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作品集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记述式上 ↓K(p) 指令式! ↑I(H引起p)

其中，“K”表示认知或陈述的立场，比如意见、思考、相信等；“I”表示意向或陈述的立场，比如意志、愿望、意图等。断言力量意味着：为了“p”，“S”向“H”提出了一种真实性要求，也就是说，确保陈述命题与事实之间能够吻合起来(↓)；命令力量意味着，为了实现“H施加影响p”，“S”向“H”提出了一种权力要求，也就是说，保障事实合乎祈使命题(↑)。由于塞尔用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来描述以言行事的力量，因此，他深入挖掘了陈述命题乃至祈使命题的有效性条件。塞尔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视角，根据有效性的维度来划分言语行为。但塞尔始终没有摆脱言语者的视角，因而忽视了主体之间商讨和承认有效性要求所发挥的动力，也就是说，没有注意到共识的形成过程。交往参与者相互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由此形成主体间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孤立的行为者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两种语言关系模式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在现实当中，塞尔的本体论概念的确是过于狭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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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起来，承诺式言语行为在上述模式中似乎是比较贴切的；在这样一种言语行为中，“S”向“H”保证，事实与他所表达的意向性命题是吻合的（↑）:

承诺式C ↑I(S引起p)

不过，通过对意向性命题在通知中的应用的分析，我们发现，承诺式言语行为所发挥的以言行事力量无法用通知出来的行为意图的必要条件来加以解释。可是这里却用自下而上的箭头“↑”来表示。在承诺式言语行为中，言语者的意志具有一种规范义务；表达意图的可靠条件，和言语者作为行为者在表达其意图时所要满足的条件，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塞尔应当把有效性条件与客观条件区别开来。

同样，我们也把规范化的祈使命题（如提示、指令、规定）与简单的命令区分了开来；在规范化的祈使命题中，言语者提出的是一种规范的有效性要求，而简单的命令提出的则是一种由外部认可的权力要求。因此，简单祈使命题的命令式意义，从来都不能用命令句的必要条件来加以解释。即便能够这样做，塞尔也很难把指令式限定为严格意义上的祈使式，并把它们与提示或命令区分开来，因为塞尔的模式当中不包括规范的有效性条件(乃至必要条件)。每当塞尔试图把宣告式言语行为纳入他的图式的时候，这一缺陷就暴露得尤为清楚。

像宣战、辞职、开幕、法案的宣读等以言行事的力量，显然是不能根据上述两个方向的吻合图式来加以解释的。言语者在创立制度性事实的时候，所关心的根本就不是客观世界中的事物；相反，他在行为中与具有正当秩序的社会世界建立起联系，同时也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塞尔如果把客观世界中的两个有效箭头用来表示属于其他世界的这一意义，那就肯定会出现尴尬：

三、第一卷的中间考察：社会行为、目的行为以及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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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式 D↑(p)

其中，不应当要求有任何特殊的陈述立场。这种尴尬也出现在表现式言语行为中，因为表现式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力量同样也不能用行为者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来加以解释。因此，塞尔必然会用一种“既非……也非”的符号，来表示他的图式不能应用到表现式言语行为中：

表现式言语行为 E∅(p)

其中，任何一种陈述立场都有可能出现。

我们如果能够做到以下两点:首先是从主体间对权力要求或有效性要求的承认角度去实现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目的，其次是把规范的正确性和主观的真诚性与真实性同等对待，都当作是有效性要求，而且都用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来加以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塞尔在分类时所遇到的困难，并且还能有效地坚持其理论视角。

通过修正塞尔的观点，可以作出如下分类：

——命令式言语行为（imperative Sprechhandlungen）：在命令式言语行为中，言语者与客观世界中的理想状态发生关系，具体表现为：言语者试图促使“H”去实现这一状态。命令式只能根据行为的执行情况，也就是说，根据实际条件来加以批判和检验。拒绝了命令式言语行为，通常意味着，拒绝了一种权力要求，而且，不是根据批判，而是出于自身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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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式言语行为(konstativeSprechhandlungen):在记述式言语行为中，言语者与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发生关系，具体表现为：言语者试图再现一个事态。否定了这样的表达，也就意味着，“H”对“S”提出的真实性要求产生了疑义。

——调节式言语行为(regulative Sprechhandlungen)：在调节式言语行为中，言语者与社会世界中的事物发生联系，具体表现为：言语者想建立一种正当的人际关系。否定了这样的表达，也就意味着，“H”对“S”为他的行为所要求的规范正确性产生了疑义。

—表现式言语行为(expressiveSprechhandlungen):在表现式言语行为中，言语者与主观世界中的事物发生联系，具体表现为：言语者试图把他所特有的经历展示给公众。否定了这样的表达，也就意味着，“H”对“S”在自我表现过程中所提出的真诚性要求产生了怀疑。

还有一种类型是交往式言语行为（kommunikative Sprechhandlungen):交往式言语行为可以说是调节式言语行为的一种，和提问、解答、招呼、质疑以及坦白等一样，也是用于组织话语、划分主题和论点、分配对话角色、调节对话过程等。76但我们最好还是把交往式言语行为当作一种独立的类型，并用交往过程中的反思关系来加以定义。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另外一些言语行为囊括进来：这些言语行为不是直接与有效性要求发生关系(比如肯定、否定、确保、证明等)，就是与有效性要求的论证过程发生联系（比如论证、辩解、保证、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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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操作式言语行为(operativeSprechhandlungen),它所表示的是构成规则(比如逻辑、语法、数学等)的具体运用(比如推理、鉴别、计算、分类、数列、归类等)。操作式言语行为具有一种完成行为式的意义，也就是说，一开始并没有交往特征；此外，操作式言语行为同时还对我们在建构符合规则的符号表达时的所作所为加以描述。77

根据上述分类，承诺式言语行为和宣告式言语行为以及制度性的言语行为(比如打赌、婚嫁、发誓等）和赎罪式言语行为(satisfaktiveSprechhandlungen)(比如道歉与和好)，也必须归入调节式言语行为。由此可见，言语行为的基本样态还需要进一步地加以区分。而这些区分对于我们分析日常交往实践已经意义不大，因为它们并没有建立一套适用于一切以言行事力量的分类体系，况且，不同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力量，在不同的语言中相去甚远。只有少数以言行事行为具有普遍意义，能够用来作为基本样态，比如：断言和确定，承诺和命令，坦白和揭露等。不同语言中的规范表达，通常不仅与有效性要求有着联系，而且也关系到言语者为他的符号表达所提出的真实性、正确性，或真诚性等有效性要求的方式方法。语用学的标志性因素，如：言语行为对制度的依附性、过去和未来的取向、言语者和听众的取向、核心主题等，从现在开始，用来系统地把握从以言行事的角度对有效性要求的修正。只有一种具备理论色彩的经验语用学(empirische Pragmatik)，才能提供出言语行为的分类体系，而且内容十分丰富。也就是说，这样的分类既不空洞，也不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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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纯粹类型的沟通语言可以用来作为划分语言互动的主导范畴。在交往行为中，参与者的行为计划是用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效果来加以协调的。因此，可以想见，记述式言语行为、调节式言语行为以及表现式言语行为等，都建立起了相应类型的语言互动。比如，调节式言语行为和表现式言语行为分别建立起了规范行为和戏剧行为。记述式言语行为对应着的互动类型，不是一下子就能发觉的。但是，有些行为语境原本就不是用来完成交往行为计划的，也就是说，不是用来完成目的行为的，而是用来实现和维护交往的比如聊天、论证，以及对话(在一定语境中，对话本身就是目的)。在这些情况下，沟通过程摆脱了行为协调机制所发挥的工具作用；通过交往进行商谈，这本身就成了会话的目的。如果重心由此从目的行为转向交往，我就永远都称之为“会话”(Konversationen)。由于会话主要关注的是商谈的对象，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记述式言语行为对于会话具有一种构成意义。

我们对言语行为加以分类，目的是要导入三种纯粹类型的交往行为，或者说交往行为的三种临界状态：会话、规范行为和戏剧行为。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策略行为和以言促效行为乃至命令式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就可以对语言互动作出如下划分(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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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形式语用学与经验语用学

上文概要地阐明了一种言语行为理论。即便这种言语行为理论得到了详细的论述，人们也会提出疑问：这样一种形式语用学理论能够为社会学行为理论带来些什么呢?至少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何不优先选择一种经验语用学理论，它对高度理想化的言语行为不遗余力地加以合理重建，并开始关注日常交往实践。语言学在分析叙事和文本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78社会学在分析会话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79人类学对言语的人种学特征作出了深入的研究，80心理学对语言互动的语用学意义也有出色的研究。81相比而言，形式语用学为了重建资质理论(Kompetenztheorie)，集中关注沟通的条件，82因而似乎已经远离了语言的实际应用。83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坚持用形式语用学来论证交往行为理论，是否还有积极的意义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这样来回答：首先，我将认真分析一下形式语用学是如何逐步与经验语用学建立起联系的(a)；接着，我想列举一系列问题，是它们迫使我对沟通过程的合理基础加以阐明(b)；最后，我想对一个重要的策略性论据加以深入探讨，因为，有了这个论据，形式语用学必然会从经验语用学那里吸收到许多东西，当然，前提在于，经验语用学对合理性问题的定位不能出错，也就是说，正如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行为取向，而是出自属于行为主体的生活世界的普遍结构(c)。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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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我们可以让纯粹类型的语言互动逐步地适应复杂的自然语境，而不必失去分析行为协调过程的理论视角。关键在于，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消除交往行为概念当中的理想化成分。

—除了基本样态之外，还会有多种多样具体的以言行事力量，它们在一定的文化和语言当中构成了人际关系网络；

—除了规范形式的言语行为之外，还会有其他具体形式的言语行为；

除了明确的言语行为之外，还会有比较模糊的表达，听众在理解这些表达时依靠的是对非规范语境条件的认识；

—除了直接的言语行为之外，还会有间接的表达，其意义必须根据语境来加以解释；

—考察从孤立的言语行为(和肯定/否定立场)，扩展到系列的言语行为，扩展到文本或对话，以便让会话的深层涵义进入考察的视野；

—除了客观立场、规范立场和表现立场之外，还有一种完成行为式的立场，目的是要说明这样的事实:在任何一个言语行为中，交往参与者都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中的事物发生关系；84

除了沟通过程层面之外，也就是说，除了言语层面之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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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往行为层面，亦即对于参与者行为计划的协调层面；

—除了交往行为之外，进入分析的还有丰富的背景知识(亦即生活世界)，可供互动参与者用来作出解释。

扩大言语行为领域，导致的结果就是放弃了在研究常规言语行为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策略。在常规情况下，命题的字面意义与言语者用言语行为表达出来的意向是一致的。85但是，言语者的意向越是依赖于潜在的背景知识，表达的语境意义就越是可以与言辞的字面意义区别开来。

我们如果放弃把命题表达的完整意义和字面意义理想化，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也就是说，我们在自然语境中很容易就可以鉴别出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和以目的为取向的行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仅策略行为语境中会出现以言行事行为，交往行为语境中也会出现以言取效行为。相互协作的解释过程贯穿着不同的阶段。原初状态一般都是这样的：不同参与者对语境的解释没有完全合拍，因而无法把行为协调起来。在这个阶段，参与者必须选择元交往的层面，或使用间接沟通的方法。间接沟通遵照的是意向主义语义学模式：言语者用以言取效行为，让听众去理解他（还）不能直接言说的内容。因此，在这个阶段，交往行为语境中肯定埋藏着以言取效行为。不过，沟通语言中的策略因素不同于策略行为，不同之处在于：所有参与者已经设定，言语的整个过程都是用于沟通的。

关于(b）经验语用学如果没有搞清楚形式语用学的出发点，就掌握不了必要的概念工具，来揭示语言交往在错综复杂的日常语境中的合理基础。只有形式语用学才能把一种沟通的观念明确下来，进而可以从经验的角度分析不同现实层面上的复杂问题以及语言表现，分析交往症候现象以及解中心化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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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区分了“游戏”和“严肃”的现实层面；语言建立了虚构的现实；戏谑和反讽；语言在应用过程中出现转义和悖论；不顾措辞，在元交往层面上撤销有效性要求，凡此等等，都是出于有意混淆存在的样态。比起对急需解释的现象的经验描述，形式语用学可以更好地阐明言语者肯定已经掌握的欺骗机制。成年人一旦掌握了语言的基本使用方法，也就能够把自身经历的主体性与对象世界的客观性、社会的规范性以及语言交往的主体间性区别开来。由于他学会了用假设来处理有效性要求，因此，他掌握了如何从范畴上区分本质与现象、存在与表象、存在与应然、符号与意义。有了这些存在的样态，他就把握住了种种欺骗现象，而之所以会形成这些欺骗现象，主要是由于主体性与客观领域、规范领域以及主体间性领域之间发生了混乱，而且还不是刻意的。但他知道如何控制混乱的局面，如何有意识地制造整体效果，并用于虚构、戏谑、反讽等。 86

系统扭曲交往的现象大概也是这样。就此而言，形式语用学也可以阐明直观现象，而理解这些现象，最初只能依靠临床经验中积累起来的直觉知识。因为这些交往病理可以说是目的行为和沟通行为发生错位的结果。在潜藏的策略行为语境中，至少有一位参与者把目的作为行为取向，但他让其他人信以为，他们满足了交往行为的一切前提。这就是操纵，也就是我们上文所提到的以言促效行为。相对而言，精神分析用抵抗策略来解释克服冲突的无意识行为，这种行为同时在内心层面和人际层面上导致了交往受阻。87在这些情况下，至少有一位参与者隐瞒了他的目的行为立场，隐瞒了他的交往行为纯属表面现象。遭到系统扭曲的交往在交往行为理论中的地位，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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