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作品集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这种辩证法使我们认识到两种立场都是不真实的。这样便出现了中介问题。《启蒙辩证法》中所阐明的主题认为，思想追寻的不是这样一条一目了然的线索：它贯穿于不同合理性概念的独特性以及分解为普遍有效性要求的社会合理化过程，让我们从既合理化又物化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寻找到理性的同一性。相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追寻的是一条已经模糊不清的线索，可以一直回溯到工具理性的源头，他们的目的是要克服客观理性概念：

自从理性成了人控制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的工具，也就是说，有史以来，理性揭示真理的本真意图便破灭了。109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上述思考一方面提出了一种真理概念，即根据普遍和谐观念来复活自然，以实现人的解放：旨在揭示真理的理性，“由于是一种和谐的工具，因此不能仅仅是一种工具”。110另一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只能提出这样一种理性概念，因为他们必须依靠理性来预防（一开始就工具化的）理性，如果他们想对他们的定义加以解释的话；而根据他们自己的陈述，这些定义一点也不合乎工具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掌管这种旨在揭示真理的原始理性概念的是一种能力，一种模仿，但由于受到工具理性的迷惑，他们也只能像谈论一种不透明的自然一样来谈论模仿能力。他们认为，有了模仿能力，工具化的自然就会发出无声的抗议，因此，在他们看来，模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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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一种“冲动”（Impuls)。 111

因此，工具理性批判当中的悖论连带有狡辩色彩的辩证法也无可奈何—在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肯定会提出一种用他们自己的概念无法完成的模仿理论。于是，结果只能如此：他们没有像黑格尔那样，努力把“普遍和谐”看成是精神和自然的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统一，而是几乎像生命哲学那样认为“普遍和谐”是一种符号，可以听之任之。这种观念或许可以说是充满了犹太教一基督教神秘主义色彩——青年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这一辩证关系的描述就已经揭示了这一传统。112《启蒙辩证法》中充满了悖论:它为理性的自我批判指明了道路。但同时又怀疑，“在彻底异化的前提下，我们是否还能把握住真理观念”。113

(4)作为前奏的否定辩证法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他们的理论还能提供怎样的基础，因为他们的力量不再来源于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相互批判。他们一方面继承哲学传统（尽管已经发生断裂）的本质特征，坚持沉思，坚持偏离实践的理论；追求自然和人的世界的总体性；试图通过澄清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差异而揭示原始问题；坚持真理概念，霍克海默本人曾称之为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同一性：

哲学有意识地努力把我们的所有认识联合成为一种语言结构，给予事物以正确的名称。114

另一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又把工具理性体系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

四、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作为物化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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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陷入了一种批判的绝境，而且这种批判在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之间摇曳不定。

霍克海默认为哲学研究就是要给事物一种正确的名称，因此，我们有必要来看看霍克海默关于命名行为的观点：

如果说笑迄今为止还是暴力的象征，是盲目而固执的本性的发作，那么，笑是包含着矛盾因素的，也就是说，在笑的过程中，盲目本性是自然的固有内容，并因此而放弃破坏性的暴力。笑的这种双重涵义是名副其实的，或许，名称就是凝滞的笑，比如，今天我们还在使用绰号，从中可以看到原始的命名行为多少还在流传。115

工具理性批判想成为这样一种批判，即重建过程使人想起付出的牺牲，想起被压制的自然（包括外在自然，但主要还是主观自然）的模仿冲动；

正因为主体如此地眷恋着自然，并在其实现的过程中拒不承认在其背后的所有文化的真实性，启蒙便与统治在根本上对立起来；甚至是回响在瓦尼尼时代的制止启蒙的呼声，也并非源于对严格科学的惧怕，而是源于对难以驾驭的思想的憎恨。思想摆脱了自然的束缚，为此，思想认为，只有自己才能让自然在它自己面前感到战栗。116

批判的使命在于，深入思想内部，认清宰制就其本质而言是没有调和余地的。但是，即便思想与不能从外部确定的调和观念保持一致，思想又该如何通过自身中的话语，而非通过“默然回忆”中的直觉，来把模仿冲动转换成为认识呢?当然这里提问的前提是:思想一直都是同一性思想，依靠的是操作，在工具理性范围之外毫无意义，特别是在今天，随着工具理性的胜利挺进，意识的物化似乎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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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尔库塞不同117，阿多诺不再想从这一疑难当中摆脱出来，而且比霍克海默还要坚决。《否定辩证法》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试图转述出话语所不能表达的一切；另一方面又提醒人们在黑格尔那里还能找到出路。而《美学理论》(ÄsthetischeTheorie)才彻底克服了把认识潜能转让艺术的做法，而艺术是模仿能力的具体体现：否定辩证法和美学理论只有“相互支撑”了。 118

阿多诺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哲学必须学会“放弃总体性问题”和“不要没有符号功能就难以为继(符号功能看起来一直都是用特殊代表一般，至少唯心主义是这样认为的)”。119当时，阿多诺就用本雅明的隐喻概念，120从方法论上掌握了这样一个主题，即“重建已经成为第二自然的历史中的符号”，121并通过把“自主理性”中最细小的环节组合起来，来设计出一套“解释非意向性内容”的纲领：这里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模式，

有了这种模式，理性就可以通过检验和尝试而接近现实，它并没有违背试图逐步模仿模式的规则，就此而言，这个模式是恰到好处的。122

阿多诺是在尝试走出同一性思想的阴影，摆脱具体化思想。后来，当阿多诺试图放弃启蒙辩证法的时候，他又回过头来，继续他先前的努力，想以此把启蒙辩证法推向极端。《否定辩证法》只能说是一次操练和预习。通过再一次反思辩证法思想，否定辩证法向人们展现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内容，即非同一性概念的困难。123这决不意味着，“美学比与概念密切相关的否定辩证法更加远离其对象的真理内涵”。124相反，由于批判与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批判只能检验出，脱离了理论的真理为何在现代先锋派艺术作品中找到了栖身之地。当然，没有“美学理论”，我们也无法把真理从中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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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耐特(AxelHonneth)曾经指出，125阿多诺作为理论家，其表达方式充满了审美色彩；它的主导方向是“面对对象而产生的自由的幸福观念，这个观念赋予对象的内涵比它的实际内涵要丰富得多，看起来对象已经彻底属于观念”。126阿多诺理论的表达理想来自“艺术作品的模仿活动，而非现代科学的论证原则”。127在哲学的笼罩下，哲学思想有意展现为一种姿态。

不同历史哲学的意旨虽然相差悬殊，但阿多诺和海德格尔之间还是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阿多诺在他思路的终点以及海德格尔在其对待客观思想和反思的理论要求的态度当中）对自然的回忆接近了对存在的思考。 128

我们如果根据阿多诺晚期的作品回过头来重新考察批判理论当初的意旨，就会认真衡量工具理性批判面对困窘所要付出的代价。哲学沿着话语思路会勾起“对自然的回忆”，但哲学在操练过程中为了发出能够唤醒人们的力量，所付出的代价是偏离了理论认识的目标，因而也偏离了“跨学科的唯物主义”纲领，而批判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是凭着这样一个纲领登上历史舞台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已经放弃了这个目标，而且还不承认他们不再关注社会科学所带来的实际后果—否则，他们在战后就无法重建社会研究所。尽管如此，正如《启蒙辩证法》前言明确所说，129他们已经放弃了兑现批判理论早期承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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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坚持认为，早期批判理论纲领的失败并非偶然，而是由于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衰竭。我想指出的是，向交往理论的范式转型实际上是回过头来从工具理性批判终止的地方重新开始；这就允许我们把社会批判理论未能完成的使命重新承担起来。接下来我想具体阐明意识哲学的局限性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笔下已经超越了这种局限性的主题。

(5)哲学现代性的自我解释以及意识哲学范式的式微

现代性在哲学中的自我解释，也可以归入工具理性批判。迪特·亨里希(DieterHenrich）曾经以海德格尔为例，把这种自我解释概括如下：

它承认，主体性的完成只能依赖其自身的结构，而不能依靠对普遍目的系统的认识。但它同时又以为认识到了，主体性和理性本身只是手段或功能，目的是要完成一个过程的再生产，而这个过程依靠的是自己，对意识可谓无动于衷。现代唯物主义最初在霍布斯那里表达了这一立场。它阐明了达尔文和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现代意识中的作用和影响。当然，通过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调和的形而上学的特征被马克思接受了下来。 130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相信调和观念；但他们宁愿彻底放弃对这种观念进行解释，也不想落入一种调和的形而上学。正如上文所说，这样就使他们处于一种批判的尴尬境地，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理论认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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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用理论的方法来操作，因此，用否定辩证法揭示出来的工具理性批判便否定了其理论要求。

但在这里，我们只有在现代主体哲学范围内活动时，才会害怕倒退到形而上学。在从笛卡儿到康德的意识哲学基本概念中，调和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而在从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到谢林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概念中，已是溢于言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坚持这种概念策略，想以此来打破其束缚。他们尽管没有具体分析主观理性的功能，但他们还是坚持把唯心主义认识论和自然主义行为理论的基本思想联系起来的规范观念。主观理性调节的是主体与一切客体所能建立起来的两种基本关系。主体哲学把一切能够想象而存在的东西都叫作“客体”(Objekt)；而所谓主体，则主要是通过客观立场与世界中的实体建立联系的能力，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中掌握对象的能力。精神的两种特征是想象和行为。主体和客体发生关系，目的不是要如实地反映客体，就是要按照理想的形态来表现客体。精神的这两种功能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事态的认识在结构上与可能对作为一切事态总和的世界的干预是联系在一起的；反之，目的行为要求对介入其中的效果关系加以了解。自然主义的主体概念越是普及，从康德经马克思直到皮尔斯(Ch.S.Peirce)所揭示出来的认识与行为的认识论关系也就表现得越清楚。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所提出的主体概念依靠的是沉思行为，仅限于对对象的理论把握，但这种主体概念被彻底改造了，它吸纳了现代的自我捍卫概念。

根据形而上学世界观，所谓自我捍卫（Selbsterhaltung)，就是一个存在者要求实现其目的，这种目的是它的本质所固有的，而且符合自然秩序。现代思想把自我捍卫概念与这样一种最高目的系统隔离了开来；概念变得“不及物”(intransitiv)。131根据牛顿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一切物体都处于静止状态或均衡运动。根据资产阶级社会哲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每个个体都生活在社会当中，为此，他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和当代系统理论的基本原理，有机物、人口或系统之所以得以维持，靠的是拒绝或适应变化不定并且高度复杂的周围世界。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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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的特征，即认识和行为，变成了主体自我捍卫的功能。和物体以及有机体一样，主体也追求一种独一无二的抽象“目的”:确保其偶然的存在。这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就把主观理性理解为工具理性。客观化的思想和目的理性行为，都是用来从事“生命”的再生产的，这种生命的特征在于，具有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把盲目而又不及物的自我捍卫当作惟一的“目的”：

理性在民众那里一直都是用与个体自我捍卫的关系来加以确定的。这点似乎有悖于洛克的经典定义，洛克认为，不管知性活动是出于什么目的，理性都是它的主导。但理性并没有因为不关心目的就摆脱单子自我利益的约束。相反，理性只是程序，越来越顺从于单子的目的。资产阶级理性的形式普遍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普遍团结意识的提高。133

所谓协同性(Solidarität)，就是“普遍利益寓于特殊利益”；霍克海默根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此加以了解释；也就是说，根据形而上学，协同性的概念与现代性的经验之间并不十分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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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形而上学系统用一些方法论形式表达出了这样的看法，即自我捍卫只能在超越个体的秩序当中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只能通过社会协同性才能实现。134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无法破除社会协同的神话，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只有从内在才能超越物化的一般过程，而且还以为，工具理性批判坚持的依然是工具理性本身所依赖的模式。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自然被客观化，并被牢牢地控制住，用来从事自然生命的再生产。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体通过认识和行为，建立起了与社会相符合的自然关系，而自然关系的反抗在社会及其成员的成长过程中是不断进行的：

外在自然的反抗说到底是压制的结果，在社会中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冲突，对每个个体都产生了影响，而且从孩提时代就有影响。135

工具理性所调节的主客体关系，不仅仅决定着社会与外在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在生产力的历史水平上，而且主要是反映在科技进步的历史水平上。剥削客观自然的结构在社会内部又重新上演了一遍。这一点在人际关系以及内在关系中均有所表现，前者的特征是社会阶级压迫，后者的特征则在于压制冲动的本性。

但是，工具理性之所以具有抽象性，其目的是想让主体占有自然，而不是为了告诉自然所要承受的后果。工具理性从认知主体和行为主体的角度，而不是从被感知和控制的对象的角度，来表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工具理性也是一种“主观理性”。因此，它并没有提供解释工具来澄清，从暴力化和变形化的生活关系角度来看，社会关系和内在关系的工具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卢卡奇想用物化概念从社会合理化当中找到这方面的答案。因此，对社会协同性的要求只是表明，社会及其成员的工具化破坏了一些东西；但并没有具体说明究竟破坏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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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批判坚持的依然还是主体哲学的前提，它表现为一种缺憾，对此，它自身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它缺少足够灵活的概念来归纳被工具理性摧毁的一切。不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倒是找到一个名称，这就是模仿(Mimesis)。即便他们无法给出一种关于模仿的理论，这个名称也唤起了人们的理想，而且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模仿表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一方紧紧依赖另一方，并与对方认同，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方身上。这层关系表明，把他者当作榜样，不会给自己带来损失，而只会带来收获，让自己变得更加丰富。由于模仿能力源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抽象的认知一工具关系，因此，它正好构成了理性的对立面，构成了冲动。阿多诺并没有否定这种模仿能力所潜藏的认识功能。阿多诺在其美学中试图阐明，艺术作品依靠模仿的解释力量究竟获得了什么内容。但是，如果我们用语言哲学的范式(即主体间的沟通或交往)，来取代意识哲学的范式（即反映客体并作用于客体的主体)，把认知一工具理性放到更加具有包容性的交往理性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揭示出模仿活动内部所包含的合理因素。

在少数地方，范式已经发生了转型，比如，阿多诺决定，对调和和自由这对互补观念加以解释，但阿多诺也是刚刚下手，还没有最终完成。他曾借用诗人艾兴多夫(J.v.Eichendorff)的话形容“调和”是“美丽的他者”(das schöne Frem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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