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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作品集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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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更加强调的是对巫术实践而不是对巫术当中的神话思维方式的克服,其原因在于,作为社会学家,韦伯关注的是世界观对生活实践的影响。宗教世界观从神话那里继承了一定的认知内涵,对这些认知内涵加以改造,比起对技术一实践内涵的改造和对道德-实践内涵的改造,对于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显得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这里,巫术的想象世界妨碍了人们对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等采取一种客观的立场; 108特别是,它还阻碍了在文化核心领域信徒与上帝或神圣的存在之间形成一种人际交往关系。上帝的强制性操纵技巧在基督教仪式中还有所留存,并且取代了尊敬和祈祷。109韦伯用“奇信”(Wunderglauben)与“迷信”(Aberglauben)之间的对立来描绘“神秘花园”等世界。110这种解神秘化在结构方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我想用韦伯所区分的对待世界的立场加以探讨。这里,由于系统原因,我不仅要关注世界观的伦理化,而且至少也要附带关注世界观认知内涵的转变,并讨论从成熟的宗教一形而上学世界观向现代思维方式转变所具有的结构意义。

(a)神秘主义的遁世对苦行主义的遁世

宗教一形而上学世界观建立起了对待世界的基本立场。任何一种对待世界的立场都表现出了一种合理化,但前提在于,它完全是针对整个自然和社会,并因而设定了一个关于世界的系统概念。当然,这里所说的还不是一种形式的世界概念,111而是一种具体的世界秩序概念,它从一神论或宇宙论的角度把丰富多彩的现象联系为一个整体。这个原则被认为是造物主或存在的根据,它们的身上集合了存在与应然(Sollen)、本质与现象的普遍内涵。而且,世界观越是明确允许从这些在超验层面上尚未分化的内容出发来把握和对待世界,并且不管是把世界看作此岸世界还是看作表象世界,世界观也就越“合理”。韦伯集中关注的是存在应然(Seinsollens)或应然存在(Gebotenseins)的规范内涵以及道德—实践的意识结构,它们完全允许行为主体对世界采取一种渗透着信念伦理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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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一种伦理化角度来看,一种世界观要想合理化,就必须用实践原则预先把伦理的有效领域保留下来,并和其他所有内涵区别开来。一种通过伦理而获得合理化的世界观把世界表现为:

a)一般的实践活动的场所;

b)行为者可能出现伦理失效的舞台;

c)语境的总体性,而这些语境应当用“终极的”道德原理加以判断,并用道德判断标准加以掌握;

d)一个客观领域和伦理行为的动机领域:相对于会犯错误的主体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良知而言,客观化的世界是外在的和表面的。

韦伯分两步选择了一种对待世界的立场,用来和这样一种伦理合理化的世界观相呼应。首先,韦伯指出,救赎宗教在上帝与世界之间设立了一种针锋相对的二元论,这种救赎宗教比起缺少救赎取向和严格二元论的世界观要能更好地满足伦理合理化的要求。112上帝(乃至神性)与世俗的生活秩序之间尖锐的紧张关系,让信徒注意到了拯救的努力,由此出发,他们可以贬低世界,并从一种抽象的角度把宗教效果客观化:

先知宗教和救世宗教与……世界及其秩序处于持续紧张关系当中。而且,它们如果越是真正意义上的救赎宗教,这种紧张关系就越是尖锐。这是救赎的意义和先知救世说的本质所导致的,而这些救赎宗教越是发展成为一种合理的伦理学,并把内在的宗教虔诚作为救赎的手段,就越是如此。所谓救赎宗教发展成为一种合理的伦理学,换用惯常的话说,就是救赎宗教从“仪式主义”升华成为“信念的宗教虔诚”。而且,(最一般意义上的)世俗财富本身如果越是合理化和崇高化,那么,救赎宗教自身也就越是充满张力。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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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种对待世界的消极立场,对于生活方式的伦理合理化并非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种立场来源于超越世界或隐藏在世界内部的救赎财富。遁世只有和一种积极的处世态度联系起来,而且不会导致消极地逃避世界,才会带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世界客观化。因此,韦伯在第二步从遁世的世界观当中选择了如下一些立场:它们的目的在于积极把握失去价值的客观化世界。

在用信念伦理建立起来的救赎宗教当中,这些不同立场之间的预言方式和拯救途径是各不一样的。一种救赎宗教认为,信徒可以把自己看作是某个超验上帝的工具,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禁欲主义形式的救赎途径;而在另一种救赎宗教看来,教徒是一个世界内在神圣本性的载体,这样,它所提供的就是沉思形式的神秘主义救赎途径:

遁世层面上的矛盾在导论中已经有了交代:一方面是积极的禁欲主义,这是一种喜欢上帝行为,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工具,另一方面则是神秘主义的沉思性的救赎,它不愿意自已是一种行为,而希望自已是一种“占有”,个体也不是工具,而是神性的“载体”,因此,世界上的行为必然会表现为有损于非理性的和超越性的救赎权力。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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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沉思性的“思想宗教”如果像印度教那样强调救赎的动机,也就不会把遁世引到世界的伦理合理化方向上面;相反,神秘主义消极寻求拯救,则导致彻底逃离世界。只有西方禁欲主义的“信念宗教”(Gesinnungsreligion)把宗教的功能与一种伦理行为联系在一起,对于这种伦理行为而言,一种失去价值的客观化世界总是能够不断地提供新的情境和新的动力。神秘主义者通过遁世来保存自己,而禁欲主义者则通过在世界中的行动来保存自己。115不过,禁欲主义统治世界的这种立场是基督徒和清教徒所共有的,并不意味着通过伦理获得合理化的生活方式已经蔓延到了宗教之外的生活领域。我把入世这样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与遁世对照起来,并把它归列为禁欲主义的拯救途径,但这决不是说它就和内在世俗性(Innerweltlichkeit)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禁欲主义的救赎努力虽然对世界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但依然能够投入到世界当中,因此它可以演变成为内在世俗的禁欲主义,但这还要经过一个步骤,对此,我暂时只能略而不提。

(b)理论意义上的直观世界对实践意义上的适应世界

韦伯在分析肯定世界的立场时只提到了一种以实践为趋向的适应世界的形式;关于这一点,他举中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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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充满本色的古希腊人一样,在伦理学上缺少一种超验的基础,缺少一个超验上帝的律令与一个生物世界的律令之间的紧张,缺少彼岸目标作为指南,缺少一种彻底的恶的概念。116

韦伯对儒教和道教的研究是他研究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正确的结论,但由于他只是从伦理合理化的角度评价儒教和道教,因此,他得出了他那著名而又富有争议的观点,认为这些世界观的合理化潜能微不足道:

这是一种绝对肯定和适应世界的伦理,其内在前提是始终存在着一种十分神秘的宗教虔诚:从帝位到对官方的和大众的宗教虔诚具有决定作用的祖先崇拜,再到非官方(道家)的神秘医术和其他流传下来的泛灵论的神灵约束、以人为中心或以英雄为中心的神圣信仰。117

但是,幸亏有了李约瑟(J.Needham)的开创性的研究,118人们才逐步了解到,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人已经发展起了理论知识,并把这些理论知识应用到了实践需要当中。在这方面,中国人比西方人显然是更加卓有成绩。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才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绝对主导地位。因此,我们不妨着重从认知合理化而不是从伦理合理化的角度来探讨这一传统的合理化潜能。古希腊哲学和中国人的宇宙论伦理学一样,也持有一种肯定世界的立场,它们更多的是把世界观合理化推上了一种理论化的方向。此外,取得伟大成就的中国科学看起来似乎也有它的界限,而正是这一界限使得古希腊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世界观遭到了失败:对自然和社会采取一种伦理的和非意向主义的立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古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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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阻止了从达·芬奇所达到的水平向伽利略所达到的水平的转变,在中世纪的中国,人们虽然有了比较完整的实验,比古希腊人,甚至比中世纪的欧洲人还要完整,然而,这没有给“官僚封建主义”带来任何变化,因此,算术、经验的自然研究以及实验就无法有效地联系起来,从而造就一种全新的立场。119

儒教和道教与古希腊哲学,都不缺少一种能够获得合理化的世界观所必需的基本特征。它们用一种具体的世界秩序概念系统地把握了纷繁复杂的现象,并把这些现象和原理联系起来。当然,它们缺少占据主导地位的救赎动机,而正是这一点激化了现象世界与超越世界的原理之间的二元论;但二元论的世界观结构可以与世界保持足够的距离,以便能够从某一方面(这些方面在原理层面上并没有分化),这里就是从存在和生成的认知方面使世界客观化。从认知方面来看,现象世界越是可以从抽象的角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存在者的领域或有用的领域,摆脱其他一切内涵,包括规范内涵和表现内涵,世界观也就越是堪称合理的。一种通过认知而获得合理化的世界观把世界呈现为一切形式和过程的总体性,而且,通过沉思,我们可以进入其中。只要实践需要占据主导地位(韦伯认为中国的精神立场就是这样),肯定世界的基本立场就会逐步发展成为对世界的适应。相反,肯定世界如果想从纯粹理论的角度把世界客观化,看来就必须与一种脱离了实践需要的理论生活方式建立起联系,并听从观察世界的意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无法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过上一种摆脱了实践而沉湎于思考当中的“学院”生活,也就是说,他们无法立足于一种理论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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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假设需要认真加以检验;我在这里只能作出如下推论:我们如果一开始不是从伦理的角度,而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传统,并把它和古希腊的传统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它是另外一个样子。一种对待世界的立场如果想从本体的角度把世界统一起来,它就必须进行分化,而分化又依赖于获得更高的善的方法。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是信念伦理的救赎宗教意义上的救赎途径,而是确证世界的途径。禁欲主义积极寻求救赎,神秘主义则消极寻求救赎,这可以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对照起来,它们的目的是积极地或消极地确证世界:实践的生活方式和沉思的生活方式。120如果这个理论命题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四种对待世界的立场,它们在救赎途径和生活方式上各不相同(图6)。

对待世界的立场发生了区分,而区分的前提是从宇宙论一形而上学角度肯定世界,要么适应世界,要么观察世界;这种区分对于世界观的认知合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像韦伯所说的,统治世界和逃避世界对于世界观的伦理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以宇宙为中心的世界观一旦和观察世界的立场结合起来,就会从存在和生成的角度为世界的客观化提供最广阔的空间。根据这样一种假设,消极形式的确证世界就允许对如下世界观进一步加以解中心化:它们在内涵上是以一种认知合理化为基础的;而积极形式的救赎努力则对以伦理合理化为基础的世界观进一步加以解中心化。这样,依靠合理化的范围和对待世界的立场,也就相应地形成了对不同世界观合理化潜能的估价,这一点可以参阅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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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两种世界观在西方就相遇到了一起,它们的结构是这样的:分别从规范和存在这两个角度使世界获得最大限度的客观化,亦即具体化。

(5)解神秘化与现代世界观

韦伯用克服神秘思想的程度来衡量世界观的合理化。在伦理合理化层面上,他主要考察的是信徒与上帝(以及神性)之间互动关系的解神秘化。这种互动关系越是发展成为人与人、需要救赎的个体与一个超越世界并提供道德的救赎机构之间纯粹的交往关系,个体就越是可以从一种抽象的道德角度把他的内在世俗关系严格加以系统化,而服从这种道德的,要么只有选民、宗教专业人士,要么就是所有的信徒。这就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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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所有规范调节的人际关系预先设定了一个只有一种抽象意义的世界概念;

(b)对纯粹伦理立场进行分化,而在这种立场当中,行为者可以服从规范,也可以批判规范;

(c)形成了一种既具有普遍主义特征又具有个体主义特征的人格概念,而且还关涉到良知、道德责任、自主性、罪责等概念。这样,就可以通过把普遍原则作为指南,而克服传统的具体生活秩序的虔诚约束。121

认知层面上,操纵事物和事件的解神秘化与认识存在者的非神话化是一致的。对于经验事件,越是用工具的手段加以介入,越是从理论的角度加以解释,个体就越是可以把他的生活世界的关系严格加以系统化,而且是从宇宙论一形而上学的抽象角度出发,一切现象毫无例外都必须服从宇宙论一形而上学的规律。这就意味着:

(a)用实体之间合乎规律的时空关系的共相为整个存在者预先设定了一种形式的世界概念; 122

(b)对(脱离实践的)纯理论立场进行分化;在这种立场当中,认知者可以通过沉思对真理进行确证,提出命题或提出质疑;123

(c)形成一种认识的自我,他可以不顾情感、生活世界中的兴趣以及先见等,而完全投身于对存在者的直观当中。124这样就可以用一种无拘无束的一般规律取向来克服神话当中对具体现象表面性的执着,而这些规律是建立在现象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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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文已经把合理化的伦理层面归入救赎宗教,反之,把认知层面归入宇宙论一形而上学世界观。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上述归纳:一定的世界观结构和对待世界的相应立场只有在属于自己的层面上才能大大有利于合理化。当然,就像基督教不能被还原为伦理学,古希腊哲学也不能被归结为宇宙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在结构上最具有合理化潜能的)世界观在同一个欧洲传统中相遇到了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充满活力的紧张关系,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欧洲中世纪的思想史。碰撞导致了两极分化,也就是说,导致宗教的信念伦理和以理论为基础的宇宙论各自形成自己特有的基本概念。与此同时,碰撞也迫使伦理学和本体论意义上的两种形式的世界概念进行综合。韦伯计划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纳入他的比较研究,但他再也不可能完成他的计划了。因为如果要完成他的计划,他就应当根据中世纪后期的哲学和神学来研究现代意识结构的发生,而在中世纪后期的哲学和神学当中,阿拉伯哲学、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概念策略却是在相互碰撞。韦伯根本就没有认真分析过沿着宗教世界观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合理化途径而逐步形成的认知结构。因此,他也就不会明白,在世界观合理化的结果与特殊意义上的“现代”世界观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合理化的世界观要么在神学意义上涉及创世记,要么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涉及所有存在者,它们的同一性建立在一些概念(诸如上帝、存在、自然),也就是最高的原则或最初“开端”当中,而这些概念或原则是一切论据的基础,但它们自身不容怀疑。描述内涵、规范内涵和表现内涵在世界观内部已经分离了开来,但在基本概念当中还是聚合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些开端中还留存着部分的神话思想,125并保护合理化的世界观作为世界观避免出现一些后果,对充满虔诚的信仰或带着敬畏的直观的传统样态造成破坏。相反,现代思维方式无论在伦理还是科学当中都认为,没有什么摆脱假定思想的批判力量。但为了设置这样一个障碍,首先就必须把我们用宗教一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抽象概念所达到的学习水平普及化,也就是说,坚持把通过伦理合理化和认知合理化而获得的思维方式应用到世俗的生活领域和经验领域。反之,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消除宗教信念伦理和理论宇宙学在开始时所依靠的分化:我的意思是说,禁欲主义的救赎努力必须与这个世界的世俗秩序决裂,而沉思的献身精神也必须脱离这个世界的世俗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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