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作品集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认识针对的是特殊，而非一般。认识到特殊与一般的差异性当中去寻找自己真正的对象，而这种差异性又是可以明确的。认识批判一般是绝对的。但如果特殊对一般的中介与一般对特殊的中介被还原为中介的抽象规范形式，那么，特殊就不得不为此而付出代价，直到被独断地添加到黑格尔体系中的实质内涵。 88

根据黑格尔自己的概念，辩证法对于一般和特殊的调和依然具有形而上学特征，因为它不允许特殊的非同一性享有它自己应有的权利。 89物化意识的结构在为了克服它而建立起来的辩证法当中还有所存留，因为对于这种辩证法来说，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是绝对的恶：

谁如果想促使一切存在成为纯粹的现实性，他就会敌视他者，敌视陌生人，他者或陌生人的名称在异化概念当中听起来并非毫无意义，就会倾向于非同一性，这种非同一性不仅是意识的解救，也是和谐人性的解救。90

但是，如果否定辩证法是惟一的一条重建途径，而且是一条非话语的重建途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解释阿多诺只能用以阐明唯心主义辩证法所犯错误的调和观念呢?批判理论从一开始就努力解决这个难题，想以此为自身建立起规范的基础。自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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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彻底转向工具理性批判，这一点就看得尤为清楚。

霍克海默把这两种立场当作自己的出发点，而这两种立场对用主观理性代替客观理性以及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解体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在《矛盾的万灵药》(GegensätzlicheAllheilmittel)中，霍克海默阐述了他的这一双重立场，一方面是反对当代哲学中的传统命题；另一方面是反对科学主义。霍克海默的这一双重对立立场决定了批判理论内部迄今为止的哲学研究路数。直接促使霍克海默迈出这一步的，是发生在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与新托马斯主义流派之间的一场争论。91新托马斯主义是一切如下流派的代表：它们继承了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从前批判立场或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复兴哲学的本体论要求，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并且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把现代精神发展过程中分化开来的理性环节，诸如真、善、美等不同方面的价值重新结合起来：

“今天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趋势”92实际上这种趋势至今还在延续

要求复兴过时的客观理性理论，以便为很快就要崩溃的价值帝国提供一个哲学基础。心灵疗法、唯灵论、占星术都是一些伪宗教和假科学，瑜伽功，佛教，神秘主义以及通俗的客观主义古典哲学等则是一些浅薄的哲学；它们都把中世纪的本体论提供给了现代思想加以利用。但是，从主观理性过渡到客观理性并非偶然，观念的发展过程不能随时随意加以终止。如果启蒙的主观理性摧毁了西方文化核心部分的信仰的哲学基础，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基础实在是不堪一击。而这个基础的复兴又是人为的结果…绝对者本身成为一种手段，客观理性成为主观目的的一种筹划…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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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霍克海默并不是站在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传统理论命题的。霍克海默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逻辑经验主义所做的那一套，把理性和科学错误地等同起来；相反，霍克海默反对的正是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与形而上学之间错误的协同。因为这样做只是抬高了科学理论，而对科学理论的理解没有任何帮助。霍克海默认为，新实证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一样，都掌握了局部的真理，因为它们都试图“在思想领域里扮演一种专制的角色”。94和传统主义一样，逻辑经验主义必定会追溯不证自明的最高原则；而这一原则不过是一些科学方法，它们自身的基础尚不明确，但逻辑经验主义把它们推向了极端，用以代替上帝、自然或存在。实证主义拒绝对他们所坚持的科学与真理的同一性加以论证，而只对科学实践中所发现的操作程序加以分析。对科学制度的推崇或许就表现在这个方面，但是，一定的程序之所以会得到科学的承认，则需要从规范的角度加以论证

要想成为绝对权威，就必须证明科学是一种精神原则，而不能只用经验程序加以推导，然后再用关于科学结论的独断范畴来使之成为绝对真理。95

当然，霍克海默批判科学主义的“有限真理”，本身也使用了一定的标准，人们感兴趣的是他对这个标准的解释。毫无疑问，他不是从某种理论中得出这一标准的：这种理论用一个更加广泛的真理和认识概念来解释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精神科学的基础；就是沿着内在的科学批判这条崎岖的道路，寻找到他孜孜以求的自我反思的标准；自我反思一直深入到生活世界的基础，深入到行为结构以及科学理论和客观思想的形成语境。96从下面这段话中，我们还看不出他在上述两者之间究竟是作何种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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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实证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现代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所涉及的是关于事实的命题，因此其前提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和特殊意义上的感知的物化。它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由事实和事物组成的世界，因此也就没有把世界向事实和事物转变的过程与社会的过程联系起来。事实概念就是一个产物，是社会异化的产物；在这个概念中，交换的抽象对象被认为是一种适用于一切既有范畴意义上的经验对象。批判反思的使命不仅在于把握不同事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即便这点也比实证主义学究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而且也在于对事实概念本身进行阐明，包括它的发展过程和相对性。通过定量方法得出的所谓事实，被实证主义者认为是惟一科学的事实，但它们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它们与其说揭示了，不如说遮蔽了现实的基础。一个概念不能被当作真理的尺度接受下来，如果它所追求的真理理想本身具有社会前提，而这些社会前提又不允许思想把它们当作是终极的定性。97

一方面，霍克海默的观点与卢卡奇的科学客观主义批判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霍克海默并不愿意毫无保留地接受黑格尔(或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康德批判的基本立场：霍克海默(和韦伯一致)认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分离；合理性分裂为不同的有效性层面，诸如真实性(Wahrheit)，规范正确性(no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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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tigkeit）以及正直性（Authentizität）或真诚性（Wahrhaftigkeit），这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哪怕我们从辩证法的角度或唯物主义的角度，追溯到已经失去的总体性或一切存在者。

因此，对批判反思的呼唤，不能被看作是悄悄地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复兴黑格尔；而只能说是迈向科学自我反思的第一步，而且这种自我反思后来也的确付诸了实现。一方面，分析哲学科学理论所从事的自我批判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但也导致了所谓的后经验主义的模糊立场，诸如拉卡托斯（I.Lakatos)，图尔明（StephanToulmin)，库恩(ThomasKuhn)，黑塞(M.Hesse）以及费耶阿本德(PaulFeyerabend)等。另一方面，在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础的争论中，由于受到现象学、解释学、人类学方法论、语言哲学以及批判理论的影响，同一的科学概念不复存在了，而且也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替代概念。98上述两条论证路线最终都没有对合理性问题加以重新探讨；它们甚至为怀疑主义以及相对主义的错误推论留有余地，比如费耶阿本德(PaulFeyerabend)和爱尔卡纳(Y.Elkana)。即便从回顾的角度来看，霍克海默似乎也不可能大胆地把批判功能拱手交给科学，因为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充满了狡诈。当然，这个视角对他来说还相当陌生。尽管如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他们的使命并不在于实质性的科学批判，也不是要面对客观理性崩溃的现实境况，根据在其对象上表现出来的主观理性，去阐明一种经过自我反思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现象学”的认识概念，以便由此找到一条（而非惟一一条）通往虽然已经分化，但依然还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合理性概念的途径。 99相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客观理性难免要崩溃这一相对陌生的角度出发，对主观理性进行了一种彻底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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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蒙辩证法

迈出充满悖论的这一步，是因为相信“伟大”的哲学，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理性的观念，即精神与自然的普遍和谐观念，而且已经无法再靠自己的力量获得全面的发挥和论证，因而和形而上学一宗教世界观一道走向了覆灭，但是，哲学虽然失去了其自我实现的机会(如马克思所言)，它还是我们所能进入的惟一一个可以让我们回忆起社会状况的场所，因此在哲学的废墟下面还埋藏着真理，可以为思想提供否定和超越物化的力量：

看起来已经失去意义的哲学还有生命力，因为它不过是错过了自我实现的机会。100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面对着的是这样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对卢卡奇的命题提出疑问，认为世界看起来已经彻底合理化，但它在其自身合理性的形式特征方面达到了极限，而且，从经验角度来看，表现为文化和内在自然的物化形式；在理论上则表现为，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所发挥的客观唯心主义只是继承了同一性的思想路线，并在自身内部复制了物化意识的结构。另一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物化批判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认为，世界彻底合理化不仅仅是“表面现象”，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允许他们使用的抽象概念，这个概念不仅要揭示整体性，更要揭示非真实性。靠内在科学批判，他们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因为他们迫切需要的抽象概念，还停留在伟大哲学传统的要求水平上，而这个传统的系统要求不是随便就可以更新的，这一点是韦伯留给批判理论的一个棘手难题—批判理论“超越”了它自身的要求，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在哲学中复兴自己。我想说明的是，《启蒙辩证法》的作者们是如何努力克服这一困难的，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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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首先对物化范畴加以概括。如果我们注意到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述物化理论的时候是有一个潜在的出发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概括分为三个步骤：

(a)根据对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卢卡奇为资本主义社会归纳出了一种特殊的对象性形式，雇佣劳动关系表现为劳动力具有商品特征；由此，卢卡奇还进一步推导出了物化意识的结构，这和它们在现代科学思想，特别是康德哲学的自我解释中的表现形式是一致的。相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认为，这些意识结构，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主观理性和同一性思想，才具有基础意义；交换抽象只是一种历史形态，有了这种历史形态，同一性思想就可以发挥出世界史的影响，并确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交往形式。他们虽然偶尔也提到了交换关系中客观表现出来的现实抽象，但这并不会使我们误以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与卢卡奇（以及松一莱特)一样，都是从商品形式来推导思想形式。阿多诺认为，同一性思想的力量与其说是表现在原始哲学中，不如说是来源于科学。从历史角度来看，同一性思想深深扎根于交换关系的形式合理性之中；随着交换价值中介的分化，它才获得了普遍意义。 101

(b)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把物化概念重新放到了意识哲学的语境当中，接着又赋予物化意识结构一种十分抽象的理解，以至于它们不仅包括理论形态的同一性思想，也包括目的行为主体与外在自然的整个相处过程。主体与外在自然相处的目的是为了自我捍卫；思想追求的是用技术征服外在自然，进而在熟悉的基础上适应外在自然，而外在自然客观反映在工具行为的活动范围内。决定物化意识结构的是“工具理性”。这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为物化意识的产生机制在类的历史上找到了人类学依据，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物化意识的产生机制在于必须通过劳动才能再生产的类的存在形式。他们这样认为，实际上是部分地收回了他们最初的观点，即用再生产来消除思想。工具理性是用主一客体关系概念来加以阐述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对于交换模式具有规范意义，但在工具理性中却没有任何地位。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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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这种社会层面上的抽象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这一点看起来比较奇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认为“控制”自然是隐喻；在他们看来，控制外在自然与对人的命令和对内在自然的压制是一回事，都是“宰制”(Herrschaft)：“控制自然包括对人的控制”。103起初被扩展为宰制逻辑的同一性思想，进一步被引申为对物和人的控制。工具理性使得“对内部和外部的控制成为生命的终极目标”，104工具理性是“放荡不羁的自我捍卫”的发动机。

卢卡奇用物化概念揭示了强制人际关系（以及主体性）与物质世界同化的本质所在，并且认为，只要社会行为不再把价值、规范或语言理解作为协调机制，而是依靠交换价值的媒介来加以调节，就会出现这样的强制局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仅把物化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特殊形成语境剥离开来，还把它与整个人际关系彻底分开，以便在时间（整个类的历史）和具体方面(为此，他们把为了自我捍卫的认识与对冲动结构的压制都归结到宰制的逻辑当中)上使之具有普遍意义。物化概念的双重普遍化，便形成了一种工具理性概念，它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重构了主体性的史前史以及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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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是在同外在自然力量的搏斗中形成的，因此自我既是有效的自我捍卫的产物，也是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结果；在启蒙过程中，主体不断追求进步，它听命于自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自己周围的世界失去了神秘性；但是，主体同时又学会了自我控制，学会了压制自己的本性，促使自己内在本质客观化，从而使得自身变得越来越不透明。战胜外在自然，是以牺牲内在自然为代价的。这就是合理化的辩证法，这一点可以用工具理性的结构来加以说明，因为工具理性把自我捍卫当作最高目标。工具理性在推动进步的过程中，也带来了许多的非理性，这一点在主体性的历史上反映得一目了然：

当人把他自我的意识当作自然而割裂开来的时候，一切也就都成为他的生命目的，社会进步，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提高，乃至意识本身，没有什么不是这样。把手段神化成为目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了显著的荒诞特征，而这在主体性的史前史阶段就已经露出端倪。人对自身的控制，以及对自我的论证，永远都是对主体的毁灭，而且看起来是为了主体好。因为受到控制和压制并在自我捍卫中消失的正是生命，正是应当捍卫的东西。105

如果我们不追溯一下在一定意义上还“继续存在”的伟大哲学中的总体性思想，就去复兴一种包罗万象的理性概念，那么，这一论点对于开始所说的使命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历史哲学破除了对于精神与自然之间扭曲关系的灾难性认识。说是扭曲，是因为精神与自然的关系原先是这样建构起来的，即真理观念与普遍性的调和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调和包括人与自然、动物、植物以及矿物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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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106

如果精神是控制外在自然的原则，而付出的代价是压制内在自然，如果精神是自我捍卫的原则，而自我捍卫同时又意味着自我毁灭，那么，把精神和自然的二元论当作前提的主观理性，与坚持认为精神和自然一开始就是同一的客观理性一样，都大错特错了：

这样一种假设的前提是人的观念中的基本矛盾。一方面，社会控制自然的需求一直都决定着人类思想的结构和形式，并赋予主观理性以优先性。另一方面，社会又不能压制住关于某物的思考，不让它超出必须关注自我的主体性。两种原则的分离以及形式重建也建立在必然性和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通过自我批判，理性必须认识到两个对立的理性概念的局限性；理性必须说明两者之间的分离过程，以及理性是如何被各种学说反复使用的，而这些学说都倾向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克服悖论世界中的哲学悖论。107

霍克海默试图通过这一论点来揭示实证主义与本体论之间相互补充、相互约束的关系，并且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一次自我批判：

这一研究的基本内容就是要通过上述对精神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反思，来探讨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之间的关系。第一部分所说的主观理性，是一种意识立场，它不以主体与客体的分裂为前提，主动适应了社会的物化过程，而且是出于恐惧，它一般会陷于随意和不负责任的地步，变成一种纯粹的思想游戏。另一方面，当代的客观理性系统又尝试避免把此在交付给偶然性以及盲目性。但是，客观理性的立法机构处于危险的境地，退缩为工业和科学的进步，坚持一种虚幻的意义，制造反动的意识形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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