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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数字工厂
从亚马逊仓库到网络电子游戏,从零工经济平台到数据中心,从内容审核公司到社交网络,本书研究了数字工厂的几种实例。它们都是数字技术劳动关系的发生场所,可以被用来检验上述概念。这些场所也以独特的方式成为了解当前资本主义转型的焦点或棱镜。本书的研究案例包括:数字化物流对全球价值链日益增加的重要性;网络游戏不仅是数字劳动的重要场所,还牵涉特定的经济地理,产生了以前无法想象的劳动流动形式;数字平台在零工经济中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些数字工厂不仅是某种特定形式的数字站点和数字化劳动场所,也是当代政治经济的焦点。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这些场所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全书中,我们将反复遇到相似的合同安排、计件工资的反常重现、依据相似参数运行的劳动管理软件,以及与数字经济、劳动立法或数据中心等有关的空间和基础设施问题—这些方式有时甚至会被同一家公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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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种多点式的方法,让我们得以描绘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力转型趋势,而不只是局限于其中的一个部分。
本书使用了包括民族志(Ethnography)和访谈在内的一系列方法,结合对其他素材和基础性技术的分析,以7年多在不同地点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本书的核心研究方法是采访,尤其是与工人进行对话。在4个案例研究中,我采访了不同的工人群体:亚马逊各仓库的工人、柏林机场等其他场所的物流工人、游戏行业和众包工作平台的不同工人群体、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核员等。我还在各章中加入了与工会秘书、经理、专家和其他相关参与者的对话,作为对这些采访的补充。大部分采访都是以面对面的形式进行的,其余的则通过电话或视频展开,甚至只是通过文字聊天进行。有时,非正式的对话(例如在罢工会议外围展开的对话,或视频游戏中的聊天内容)比正式的采访更富有成效,更能提供有用的信息。
这暗示了民族志方法在调查中的重要性: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尽力亲自前往相关的数字工厂展开调查。这意味着,我要在仓库、物流园区、游戏制作办公室或工作室、工会会议和罢工活动中进行传统的(线下)观察,并为物流和游戏章节的部分内容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场所大多位于德国东部)。后面几个章节的民族志调查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线上(进一步展现了数字工厂复杂、多尺度的地理分布)。我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网络游戏《魔兽世界》(WorldofWarcraft)中参与游戏互动,观察“打金”(Gold Farming)这种数字地下经济。如果不深人关注这些游戏的网络空间和具体形式(不只是其数字劳动形式,还有其互动性与社交性),就很难分析网络游戏的社交世界和政治经济。有关众包工作的章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自传式)在线民族志。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在不同的平台上注册成为众包工人,大量地完成任务,以了解这些平台的逻辑、基础设施和劳动过程。我的工作内容包括寻找地址和位置、在数小时内完成图片分类、训练语音识别软件、上网搜寻电话号码、为数千件时尚物品分类、转录视频文件等其他类似的任务。尽管这些平台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防止工人与同事接触,但我发现几乎每个平台都存在各种在线论坛和社交媒体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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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本书各个章节(尤其是与众包工作相关的章节)的重要节点和关键研究场所不仅包括游戏或平台本身,还包括由社交媒体、博客和论坛构成的周边生态环境。论坛、邮件列表和社交媒体不仅是社会化的场所,还是工人们互助、组织和抵抗的来源。他们在这些空间内相互支持、掀起斗争时展开的交流对我的研究至关重要。我的研究就是力图从(或多或少可见的)斗争中出发,努力更好地理解不断变化的条件、所需的环境和与之对应的新型策略与组织形式。在针对众包工作的章节中,这些论坛对分析网络劳动平台尤为重要。在线上计件工作的世界里,论坛是工人们相聚和讨论各种问题的地方。对论坛展开分析不仅有助于深人了解他们的社会构成和主观意见,还有利于洞察“众包工人阶层”的自我组织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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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型设备到大型基础设施,技术是本书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机械一直是组织和管理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决定着劳动的节奏和组织方式,因此存在许多关于机械的讨论。但在数字运算和大数据无所不在的时代,组织、管理、测评、控制劳动力与社会合作的方式一直在变化,争论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这样的发展使得针对机械的分析变得至关重要。关注不同的基础设施是旨在强调数字资本主义物质性的一种特殊方式。与“无重量”经济或“虚拟”经济不同,资本主义的数字转型其实是一个深刻的物质过程。数字设备、卫星、光纤电缆或数据中心对港口、道路和铁道等旧基础设施进行了补充。①在我看来,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还包括软件。近年来,软件研究突出了算法的重要性,因为它对当代政治、社会和物质结构产生了深远、复杂、多样的影响。②本书调查的场所需要我们了解空间的硬件基础设施、代码的软件基础设施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这些基础设施及其在生产、流通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十分重要,却往往困难重重,因为它们经常以各种方式隐藏于人们的视线之外,被多层代码和混凝土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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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针对数字物质基础设施,参见例如 Gabrys, Digital Rubbish; Hu, A Prehistory of the Cloud; Mosco. To the Cloud; Parks and Schwoch, Down to Earth; Parks and Starosielskı, Signal Traffic; Starosielski, The Undersea Network.
②软件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可参见Dodge and Kitchin,Code/Space;Fuller, Software Studies; Fuller and Goffey. Evil Media; Parisi, ContagiousArchitecture; Terranova, “Red Stack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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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用于组织、控制和评测劳动力、生产与物流的软件架构来说。情况尤为如此。这些软件通常是不透明的,有时甚至对其使用者也一样,因此研究它是一项挑战。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首先尝试通过采访与这些数字基础设施相关的各个用户群体来了解设施的功能。在许多情况下,面对支配自身工作的算法和基础设施架构,工人就是解读其功能的最好的专家。事实还证明,民族志方法—比如我亲自参与网络平台或游戏工作来操作这些算法——很有价值,至少能让我对编码逻辑进行一定程度的推测。这通常涉及研究软件构架的第二种重要方法,即对算法进行实验,甚至还要试图展开还原工程(Reverse一Engineer)(有时只是简单地玩一玩,测试输入不同的信息会引起什么反应)。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方法和本书在软件方面的其他研究形式,都受到我在编码领域专业知识上的限制。①
事实证明,在理解各种数字工厂的运行时,分析一系列补充材料(比如工会出版物、新闻稿、经济报告、劳动合同、法律诉讼)也会富有成效。众包工作平台或内容审核服务供应商的隐蔽运作有时会被起诉、检举,被调查记者和研究人员揭露。后者是本书研究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对社交媒体平台隐秘的内容审核领域而言。在研究其他受保护的算法和基础设施时,专利作为一个信息来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亚马逊等企业很少公开其配送中心或电商平台使用的软件,但会在提交的大量专利文件中透露有关这些软件的很多内容。分析亚马逊和其他公司的专利文件,不仅可以收集到相关软件的信息,还能得到有关硬件基础设施的信息。事实证明,这有助于理解配送中心和亚马逊在不同地区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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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主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算法的方式与问题的有益概述,参¿ Kitchin, "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and Researching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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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取的研究手段显然是实验性的,因为它汇集了不同的研究地点和方法,对全球资本主义变革的动态过程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概念化。我深信,我们有必要接受这一挑战,认真研究劳动和斗争的具体场所,同时努力将对这些场所的分析置于对全球资本主义变革更广泛的理解范围之内。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Tsing)在论文《供应链与人类境况》(SupplyChains and the Human Condition)中提问:“我们如何能在不忽视其异质性的情况下想象全球资本主义有多庞大’(即其普遍性和规模)?”她提出了“供应链资本主义”(Supply ChainCapitalism)的概念,从理论上说明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跨洲规模和构成多样性”,以及“资本、劳动力和资源流动性的区别所发挥的结构性作用”。①戴维·哈维(David Ha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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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sing, "Supply Chains and the Human Condition,"150,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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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差异在结构上的重要性,以及影响这些差异的因素的重要性,把资本主义称为“碎片化的工厂”。①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持续扩大其影响范围的累进式生产方式对本书至关重要,我的研究反过来也有助于从理论和经验上更好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转型。
寻找数字工厂不意味着忽略近几十年的变化(比如,许多大型工厂——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严重衰落和转移),或忽视以工厂为中心的理论和政治观点的缺陷。通过“数字工厂”(Digital Factory)一词,我想要寻找独特的连续性和新的群体,以理解数字技术给劳动领域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深刻影响。和任何理论与研究方法一样,本书的描述与视角必然存在缺陷,但对许多人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不过,和其他研究一样,我的工作并非从零开始,而是建立在丰富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传统上。对此,我深表感激。本书的一个关键出发点和来源是意大利推崇工人阶级利益社会观的马克思主义(Workerist Marxism),及其自20世纪60 年代至今努力适应战后意大利社会生产变革(等问题)所付出的努力,还有它在社会斗争的驱动下,对技术和政治变革的动态理解。最近,一些作者从这一传统出发,围绕后福特主义中的劳动力转型展开了讨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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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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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aterial Labor)这一重要概念。①该词必须被放置在“大众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和马克思思想中“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等后工人主义的思想背景下理解。②它们所指的都是已达到更高合作水平的社会生产涉及的创新与交流形式,其运作越来越独立于资本的控制。正如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所说,如今“我们面临着一种新的工作技术构成:它是非物质的,以服务为基础,具有认知性与合作性,自主且自行定价”。③
围绕非物质劳动及其理论生态学观点展开的丰富辩论,在许多方面都是本书的核心出发点。但我很快就会偏离这个出发点。在这些辩论中,理想的非物质工作从业者(比如设计师、程序员)通常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工人,素质高却不稳定,其特点是交际性和创造性劳动,而且他们的工作与资本的直接控制保持着距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描述的是与之迥然不同的一类劳动者。例如,“数字泰勒主义”一词突出了数字时代的其他品质和劳动领域。我的研究的兴趣点在于,数字技术(以其最先进的形式)如何产生劳动关系。例如,这种劳动关系的特征之一是对整个劳动过程进行严格控制,同时对任务进行配额化和分解。说到这一点,我们的焦点就要转移到另外一类工人群体身上。与其说这是对非物质劳动理论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研究焦点和视角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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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参见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ur” ; Hardt and Negri, Empire.
②可参见 Vim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and “General Intellect."
③Negri, Goodbye Mr. Socialism, 114, 译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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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的研究基础是尼克·戴尔-韦瑟福德(NickDyer-Witheford)、乔治·卡芬茨(George Caffentzis)、乌苏拉·休斯(Ursula Huws)和莉莉·伊拉尼(Lilly Irani)等人的著作。在他们重点关注的劳动场所中,数字化催生的劳动条件不以自由交流和创造力为标志,而是以降低对工人的技术要求、程序化和控制为特征。①当然,在这些较新的方法背后,本书还有一个可能不太明显但非常重要的来源,那就是在广泛采用数字化技术之前,针对技术与资本主义间关系展开的丰富研究。这些讨论包括早期的意大利工人主义作品,其中的“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围墙之外的工厂的早期范例。当然,还有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对泰勒主义的尖锐批判。②
与这些方式一致,我的作品也展示了数字时代劳动力的不同组成方式,阐明了被理论化为“数字泰勒主义”的发展趋势。我认为,数字技术—尤其是形式最先进的数字技术—创造了一系列不尽相同的劳动力格局。在这些情况下,新的数字泰勒主义是与更自主的(非物质)劳动形式并存的。将数字泰勒主义描绘为一个重要领域,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它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劳动形式,只是说作为众多趋势中的一种,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数字泰勒主义是与其他明显不同的劳动制度并存的。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碎片化劳动制度的存在既不是偶然,也不单纯是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特征,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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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参见 Caffentzis. In Letters of Blood and Fire; Dyer-Witheford, Cyber-Marx, "Empire, Immaterial Labor,"and Cyber-Proletariat; Huws, The Making of aCybertariat. "Logged Labor." and Labor in theGlobal Digital Economy, Irani, "Justice for'Data Janitors.'"
②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ronti, Arbeiter und K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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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
本书的内容由引言、4个章节的案例分析和结论部分组成。第1章“全球工厂”将焦点转向物流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集装箱和算法作为发展的关键要素,使物流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这一章的第一个研究重点是亚马逊配送中心的劳动力和工人斗争,尤其是柏林附近的一处物流配送中心。配送中心是将大量人力投入物流系统的重要场所,并且越来越多地依赖算法组织结构。作为软件管理下的物流劳动关键场所,配送中心既涉及微小的细节,又关乎全球供应链水平。与此同时,由于工作条件等问题,亚马逊配送中心长期存在着劳资冲突。这一章的第二部分将重点转向了供应链:“最后一英里”交付服务。随着网上购物的兴起,“最后一英里”已经成为城市物流运作的关键点,也是高度灵活的劳动力激烈竞争的场所。基于应用程序的劳动形式大大提高了物流劳动的灵活性,使得物流成为零工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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