和俗世财富领域”）的“内在规律”“在其结果中被人们认识到”，1而如果我们预先明确了各个价值领域的“合理完整性”，用来衡量文化进步或价值提高的普遍有效性要求也就显示了出来。那么，文化的不同领域之间便开始分化。韦伯区分了手段的技术合理性中的进步与“价值的提高”(Wertsteigerung)。一旦科学、道德和艺术根据一个抽象的价值标准或一种普遍有效性要求，不管它是真实性、规范正确性或是本真性和审美性，分化成为单个的价值领域，也就有可能出现客观意义上的进步、完善以及特殊意义上的提高。合理化“提高了价值”，它包括文化传统所具有的（严格意义上的）认知内容和社会整合内容—也就是说，它囊括了关于外在自然的经验一理论知识、社会成员关于社会的道德一实践知识以及个人关于自身主体性或内在自然的审美一表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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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提高”在现代经验科学领域里的涵义最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理论知识的增加导致了认识的进步。构成问题的是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中价值的提高；韦伯在这里指的是结构的改变，亦即法律理论和道德理论的普遍主义命题越来越明确。否则，韦伯就无法在传统的法律伦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间建立等级秩序。知识的“完善”(Perfektion)与知识的工具化(Implementierung)在这里是密切相关的。至于审美领域中价值的提高，则意味着进步的观念退化成为一种更新和复活的观念，退化成为一种通过革新而使本真经验永葆活力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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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道德一实践领域还是在审美表现领域，工具合理性意义上的进步都必须与价值合理性意义上的提高区别开来。韦伯强调指出，

把对一定“先进”技术的使用凌驾于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之上，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有些艺术作品，尽管它们的技术看起来还“十分原始”，比如没有认识到透视法的图画，但它们在审美上可能丝毫也不让于用合理技术创作的作品，但前提是，艺术家所要追求的形式与“原始”技术应当是切合的。创造新的艺术手段，最初仅仅意味着不断的分化，并使提高价值意义上的艺术“财富”有可能不断增加。而实际上，这样做带来的通常是适得其反，使得情感形式“不断趋于贫乏”。62

“进步”在自主艺术领域中的目的，是要使基本的审美经验坚决摆脱理论和道德的干扰，不断趋于彻底和纯粹。但先锋派艺术沿着反思艺术技巧的道路，也实现了价值的提高：艺术的工具合理性的提高，使得艺术自身的生产过程变得透明起来，但目的是要实现审美价值的提高。

上文对不同的合理性概念（a-g）进行了梳理，从中可见，韦伯把合理化问题的起点放到了意识结构层面上；用帕森斯的话说，就是放到了个性和文化层面上。一方面，韦伯从以新教伦理的生活方式为代表的行为类型（这种行为类型把手段合理性、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融为一体)中获得了实践合理性概念。另一方面又把行为取向的合理性与世界观和价值领域的合理性对立了起来。韦伯认为，文化合理化的核心环节是现代科学、后传统主义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以及自主的艺术。相反，韦伯试图解释的合理化现象却处于社会层面上：“我们欧美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从一种特殊意义上讲是合理的’。对这种合理化加以解释，……是我们所有学科的使命”。63我们在后文中将会看到，韦伯是如何用一些概念来把握这些社会合理化现象的，其中又以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发生过程为主，而韦伯所使用的这些概念最初是用其他的现象，即动机合理化现象和文化合理化现象来加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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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还想对一个概念内容加以阐明，即韦伯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欧美文化的一大特征?其中又表现了何种“文化人性”的普遍特征?

(3)西方理性主义的普遍主义内涵

众所周知，韦伯在其著名《前言》一上来就提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

一个在现代欧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世界历史问题时，一定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在西方，而且仅仅在西方，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化现象，正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在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呢？64

韦伯的说法之所以模糊，因为他搁置了这样一个问题：合理化过程是否具有普遍有效性，或是只对我们具有有效性(我们作为现代人，从合理化的角度，去考察原始文化的发展过程)。我的看法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韦伯命题，带来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立场。当然，韦伯得出普遍主义结论，并非毫无保留。正如他的同代人所指出的，对待西方理性主义，韦伯是从前科学的角度出发的，依据的也是他的日常经验；韦伯的立场一直矛盾重重。因此，韦伯一直在寻找一个立足点，以便把充满矛盾的社会现代化限定为文化的特殊发展过程。韦伯之所以认为理性主义是“西方的”，不仅是因为，在西方具备了一些历史条件，能够促使一种普遍现象第一次表现出来；而且由于，作为一种特殊的理性主义，西方理性主义把西方文化的特殊性表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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