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学

相关研究表明，自个人电脑上市以来，相较于男性，女性一直不太热衷于计算机专业学习，并在电脑使用中更容易呈现高技术恐惧、低熟练技能及低自信。传统上，典型的计算机用户/专家是讲英语的白人（偶尔也有亚裔）中产阶级年轻群体，“黑客”则通常被描述为非常聪明、技术娴熟但带有恶意或犯罪意图的白人男性，典型的计算机“呆子”(nerd）或“怪胎”（geek）是另一种类型的白人男性：他们同样非常聪明，并在计算机科学方面很有成就，但其貌不扬、社交能力差、没有朋友（Kendall，2011；Lupton，1995)。这些对计算机专家的刻板印象，可能会想让他人远离这些定位，甚至隐藏自己学习计算机技能的兴趣，因为他们对“计算机呆子”和“计算机怪胎”抱有消极态度（Dunbar-Hester，2010；Kendall,2011)。他们不仅将女性与计算机熟练使用者的形象相对立，还将其他种族群体与白人相对立。同时，那些男性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事业有成并在社交上极受欢迎，而不愿将自己看作计算机“呆子”(Kendall, 2011)。

随着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的出现，计算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神秘感和技术难度。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作用下，数字技术已经被人们驯化并被视为理所当然。因此，现在常用电脑的人可能已经跨越了性别、种族或民族的界限（此外，正如我上面提到的，甚至祖父母一辈也在使用脸书)。然而，那些使用现有的、容易操作的设备和软件的群体，不同于拥有关于数字技术的技术层面知识的人。在这一专长方面，男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学习计算机科学并在该领域工作的女性仍然是少数(Cozza，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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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就家用计算机而言，至少在全球北方的发达国家，不同性别、种族或民族的互联网使用人数是相等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美国，计算机使用的男女、城乡及种族群体间的差异非常小(Pew Research Center，2014)。国际电信联盟(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2013：12)的报告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将互联网用于教育，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在上网时使用商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并有更高的上网频率。报告指出，全球仍然存在性别鸿沟，男性网民比女性网民多11%。在发展中国家，男女网民的规模差距尤为显著，男性网民数量比女性多16%；而在发达国家，男女网民数量的差距仅为2%。作者将性别鸿沟与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相联系。这一发现得到了一项对12个拉丁美洲国家和13个非洲国家的计算机使用数据集的研究的印证，该研究发现，在控制就业、教育和收入水平等变量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女性比男性拥有更高的数字技术使用活跃度(Martin，2011)。这项研究表明，在某些文化背景下，教育和收入水平可能比性别和种族/民族对数字技术获取性的影响更大。

尽管如此，在发达国家，互联网使用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但其男女受教育水平往往是平等的。一个研究团队在2002年和2012年分别对英国男女学生的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这两个时期，性别差异都十分明显，而在2012年更是如此。在2012年的研究中，男生体现出了更大的互联网使用广度。相较于女性被调查者，他们将互联网更多地应用于游戏和娱乐目的，比如下载、播放音乐和视频，以及访问成人网站。相较于被调查的男生，女生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包括使用电子邮件、视频电话和社交媒体网站(Joiner et al.，2012)。性别差异从儿童时期就已经存在，葡萄牙的一项儿童数字技术使用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在这项研究中，男孩更喜欢玩网络游戏或竞速、足球和格斗游戏，而女孩喜欢与穿着、洋娃娃、化妆和发型相关的游戏，并且比男孩更喜欢使用社交媒体网站(de Almeida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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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关于家庭互联网使用的研究，利用了对澳大利亚和德国同居伴侣的访谈数据，发现男性更倾向于经常上网并选择娱乐内容，例如玩网络游戏，或者以此为借口摆脱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相比之下，接受采访的女性，尤其是那些有孩子的女性，则认为上网是她们的一份家务，例如使用互联网购买杂货、衣服或支付生活费用，又或者与家人保持联系。因此，她们倾向于将互联网视为在家庭管理责任中具有实际价值的另一台家用设备（Ahrens，2013)。

一些女性可能会发现，自己使用数字技术是因为工作需求所迫，或者是为了维持家庭关系，或者两者兼有。一项对在国外工作的菲律宾女性家政工人的数字媒体使用情况的研究表明，尽管她们最初不愿意使用这些技术，但为了能与留在菲律宾的孩子保持联系，她们被迫使用数字技术。互联网推动女性实现了自身与他人对她们与子女保持联系的重要期望，尤其是她们处于异国而与子女分离时。因此，她们对数字媒体和设备的使用，利用了与“好母亲”相关的传统女性气质概念(Madianou and Miller，2012)。对于这些女性来说，与上文提到的澳大利亚女性和德国女性相似，数字技术是维护家庭关系、进行家庭照顾和开展家庭任务的必需工具，这源自一种母亲身份和家庭责任的规范。这种数字技术使用方式，可以被定义为情绪劳动（affective labour)，它是一种更广泛的、无偿的产消合一劳动形式，而互联网巨头和数据经纪人正依靠这种产消合一牟取暴利(Jarrett，2014)。对于菲律宾女性家政工人来说，她们对数字媒体的使用，能使她们同时从事有偿劳动和作为母亲在情感上的无偿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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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针对社交媒体平台使用的性别差异研究还比较少。如前所述，据美国和英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两个国家的男性和女性使用某些社交媒体网站的方式不同。性别特征还建构了男女群体在社交媒体中上传的内容类型。一项针对加拿大年轻女性使用脸书（Baileyet al.，2013）的研究发现，她们倾向于上传符合大众对理想年轻女性审美（性感、风趣、异性恋、受欢迎）的照片。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年轻女性不得不处理、协调这些性别刻板印象。当被问及她们上传到脸书上的有关资料时，受访者认为保持边界感很重要，她们既要表现得受欢迎且有魅力，同时又不能显得肤浅或“放荡”。她们指出，相较于年轻男性而言，如果年轻女性误判了自己在脸书上的呈现方式，那么她们将更可能受到他人严厉的批判或嘲讽。因此，研究者认为，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网站并没有挑战性别规范，也并不允许用户拥有更大的自我表达自由，而是限制了年轻女性在受到他人密切监视和评判时呈现自我的方式。另一项脸书研究通过识别由一系列男女两性用户上传的头像照片中的刻板印象，聚焦于性别规范和性别期望是如何在平台上实现的这一问题。该研究发现男性更倾向于通过他们的照片将自已呈现为积极、主导并独立，恰恰相反的是，女性上传的图片将自己刻画为有吸引力、具有依赖性(Rose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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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女权主义的著作往往对女性的数字技术使用的多样性缺乏认识，这包括性别与种族、民族、社会阶层和地理位置的交叉关系。正如计算机技术的话语权通常由白人、中产阶级和男性用户掌握，一些赛博女权主义的著作几乎只将女性技术用户定位为位于富裕国家的白人中产阶级。对于弱势女性群体来说，具有生命力的、具身化的数字技术关系和使用，往往与生活在全球北方城市地区的特权女性有很大不同。那些弱势女性群体一般生活在农村或偏远地区，或因种族、民族或性取向而遭受歧视(Daniels，2009b)。这些理论假设没有认识到女性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她们在诸如芯片工厂和呼叫中心系统等数字工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Philip et al.，2012)。他们也未意识到在这些环境中，许多女性根本无法接入电脑和互联网（Daniels，2009b；Gajjala，2003)，并且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比女性更可能学会许多网站所需的英语(Bell，2006a)。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或生活在专制政权(repressive political regimes)下的女性，也能够利用数字技术作为其改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参与政治活动（包括在全球范围内）的构成部分(Daniels，2009b，Newsom and Lengel，2012)。即便女性生活在政治参与受到限制的文化中，她们也仍然可以利用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例如，在2010年，女权主义活动家和组织在突尼斯和埃及广泛使用在线网络技术，试图推动政治变革(Newsomand Lengel, 2012)。

数字技术使用的民族志

综上所述，许多关于数字技术使用的讨论倾向于假定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和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即居住在全球北方的特权公民。菲利普等人(Philip et al.，2012）使用“后殖民计算”(postcolonial computing)这一术语勾勒出一种批判性的观点，试图让人们发现自己对数字技术使用语境的文化、社会和地理的多样性缺乏认知。他们主张关注强调差异、强调差异如何跨越文化边界运转和表达的研究者可能产出多么丰硕的成果。这里的差异并不是固有的，而是特定语境的产物。设计师、制造商、规划师、他们塑造的数字客体及其不同使用者，一齐构成了一个集合的组成部分，这一集合随着不同参与者的进入和离开而不断转换和重构。女性、亚裔、欧洲人、人类等类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独立于技术而存在的，而是权力、政治、制度和技术复杂纠缠的产物。这与上面讨论过的一些赛博女权主义者的观点类似，后者也强调了性别和技术的互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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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类学家率先强调了特定地理和文化背景下互联网多种不同的使用方式。通过民族志田野调查，数字人类学家能够产生丰富、高度情境化的数据（上一章中所说的“厚数据”），将数字技术融入日常生活并赋予这些工具意义。例如，贝尔(Bell，2006a，2006b)在四个南亚国家（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对50多个家庭进行了实地调查。她与这些家庭共度时光，观察他们使用数字技术的方式，参与他们使用数字技术的相关活动，并进行采访、拍照和制作技术清单。她在购物区等关键的公共空间开展观察，并记录下与研究相关的重要物品和图标。最后，贝尔寻求关键领域专家的帮助，以帮助她实现数据的情境化，并提供可供选择的视角。

这项田野调查是在Web2.0技术出现之前进行的。如第三章所述，随着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网络的普及，媒体研究者开始“重新思考”民族志和民族志实践，并认识其多样性（Horst et al.，2012:87)。数字人类学家已经发展出民族志研究的新方法，他们试图从文化和社会维度细致研究人们使用在线技术的方式。例如，波斯蒂尔和平克（Postill and Pink，2012）在巴塞罗那观察了当地活动团体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他们调查了脸书、推特、博客和YouTube上的小组所产生的社交媒体文本内容；他们也成为了网站成员，并采访了小组成员，参与了小组活动，研究了与小组活动和兴趣相关的在线新闻网站。正如这些研究者所观察到的，社交媒体的田野点或研究点分散在众多线上平台和线下地点中。他们对这些小组活动的了解，不仅来自小组在网上生产的内容，还来自他们与小组成员的面对面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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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之外，人们能够（或不能）访问数字技术和使用协议的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诸如基础设施、教育水平以及关于可供使用数字技术的群体的文化观念等特征，都对不同社会群体使用数字技术的水平产生影响。为证实这一论点，戈金和麦克利兰（Goggin and McLelland，2009：3） 比较了两个处于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少女的经历：一个在东京的日本女孩和一个在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女孩。前者精通数字技术，并已与数字技术交融十年有余，拥有所有最新的技术和多年的使用经验；后者甚至连自己的语言都不懂，而且正在尝试第一次上网。虽然这个巴勒斯坦女孩拥有了这些技术，但是她缺乏使用这些技术所需的识字能力。

因此，“互联网”并不是一个跨区域、跨文化的普遍现象：它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构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仅关于数字应用的假设和信念存在差异，支撑互联网接入的物质基础设施水平也存在差异，如下载速度、可用的接入类型（宽带或其他）、电力供应情况和可靠性、软件和设备成本、公民上网的政府规定等等。例如，在一些亚洲国家，个人电脑始用于（中产阶层）家庭，而不是工作场所。因此，电脑最初被赋予了家庭设备的意义，成为家庭生活而不是工作生活的一部分，主要用来服务于孩子的教育目的。此外，它们的早期使用与能够访问互联网密不可分，这是它们的主要功能（Bell，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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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金和麦克利兰（Goggin and McLelland，2009）通过更多例子来强调数字技术使用的跨地理区域的文化（多样性）和历史多样性。他们指出，虽然个人电脑在日本的普及率不如西方英语国家，但是日本早在几年前便使用可连接互联网的国产手机。韩国人也较早地使用移动互联网手机，而且比美国等国家更早地接入宽带，这源于韩国的人口密度和地形条件扩大了宽带覆盖范围（参见Belland Dourish，2007，2011)。类似地，正如贝尔和多里什(Bell andDourish，2007）所指出的，新加坡这个高度城市化的小岛国的地理特征，加上相对富裕、技术水平较高的人口，以及在传统上对公民日常生活实行高度管制的政府，使得该国在使用普适计算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谷歌“我们的移动星球”全球智能手机使用率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韩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居民智能手机使用率位居世界前列。然而，随着科技互联的“智能岛”发展，新加坡和韩国政府对公民的互联网使用和访问进行了高度控制、管理和监视，包括对网站的监管和审查（详见本书第七章）。

数字人类学家还展示了数字设备和平台被赋予的意义的变迁方式，它可能抵制或改变其开发者的意图。贝尔（Bell，2006b，2011）举例说明了数字技术的纸质复制品的使用，比如中国的某些传统活动中会使用纸制的 iPhone 和 iPad，以作为对死去祖先的爱、虔诚和尊重。这些复制品是财富和西方文化的象征，但它们更在精神上被视为与死者彼此沟通的工具，就好像它们在生者世界里所熟悉的那样。在这里，这些技术以一种象征形式出现，这是它们的开发者完全无法想象和预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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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和韦兰(Christie and Verran，2013)使用“后殖民数字生活”(postcolonial digital lives)一词来描述澳大利亚雍古族原住民社群（Yolngu Aboriginal communities）成员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文化归档实践的方式。通过这些实践方式缔造的数字生活，可以抵御割裂人与地方的殖民化推力。与他们合作的雍古族研究人员认为，建立数字数据库并不符合他们的目标。这些数据库体现了西方秩序和分类学实践的再生产，不符合雍古族保存文化文物、故事和传统的观念以及与文化进行动态互动的方式。他们的文化所挪用的方法，需要一个流动的数据结构，在此结构中，唯一的先验区别是文件类型（文本、音频、电影和图像）之间的差别。

此种人类学研究及其提供的见解，揭露出数字技术本身是一种基于西方传统的文化假设，这远远超出了“数字鸿沟”或“数字社会不平等”概念。然而，数字技术也可能被重新赋予替代性或抵制性的意义，从而对使用它们的人具有文化适当性与意义。

数字网站中的歧视

我们必须承认，尽管社交媒体网站和其他网站为促进各种形式的参与式民主和言论自由提供了机会，但它们也可能再生产并加剧歧视，并试图压制社会少数群体成员的“声音”。互联网的“开放性”(openness)以及允许个体和组织发表观点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为攻击、歧视和边缘化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机会。有人认为，边缘群体的网络平台使用量的增加，可能导致更多的关注度，并反过来为其他人在公开论坛上攻击他们提供了机会(Ellis andGoggin，2014；Soriano，2014)。我在关于学术在线参与的讨论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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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过这个观点（见本书第四章）。

很明显，网络上仍然存在着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恐同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视和仇恨言论。在线网站提供了一个让人们表达、再生产和支持侮辱性和歧视性言论的论坛。这些言论旨在分裂社会，而不是凝聚社会。社会少数群体的成员比那些社会霸权群体的成员(生活在全球北方文化的健全的白人中产阶级男性)更容易受到仇恨言论、挑衅、煽动、暴力威胁和其他形式的网络骚扰（Daniels，2013b; Humphreys and Vered, 2014)。

在网络上，种族主义者和厌女者的辱骂和暴力威胁很常见。社交媒体平台为种族主义者、恐同者和厌女者团体提供了招纳成员和发表仇恨言论的机会。以新闻网站为代表的在线论坛是种族主义者发表仇恨言论的主阵地，直至他们匿名的刻薄言论使得一些新闻机构不再允许匿名评论。他们还普遍地使用自动化程序，来在支持性评论出现之前搜索种族歧视性的污言秽语。有些在线新闻网站干脆关闭了他们的评论区，因为处理含有种族主义和其他攻击性语言和观点的评论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费用(Hughey and Daniels，2013)。一些由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公然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组织建立的网站，将种族主义笑话作为其言论的一部分(Weaver，2011)。“杀犹太人日”(Kill a Jew Day)、“我恨同性恋”(I Hate Homosexuals)等脸书小组和新纳粹（neo-Nazi）网站，提供了允许人们发表观点并针对他们的靶子煽动暴力的平台(Citron and Norton，2011)。

有一些种族主义的宣传网站是“伪装性”(cloaked)的，也就是说，这些网站是由匿名或身份模糊的个人或团体发布的，或假装借用其他议题来吸引视线并获得合法性。这些网站看起来似乎是合法的，但进一步的调查揭露了它们的种族主义宣传议程(Daniels，2009a;Hughey and Daniels，2013)。其中一个网站名为“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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