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作品集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韦伯所考察的不稳定性难道不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允许存在后传统的行为取向，也就是说，它孕育了一种合理化模式，根据这种合理化模式，认知一工具合理性逾越了经济领域和国家领域渗透到了其他的生活领域，并以牺牲道德一实践合理性和审美一实践合理性为前提而获得了优先性。 158

(2)《中间考察》的整体内容

这些问题的论证路线虽然源于韦伯所提出的两个层次的理论，但韦伯本人并没有坚持这条论证路线。韦伯的经验研究集中探讨的是资本主义的发生问题和目的理性行为取向在发生阶段如何才能真正获得制度化的问题。这样，韦伯一开始就把社会合理化和目的合理性联系在一起；他并没有用其结构可能性作为背景来揭示这一发展过程的历史形态。但是，这一复杂的问题在韦伯的时代诊断中还是又一次出现了。这里让韦伯感到不安的是，目的行为亚系统脱离了它们的价值合理性基础，完全获得了独立。这就是所谓自由丧失的主题，对此，我们在后面还要加以讨论。韦伯把这个主题与比较宗教社会学的研究结果联系了起来，也就是和如下论点联系了起来：分化为不同文化价值领域的意识结构相应地也体现为相互冲突的生活秩序。《中间考察》的主题就是内在冲突，在韦伯看来，这些内在冲突是博爱伦理与结构发生分化的世俗社会秩序之间所固有的。和这个主题相关的时代诊断，暂且放下不论。我想先来探讨一下奠定韦伯思考基础的价值领域模式和生活秩序模式。

韦伯在《中间考察》中提出了他的系统的观点，他有这样一段名言就是用来表达他的这一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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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人与占有财富的不同领域（外在的、内在的、宗教和世俗的）之间关系的合理化以及有意识地把它们加以升华…要求每一个领域都能认识到自身的内在规律性，并相互进入一种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一直都潜藏在对待外在世界的本真关系当中。159

“规律性”所说的就是观念的“合理完整性”。对内在财富和外在财富（观念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了兴趣的格局。只要我们就观念论观念，它们就构成了文化的价值领域;一旦它们与兴趣联系了起来，它们就构成了生活秩序，主要是用来正当地调节对于财富的占有。我想深入讨论一下这种生活秩序的系统性(a)，然后再来探讨其“规律性”(b)，以便最后重新考察现代意识结构的特殊现实性问题(c)。

(a）在《中间考察》中，韦伯并没有严格区分文化传统层面与制度化的行为系统或生活秩序。宗教博爱伦理是他比较“世界秩序和世界价值”的基础，但韦伯主要是把它当作文化符号体系加以对待，这和他对世界观的分析是吻合的。另一方面，科学和艺术主要表现在生活秩序当中，也就是说，主要表现为文化行为系统，它同经济和国家等社会行为系统同时分化了开来。韦伯基本概念的系统性主要体现为文化传统层面与文化行为系统的分化（图8):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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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文化行为系统是生活秩序，用来调节对观念财富的占有。韦伯把对观念财富的占有与占有世俗财富的领域区分了开来。在现代社会，日常文化财富（财物和权力）以及超越日常生活的善（性爱乃至在情欲上获得净化的爱)主要表现为价值，围绕着这些价值形成了生活秩序。这样就有了五种生活秩序(文化行为系统或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行为系统),并可能会和宗教博爱伦理构成紧张关系(请参阅图9)。

韦伯在《中间考察》中的意图是要分析“宗教与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博爱伦理是宗教的核心。根据韦伯的分析，“人与不同的外在财富的占有领域和内在财富的占有领域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人们越是意识到这些关系的独特性，(宗教与世界之间的）冲突就越尖锐。而生活秩序越是合理化，这一点就反映得越是清楚。韦伯这里所关注的冲突或“紧张关系”，不是由于外在的原因，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互不相容的兴趣，而是由于内在的原因，也就是说，是因为不同结构互不相容。我们如果关注的是这个问题的系统性，而不是韦伯的文本，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考察文化价值领域；文化价值领域遵守的是观念的规律，而在生活秩序当中，观念已经和兴趣融合成为一种正当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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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b)韦伯面对的是科学和艺术这两个伦理价值领域，从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文化的认知内涵、规范内涵和表现内涵，它们按照一种普遍的要求而分化开来。现代意识结构源于世界观的合理化，并且就表现在这些文化价值领域当中。如上所说，这样就导致了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等形式概念，以及面对由于认知或道德而具体化的外在世界或主观内在世界所采取的相应的基本立场。我们把这些基本立场区分为面对外在自然过程的客观化立场、面对正当社会秩序的规范一致（以及批判）立场和面对主观内在自然的表现立场。一种解中心化（皮亚杰意义上的）的世界观的结构对于现代性具有决定意义，并且具体表现为：具有行为能力和认知能力的主体面对同一个世界的不同部分可以采取不同的立场。把基本立场和形式的世界概念联系起来，建立了九种基本关系；下图提供给我们的就是从韦伯的思路当中概括出来的“人与不同领域之间关系的合理化”线索：

这里我不可能对这些形式实用主义关系展开详细论述。我只想从直观的角度指出可以用于描述这些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认知一工具关系（1·1）可以用断言、工具行为以及观察等加以描述；认知一策略关系(1·2)可以用目的理性类型的社会行为加以描述；可以描述义务关系(2·2）的则是规范调节行为；描述自我展示(3·2）的是戏剧型的或自我表现型的社会行为。与自我的客观主义关系(1·3）可以用理论（比如经验主义心理学或功利主义伦理学）来加以表达；与自我的强制性关系(2·3)可以用超我现象（比如罪责感）以及反抗倾向来加以表达；与自我的感官一直觉关系（3·3）可以反映在情感表现、利比多以及创造行为等上面。与面对非客观化环境的审美关系(3·1）相对应的，则有艺术作品甚至一切风格现象需要解释，这当中也包括解释形态学自然观的理论。最含混不清的是那些从道德一实践的角度“亲近”自然的典型现象，如果我们在这里不想回溯到神秘主义传统或禁忌化(比如引起素食主义恶心的东西）、人神同形同性论的动物观等。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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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扼要的描述足以说明，行为者与外在环境或内在环境所建立起来的实用主义关系由于“解神秘化”而至少在形式上变得可以理解，但我们这里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些关系，并使它们成为标准的表达形式。形式可能性的不同发挥可以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它可以表现为（与现代意识结构一起形成的）合理化潜能在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发挥，也就是说，表现为一种社会合理化模式。或许也有可能是这样：这些形式实用主义关系只有部分适用于知识的积累。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把那些适合于掌握知识的关系区分出来，以便文化价值领域在发展过程中能有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自己的规律。由于我在这里无法满足一种系统的要求，我只好借助于韦伯的下列观点：只有六种经典的行为者一世界一关系能够“合理化并被有意识地加以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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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面对外在自然和社会的客观立场描述的是一种认知一工具合理性结构，有了这种结构，知识生产就可以采用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的形式（包括社会技术学的形式)；图11中1·3是空白，这说明，我们用客观化的立场根本无法把握内在自然和主体性。面对社会和内在自然的规范立场描述的是一种道德一实践合理性结构，有了这种结构，知识生产就可以采用系统加工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形式。图中2·1是空白，这就意味着，我们怀疑能够用合理的方法去构造非客观化的自然，比如用自然哲学的认识形式，它们可以和现代自然科学形成竞争关系。160最后，面对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的表现立场描述的则是一种审美一实践合理性结构，有了这种结构，知识生产就可以采用一种解释需要的本真形式，所谓本真形式，也就是说，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解释也在不断更新。图中3·2是空白，这应当说明，互动的表现形式（比如反文化的生活方式）无法形成一种可以自我合理化的结构，而是一直都是处于寄生状态，只要它们依赖于其他价值领域中的创新。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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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种合理性结构都是根据形式语用学从基本立场和世界概念中推导出来的，如果它们刚好和欧洲现代性当中分化出来的三种文化价值领域形成呼应关系，那么，这也不是对上述图表的系统价值的异议。因为根据韦伯的观点，现代意识结构源于一种普遍历史的解神秘化过程，因此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也就不仅仅是一种特殊文化的独特性。当然，韦伯的历史陈述也没有满足一种系统的要求。我们或许可以从一种论证理论（Theorie derArgumentation）的角度获取一种独立的证据。对此，我在这里只能就研究策略稍做说明。

如果文化价值领域是通过知识生产而表现出来的，而知识生产获得分化和稳定的前提又是有效性要求；如果知识生产的连续性只有通过学习过程的反思化，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与制度上发生分化的论证形式建立起联系才能得到保障，那么，我们就必须阐明历史上形成的价值领域（我们从1·1、1·2、2·2、2·3、3·3、3·1中推导出来的）与一种针对一种普遍有效性要求的典型论证形式之间存在着可靠的联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说，如果反过来还要为用“×”标示出来的空白处（1·3、2·1、3·2)（即它们所表示的经验领域）寻找一种特殊的论证形式，那么，我们的假设就被推翻了。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证伪，就是通过描述阐明，在一些文化当中出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价值领域以及相应的持续性的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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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对于功利主义(1·3)和波希米亚生活方式（3·2）的评价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韦伯认为它们都缺乏自我稳定的能力，因为它们没有体现出一种具有内在独特性并且能够自我合理化的价值领域。韦伯一直认为，与外在自然(2·1）的道德互动关系是“魔宫”(Zaubergarten)，随着其他价值领域和生活领域的合理化，“魔宫”也将逐渐消失。

（c）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认为，现代意识结构凝聚成了上述三种合理性结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结构上具有可能性的社会合理化，以便把相应的观念（源于科学和技术、法律和道德以及艺术和“情欲”等不同领域）与利益结合起来，并在相应的生活秩序当中体现出来。这样一种粗糙的模式允许我们列举出一种非或然性的合理化模式的必要条件：三种文化价值领域必须同相应的行为系统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便使针对不同有效性要求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承得到保障；专家文化所发挥出来的认知潜能本身必须继续和日常交往实践联系起来，并充分应用到社会行为系统当中；最后，文化价值领域必须彻底制度化，以便使相应的生活秩序获得充分的自主性，而不屈从于其他生活秩序的规律性。要想建立这样一种合理化模式，前提在于：文化传统的三个构成部分当中至少有一个没有得到系统的加工。或者，至少一种文化价值领域没有充分的制度化，也就是说，没有对整个社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或者，至少一种生活领域占据了优势，使得其他的生活秩序服从一种陌生的合理性形式。

韦伯虽然没有提出这样一种反事实的观点，但我们根据他的背景材料还是可以很好地把《中间考察》中的系统内涵揭示出来：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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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一工具合理性在科学活动当中获得了制度化；与此同时，经济生活秩序和政治生活秩序也按照形式合理性的标准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并决定了市民社会（bürgerlichenGesellschaft）的结构。

—审美一实践合理性在艺术活动当中获得了制度化。不过，自主艺术和围绕着这一系统形成的知性反文化一样，对于整个社会也很少具有构成意义。这些领域当中超越日常生活的价值可能构成了“享乐人”(Genussmenschentums）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核心，他们所追求的是内心世界的解脱，是对科学、经济和国家当中“专业人”(Fachmenschentums)所遭受的理论理性主义和实践理性主义的压力的一种回应。

—救赎宗教博爱伦理的道德一实践合理性无论与专业人还是与享乐人都是不相容的。现代世界受到生活秩序的主宰，在这些生活秩序当中，其他两种合理性结构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根据分工建立起了一种“博爱的世界统治秩序”；面对这样一种认知一工具化和主观主义的世界，道德观念没有了太多实现自己的机会，因为道德观念的目的在于一种建立在交往和解基础上的自主性；博爱伦理在制度当中没有立足之地，但通过制度，博爱伦理可以持续获得文化意义上的再生产。

—不过，不仅宗教博爱伦理，包括面向“经济世界冷酷性”的伦理，如新教伦理，在其他两种合理性结构的碾压之下逐渐也变得无影无踪了。它在新教职业文化当中最初虽然获得了充分的制度化，以至于现代化的发生条件获得了满足；但是，现代化过程本身反过来又摧毁了目的理性行为的价值理性基础；按照韦伯的诊断，职业取向的信念伦理基础由于功利主义的工具主义的劳动立场而遭到了侵蚀。

宗教需要曾经是一切合理化形式的动力，最后却没有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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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只要世界进程触及人的利益，就应当是一个充满意义的过程。”社会合理化过程当中的悖论是一种经验：“无法从纯粹内在的角度使自我完善成为文化人，或者说文化’似乎可以还原到其中的终极价值失去了意义。”161

我们如果这样来讨论《中间考察》的系统内涵的话，就会清楚地看到，韦伯在直觉当中指向的是一种合理化的或然模式，一种鲜明的现代化设计。韦伯虽然提到了社会合理化的悖论特征，但他对社会合理化的地域特征却缄口不言。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合理化辩证法的真正原因在于：在文化价值领域自身独特性发生分化的过程中，早就已经埋藏了破坏世界合理化的种子，并最终成为现实—而不是在于随着世界的合理化而释放出来的不同认知潜能没有获得均等的制度体现。

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前提在于，韦伯不要为了道德一实践合理性而把宗教博爱伦理的世俗化形式(达到了现代科学和自主艺术的水平）、一种摆脱了其救赎宗教基础的交往伦理纳入考虑范围，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现代法律在《中间考察》中没有得到系统的论述。只有在一个地方涉及了现代法律，也就是在把国家秩序当作没有道德一实践内涵的组织手段加以讨论的时候。162但是，在目的理性行为取向制度化过程当中，现代法律和新教职业伦理发挥的作用是相似的。离开资本主义经济往来的法制化，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脱离了其道德动机基础的目的理性行为亚系统会获得能动性或自我能够稳定下来。因此，韦伯只有在把现代法律的发展与道德一实践合理性的命运隔离开来，并把现代法律的发展看作是认知一工具合理性的进一步的体现，他才能把他在《中间考察》中提出的时代诊断贯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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