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学

Madden，2013）发现，大多数人不仅重视个人隐私的概念，还重视用来抵御罪犯或恐怖分子的安全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违背个人隐私。大多数的数字技术用户都意识到，要在保护个人数据不受他人审查或商业使用以及从收集数据的数字媒体平台获益之间进行权衡。这项研究表明，收集个人数据的环境对于人们评估隐私侵犯的程度非常重要。该调查的美国人更关心他人是否知晓自己的电子邮件内容而非互联网搜索记录，他们更有可能经历或目睹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络中的个人隐私侵犯，而未意识到个体数据的政府监视。

另一项定性访谈研究（Wellcome Trust，2013）调查了英国人对个人数据和数据间联系的公众态度。研究发现，许多受访者对利用大数据来推动国家安全、犯罪防治和侦查，改善政府服务、资源分配和规划，分析社会和人口趋势，方便省时的购物和其他线上交易行为，识别诈骗行为，并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重要的医疗信息等方面呈现积极态度。不过，受访者也对个人数据的利用表示了一些担忧，包括可能存在的数据丢失、盗取、人侵或泄露，未经同意的分享，以及在监视、未经请求的营销中的隐私侵犯，纠正不准确的自身数据的困难，以及利用数据歧视他人。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受访者在处理潜在的个人数据泄露、身份窃取或被利用数据歧视等方面更容易感到无能为力。

数字行动主义

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对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服务于社会行动家的现状进行了调查，这些学科不仅包括社会学，还包括人类学、媒体传播学以及文化研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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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ls）是将社交媒体服务于行动主义领域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卡斯特（Castells，2012）在他最近一篇关于网络化社会的文章中，将注意力转向利用数字社会网络推动当代社会运动和行动主义的路径。他认为，这些新兴网络形式通过建构新型公共空间，或在数字空间和城市空间之间构建的网络化空间中，对既有权力的运作构成了重大挑战。

一些文化研究和媒体传播学学者，描述了使用数字媒体进行政治行动主义、用户在网络论坛上创造的政治性媒体内容以及其他形式的公众参与等方面。网络行动主义的研究者业已特别关注了2011年的社交媒体使用，比如推特、YouTube、脸书和博客在“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中发挥的作用(Bruns et al., 2013； Gleason,2013，Howard and Hussain, 2011;Murthy，2013)。事实上，图费克奇和弗里龙(Tufekci and Freelon，2013：843）认为，现在的数字媒体技术对政治行动主义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询问数字技术是否会产生影响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我们可以并应该研究的是其影响机制和关键机制”。

维基解密运动和匿名者黑客组织备受瞩目。前者因在互联网上解密、公布前政府文件而获得关注，后者则加入黑客活动，并正如自身所期盼的那样试图挑战政府权力（Cammaerts，2013；Curranand Gibson，2013；Postill，2013；M. Sauter，2013)。一些数字人类学家探索了被征服群体（subjugated groups）如何利用社交和其他数字媒体来实现正义和认可。例如，约翰·波斯蒂尔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马来西亚（Postill，2008）和西班牙（Postill and Pink，2012）等国家运用互联网行动主义和社会抗议的文章。

一些关于使用在线平台进行女权行动主义(feminist activism)和提升意识的研究也已经展开。这项研究表明，数字媒体在动员支持行动主义和推动沉默女性获取发言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失声女性包括那些来自少数种族、民族或性少数群体的女性，以及位于全球南方的女性（Friedman，2007；Merithew，2004；Rapp etal.，2010)。最近，澳大利亚的一个数字女权行动主义的例子是“摧毁联结运动”(Destroy the Joint campaign)。2013 年，澳大利亚女权主义者利用推特和脸书，抗议著名保守派电台评论员艾伦·琼斯(Alan Jones)，后者在其电台节目中发表言论称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等女性领导人和政客正在“摧毁联结”——也就是说，她们对澳大利亚有不利影响。女权主义者采用“#destroyjoint”的主题标签后，很快就利用推特吸引了人们对琼斯性别歧视言论的关注。她们经常发表关于“摧毁联结”计划的讽刺性评论，聚集了许多支持者和评论转发者。后来，琼斯又针对吉拉德的一次政治演讲进一步发表了负面评论，他称她为骗子，这也再次引起了这些社交媒体行动者的关注和批评。广告商对“摧毁联结运动”造成的负面宣传作出回应，撤回了对琼斯的电台节目的资助。琼斯也被迫就他对吉拉德的言论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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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一章提到，许多残疾人已经从网络社区得到了支持。其他社会边缘群体的成员也发现，互联网是支持和政治动员的力量来源。那些自认为是酷儿或跨性别者的个体，也已利用网络技术来达到这些目的，他们有时还发现互联网是表达自己性身份认同的唯一安全空间。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行动主义者，经常利用数字媒体来获得支持并参与政治行动，试图挑战异性恋规范下的刻板印象和歧视（Fraser，2010；Soriano，2014)。通过此类活动，网络“酷儿社区”(queer community）以及许多政治团体和支持网络已经发展起来（Soriano，2014)。例如，有许多Tumblr 网页专门用来庆祝和表达酷儿身份，并邀请其他酷儿身份认同者参与，其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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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带有肥胖自我认同的人也开始在网上积极地挑战和抵制肥胖污名化。他们在博客中谈及肥胖的自豪感，并利用脸书主页、Tumblr和推特的信息流和图片帖子来分享信息和积极行动，将肥胖的身体描述为正常、健康和有吸引力的。例如，图片策展网站 Pinterest陈列了许多由肥胖接纳支持者和肥胖行动主义者（fatactivists）创建的主页，它们选择并展示了一些具有积极代表意义的肥胖身体图像。这些照片涵盖了看起来富有魅力的肥胖名人形象、有吸引力的肥胖身体的复古照片、曲线身材的色情描绘、艺术表达、肥胖接纳海报、以徽章和T恤为代表的产品，以及希望表达身体自信的普通人。他们的行动被统称为“脂肪圈”(fatosphere)(Meleo-Erwin, 2011)。

也有许多与健康相关的数字媒体网站，旨在为特定的疾病和状况提供信息、分享和患者支持。这些在线团体和组织的部分成员还试图参与政治行动主义，以获取更广泛的支持来正面描绘患有特定疾病或状况的人，呼吁优化医疗服务获取或医疗政策改革，或挑战医学正统性（Meleo-Erwin，2011）。残疾行动主义者（disabilityactivists）也已经开始通过社交媒体来促使人们关注政府削减服务等问题。一个例子是2012年英国人发起的“我们是斯巴达克斯”运动(We Are Spartacus campaign)。这项运动起源于一个推特主题标签，最初是少数行动家在推特上发布推文，发布了一份英国政府残疾人生活补贴改革报告。这份报告本身是在社交媒体的催化下撰写的，报告中病患和残疾人士投稿描述了他们的经历，以及削减残疾人生活补贴将对他们生活产生的影响。拥有数百万推特粉丝的名人史蒂芬·弗莱(StephenFry）的参与，以及其他在推特上讨论该报告的知名政治家和英国公众人物，极大地推动了这场运动。这一推特热搜话题一旦让英国主流新闻媒体发现，他们便会关注此项新闻，由此产生的公众舆论会对相关政客施加压力(Butle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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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端酷儿”“我知道我是酷儿的时候……”“酷儿抵抗”和“我喜欢成为酷儿的原因”，还有一些其他致力于支持酷儿、变性人或跨性别者身份认同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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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数据和数据保护倡议

正如本书第五章所讨论的，有人认为，个体和组织的数字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适销对路的商品，从而被视为有价值的财富。因此，除非获得许可，个体和组织应该以防止外部使用的方式对数据进行保护和存储。有人主张应该保护个人和组织的自身数据权利，也有人主张这些数据应该被视为公共资产并共享(Kirkpatrick，2011)。事实上，一种新兴慈善形式—“数据慈善”(data philanthropy)已经出现，它鼓励个人和企业“捐赠”他们的数据以使全民受益（Kirkpatrick，2011）。例如，人道主义组织全球脉动就支持这项活动。

如今，数字数据客体被认为是如此有价值，以至于我们经常提到个人的“数据资产”(data assets)，并考虑到个体死后的数据资产安置情况。一些评论者认为，数字用户应该建立个人计算云存储库，以存储他们的所有交互数据供他们自由使用、交易或出售；同时，浏览器的“无痕”模式可能成为阻止企业平台挖掘用户个人数据的常见方式。还有人认为，人们需要更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元数据，了解他人能在网络上发现自己的哪些信息，并更加意识到信息的内容和被利用的方式（Horming，2013；Watson，2013）。

有一种趋势是从平台和网站开发人员使用的档案中解放数据，以便个体可以出于商业以外的目的访问这些数据。这里的数据集合变成了一种商品，用户可以自己使用，而不是让平台开发者将其货币化（Vaughn，2013)。如果接受“你就是你的数据”这一理论假设，那么一个人对自己的数据应该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Watson，2013)。数字数据的这种价值化（valorisation）不仅仅集中在经济需求上，还包括数据优化个人生活的其他因素。这一观点在那些与个人生活其他方面相关的论坛中多次被提及，这些方面包括医疗、就业和教育。当人们能够收集“小数据”时，比如在人们使用数字自我跟踪设备或参与公民科学或公民新闻实践时，他们就为“自制大数据”(home-made big data)作出了贡献，这些数据可以用于更广泛的研究、政治以及个人目的。事实上，这正是量化自我（QuantifiedSelf)运动的目标之一。这一目标正如在其网站上所表达的那样：生产自己的数据以满足自己的目标，同时与他人的数据相结合，从而对人类行为产生更深刻的见解。向公众提供开放数据源也是一种公民利用大数据参与自身研究的途径（Halavi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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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控制数据监视的数字战略已然产生，这其中包括能够揭露在线活动的监视方式和个人数据的访问者的应用程序。浏览器和搜索引擎也可以用作不追踪用户查询的互联网帝国公司所提供服务的替代品，加密信息的在线服务和不识别用户地理位置的电话也是如此。阻止广告弹窗和防止广告商收集用户数据的广告拦截工具（ad-blocking tools)，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浏览器扩展程序。还有一些程序可以为用户提供他们在社交媒体网站和在线服务（如谷歌）上共享信息的快照。他们会为用户发送隐私设置较弱的提醒通知，还会为用户发送网站隐私政策变更的警告提示。一些工具可以向用户显示访问个人信息的公司权限名单，这些信息包括他们的信用卡详细信息、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等信息；另一些工具能从互联网收集个人信息的网站上删除个人的公开资料和个人信息。一些人清除了公司用来追踪用户浏览行为的小型文本文件(cookies)，或者将他们的设备设置为禁用、阻止或关闭小型文本文件(Dwoski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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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具政治行动主义的层面上，一些批评者和活动家已经开始呼吁人们参与抵制行为，以对抗其他人出于商业或监视目的来收集其活动数据的行动。他们主张数字数据应该提供给公民使用，以造福于他们本身或所属的社群。一些社交媒体学者认为，作为其自身政治行动主义的一部分，亲自参与有关数字媒体的公开辩论同样重要（参见 Ford et al.，2013；Fuchs，2014b；Jenkins，2014)。2014年4月，一批互联网学者、媒体从业者、图书馆员、活动家和媒体政策制定者，包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家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发布了《2014 年维也纳信息和言论自由宣言》(The 2014 ViennaDeclaration o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on)，他们在各种学术论坛上呼吁其他学者签名。该宣言呼吁“公众要保持警惕，捍卫信息和言论自由作为关键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在互联网数据监视以及企业和国家对媒体的控制方面（Avaaz.org，2014）。

“开放”已经成为数字技术的流行语，许多人提倡开源软件、开放数据、开放在线教育和开放获取学术出版物（如本书第四章关于学术研究的部分所述)。术语“开放数据运动”被用来描述一种政治观点，即以政府主体的数据档案具有访问价值。开放数据运动的假设是以政府主体的数据档案能够揭示出其政治低效、财政浪费、不关注公民的切身利益和极度腐败等。在开放数据倡议中，人们聚焦于诸如“透明度”“问责制”“公民赋权”和“参与”等关键词。有人认为，这种实践不仅涉及更广泛的民主参与，还可能创造新兴产业和创新。有人主张要建立一个全球数据生态系统，世界各地的社群都能够为自身目的而访问该系统（Davies and Bawa，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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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信息学”(community informatics）这一术语经常用于描述社群成员从事自己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而“公民感知”(citizensensing）或“参与感知”（participatory sensing）则更具体地用于表示涉及公民获取数据的行动，尤其是使用传感器技术来获取环境相关数据。这些传感器可以通过可穿戴计算设备而被个体佩戴，安装在车辆（包括自行车）上，附着在气球上，或安装在人们的房屋或街道设施上(Kamel Boulos et al.，2011)。支持儿童学习计算机编程并将其作为学校课程内容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他们认为在当代数字社会中，数字和编程素养与更为传统的素养同样重要。有人主张，数据素养能够帮助儿童和年轻人适应未来必备的工作岗位，并保护自己免受个人数字数据隐私泄漏的危害(Williamson，2013a，2013b)。

各种组织和团体已经发展起来，旨在帮助人们学习创建和使用数字数据。例如，英国的数据与开放数据研究院(School of Data andOpen Data Institute)为非商业组织、社会活动家、记者和公民提供课程和活动，指导他们创建、访问和使用数字数据。许多倡议正在实施，以支持数字化的公民科学活动，例如协助人们使用数字技术收集有关地方环境条件的数据，以便他们能够利用这些数据来推动变革。为变革而测绘(The Mapping for Change)这一组织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该组织提供地图绘制、地理分析和社区参与服务，包括帮助社区创建在线互动地图，展示有关社区服务或环境污染等特征的地理信息。其中一些测绘活动涉及使用数字传感器和其他数字技术，例如用于生成数据的社交媒体，以便参与者能够收集自己的数据，然后在在线地图上直观地呈现这些数据。“我们是数据”(We theData）网站（有趣的是，该网站由被其称为“好友”“TED成员”“有远见者”的来自计算机巨头英特尔的成员共同创建)，概述了为加强公民对其数字数据的访问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平台开放性、数据素养、数字访问和数字信任[其定义是“控制个人数据耗尽（dataexhaust)，并建立声誉和责任系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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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学习使用数字工具，以收集和解释数据。例如，2013年末，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志愿者们被号召采取行动，利用社交媒体数据为援助工作提供信息。在缺乏偏远地区居民生活状况的信息，再加上台风破坏了固定电话信号的情况下，社交媒体信息——由充气式宽带天线等应急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提供支持———提供了援助细节信息。工作人员使用 MicroMappers 平台，通过志愿者筛选推文和其他数字媒体的最新信息，记录事件描述和上传的任何图像的内容，从而准确定位人们的求助地点。其他志愿者则使用在线地图工具“开放街道地图”（OpenStreetMap）来创建新版本的数字地图，展示受灾地区的地形变化，以帮助救援人员更好地进入救灾地点（MacKenzie，2013）。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公民利用政府公开数据来监督政治家的行动（如加纳），展示政府财政支出浪费（如尼日利亚），并参与旨在改善公共卫生和清洁水资源的政治行动（如印度）（Firth，2013）。

批判性视角

尽管有许多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媒体开展政治活动和公民参与的成功例子，但一些批判者提出质疑，认为这些实践效果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批判者认为，新兴数字媒体在促进社会变革、支持解放潜力上具有显著力量的观点，往往是一种将数字媒体的角色过于简单化的看法。一种更复杂的路径指出，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以及其他形式的信息传播和煽动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复杂和多维度的，它涉及一个异质的行动者集合，包括人类和非人类、新媒体和旧媒体。社群和社会网络概念往往被应用于互联网研究，似乎它们是有界的、单一的，而不是异质的和动态的。波斯蒂尔(Postill，2008）提出了“社会场域”(social field）概念，即社会能动者竞争或合作的空间，包括可能为变革而动员的当地居民和抵抗社会变革的当局。目前，各种各样的人类行动者正在促成数字自由行动主义和民众表达的融合，包括“计算机怪胎”、黑客、专门研究版权和互联网议题的记者和律师，还有其他知识生产者，如学者、社会活动家和公民。而同样多元的行动者可能正在寻求限制、遏制或压制此类活动(Fuchs, 2011, 2014b; Postill, 2013; Tufekci and Freel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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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生产数字数据—开发者、编码者、网络超链接、算法、搜索引擎和互联网本身需要的基础设施工程，建构和限定着人们搜索和查找相关信息，以及上传和操作自己数据的手段(Ruppert and Savage，2011)。有人批判卡斯特的理论忽视了对监视和隐私问题的讨论，并假设所有公民具有平等的网络访问权利（Fuchs，2014a；van Dijk，2010)。正如本书第六章所示，许多人仍然缺乏使用数字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甚至缺乏互联网社群动员的乌托邦式愿景往往会设想的那种访问能力。就出于政治目的而使用数字媒体的技能和专业知识方面，网络上存在巨大的差距。一份备受瞩目的数字文件，往往需要资金支付才能获取。那些能够获取更多资源的团体和组织，能够为技术专家和网站运营支付费用，以获得更大的知名度（Adams，2011；Halford et al.，2013；Mager, 2009)。

正如本书第五章所述，不论公民数据倡议如何发展，互联网帝国公司都保留了他们收集和存档的数据。虽然Web 2.0文化提倡共享和参与式民主的理想，指出普通民众既可以为数字数据作出贡献，也可以在数字媒体技术的供给中受益，但是，那些创造数据的人却几乎无法从中获取经济利益。能够受益的是谷歌、亚马逊、脸书、推特等公司，它们是数据创造者出售数据的对象。虽然大数据相关论调强调“透明度”话语，但是许多大数据集的收集者并没有披露数据收集的方式和目的。虽然大数据分析被用于生成关于个体的决策和预测，但是这些个体通常不了解决策和预测的形成方式，也未意识到个人正在被挑战(Richards and King，2013)。大型数字公司仍然对其开发的社交媒体网站的公开内容施压。有一个引发持续争论的例子是脸书限制女性上传哺乳的照片，因为这被认为是发布不合适的女性裸体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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