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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调查还询问了受访者对互联网的总体评价。研究人员发现，90%的互联网用户受访者表示上网对自己来说是一种积极的体验，76%的人认为这对社会是一件好事，而 53%的用户表示自己发现放弃互联网很难，无论是出于工作相关的目的，还是出于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个人关系。67%的互联网用户表示这项技术巩固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而只有25%的人表示自己与其他用户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比如受到不友善的对待或在网上遭受过语言暴力。

在之前的一份报告（Zickuhr，2013）中，皮尤关注的是那些占15%的非网民美国人（到2014年调查时，这一比例已降至13%)）。当问及他们不使用互联网的原因时，他们给出以下答案：35%的人说互联网和他们的生活无关，32%的人认为网络难以使用或者担心隐私问题，19%的人提到没钱上网，7%的人说他们缺少上网的途径。调查发现，非网民与年龄、收入、民族和教育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在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有44%的人不上网；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中，有41%的人不上网；在西班牙裔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中，均有24%的人不上网。这些结果表明，在美国做非网民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缺乏网络接入途径，而是他们并不知道网络接入的用途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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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研究中心的其他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人们的健康状况以及残疾情况也是使用网络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控制年龄、民族、收入和教育水平等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患有慢性健康疾病的美国人比未患疾病的群体更少使用互联网(Fox and Duggan，2013)。与其他美国人相比，美国的残疾人群体的上网比例要低得多（前者为81%，后者为54%)，他们拥有智能手机、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的比例也比较低(Fox and Boyles，2012)。

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份报告（Duggan and Smith，2013）发现，在他们所调查的美国成年人网民中，社交网站使用者的比例达73%。这些人基本上（71%）都使用脸书。其中18岁至29岁的群体的脸书使用率最高，65岁及以上的使用率较低，二者比例分别为84%和45%。在所有年龄组中，女性（76%）的脸书使用率高于男性(66%)。在成年网民中，推特用户占比18%，男女比例相等，但是非裔美国人（29%）和年轻美国人（18岁至29岁的人中有31%的人使用推特，而65岁及以上的人中只有5%的人使用推特）的使用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种族和年龄组。调查发现，17%的成年网民使用Instagram，21%的人使用 Pinterest，其中使用 Pinterest 平台的女性群体（33%）远远高于男性群体（9%）。不足为奇的是，有22%的成年网民使用职业社交网站领英，这个网站吸引了较多拥有大学学位、有工作、收入较高且年龄较大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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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牛津大学的牛津互联网研究所每两年会对英国的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其最新报告(Dutton and Blank，2013)显示，14岁及以上的网民比例已上升至78%。研究人员还分析了互联网使用的五大“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电子沉浸派”(e-mersives，12%的互联网用户)，他们认为网上冲浪是非常舒适的，将互联网作为一种逃避，对其有一种社群归属感，拥有高使用率；

●“技术实用派”(techno-pragmatists，17%的互联网用户)，他们利用互联网节约时间并使生活更加高效；

●“网络精用派”(cyber-savvies，19%的互联网用户)，他们对互联网表现出矛盾感，既享受并发现网络的使用乐趣，也表达了对隐私和时间利用问题的担忧；

●“网络温和派”(cyber-moderates，37%的互联网用户)，他们表达了复杂的态度，但在观点上比“网络精用派”群体更温和；

• “反数字派”(adigitals，14%的互联网用户)，他们觉得网络难以使用或令人沮丧。

该报告指出，1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互联网使用并不感兴趣。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这些无兴趣者多属于老年人群体，也包括残疾人和教育水平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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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社会不平等

上述各种大规模研究对于理解数字技术是如何在不同社会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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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下使用是必要的。这些数据虽然可以识别差异，但无法解释它们。为此，我们需要转向基于民族志和其他定性方法等的更为详细的研究。

在讨论不同社会、文化和地理群体使用数字技术的多样性时，“数字鸿沟”一词已成为惯用词。然而，一些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在使用这个术语时采用了过于简单化的观点。例如，哈尔福德和萨维奇（Halford and Savage，2010）批判了“数字鸿沟”的概念，认为这种说法倾向于将“社会”从“技术”中分离出来。他们认为，若要理解社会不平等和数字媒体技术的访问权，均需承认它们之间的互构性和动态性本质。每个行动都在建构其他行动，但这是一个流动的、不稳定的过程。哈尔福德和萨维奇提出了“数字社会不平等”(digital social inequality)的概念，以表示社会弱势群体缺乏和数字技术途径之间的交互联系。他们进一步认为，与其将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理解为一个单向过程（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导致缺乏获取的权利)，不如从社会结构因素和数字技术使用的相互构建（或他们所谓的“共同建构”）角度来理解这种关系。

仅用“数字鸿沟”难以涵盖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的复杂性。数字设备和网络接入的高昂费用以及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用性，都是影响人们利用数字技术的明显因素。一个略微不明显的影响因素是人们在互联网可用时的具体使用实践(Hargittai and Hinnant,2008；Robinson，2009)。数字技术访问障碍的四个维度已经建立，其中包括：

· 缺乏基本的数字经验，这是由对技术使用的低兴趣、焦虑感或阻碍技术使用的设计元素造成的；

缺乏技术途径，如没有数字设备或无法连接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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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数字技能，如处于低水平使用阶段，或不熟悉技术的新版本；

●缺乏重要的使用机会，由于家庭或工作场所的时间限制和竞争。(van Dijk and Hacker，2003)

虽然人们在使用数字技术方面有着类似的访问权限和兴趣程度，但是差别化的技能和实践也是明显的。低收人和低教育水平者的数字技术使用不同于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者，后者能够使用数字技术来增强其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并提升社会地位，从而保持他们的社会优势(Halford and Savage，2010)。研究表明，低教育水平者的闲暇上网时间可能比高教育水平群体多，但其使用方式却不同。比如，前者常常在休闲时使用社交媒体和打网络游戏，而不是运用数字技术进行自我教育、搜寻信息或与工作相关的活动(van Deursenand van Dijk，2014)，或者说所谓的“资本提升活动”(capitalenhancing activities) (Hargittai and Hinnant, 2008: 602)。

数字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客体：它们被赋予了与性别、社会阶层、种族/民族和年龄相关的意义。即使人们有公开的政治意图，也很难抵制或克服这些意义。这点取证于邓巴-赫斯特（Dunbar-Hester，2010）对费城媒体活动家的研究。这些媒体活动家试图拓展通信技术和技术使用技能的获取途径。他们的项目旨在“祛魅”媒体技术，其方式是为在历史上被社区无线电和社区无线技术排除在外的群体开展教学活动。正如邓巴-赫斯特所观察到的，社会身份可能会改变，但不具有永久的流动性。他们被与技术的相遇建构，并通过与技术的相遇被建构，包括他们的话语和物质维度。在该研究中，媒体行动主义者发现，尽管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去帮助那些被排斥在数字和其他通信技术之外的人（那些不符合白人男性社会身份的个体)，但是在通信技术方面，他们仍然面临着持续存在的性别和种族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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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牛津互联网研究所报告中观察到的，有些人根本意识不到数字技术与自身生活的相关性，尤其是那些缺乏技术使用兴趣的老年人群体（Hakkarainen，2012；Olphert and Damodaran，2013)。很少有关于缺乏兴趣的深入研究。不过，芬兰的一个项目(Hakkarainen，2012)研究了一些60岁及以上老人的书面陈述，解释了他们拒绝使用互联网的原因。研究人员发现，对这些老年人来说，计算机被理解为一种复杂的小工具，并被视为生活中的无用之物。他们将电脑与习惯使用的其他工具（如手、笔、铅笔或自己的大脑）进行了比较，认为电脑不如这些工具有用。在这些芬兰人的观念中，计算机的意义是提供一个进入虚拟世界的通道，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与他人进行社交互动或获取信息。他们还消极地认为计算机和互联网会引发上瘾行为，进而剥夺用户的其他生活经历。这些人还经常将计算机和互联网视为洪水猛兽，会对他们珍贵的生活构成威胁，如时间储量、安全、简单生活、传统技能和面对面的人际交往。

发达国家对互联网用户的流行描述，往往将青年群体描绘为“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他们热衷于使用数字技术，尤其是手机和社交媒体，而且往往拥有专长。这种刻板印象没有涉及未积极参与数字技术的青年群体。一项针对18—23岁的美国青年群体的全国性研究发现，那些不使用社交媒体的人，往往承担着家庭中的照顾责任（照顾自己的孩子或其他家庭成员），经历过经济和工作失利以及碎片化的教育，依赖着家人的经济援助，聚焦于寻找和保住工作而不是发展职业生涯。这些人中只有极少数不能接触到电脑。然而，他们与其家庭成员共同生活，这可能限制了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机会。一些被调查者缺乏使用电脑的信心，处于几乎没有朋友的社交隔离状态，或者处于紧张的家庭环境中。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这些青年群体不使用社交媒体的原因是既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又缺少紧密的社会联结(Bobkowski and Smith，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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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平台的可供性和其他用户的性质，也会对人们使用数字技术的方式和原因产生重大影响。随着老年人进军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网站，青年群体（尤其是这些老年人的子女或孙辈）往往会离开。2013年11月，脸书宣布青少年的日均在线量正在减少。青年群体开始以WhatsApp、Pinger、微信等移动通讯应用，替代更主流的社交媒体网站。2013年11月，WhatsApp在全球的活跃用户数超过了推特。这些新兴应用程序更好地保护了用户隐私，因为它们允许用户在一个非公开的论坛上彼此交流和分享图片，对象只包括那些他们希望交流的好友。青年群体也意识到，此类软件中的信息和图像不具有永久保存性（Olson，2013）。

数字社会不平等也忽略了软硬件设计中的物质性特征。这一层面与残疾人群体高度相关。上文说到，英国和美国的调查显示，相较于非残疾人群体，残疾人的数字技术使用率较低。然而，这种差异是受到残疾本身影响还是受到残疾人可能的经济劣势影响，目前还不得而知。

对于经常使用数字技术的残疾人群体来说，数字技术具有积极作用。他们发现技术提供了交流和表达自我、拓展社会关系的途径(Ellis and Goggin， 2014；Ginsburg, 2012； Lupton and Seymour,2003; Newell and Goggin, 2003; Seymour and Lupton, 2004).我和温迪·西摩的一项合作研究（Lupton and Seymour，2003）中的一位被访者说，她与其他人在线交流时，会感到“舒适”“安全”“更放松”“自我安宁”和“正常”。由于与她交流的人看不见她的图雷特综合征症状（面部和身体抽搐)，这位受访者可以自由地参与，而不会为这些不自觉的动作感到难为情。另一位行动不便的受访者认为，网上对话是一个逃避社会孤立的机会，而当她感到疲倦、痛苦或不适时，也可以借此逃避社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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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Ginsburg，2012）给出了一个患有自闭症的美国女性的例子。她虽然无法进行口头交流，但却有效地使用 YouTube来展示她对世界的看法及个人经历。金斯伯格还发现，残疾人通常喜欢进入网络虚拟世界“第二人生”(Second Life)来与他人互动，从而缓解先前的社会孤立经历。她还进一步评论了在线服务、活动家网络、与残疾经历相关的博客以及为残疾人士设立的社交媒体团体的扩张。同样地，埃利斯和戈金（Ellis and Goggin，2014）指出，推特很受视觉障碍群体的欢迎，因为语音合成技术可以将推文转化为语音信息。一些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采用了这些技术，方便视力和行动能力受损的群体使用。埃利斯和戈金(Ellis and Goggin，2014)还特别指出，支持小组(现在经常以脸书为媒介）、第二人生、YouTube和个人博客（包括音频和视频博客）为残疾人群体抵抗主流文化中的污名化和歧视性表达搭建了自我表达平台。

然而，数字技术也存在消极的层面。数字设备的设计可能导致残疾人群体出现使用困难(Ellis and Goggin，2014；Lupton andSeymour, 2003, Newell and Goggin, 2003; Seymour and Lupton,2004)。对残疾人来说，许多社交媒体平台难以使用，因此，他们被社会生活的另一个世界排斥在外。正如人们与残疾人互动的其他物理环境一样，数字技术的设计可能会忽视广大用户和身体能力的无障碍性，这反而进一步构建了残疾。例如，我和西摩的访谈研究发现，对于那些患有精神障碍的群体来说，她们很难保持实时在线对话，同时，对于那些身体残疾的人来说，在电脑键盘上打字是一件很困难或很痛苦的事情(Lupton and Seymour，2003，Seymour andLupto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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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化的技术

关于数字技术及其使用的性别化方面，存在着大量文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引人“赛博女权主义视角”(cyberfeministperspective）来研究数字技术，试图对技术设计和使用的性别化层面进行批判。在第二章中，我提到了唐娜·哈拉维在数字技术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哈拉维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勾勒了一种研究计算机技术的女权主义路径，这种路径承认差异和模糊性，并袭括了物质能动者在理解人机关系中的作用。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将身体及其排列（permutations）、差异和歧义——它的述行性构型—作为政治批判和行动的焦点对象。她将主体/身体视为不可避免的分裂体和矛盾体，从而产生了矛盾性和模糊性。哈拉维（Haraway，1985）认为，这种路径对于女权主义和技术科学的批判都很重要。哈拉维在其赛博格隐喻中试图论证的是，人类身体并非本质化的，它们不能被轻易地归为一类或被二元分割。她将马克思主义与技术科学、女权主义理论相结合，统一为她眼中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

赛博女权主义基于哈拉维的作品，预见了由技术作为中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性别（及其他身体相关属性）将不再成为限制选择和行动的因素。与许多其他赛博格和赛博文化领域的作者一样，一些赛博女权主义者将赛博空间视为自由与超越身体（包括性别身份）的虚拟空间（Brophy，2010；Daniels，2009b；Luckma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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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jcman，2004)。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其他用户无法鉴别某一用户的性别、年龄、种族和其他身份体征，因而一些赛博女权主义者对自由使用计算机技术的机会持肯定态度，而不去考虑基于性别的能力假设。计算机技术的使用，被定位为女性从男性手中夺回技术的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乌托邦未来有很多讨论，肉体的“湿件”(wetware)可能会作为进入虚拟现实和在线游戏社区的一部分，遗留在赛博空间中。一些女性在从事这些活动时选择使用男性的名字，以作为她们尝试不同性别身份的一部分(Luckman，1999)。

理解性别与技术使用互构的一条途径，是突出两者的述行性和约束性，以及二者不可分割的意义。性别与数字技术“既是话语，也是装置，能够推动/限制我们的网络活动。两种装置都是身体-媒介的零件”(Brophy，2010：942)。因此，一个数字技术用户的能动性会受到所使用设备的设计和意义，还有其他用户的能动性以及他们赋予技术之意义的影响。这些技术将先前存在的性别规范（以及关于年龄、种族和民族的规范与刻板印象）再生产并加以强化。因此，正如一些赛博女权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女用男名的做法只是强化了赛博空间属于男性特权的观念，并因此未能挑战现存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这些学者聚焦于赛博空间话语的男性化本质，并试图以用于计算机技术的新型思维方式来抵制这些话语(Luckman，1999)。这些尝试包括一些创意艺术品，它们以公然女性化和性化的方式重新想象赛博文化，以突出技术的肉欲本质（Paasonen，2011）。因此，由赛博女权主义者重塑的赛博格是一个高度性化的形象，它在超越身体边界、流动性和被视为人类有机体与技术的情感、感性的融合体中充满情欲快感(Luckman，1999)。

正如许多女权主义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性别规范往往会影响男女两性使用数字技术的方式以及喜欢的技术。反过来，技术设计也支撑了性别的假设和规范(Paasonen，2011；Wajcman，2004)。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脑技术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军队和互联网的联系，以及赛博朋克、赛博空间和黑客的话语权，都将赛博空间展现为男性气质的环境(Lupton，1995；Wajcman，2004)。在早期描述中，计算机技术需要高深的技术和数学技能来编码、编程和配置技术使用环境，这反过来被认为是更适合男性而不是女性的实践。男性倾向于学习与电子相关的技术技能，而女性常被排斥在外。因此，在此类技术应用中，技能和自信上的性别差异很早就出现了(Dunbar-Hest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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