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学

学术博客和其他数字平台的写作形式也开始重塑学术出版的模式。现在，博客文章经常被更为传统的学术论坛引用，一些学术期刊将博客、多媒体或开放存取库作为其在线资源的一部分。同时，学术出版社正在尝试新型数字出版模式，包括在线图书格式，这种格式在接收稿件和出版之间的周转时间比较短。学术出版正以杂合和多元化的方式发展，既借鉴了传统的出版形式，也借鉴了数字格式和平台所引人的新型模式。

一些学者将“开放学术”的概念进一步拓展，将学术礼物经济的概念与学术出版新路径的理念结合在一起。例如，文化和媒介理论家加里·霍尔（GaryHall）在他的网站（Hall，2013b）和文章（Hall，2013c）中提出了“开放图书”（open book）概念。霍尔是“新文化研究”运动的成员，该运动对文化研究中学术的施行性(performative) 方面感兴趣(Hall and Birchall，2006)，并对学术出版的概念提出挑战（Hall，2013c)。霍尔在他的网站“媒体礼物”上发表了他同名的《媒体礼物》(Media Gifts)一书的资料，他将这些资料描述为“一本开放、分布式、多媒介、多平台、多地点、多身份的书的可行名称”(Hall，2013b)。在这里，霍尔尽可能地推动学术写作概念成为礼物经济的一部分，他尝试了“盗版”学术文本的概念，邀请读者“窃取”或“盗版”他的作品，以故意质疑学术写作和出版中的知识产权、内容创作、作者身份和版权等概念。

霍尔还在开放人文出版社（Open Humanities Press)担任一系列开放学术出版物的联合编辑，包括一份开放存取期刊《文化机器》(Culture Machine)和两个实验性编辑的图书系列—“活的生命之书”(Living Books about Life，我为此贡献了一卷，见 Lupton，2013b)和“流动之书”(Liquid Books)。这些使用维基平台构建的图书系列，试图生产开放存取的“活的”或“流动的”数字图书，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在原始出版日期之后的任何时候被增添内容，这不仅可以由原始编辑进行，还可以由类似维基百科格式的任何其他贡献者进行。由于这些书是数字化的，我们还可以将视听材料、网站链接等内容作为书籍的一部分。这些书籍的“自由内容”路径意味着书中包含的资料可以被他人删改、添加、重组、重新格式化和编辑，这对以传统方式写作和编辑的学术书籍概念构成挑战。

BT

数字社会学

78

90

这些项目是霍尔和他的合作者的实验内容，霍尔称之为“媒体礼物”，或“使用数字媒体来实现或创造性地实行批判理论和文化理论”(Hall，2013a)。他将此类活动视为礼物，因为它们是免费提供的，而不是作为知识产权保护起来；同时也是施行性的，因为它们不是为了呈现或记录世界，而是采用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分析和批评形式与世界互动或行动。霍尔的另一个媒体礼物项目是“流动理论电视”(Liquid Theory TV)，这是一个与克莱尔·伯查尔(ClareBirchall)和皮特·伍德布里奇(Pete Woodbridge）合作的项目，旨在开发一系列用于讨论知识理念的互联网托管电视（Hall，2013a)。

霍尔（Hall，2013c）设想了一个未来的学术发表环境，即学者们通过一系列格式和平台发表他们的作品，从由传统学术出版社出版的较为传统的期刊、书目章节或专著，到由互联网上现有的自出版和开放存取平台所提供的各种形式，包括多媒体格式、动画、图像、摄影、电影、音乐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出版”的概念受到了挑战，并得到了扩展。出版物不再有终点，因为它的在线形式能够被持续地调整、修改、糅合和转化。这让我们想到了数字资料在互联网上传播的观念，以及这些资料是如何以原作者从未计划或期望的方式不断被再发明的。

第四章 数字化学术

91

学术计量集合与审计文化

学术工作日益数字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是高等教育已经成为量化监测的对象。现在，学者们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都在参与职业自我的呈现，其中包含了这些测量和排名。他们拥有不断变化的学术数据分身，这些数据包含了那些在他们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便在职业活动中收集的数字量化数据(Burrows，2012；Kelly andBurrows, 2011; Smith and Jeffery, 2013)。

测量和量化并不是高等教育工作场所中的新兴实践。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学者们就已经将他们的工作成果以计量的形式呈现，以作为他们职业实践和自我呈现的一部分。格言“不发表就出局”指的是一个成功的学者必须不断地产出成果，如书籍、章节和同行评议的期刊文章，以保持他们在学界等级秩序中的声誉和地位。人们会在特定模块下列出学术履历(curricula vitae)，高校的学术网站也是如此。这些成果是学者申请晋升、新职位和研究基金所必需的。

尽管如此，详尽的细节以及持续数字化测量仍是一种新兴现象，这是为了监测和质量评价，也是为了实时追踪某些学术计量。现在，有多种方法能监测、衡量和评估学术表现。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以及他们所在的系所和高校的工作表现，不断地与规范和标准进行比较：进行教学评估，登记毕业生去向和满意度，开展研究评估活动，发布大学、系所和学科排行榜，进行期刊质量排名，计算学者的被引量，诸如此类。其中许多量化和质量评估都是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的。

数字社会学

92

以Academia.edu 和 ResearchGate 为代表的学术开放存取数字平台上的成员，会被告知一些指标，比如被关注量、个人档案的浏览量、论文的浏览量或下载量。在Academia.edu里，平台会通知谁使用了搜索引擎来搜索他们，搜索时使用了什么关键词，搜索者位于哪个国家。领英则会通知学界人士他们所关注的人更换了什么新工作，并为他们发送可能适合的工作广告。那些使用博客、脸书或推特的学者，能够很容易地看到个人网站的浏览量或关注量。

如今，许多学术期刊都以图表形式发布被引量、阅读量最高的文章，并单独提供每篇文章的浏览和下载数据。目前，一些期刊将最新发表的文章或其链接发表在自己运营的博客或推文中，并监测和显示社交媒体分享文章频率的指标。例如，《医学网络研究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Network Research)会发布“推特指数”(tweetations)，即其期刊文章的推特关注量数据。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的系列期刊则在文章标题的旁边列出其在脸书或推特上的分享数据。个别期刊公布它们的影响因子，以及相较于本领域其他期刊的排名。谷歌学术上的任何人都能够轻松地浏览学者出版物的被引量。

为了回应这些测量和评估学术出版物影响力的新方式，人们发展了一种名为“替代计量学”(altmetrics，“alternative metrics”的简称）的创新方法。替代计量学工具能够用于汇集学者成果的各种用途，不仅能够监测传统的引用形式（在其他学术期刊、书籍或章节中)，还能够监测其在在线媒体文本中浏览或引用的情况，这些在线平台包括博客、推特和在线文献管理软件，如Mendeley、CiteuLike或 Zotero (Galligan and Dyas-Correia, 2013; Liu and Adie, 2013)。替代计量学收集和计算浏览量及被引量的速度，比传统的学术引用(在学术期刊和书籍中）的计算速度要快得多。如果高校能够接受替代计量学成为衡量学术效果和影响力的有效方法，那么这些数据也将有助于对学者成果的评估。

第四章 数字化学术

93

高等教育中越来越管理化的路径，促进并鼓励了个人、系所、院系和高校的绩效监测、评估和排名实践的扩散，这被霍姆伍德(Holmwood，2010)称为“审计治理”(governance by audit)。一些社会学家和其他评论家认为，学术界审计文化（audit culture）的增长是一个重大问题，他们将此视为一种压制性的微观管理形式，激化了学者之间和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有人认为，学术产出的数字化作为审计文化的一部分，在结果上使学者成为了“计量集合”(Burrows，2012)，激励他们通过展示某些属性来获得认可和地位(Barbour andMarshall, 2012, Holmwood, 2011; Kelly and Burrows, 2011)。

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些过程导致学术工作被赋予了一种新型价值———种可以量化的价值——而排斥能够评估其影响和质量的其他方法。例如，伯罗斯（Burrows，2012：359）写道，通过数字引文索引构建的“h 指数”(h-index）和“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等计量，强化了“对抗个体学者的复杂数据集合”。虽然部分学术绩效审计的结果是在内部进行的，公众无法获取，但是上述计量的许多结果能够在网站中公开获得。这些计量已然成为学者、学术单位和大学获得基金和排名竞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个体学者而言，这也是就业和晋升前景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些计量是其他学者评判同行价值的方式之一，并且日渐成为他们的机构、系所或资助机构来评估他们的价值——他们的“质量”的标准。同时，这些计量在当代学术界的职业生涯和前景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学者们可能会发现，几乎不可能“选择退出”对其价值的这种衡量和评估。

学术计量集合甚至可以被视为自我（包括工作场所中的自我）

81

数字社会学

94

的“游戏化”趋势的一部分。游戏化（gamification）是一个衍生于计算机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术语，表示运用游戏策略，在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是非游戏环境的领域中，添加对娱乐和竞争欲望的吸引力。在工作场所中，游戏化被视为提高员工生产力和效率的工具。这一概念作为一种利用评估和监测来激励人们和鼓励行为转变的战略，已经在企业和商业环境中流行，尤其是在广告和营销领域，并正在向其他领域扩散(Jagoda，2013)。和许多公司一样，50多个美国政府机构，以及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都使用在线游戏来从普通大众中收集创意(McCormick，2013)。这种数据统计的提供方式，可以很容易地测量自己或自己所在的系所或大学，并与他人进行比较，这助长了一种游戏心态，即有赢家也有输家。将一个人的谷歌学术被引量或者推特粉丝数等计量与其他人进行比较，以及使用替代计量的过程本身，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学术绩效的游戏化形式，至少那些定期更新的顶尖大学名单就是如此（其中“赢家”是那些获得最高排名的大学，“输家”是那些排名垫底的大学)。

一些学者担心，大学为了追求实现公共参与和影响力，将开始向学者施加压力，要求学者使用社交媒体工具。这是在大学制定的限制性指导方针下，仅仅是为了不得罪人的公共关系，而不是为了挑战思想或参与政治行动主义(Mewburmn and Thomson，2013)。许多学者要在持续的压力下撰写研究著作、吸引学生，已经感到过度劳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这样的要求可能被视为不合理。一些观察者认为，不断地测量和量化学者的学术成果，已经导致学者对自身活动的观念发生变化。在许多情况下，它导致学者产生绝望、焦虑、抑郁、压力和疲惫的感觉，并让他们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Burrows，2012；Gill，2010)。2013年，这一观点得到了一项英国高等教育工作者调查的支持。该调查发现，英国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压力水平高于普通人群，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压力大。同时，大多数受访者指出，他们经常由于工作需要忽视个人需求。该报告称，教研系列的学者处于最高压力水平(Kinman andWray, 2013)。

第四章 数字化学术

82

95

我在对学者的社交媒体使用的调查中发现，虽然许多受访者反馈说使用这些工具有很多好处（对一些人来说，这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工作组织)，但是这种使用也增加了时间压力。一些人表示，他们担心大学可能会在繁冗的学者义务清单上增加数字公众参与一项。正如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男性青年学者所写的那样：“我担心这很费时，而这又是强加给教师的公关工作，完全超出了合理范围。”一位欧洲男性青年研究者评论说，社交媒体“不应该被视为一种义务，它可能助长‘不发表就出局’的暴政”。其他几人谈到了使用社交媒体纯属“浪费时间”，认为不要“沉迷”使用它们，以免损害其他工作的重要性。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虽然社会学对审计文化和计量学术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但还有其他方式来看待这些职业实践和身份认同的新兴技术。我在上文讲过，不可否认，进入数字公共参与对学术界有积极的方面和利益。成为一种被计量的集合不一定是一种消极的转变。对许多学者来说，收集关于他们职业自我的数据，可以产生成就感、满足感和对自己成果的自豪感。人们也可以考虑将计量集合作为一些学者抵制被边缘化的方式。例如，被引量(citation counts） 为支撑学者对其研究影响的主张提供了一种定量方法，从而为那些被学界顶层的“老男孩网络”(old boys network）排除在外的人提供了一个“谈判筹码”(bargaining chip)。传统的学术权力网络仍然基于庇护人（patronage）的概念，歧视那些少数种族或族裔群体的女性，那些可能被认为“太老”或“太年轻”而不适合某个职位或晋升的女性，以及那些因照顾他人等原因而暂时中断职业生涯的女性。对于这样的群体来说，被引量和h指数等指数，对于支持他们对其学术成就和影响力的主张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抵制庇护人这一隐藏系统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这些数字化的计量工具，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对学术自主性或自由的压制；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凭借其明显中立的强大“数字”力量，提供一种对抗歧视的手段。

数字社会学

83

96

开放性与知识流通

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已经开始将开放和参与的概念视作其运作的重要部分。开放学习战略，如同慕课和促进研究出版物及数据开放获取的倡议，已然成为讨论高等教育和研究之未来的关键。如上所述，如今学术界经常鼓励学者将其出版物上传至开放获取论坛上，考虑开发在线课程，并采取措施去推动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思想交流。

那些将数字媒体工具使用作为其职业身份一部分的学者，需要仔细考虑如何最优化地管理他们的私人和公共形象：他们的自我呈现有多正式，他们对自己或他人发表个人评论会到什么程度，他们上传的个人图像有什么性质，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或回复他人的评论(Barbour and Marshall，2012)。我关于社交媒体使用的在线调查的许多反馈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社交媒体上的职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边界十分模糊。受访者指出，划清这些界限可能很困难。这让一些人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学术形象可能会被社交媒体上的个人内容所破坏。一位英国女性青年学者说：“需要谨慎一些——我觉得一些学者可能会透露太多他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提到要将一些平台仅用于职业目的，而将其他平台用于私人或个体用途。正如一位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女性青年学者所说：“我使用脸书、Flickr、Pinterest和个人博客是出于个人目的，而不是学术目的。我不想让我的职业身份进入这些空间，因为至少我在某种程度上喜欢工作与生活分离。”

84

第四章 数字化学术

97

我在在线调查中发现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些认为使用社交媒体纯属无聊或浪费时间的其他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可以用于学术目标的说法缺乏信度（credibility)。一位欧洲女性研究生说：“我所在大学的一些资深科学家，仍然认为社交媒体是无用的或浪费时间的。要为社交媒体的存在和活动正名是很难的。”使用社交媒体的另一个潜在陷阱是学者进入其学生社交网络的程度，反之亦然。学者需要仔细思考成为粉丝或“加好友”的学生的政治学：这可能会使他们在本质上并不平等的关系背景下产生互动，尤其是当线上论坛的互动偏离严格的职业互动时(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Professors，2013)。这个问题再次涉及职业学术自我在社交媒体上的呈现，还有学者们创造和分享的内容的程度，以及与他们互动的人是与学术工作和网络相关，还是与他们的私人生活和观点相关。

博客和社交媒体网站等论坛为学者提供了言论自由，而这也可能为他们埋下了祸根。例如，2006年，有人声称一位名叫胡安·科尔（Juan Cole）的美国政治科学家因在个人博客上表达反战情绪而被一所著名美国大学拒之门外(Barbour and Marshall，2012)。还有几个案例，其中大学不认同学者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言论，便对学者进行谴责或纪律处分（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Professors，2013)。2013年，另一位美国学者、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在推特上发表的评论受到了社交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谴责，他声称自己不会接收“肥胖的博士申请者”作研究生，因为他们的身材证明他们缺乏“忌食碳水化合物的意志力”。

数字社会学

85

98

尽管米勒后来解释道，这条推文是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但他也被指责为“肥胖羞辱教授”，该案件也受到了他所在大学的机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Ingeno，2013)。此外，学者也成为了诽谤的靶子，这常常是由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言论冒犯到了诽谤者（American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2013)。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一些大学开始制定限制性的指导方针，限制学者在职业实践中使用社交媒体的自由。

这种经常被称为“喷子”(trolling)或“网络霸凌”(cyberbullying）的现象——即使用在线媒体对其他用户进行骚扰和语言暴力的现象—已经在学术研究和大众媒体中都受到了高度关注。然而，这种讨论的大多数都集中在儿童或青少年身上，很少有人研究或更广泛地讨论包括高等教育的职业环境中使用数字媒体骚扰或恶意评论成年人的问题。我观察到，利用在线论坛或传统媒体渠道参与肥胖行动主义（fat activism）的女性学者，经常会因为她们的外表、缺乏自律等方面成为辱骂性评论的靶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评论往往只能进一步证明这些学者所关注的肥胖污名化和歧视的争论)。一些在公共论坛上参与争论，或者利用社交媒体交流研究成果的女性学者也经历过性骚扰。一些女性学者描述道，她们曾在参与社交媒体或传统大众媒体活动后，受到外貌和性吸引力方面的评价。在某些情况下，匿名评论者对女性抱有细节性的性幻想，而在其他情况下，女性的外表受到了严厉的批评（Beard，2013；Mitchell，2013)。非白人学者也受到了种族主义评论，而女性黑人学者同时经历着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Cottom McMillan，2012)。

那些在富有争议性的问题上发表言论的学者，比如那些自认为同性恋或挑战权力机构或商业利益的学者，也经常成为质疑职业操守、发布仇恨信息甚至死亡威胁的目标（American Association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2013; Chapman, 2012; Cottom McMillan,2012; Kitchin, 2014; Kitchin et al., 2013; Wade and Sharp, 2013).这些常常公开展示并能够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的辱骂性的、过于种族主义、厌女或恐同的评论，可能会让那些被当作靶子的学者感到非常抵触和不安，尤其是当此类学者遭遇性别暴力或其他暴力行为时。这是在线技术的可供性所引发的更广泛的问题：任何参与在线活动的人，都可能受到辱骂性的评论，而这种评论又很难从互联网档案中移除(详见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

第四章 数字化学术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