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 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Peers inc how people and platforms are inventing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 and reinventing capitalism

在法国，互联网出现之前有一个被称为“Minitel”的网络在当时得到了广泛应用。不过，它并不具备上述关键特性，需经许可才能在该网络上发表信息，简直就是一个由公司和政府围建起来的“花园”。从文化意义上讲，几乎未出现过任何有趣的东西。互联网自由开放的环境所带来的强大生命力是独一无二的，其实并非是网络，而是开放性使我们取得了如此惊人的进展。

那么政府应该在什么时候对其平台进行限制呢？首先，平台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或负外部性时，比如污染或拥堵。在上下班高峰期被堵在路上时（我们是公路这一平台的参与者),没人会因为你开着一辆燃烧化石燃料、排放尾气的车，而不是拼车或选择一辆燃油效率更高、有害微粒(与各种健康问题有直接关系）排放更少的车就对你实施处罚。政府应当建立一个针对拥堵和污染的收费机制，如此一来，我们也会在出行方式的选择上将这些问题纳入考虑之中。其次，在资产被用完或是无法同时得到有效分配的情况下，政府应对其进行限制。干旱时期，政府就禁止了灌溉草坪，也不允许向游泳池注水，以便节约用水。有时在一些基础设施贫乏的城市，政府在一天之中会定点供水供电来限制使用，如加沙地带就采取如此措施。但如果资源是非竞争性的，也无负外部性，比如GPS、互联网、开放数据、开放频谱和开放设备等，那么政府便有充分的理由(筹集充足的资金)尽可能多地去提供开放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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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平台会将参与者的潜力发挥到最大，在此之上创新和经济的产出也会实现最大化。开放的政府平台应当是在范舍维克提出的4点要素之上进行展开的。若非如此，平台所能实现的效用、创新以及引发的经济活动都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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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封闭专有模式转向开放模式

2010年，我受邀成为美国国家商务部刚创办的创业与创新国家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for Innovation andEntrepreneurship)的一员。在第一次会议上，美国商务部部长加里·洛克(GaryLocke)以几个关于如何弘扬美国企业家精神的问题拉开了序幕：私人领域还可以做些什么？公共领域需要做些什么?公私伙伴关系的机遇在哪里?围坐于会议室长桌的与会者中有不少是我的同事，他们都是像我一样被新任命的。我们当中有大学校长、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来自白宫和商务部的高级官员以及政策顾问就在我们身后。

这次会议存在着一个问题，讨论中少了一个很重要的“领域”。“那群众呢？”我想发问，“为何我们不讨论群体在激发改变格局的创新方面所具有的巨大能量？”我在给与会者的建议信中写道：

我们讨论了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各种方案，却忽视了“群体领域”的力量和潜力。互联网、无线网络和智能手机在释放人们的潜能方面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开放的数据、设备和电台将加速这一进程。“拥有群体力量的”公司在传统的商业发展中所展现出的发展速度以及扩张速度是不可思议的，而这正是在面临世界上各类严峻问题时所需要的。

我的基本建议之一是将美国政府的科技采购调整成开放模式，而非实际上的封闭专有模式。专有体系有着秘密的语言和规则，将政府与供应商限定于一种持续且代价高昂的关系之中。协作者只有在被邀请、购买了认证物品、在指定方式下使用产品或是接受了审查协议培训的情况之下才能进入该专有领域。创立新游戏、制订新的游戏规则等行为是不受欢迎、不被重视的，也不可能会有人去配合。生活中被专有政权扼杀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很多人会想到这么多年以来，若想更换通信运营商，你就不得不丢掉自己“已绑定的”手机，重新买部新的，这一点很令人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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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世界第四大雇用组织—英国国家卫生署（NHS）开始采用开源软件noSQL来构建其主要安全专利数据库以及被称为“Spine”的平台。Spine存有依靠国家卫生署提供服务的6500万英国人的非临床医疗信息。在数据库的支持下，相关的信息服务每秒处理的信息达1300条。服务于英国国家卫生署的健康与社会保健信息管理中心(Health andSocial CareInformationCenter，HSCIC）之前在构建Spine时使用的是甲骨文公司的软件。还未进行验证时，就有新的供应商提出开源软件比专有的甲骨文软件便宜两倍，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花费仅为过去的5%。HSCIC也希望他们的工程师能有权访问源代码，这样的话，他们就能自己来解决系统的问题，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不幸的是，用户高达9400万人的美国Healthcare.gov网站数据库最终选择了甲骨文软件，运行效率低下，并且由于其封闭专有，在遇到问题时进行维修维护的成本很高。

开放的标准使得我们能随着时间不断地发展。从封闭转向开放之时，也就是充分利用过剩产能之时。一旦我们的平台从封闭变为开放，新加入的群体就能很快融入其中，还会提出一些改进方案。当然，专有的系统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但速度完全取决于竞争的压力程度。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大部分政府间签署的合同时间都很长：3年、5年、10年，甚至99年（一家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联营公司为美国建造、维护芝加哥市的高架路，其交换条件是所有的通行费收入都归其所有)。为何在10年期合同的前7年还费尽心思地去创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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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创始人之一史蒂夫·克罗克(SteveCrocker)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讲的就是互联网的开放标准是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发展的。他还讲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40年前)，不过这里却是我们的终点。”当然，谁能预测未来呢？我们必须开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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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邀请并鼓励人们参与。克罗克在发给我的信中写道：“在开放标准的基础上衍生出新产品服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开放不仅意味着别人也可以生产相同的产品、提供相同的服务、直接展开竞争，也意味着这些新发明’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还意味着新科技给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我的一个朋友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测试方法：“若你认为这已是最终版本，也是最好的版本，那么你就选择封闭的专有系统；而若你认为这个版本还能继续随时间不断发展，那么你就选择开放的系统。”

克罗克在为《时代周刊》庆祝互联网诞生40周年所写的专栏文章的倒数第二段中写道：“我们重新建立了经济体系，我希望我们能牢牢记住开放的价值，尤其是在一些开放程度还不够高的行业。无论是保健改革还是能源创新，又或是交通创新，最伟大的成就即将来临。我们开创的这一巨大前景正等待着后来者去发掘。”

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在开放性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美国首席技术官安尼士·查普拉（AneeshChopra）就将开源、开放标准的技术采购设定为标准。像之前所提到的，美国首席信息官维韦克·孔德劳在美国政府数据网站存储库Data.gov上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如今，全世界的政府都有了正式提议，有的甚至是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开放标准来保证政府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相互合作能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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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力量

2013年，麦肯锡咨询公司发表了一篇有关开放数据价值的研究报告。我之前所述利用人人共享模式获利的三要素在这篇报告中都有涉及。文中提到“开放数据是一个成本效益极高的资源”，这是因为其利用了过剩产能！它每年创造的潜在价值可达数十亿美元，尤其是因为这一数据“更具流动性（开放、易得、格式通用）”，可转化为共享平台。最后，“发掘开放数据的价值潜力”，“研发人员需构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体系，这一点很必要”，即人人参与。这份报告十分中肯。报告中提到，最佳的机会处于7个领域之中。在教育方面，开放数据每年创造的价值可达到8900亿美元到1.2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潜在收益来自于“找到了高效教授特定知识技能的教学方法或教学工具”，即人人共享的第二个奇迹，以指数级速度学习；在交通运输方面，开放数据可减少运输时间、提升公共运输及货运作业的效率，优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改进工作，每年所创价值可达7200亿美元到9200亿美元；在电力方面，依靠为居民、企业提供更为详尽的用电情况，并与群体组群进行比较、测试来创造价值，每年可节省3400亿美元到5800亿美元；在其他几个领域——消费品、保健、消费金融、石油和天然气，每年可实现的潜在价值可达3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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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数据和资源之后，美国政府将能有更多作为。我们需要更为宽广的公开无线电频谱，你可以想一想，正是由于政府开放了部分频谱并不收取费用，现在WiFi才能被广泛使用。更多政府资助开发的知识产权应当被公开。在科技领域之外，我们不仅需要政府放松对学校、邮局和一些政府建筑的监管，还需要政府让人们使用那些闲置的剧院、运动场、体育馆和停车场等设施。我去过很多州立艺术小学的礼堂，有的一年都是闲置着的，也不对周边的城镇开放，理由是使用需要有“安全保障”或者是要经过学校繁琐的层层审批。如果想让我们的未来更具创新性、更具企业精神、更具融合性，就需要有效利用一些平台将这些有价值且成本低廉的资源对公众开放。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举措意义非凡。开放标准以及互联网协议增加了纳税人可购物品的种类，也增强了他们的购买能力。这也就意味着手机、个人电脑，甚至是混合动力充电汽车之类的设备之间总有一天会建立起联系，使人们能进行交互操作。这也意味着创新人才和企业会对已出现的事物进行改进，并将新形成的基础设施投入到经济体的其他领域发挥作用。政府尽其所能去实施开放政策，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回头再看看之前的所作所为，好像是种犯罪。我能想象到未来报纸上愤怒的标题：“用公共财产构建专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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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创新的速度超过监管的能力

至此，我本章所讲的都是有关如何鼓励、保障、促进平台的经济发展的：开放资源、减少阻碍干扰、无需许可，以及发挥最大潜力。那些狂热的创业合伙人投身于各类平台构建的例子展现了运用开放资源的一切可能性：公司(在GPS或开放数据背景之下）、设备（如运用WhatsApp）和个体（他们利用开放数据的无数方式)。但如今，我们应将注意力集中到群体身上了。越来越多的公司转变为人人共享结构，越来越多的个人也将成为为自己工作的自由职业者。对他们而言，短期和长期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沙龙网(Salon)和《连线》杂志商业科技记者安德鲁·莱昂纳德(AndrewLeonard)提出了一个有关共享经济的问题，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建立在这些平台的相关技术之上的服务将获利丰厚，如果他们的创建者能找到规避那些守旧不共享’的竞争者无法摆脱的税收、安全规章制度、保险费用等一系列问题的方式。”莱昂纳德的评论虽然直接，但并未揭露其深层的复杂性。到底谁是规避上述问题的创业者？众所周知，这些服务都是由个人和公司联合提供的。在人人共享的世界里，公司间进行合作来提供服务，个体一方面是自我雇用的，另一方面还需要遵守平台的规则。正如AirbnbCEO布赖恩·切斯基(BrianChesky)对我说的：“有的法律是针对人的，有的法律是针对企业的，但现在有一个新的类别出现，即作为企业的人。房主就像是微型企业家，但如今却没有针对微型企业家的法律。”是这样吗？

乘车服务应用之间、出租车司机之间、司机联盟之间和市政府之间的竞争充分体现了监管的复杂程度。2014年6月的一天，5000名出租车司机（这一数字为伦敦监管单位提供，而组织者称有12000人）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Square)阻塞交通数小时，抗议英国政府对Uber提供服务的不作为。巴黎、柏林、马德里和里约热内卢的出租车司机将车辆停在公路主要交叉口，通过阻塞中心商业区的交通进行了类似抗议。这场战斗是在不遵守规则的人群与制订了规则、但规则不再有效的人群之间展开的。阻塞的交通和媒体的报道对Uber来说无疑好处多多。媒体在周三报道了在伦敦发生的抗议活动，从当天中午到午夜，该应用的下载数量与一周前相比翻了9倍。正如他们所说，任何媒体都是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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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名遵纪守法的出租车司机，你绝对会对这些不受法律监管的司机抢生意的行为感到愤怒。你所遵守的法律法规决定了你谋生的方式、方向、时间与地点。不幸的是，有些法律法规毫无意义且已过时，无人从中获益，唯一的存在意义就在于阴碍竞争。当创新的速度超过监管的能力之时，那会发生什么？

过度监管与过时的规定

美国国防情报局首席创新官丹·唐尼(DanDoney)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我讲述了此事，那是2014夏天我在阿斯彭研究所遇到他时。当时，我们与12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围坐在一张圆桌旁。每个人会进行一个10分钟的话题阐述(我首先向在坐专家分两部分阐述了自己对人人共享的理解)，之后我们进行了一场激烈讨论。气氛渐渐平静下来后，唐尼十分绅士地示意想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当时，他穿着带衣领扣的衬衫，下身是一条卡其色裤子，十分整洁。他对大家轻声说：“请允许我为各位画一张有意思的图。”

图7-1将平台、公民社会、信息技术治理的特性联结起来，向我明示了过度监管造成的后果。制定法律法规（平台结构、法律和规则）是用来增进集体利益的，但却是以损害个人自由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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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我们制定限速政策来增强公共安全。若是所限的速度过低（在荒无人烟的高速公路上时速不得超过88千米)，人们会因为限速所得与行驶的时间成本不匹配而不愿去遵守这一规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遵守该规定的人反而会因其速度与大多数人不同而影响公共安全。在到达某一点之后，越是严格的限速要求越是会影响到集体利益。

在图7-1中，有一个最优点—监管量恰到好处（法律法规和平台结构)，而此时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也能达成一致，所实现的利益超过了各部分的利益之和。人们会出于自身利益或至少是整体利益的考虑去遵守(参与)。但一旦跨过这个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就会产生冲突。我能理解该图的含义：存在规则(结构)能鼓励我去参与；但如果存在太多规则(过多结构)却会使我退却。

有关出租车的法律法规中充斥了过时的规定，这也直接导致了Uber和Lyft的成功。华盛顿出租车委员会的主席罗恩·林顿(Ron Linton）说：“Uber所提供的服务是不合法的，因为司机在乘客下车时并未提供发票。”但只有在将“发票”定义成一张纸时，这句话才真正成立。使用该项服务的人都是用在线账号所绑定的信用卡进行支付，在下车之际立即就能收到一张电子发票。在迈阿密，为了保护出租车市场，豪华轿车在15分钟之内是不会应答客户的。纽约最近才规定只用某个城市批准的计价设备是违法的，这或许在智能手机和GPS出现之前才有意义。伦敦早在1636年就已对出租马车进行调控，这可是在400年前!当时的限量是50辆。自1865年以来，该市就要求所有司机都通过考核，以保证他们对伦敦周边的所有街道、站点和最优路线都了如指掌。这也提升了他们的职业地位(联想一下美国的情况)，在其专业领域他们也可以相当自豪。伦敦数百万名乘客的出行从此变得高效了，他们对此也极为赞赏。如今，“申请人需要平均准备34个月，至少参加12次（最终测试阶段)，才能通过考试”。现在，我们有了GPS，有了智能手机。那些6月在伦敦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出租车司机真正应该抗议的是出租车执照委员会老套、成本高昂的考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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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唐尼指出的：“监管者认为，施加的掌控越多，人们就会越顺从。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与此对立的观点也是成立的，虽然这可能有悖于你的直觉：高压政策的制定者是在与参与者为敌。”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破坏这些规则，脱离这一群体，就像Uber司机中的一部分人一样，之前他们就属于这种受监管的行业。唐尼还说道：“从这一点来讲，所有规则的益处都消失了，中央集权的机构（平台）无法看到最佳实践方案，更不用提推广了。这种情况在科技界被称为影子IT'，在经济学界被称为黑市’。更糟的是，这些限制条件束缚了具有创造力、创新性和灵活性的解决方案的出现。”图7-1对于我们思考第6章中谈到的平台结构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结构对于获取利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若没有结构，平台也就不复存在，更无法将事物组织起来。即便如此，结构越复杂（越具有约束性)，人们就越对其不感兴趣。每个设计表格、测量平台参与度的人都知道：每添加一个板块就会让越来越多的人退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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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我所讲的管理办法与当今现实并不匹配，这是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使我们之前设定的管理办法过时了。或许那些管理办法曾经有效，不过现在已经过时了。政府的法律法规都是建立在数十年来对企业老板和员工之间关系的主导框架基础之上的。保险法、住房和分区法规、劳动安全法以及所有的税收代码都是顺应时代要求而生，基于一些如今已不再明显的差别之上。当我们的经济体中充斥着很多产生噪音和污染的小规模产业时，我们就会制定相关法律将这些经济活动与居民区隔离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选择就业时不再局限于当地的小企业，而是越来越多地转向散布在各地的规模庞大的办公楼、工厂和零售商，我们也就没必要去保护那些独立的小就业群体了，更多的是保护如今迷失在日益扩张的跨国公司之中的员工的合法权益。但现在看来，规模相对较小且分散各地的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高。我们已进入到一个分不清何为集体、何为私人的时代。科技为我们开启了一个通过平台来共享资产、时间和技能的全新世界。在政府和法规缓慢发展的同时，由平台孕育的创新却正在飞速前进。

不要因不了解而扼杀

很多平台成立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不断使其更易试验、试错和进化。这也是我们钟爱、重视、鼓励它们跟上当今变化步伐的原因之一。企业家们利用互联网、WiFi、智能手机、GPS、全球地图、电子支付系统、苹果公司应用商店的广阔市场及其迅捷性，为我们的生活创造出诸如Uber、Lyft、Sidecar和Hailo等一系列优秀应用软件。作为一名企业家，我认为在新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有些规则还是不要采用为好。正如迈克尔·波伦(MichaelPollan)在《杂食者的困境》(TheOmnivore's Dilemma)一书中所指出的，那些针对工厂化农场的规章制度阻碍了小农场主的屠宰生意。美国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局就有为其检查员准备独立浴室的规定。他还指出，邻近度和规模改变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从小规模供应商那里买肉的消费者能看到屠宰的地点，认识其他消费者，直接看出是否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而这是工厂屠宰厂房所不具备的。小企业家必须对其消费者，甚至是个人负责。而打压这些尚需不断修补才能起步的经济活动，你可能会感到有点儿过分。但一旦这些经济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达到一定规模，需要进行管治时，就要对其提高标准。我讲得可能有些宽泛，值得关注的细节其实更多，不过相信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适用于风险控制且更为细致的方法来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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