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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视频，等等，都是出于职业学术目的而使用数字媒体的方式。

同样，近年来，人们对以在线形式提供的高等教育越来越感兴趣，这不仅包括一部分高校认证课程（这些课程已经提供了很多年）提供的规模相对较小的内容，还包括“大规模开放线上课程”，简称“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s)。自 2012 年以来，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知名大学都开设了慕课。它们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这些人以前可能因为地理区域或贫穷等原因而无法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一些高等教育评论人士认为，慕课很有可能改变高等教育开课和资助的方式。人们针对慕课将如何影响高等教育界提出了许多问题，这包括它们的质量，它们能否留住已报名学生中的大部分，它们能否提供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大学如何持续提供资助?)，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供替代传统的学习和学位认证模式的可行性方法。大多数慕课是免费的，但也有证据表明，也有一些提供慕课的大学将开始向学生收费，并提供文凭和学位认证。这种教学模式要求大学去尝试如何培训出提供高效教学模式的教学人员。不论是较小规模的课程还是慕课，都要求其中的学者会使用数字技术技能，并理解高效在线教学模式中的复杂性。

目前，只有一小部分学者能够定期积极地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媒体，以作为他们学术研究的一部分。然而，这一数字似乎在缓慢增长，因为在高等教育中，向学术界以外提供可用的研究数据、出版物和教材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鉴于他们工作的重点，媒体和传播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一直位于使用数字媒体来呈现职业自我的前沿（Barbour and Marshall，2012)。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者马丁·韦勒（Weller，2011）在他以“数字学术”为主标题、以“技术如何改变学术实践”为副标题的著作里，详细讨论了“数字学术”的概念。在这个领域中，至少出版了一本题为《学术界的社交媒体：实用指南》(Neal，2012)的手册。正如这些迹象表明的那样，学术界开始意识到使用数字媒体进行学术实践以及学习如何这样做的好处。这种现象正在形成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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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才刚刚开始认识到数字媒体的价值，尽管诸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科学影响(the LSE's Impact of the Social Science)等网站提供了许多关于如何使用数字工具的实用说明和指南。一些评论者认为，这个学术就业市场萎缩、保守政府质疑社会科学家以及经济普遍衰退的时代，正在威胁社会学教研的资金以及社会学家未来的就业机会。若将专业数字应用作为社会学实践的一部分，将极大地拓展社会学的边界，并展示其相关性和重要性。如果学生接触到社会学学者的公共参与，如果学者们自己使用数字工具的方法，那么这将有助于鼓励学生们学习社会学。因此，从事数字社会学可以被视为对未来研究和教学的“社会影响力投资”(Casilli，2012)。

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是一种与同行和学术界之外的兴趣者建立联系的高效方式。这些工具允许参与者加入相关话题或学科领域的网络，并在这些网络中参与讨论和共享信息。以WordPress为代表的博客网站和以推特为代表的微博平台，可以作为易于访问的、学者在其中以简短的形式交流想法的论坛。与那些受付费门槛限制的传统期刊文章不同，这些平台可以自由访问，资料可以即时发表，这允许学者快速分享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因此，它们允许学者推广他们的成果，并将此传播给那些比传统发表论坛的参与者更广泛的受众。平台还可以提供期刊文章链接，以便读者关注较长的学术文章。

博客和微博平台还允许感兴趣的读者评论并与作者互动，从而促进公众参与。个体可以在博客或推特上提问并得到回复，读者也可以选择使用评论栏对已经发表的文章发表评论。Academia.edu、ResearchGate和领英等网站，和学者的大学资料主页一样，都是提供自身相关信息的途径。Academia.edu 和 ResearchGate都是专门为学者设计的，用户可以列出并上传他们的期刊文章、会议论文和书籍，关注其他个体和主题领域并被回关，以及与同行进行讨论。领英不仅为学者提供了与学术同行联系的机会，还提供了与外部兴趣者联络的机会，以及加入专门的兴趣小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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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 Delicious、Google+、SlideShare、Pinterest、Scoop.it、Pearltrees、Bundlr、Paper.li、Storify等内容策展和共享平台，还有Mendeley、CiteuLike、Zotero等文献管理软件，使得学者能够轻松收集并呈现信息，然后进行重要的一步——将信息公之于众，并与他人在线分享。在 SlideShare、PowerPoint 或者 Prezi 平台上的演示文稿可以上传到互联网，文献管理工具使学者能够收集特定主题的参考文献，然后与其他人共享。其中一些工具，包括 Pinterest、Bundlr和Storify，允许用户在他们收集的资料中插入批注或注释。这些媒体也可以用作教学工具，在课堂教学和学生作业中提供与学生互动的新方式，使学生可以自己利用这些工具来收集、策划和呈现信息。

社交媒体也逐渐被用作学术会议的一部分。例如，学者们经常对他们听到的演讲内容发表“实况推文”，这提供了一个“后台”交流渠道，能够将内容分享给那些参与者和未能出席的人。随后，这些推文可以在 Storify等平台上展示和存储，成为任何人都能够访问的会议记录。除此之外，与会者还可以随时用博客记录会议议程。

如上所述，社交媒体的正确使用能够让学者在搜索引擎实时收集他们自身信息的背景下，更好地控制和管理他们的在线学术形象(有时被称为“电子简历”）的内容。由于大多数学术成果都已被数字化，那些即使在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学术实践，如在某人的文章、书籍、章节或摘要上给出标题和关键词，对于一名学者作品的易获取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认为，搜索引擎算法赋予标题中的关键词极大的重要性，因此应该对标题采用最大化其可见性的策略。如果标题中的关键词很容易被那些寻找相关主题的人在搜索引擎中输人，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在搜索引擎的结果中位置靠前(Dunleavy，2014)。现在，许多期刊都建议作者要保证他们准确地选择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以优化搜索引擎结果，最大程度地提高文章的可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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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无论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媒体都可以对学术界的影响力产生积极影响。如今，学术博客文章也经常作为学术出版物被学者写作所引用（我自己也经常这样做，包括此书)。一些社会学的博客，如社会学图像(Sociological Images)，已经非常成功，拥有数百万粉丝。这成功提升了公众对社会学研究的认知(Wade and Sharp，2013)。虽然绝大多数社会学博客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但它们仍然能够作为社会学研究和分析的无障碍公共讨论而产生影响。有学者证实，使用博客和推特等工具来讨论和宣传研究成果，对最终的学术引用具有明确的积极影响（Eysenbach，2011)。一名学者将她曾经放在机构知识库上的论文，发表至推特和博客，并测试了后者的影响。她指出，知识库上的论文被浏览量和下载量明显大幅增加，即使不是最新的论文也是如此（Terras，2012）。

使用社交媒体也可以被视为促进开放获取倡议(open-accessinitiatives)中的学术研究获取的一部分。在过去几年里，开放教育和开放获取问题受到了高度关注。这些讨论的重点是，那些常由公众资助进行研究的大学研究人员，该如何向公众发布他们的成果，而公众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能自由获取学术期刊和书籍(Kitchin etal.，2013；Weller，2013)。利用社交媒体渠道也可以为公众和其他研究人员传播研究成果提供便利。因此，研究人员开始将这些纳入研究资助申请，作为展示其公众参与度和影响力的一种手段(Kitchin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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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表明，学术实践和身份认同日益由数字化的可供性和需求形塑。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社交媒体的使用可以被视为个体在构建和呈现身份的实践中可能采用的各式各样的方法之一。学术界和其他任何个人都是如此。学术博客（academic blogging）和其他社交媒体的使用可以被视作职业自我的技术，它允许用户积极建构并维护自身的公共身份（Kirkup，2010)。

虽然成为一名数字化学者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和优势，但我们也需要承认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渠道上制作额外内容时，我们需要采取批判性的自反方法，提出一些问题：

● 当学术研究公开并以不太正式的形式呈现时，会发生什么？

· 运用数字技术衡量学术产出和影响的新方法有什么影响和后果？

· 那些已经表示感到过度劳累、不被赏识和身心焦虑的学者，是否会发现自己在从事数字学术方面有更大压力？

● 那些使教育更容易获得的慕课和其他在线技术，将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资金、工作量和就业水平？

· 学术出版的惯例将如何应对开放获取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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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需要退后一步，以一种自反性视角看待学术生活中的这些发展：不能仅仅是谴责它们，还要承认它们对当代学术自我的建构以及学术工作的乐趣和匮乏有所贡献。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数字公共社会学对私人生活和学者主体性的影响。

最近，我自己在对工作中使用社交媒体的学者的调查中发现：不出所料，因为调查是通过以推特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网络宣传的，所以有9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出于职业目的使用推特，也有60%的人使用领英，49%的人使用 Academia.edu，42%的人使用脸书，33%的人使用 ResearchGate，32%的人使用个人博客，25%的人使用YouTube，21% 的人使用 Google+，20% 的人使用 Mendeley 和 Zotero等在线文献管理工具。有关其他社交媒体工具的回应较少，如多作者博客（16%)、维基百科（作为作者/编辑）（7%）、Pinterest(9%）、SlideShare (13%)、Instagram (3%)、Tumblr (5%)、Flickr (5%)、Storify(9%)、策展工具（7%)、谷歌学术（1%）和Quora（1%)。当被问及哪个社交媒体对他们的学术工作“最有用”时，推特再次脱颖而出（83%)，其次是Academia.edu(23%)、个人博客（16%)、脸书（14%）、领英（14%）、在线文献管理工具（11%）、YouTube(10%)、多作者博客（7%)、Google+(5%)、SlideShare(5%)和策展工具（4%)，而其他工具——维基百科（作为作者/编辑）、Pinterest、Instagram、Tumblr、Flickr 和 Quora——的吸引力不足 2%。

虽然大部分填写问卷的学者只是出于有限的目标，运用了少量数字媒体工具，但也有一些人反馈说自己出于更广泛的目标使用了这些工具。举一个例子，一名来自英国的女性学者是一名青年研究者（early career researcher)，以下是她对社交媒体使用的看法：

(我使用）推特关注同行，在会议上联系，它能够让我发现文章、资源、组织和正在进行的项目。我用推特告诉他人，我目前正在开展什么工作、拥有什么资源，并与他人对话、提出想法等。我在SlideShare上寻找有趣的演示文稿，为我的内容提供灵感来源，而这也是关注不同行业的工作内容的方式。在WordPress平台上写博客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由多个团队成员共同参与的官方系所博客。我发现博客很适合撰写关于项目或活动的长篇文章（我可以将这些以链接形式发至推特上)，我也关注了相当多的博主，以追踪其他机构或个人的工作。我使用脸书小组来和学生保持联系，在这里，他们回复问题的速度要比邮件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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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个用户所说，至少有一些学者正在以复杂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工具，并认识到它的众多优势。在我的调查中，当他们被问及做一名使用社交媒体的学者有什么好处时，许多人提到了他们与其他学者以及学术界以外的人建立的联系或网络。一些人认为，这些联系的覆盖范围很广，这使他们能够与全球各地以及不同社群的人互动。受访者还会注意到，社交媒体能够让他们与原本从未见过的人或群体建立联系。因此，他们的职业网络通过社交媒体不断扩大，并因而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偶然性。一些受访者指出，社交媒体网络不仅具有广泛性，还具有扁平化和民主的特征，这能推动更多青年学者和研究生能够与资深学者进行互动。正如这位英国女性青年学者写道：

我特别喜欢推特，因为它让我可以关注许多从事类似研究（甚至还要更好：从事非类似研究）的人，并能够追踪他们正在做什么、发表什么、苦于什么。最棒的是，这些人来自不同研究层次（从学生到资深学者）和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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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表示，他们还喜欢社交媒体的传播速度和即时性，这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最新出版物和活动公告，并与网络中的其他人就感兴趣的共同话题实时聊天。一些人提到了在教学过程中的社交媒体使用，它让学生参与进来，并提供了一种能够让学生轻松地与教学人员和其他学生在线联系的途径。许多受访者提到，社交媒体提供了促使他们在研究早期阶段与同事讨论想法的机会。一些人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接触研究参与者。正如一位美国女性青年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事实上，我正在跟踪一项国际运动。为此，我在推特上关注了主要成员，这帮助我去获取线索、获取新的信息源。我在脸书上还有一个同行网络，在那里，他们对我的引用、理论框架等内容提出建议。

令人惊讶的是，少有研究关注学术实践是如何通过运用某种技术（无论是数字技术还是其他技术）而成为惯习和惯例，成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s）的一部分。最近的一项研究试图探索学术工作的这一方面，它对将技术作为自身工作组成部分的学者进行了采访和观察（Löfgren，2014)。这项研究发现，随着计算机文字处理的出现，写作习惯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使得编辑学术文章变得更加容易和便捷；如今访问期刊文章也不再需要寻找期刊硬件拷贝或影印，因为它们已经实现在线化。对于许多学者来说，笔记已经实现数字化，搜索信息和文件系统也是如此。学者们在使用搜索引擎、决定哪些信息重要以及在追踪超链接方面，形成了通常难以言传的定制惯例，因为它们已经变得如此习惯化和无意识，且涉及“直觉”(Löfgre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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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那些数字社会中的知识工作者对工作/家庭边界的协调的研究中所发现的那样(Gregg，2011；Humphry，2011)，传统的时空模式和工作休闲模式都遭到了来自数字技术的挑战。对于学者和其他知识工作者来说，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让他们在工作和私人活动之间不断切换，甚至是在晚上睡觉或清晨初醒时也要切换到工作状态(Löfgren，2014)。对于那些专注于社会实践的研究者，如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媒体、传播、文化研究学者来说，他们很难不去持续地观察社会生活。数字媒体促进并强化了这种观察。数字设备不仅应用于个人目的和工作目的，它们的移动性和联网的持续性也导致个体的工作时间覆盖全天。

博客是以学术目的而使用社交媒体的学者的主阵地。一些作者观察到，在学术博客的发展早期，其他学者经常怀疑这种实践做法。在一些案例中，那些时常维护博客的人会在评职称或晋升时受到歧视，或者因自负或浪费时间而受到鄙夷(Gregg，2006；Kirkup，2010；Maitzen，2012)。尽管对学术博客的负面评价仍在存在，但随着高校试图证明自己正在接触公众并符合开放获取的要求和政策，这种歧视似乎正在慢慢改变。

学术博客被描述为“对话式学术”(conversational scholarship)。它可以作为与更广泛的受众进行交流的一部分，成为学者尝试放松他们正式写作风格的手段（Gregg，2006)。有人认为，这种做法迫使学者们以新的方式思考他们的研究与写作，同时还要考虑到潜在受众的多样性以及读者对所提供材料的反馈方式（Kitchin，2014；Kitchin et al.，2013)。一些博客作者在将他们的想法正式化为更传统的学术作品之前，可以将这种写作方式视为发展观点和与他人讨论的途径（Adema，2013；Carrigan，2013；Daniels，2013a；Estes，2012；Gregg，2006；Maitzen，2012)。丹尼尔斯(Daniels，2013a)就描述了一条发表轨迹：她在一次社会学会议中发布了一条关于议题的推文，随后又发布了一系列更长的博文，最后将这些博文汇集在一起，扩展了她的论点，发表了一篇学术期刊文章。我也经常经历这样的过程，即从一条推文或一篇博文开始，然后从这些最初的想法中生产一篇更详细的学术文章。事实上，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正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以这种方式使用社交媒体的研究者，被描述为“开源学者”(open-source academics）（Carriga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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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博客为代表的公共数字学术实践，有时也被视为公开的政治抵制行为。有人认为，这些类型的做法允许学者在抵制学术出版业的要求和生产新型知识传播模式的同时，尝试数字出版和参与(Adema，2013；Gregg，2006，2009)。博客文章、推特评论和其他社交媒体沟通的内容本身可能直接是政治性的，这些工具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挑战政府政策和计划的平台（Kitchin，2014；Kitchin etal.，2013；Wade and Sharp，2013)。它们还可以使学者有机会分享他们对高等教育规程和政策的失望，以及他们作为学术工作者的经历(Adema, 2013; Gregg, 2006, 2009; Mewburm and Thomson, 2013)。在我的调查中，几名研究生和青年研究者写道，社交媒体联络经常给他们带来情感和学术支持，这在他们的学术生涯阶段中尤为重要。

学术礼物经济和新型出版形式

几位讨论学术博客的学者断言，运用这种媒介往往是为了分享信息和提供建议，这成为生产以与他人无偿共享的礼物经济（gifteconomy）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和知识并不被视为可销售的商品，而是一种社会公益（Adema，2013；Gregg，2006；Hall，2013a，2013c；Mewburn and Thomson，2013)。在这里，被视作社交媒体参与之特征的普遍共享精神和参与式民主，被放在更专业的学术背景下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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