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作品集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对霍克海默来说，现代性的特征也在于：解神秘化使得宗教和形而上学取代了神话一巫术思想，也正是这种解神秘化推翻了合理化世界观的核心内涵，即神学原理和本体论一宇宙论原理的可信性。通过学说表现出来的知识凝固成了教条，启示和传统智慧则变成了纯粹的传统，而所谓的信念，就是主体自以为是(Fürwahrhalten)。世界观自身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神圣知识和世俗智慧变成了主体的信仰力量。这样也就出现了诸如信仰的狂热主义（Glaubensfanatismus）和教化的传统主义等现象，而且是作为新教和人文主义的伴生现象。在上帝身上，真、善以及美等有效性要求还没有区分开来，一旦对于上帝的认识和根据命题真实性、规范正确性以及正直性和审美性等标准所确立的知识系统对立起来，坚持宗教信念的模式也就丧失了仅仅用充分的理由来传达信念的自由。

此外，宗教信仰还具有盲目性、纯粹意见以及强制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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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知识是相互不容的：

信仰是一个私人概念：如果它与知识之间的对立或和谐不能持续表现出来，那么，作为信仰，这个概念也就被消灭了。由于它一直对知识构成限制，因此它本身也受到了限制。新教尝试像史前那样，直接到言词当中去寻找超越信仰的真实性原则（没有这个原则，信仰也就不可能存在)，并重新赋予它以符号力量，但其代价是要听命于言词。当信仰作为敌人或朋友始终和知识彻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在努力克服分离的同时，延续着这种分离：信仰的狂热性是其不真实的标志，是客观的表白，即谁如果只是在信仰，他也就不再有信仰了。14

另一方面，一种教化知识(Bildungswissen）从现代哲学中分离了出来。现代哲学既是宗教的对立面，又是宗教的继承者，并一时躲避到了科学体系当中。论证教化知识的关键在于继承传统。教化传统主义的难点表现在它必须把自己的基础遮盖起来；因为只有那些缺少好的理由，因而难以让人相信的传统，才会要人们起誓表示信服。一切传统主义都具有非传统主义的特征：

理性形式化的后果是什么呢？正如前面所说到的，公正、幸福、宽容等，所有这些概念要么应当扎根在理性当中，要么应当得到理性的认可，可是，它们在上个世纪都已经失去了其精神基础。它们虽然还是目的，但没有了理性立法，也就无法使它们具有一种价值，并把它们和客观现实结合起来。…尽管如此，它们还是缺少现代意义上的理性论证。有谁会认为，任何一种这样的理想都比它的对立面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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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Historismus）有意识地推动了第二种去神秘化。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它却意味着魔幻力量的复归。这些魔幻力量原初被宗教世界观和形而上学世界观战胜了，因为这些世界观不仅能够创立同一性，而且可以给出完整的意义。《启蒙辩证法》认为，启蒙倒退成了神话。这个观点与韦伯在其《中间考察》(Zwischenbetrachtung)中所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世界中的特殊领域越是突出，越是牢固”，面对重新抬头的多神论，面对诸神之间的冲突，拯救和智慧就越是显得苍白无力；当然，诸神之间的冲突也都是由主观理性打着非人格力量的旗帜发动起来的。这种新的多神论由于失去了其神秘的形式，因而也就丧失了约束力；由于失去了社会整合的力量，因而也就只好放任自流，也就是说，这种新的多神论是非理性信仰力量的混合，因而具有偶然性特征。甚至连科学自身的基础也飘摇不定，也不比那些决心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十字架的人的主观热情来得可靠。16

此外，主观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也就是说，是一种自我捍卫(Selbsterhaltung)的工具。霍克海默认为，维护自我的观念是一种使主观理性变得荒谬的原则，因为，对于超越了自我关注的主体性的事物的思考被剥夺了一切的合理性：

崇拜图腾的部落、氏族、中世纪的教会、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等，它们的生活都遵循经过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意识形态模式。这些模式——或是巫术的，或是宗教的，或是哲学的—反映了各自的社会统治方式。它们构成了一种文化黏合剂，即使是它们在生产中失去作用之后，也依然如此；因此，它们也促进了一种共有的真实性观念，而且正好是通过它们已经变得客观化这个事实…这些古老的制度已经瓦解了，因为它们所要求的团结形式被证明是虚假的，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则变得空洞无物，并且具有卫道的色彩。 17

真理更近一些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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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说到过统治世界的残酷性(Unbrüderlichkeit)。

因此，韦伯和霍克海默对于时代的诊断虽然有着显著的不同，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看法还是一致的，比如：

—宗教世界观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可信性是自发形成的合理化过程所固有的；由此看来，启蒙运动对神学和本体论的批判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是有其内在根据的，非常深刻，并且不容推翻；

——神话消除之后兴起的第二种合理化动力激发了一种现代意识，其关键特征在于，具有各自不同特征的文化价值领域发生了分化；价值领域分化所导致的结果是信仰和知识的主观化：艺术和道德与具有命题真实性的要求分离了开来，而科学则孤零零地同目的理性行为保持一种实践的关系（但失去了与交往实践之间的联系）；

—主观理性发挥的是一种在斗争中捍卫自我的功能，在斗争过程中，参与者依赖的都是根本无法相互调和的非理性的信仰力量；主观理性无法再给出任何意义，并且和生活世界同一性一起对社会的整合构成威胁;

——由于世界观的社会整合力量以及由世界观所带来的社会团结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因此，科学、道德和艺术等“文化领域的分裂”就不能说完全是合理的，尽管这种分裂可以归结为学习过程(Lernprozeβ),并因此而归结到理性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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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自由丧失主题

如果说意义丧失主题是从内在结构可以重建的文化合理化过程中推导出来的话，那么，自由丧失主题则源于社会合理化过程。当然，韦伯和霍克海默在欧洲历史发展过程中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即16和17世纪以及19世纪晚期。在16和17世纪，新教、人文主义以及现代科学等的发展，对宗教世界观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产生了质疑，而在19世纪晚期，自由主义已经发展成熟，处于从自由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过渡的关键时期。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起来，依靠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方法合理性得益于新教当中盛行的苦行主义伦理所具有的同一性力量。霍克海默除了在精神分析方面略有保留之外，基本上是赞同韦伯观点的，即这种讲求原则的伦理是人格独立和个体性等文化再生产的基础：

基督教坚持强调每个人的永恒价值，而且所使用的手段正是否定世俗社会中自我捍卫的意志，以便捍卫永恒的心灵，基督教的这种观念甚至也迎合了西方的非基督教思想体系或反基督教思想体系。当然，其代价是压制人的天性和导致我们文化中充满了虚伪，而后者是由于压制从未得逞造成的。不过，也恰恰是内在化强化了个体性。个体拒绝效仿基督去献身，这样便在世俗社会中为自己树立起一套新的生活规则和生活理想。

霍克海默用一种比较含糊的形式重复了韦伯的观点，认为宗教苦行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经济理性行为的根本；这里他所关注的是自由主义时代，而不是现代生产方式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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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内容，它认为，社会的进步在于自由市场上不同利益之间自发的互动。个体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要想捍卫自己，就必须在追逐自己的长期利益的同时，放弃瞬间和直接的享乐。基督教的禁欲原则造就的个体禀性因此而得到了加强。19

霍克海默满足于自己的归纳，以此他可以强调“个体没落”的趋势。为了证明这种趋势，他又一次继承了韦伯的观点，把不断增强的官僚化作为论据，所谓不断增强的官僚化，就是指经济和国家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越来越复杂。阿多诺所说的“受到控制的世界”(verwalteteWelt)和韦伯的“铁屋”(stahlhartes Gehäuse)观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目的理性行为亚系统与韦伯根据新教伦理所探讨的基础分离了开来，对于这些基础，霍克海默也从个体主义社会特征的角度作过描述。可是，他们两位所坚持的“自由丧失”各自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呢？

韦伯用行为理论概念来把握自由丧失问题。实践理性体现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当中，并且把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联系了起来：目的理性行为受到个体的道德判断和自主意志的控制，而个体又受制于一定的原则，也就是说，个体行为合乎一定的价值理性。但是，从经济部门和管理部门官僚化的角度来看，行为的目的合理性（起码是行为后果的系统合理性）必须独立于组织成员的价值理性判断和价值理性决策。组织本身承担了对行为的控制，而主体只要把这些行为和一般的功利主义动机联系起来就可以了。主体性摆脱了道德实践理性的约束，这一点具体表现为“没有精神的专业人士”(FachmenschenohneGeist)与“没有灵魂的享乐人士”(Genussmenschenohne Herz)的两极分化。为了改变这种趋势，韦伯所能想出的主意就是让官僚机器屈从于卡里斯玛型领袖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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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满足政治需求和经济需求的合理化，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规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蔓延开来，并越来越削弱卡里斯玛和个体行为的重要性。20

如果创造性的卡里斯玛与限制自由的官僚制在看似“不可避免的”合理化进程中想要获得胜利的话，就只能选择这样一种组织模式，即“领袖加机器”。在经济领域，意味着权威经济领袖的功利主义，在政治领域，则意味着一种经过公民投票而确定的领袖民主制，而综合这两个领域，则意味着一种选择领袖的最佳机制。沃尔夫冈·蒙森(WolfgangMommsen)把韦伯的立场归结为“一种看起来有些悖论色彩的模式，即统治越多，自由也越多”。21

霍克海默用同样的方法来理解自由丧失的概念，当然他更多依靠的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而不是行为理论概念：对行为的控制从社会化个体的良知立法会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组织的规划立法。主体越来越不必依赖自己的超我(SuperEgo)，相反，也就越来越要听从于周围环境的命令。这个观点后来被里斯曼(D.Riesmann)接受了过去，并被解释为“内向型”生活方式与“外向型”生活方式的倒转，这样也就被通俗化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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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生活中的一切都越来越趋于合理化和规范化，因此，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体生活连同其内在冲动现在也都顺乎合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个体捍卫自我的前提是适应系统捍卫的要求…原来，现实与个体的理想是相对应着的，现实必须和理想吻合起来。现在，这些意识形态都失去了意义，被进步思想取而代之，进步思想使得现实很容易就可以上升到理想的高度。因此，适应就成了一切主体行为类型的准绳。主体形式理性的胜利也是现实的胜利，在主体面前，现实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 23

霍克海默并不否认个体选择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但它和“自由特性的变换”24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理性化过程越是深入，目的行为亚系统也就越是和成员的伦理动机相分离，进而使还与道德实践理性有着一丝关联的内在行为控制成为多余。 25

韦伯与霍克海默的对照就到这里。韦伯从对自由丧失的诊断直接转向思考如何解决自由丧失问题，并且提出了一种组织模式，把借助于领袖的卡里斯玛而得以合理化的行为领域与个别杰出行为主体生活历史的价值取向重新联系起来(当然是以损害被统治的追随者为代价的)。26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把分析向前又推进了一步。我们所关注的是，目的行为亚系统的理解究竟意味着什么相应地，个体的自我扬弃又意味着什么，“个体在自我扬弃过程中必须用肉体和灵魂根据技术规则来重新塑造自己”。27但是，如果对行为的控制由人格立法过渡到“自主秩序机制越来越顺利的运作”，28企业以及管理组织的行为领域所具有的秩序机制以及深入到个别组织成员主体性当中的适应命令就会显示出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必须避免两种片面的观点。韦伯坚持的是一种处于临界状态的行为理论，这种行为理论不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什么解决方案。相反，完全关注系统秩序成就的系统论忽略了“自由性格变化”的问题，所谓“自由性格变化”，就是指行为系统脱离了生活世界，而且主要是脱离了其成员的道德实践动力。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关注的正是，社会合理化在传统生活领域向目的行为亚系统的转变过程中与“个性的萎缩”之间建立起来的具有反讽意义的表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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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看到了同一性的毁灭，这种同一性是个人对“精神的基本概念”和原则的探索中获得的，不仅和官僚化直接相关，而且也关系到目的理性系统从“文化”、从合理的生活世界视野中脱离出来的过程。经济和国家越是变成认知工具理性的体现，并且使其他生活领域听从它们的指挥，它们就越是把道德实践理性和审美实践理性所能体现的一切都排挤到边缘地位，这样，个体化过程在非理性或实用化的文化生产过程中也就越来越难找到一种基础。在前现代社会里，

文化与生产之间尚隔着一道鸿沟。相对于现代超组织(Superorganisation)而言，这道鸿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因为现代超组织把个体压缩成为一个消极的功能细胞。现代组织的同一性，如劳动的总体性是社会经济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29

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物化”(Verdinglichung）这个基本概念来分析“文化与生产之间的鸿沟缝合”的过程。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Klassenbewusstsein)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关键概念，把韦伯对于社会合理化的分析同它的文化理论框架分离开来，并且和经济系统中的类似过程联系起来。卢卡奇试图用商品拜物教（Warenfetisch）的模式来分析受交换价值主宰的资本主义经济分化与生活世界变形之间的联系。我想先来探讨一下卢卡奇作为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韦伯的接受，30接着再讨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什么要把其工具理性批判理解为一种“物化的否定”，31而且还迟迟拿不定主张，决定是否要接受卢卡奇的论证，尽管他们受到了卢卡奇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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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卡奇对韦伯合理化学说的解释

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Die Verdinglichungund das Bewuβ seindesProletariats,1922)32这篇关键文章中，卢卡奇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从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可以找到一切对象性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市民社会主体性形式的原型”。“对象性形式”(Gegenständlichkeitsform)是一个新康德主义的概念，卢卡奇是从威廉·狄尔泰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的，并且把它理解为历史上形成的“存在形式或思维方式”，揭示的是“这个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总体性”。卢卡奇把社会发展理解为“塑造人的存在的对象性形式不断变革的历史”。33但是，卢卡奇不赞成这样一种历史主义观点，即认为对象性形式表达的只是各种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对象性形式所调节的是“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周围环境决定着人的内在生活的对象性和外在生活的对象性”。34

对象性形式与理性的普遍性之间保持着一种联系，因为卢卡奇，也包括霍克海默，35坚持黑格尔的思想，认为在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外在自然和人自身的内在自然）的关系中，理性获得了客观的表现，而不管这些关系是多么的不合理。资本主义也具有特殊的决定形式，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成员如何从范畴上去理解客观自然、人际关系以及人的主观自然亦即“人的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的对象性”。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对象性形式预先决定了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各自主观世界发生关联所能具有的方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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