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学

虽然社交媒体允许社会活动家组织他们的行动，但是它们也是情报机构和警务机构动员处理及其法律指控的数据来源（Werbin，2011)。政府可以采取行动关闭、禁止或审查数字媒体网站。例如，在新加坡(Bell and Dourish，2007)、叙利亚(Richards and King，2013）等国家，政府对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网站实施严格审查。虽然这些国家的公民有机会利用互联网作为社会行动的一部分，但是与政府干预较少的国家相比，行动的自由度要低很多。事实上，2013年11月，新加坡因其审查活动被匿名者关注。2014年3月，时任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埃尔多安（Recep Erdoğan）在土耳其限制使用推特，试图压制对其政治权力的挑战，这就是压制社交媒体言论自由的一个例子。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曾被用来泄露文件和窃听录音，据称这些材料包含埃尔多安的腐败证据。

除了审查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行动主义之外，一些政府政权本身也利用互联网对政治活动家和组织者进行监视。他们利用社交媒体数据来识别和逮捕，从而将在线技术的交流和网络功能转变为对言论自由和政治变革的压制（Fuchs，2014a)。

数字社会学

156

180

批判者还对数字行动主义的理论假设和意识形态开展了进一步批评，主要对其倡导者认为数字行动主义具有持久的生产力和积极性展开批评。几乎没有人质疑这些假设所包含的开放性和参与性的修辞。与传统的政治组织形式相比，社交媒体展示出了生命力和进步性，数字行动主义的言论也主要包括对无政府主义和扁平化组织的偏好，以及对等级制度的厌恶(Kavada，2014)。在这里，数字乌托邦主义（digital utopianism）和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determinism）的话语论调与人类奋进的其他领域里一样明显。数字行动主义的倡导者倾向于将传统媒体视为过时的、在组织政治活动时效率低下，甚至将其视为“死亡的”和腐烂的；同时，他们将新兴数字媒体定位为进步的和革命性的(Natale and Ballatore，2014)。实际上，有人断言，大众媒体和数字行动主义的特定学术话语，都倾向于将这种行动主义浪漫化(Markham，2014；Natale andBallatore，2014)。福克斯(Fuchs，2014a）提出，如若不使用数字技术，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等事件是否会发生。他认为，这些活动仍然会爆发，只不过会换用不同形式的媒体和活动组织。

批判者还指出，产消合一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参与，尽管其中一些是微不足道的，但也有一些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部分行为与单纯分享或点赞他人的社交媒体内容截然不同，这些行为包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鼓动政治变革的详细内容，积极利用数字媒体网络合作开展政治活动，鼓励成员加入政治团体。在日益商业化的产消合一环境中，部分形式的数字参与是革命性的，并对当前权力模式构成挑战，而其他形式的数字参与则构成了决定性和强有力的机构及其权力支撑。这些机构包括经济实力雄厚的公司，如谷歌、苹果和亚马逊（Fuchs，2011，2014b；Jenkins，2014)。正如詹金斯(Jenkins，2014：10）所说，Web2.0商业模式寻求“捕捉、商品化和控制公众对有意义参与的渴望”。一些为传播抵抗政治思想或为更加支持边缘群体而建立的网站已经逐渐商业化（Lupton，2014a；Soriano，2014)。

第七章 数字政治及公民数字公共参与

181

一些评论者挑战了让公民学习收集和运转数字数据或学习计算机编程的理想化假设。有人断言，这些设想可以被解释为鼓励公民在新自由主义政治背景下承担责任，要求他们参与编码、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以实现政治目的（Bates，2012）或服务商业利益(Williamson，2013a)。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往往倾向于忽视了可能会激发公民想去解决的数据混乱、不准确、片面性和不完整性的事实(Davies and Bawa，2012)，以及收集数据、编码和数据分析实践本身的困难程度。即使是专业的编程人员，也很难与最新的编程语言、代码包和操作系统保持一致，并且基本上不知道其编程工作的社会和经济后果（Williamson，2013a）。

此外，发布数据集以使其本身“开放”并不是一种解放行动，也不是一种政治上的进步行动。数据开放的条件、数据质量以及数据用途，都构造了“开放”过程的运作和解释方式。贝茨（Bates，2012）对英国开放政府数据倡议（Open Government Data initiative)的分析发现，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试图影响发布的数据，并将此过程服务于商业利益，而非用于进步的社会政策。因此，开放数据倡议是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场所，试图访问数据的社群有时会为了精英团体的利益而不断地选择和利用这些数据。“发布数据”项目的背后要比台面上承认的内容复杂得多，而且存在政治争议。

有些人担心，面对数据和其他形式的信息累积，人们正面临着“信息过剩”或数据过载(data overload)。在 Web 2.0 时代，观点表达和公民新闻活动成为时代组成部分，有无数种呈现事件和建构现实观点的途径。数字媒体用户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筛选这些观点和陈述，并理解它们。有人认为，现在个体接触了大量的数据形式，以至于人们难以评估数据的重要性、价值和准确性。这对那些从大数据中寻求商业价值的创业者和普通市民一视同仁。然而，那些在公司档案库存有数据的群体有权访问这些数据，并有权获取更多的资源来在数据之间建立联系并解释其意义(Andrejevic，2013)。

数字社会学

158

182

博伊德和克劳福德(boyd and Crawford，2012）在分析数字数据访问差异中固有的权力关系时，区分了“大数据富有”(big data rich)和“大数据贫穷”(big data poor)。安德烈耶维奇（Andrejevic，2013：34—35）进一步预测了他所说的“两种不同的信息文化”相共存的情景：一种是基于传统信息来源，如个人或他人的经验、新闻媒体和博客，另一种则源于由计算机分析、理解的大数据。他认为，新兴信息文化构建了新型社会、经济和政治劣势。那些拥有较强文化和经济资本的企业能够让大数据为自己服务，而其他主体则无法从大数据中获益。这表明，通常而言，人们对新兴数字知识经济的贡献度、发展正当性及获益性仍然很有限。虽然一些言论表明产消合一平台有助于创造“新型信息的守门人和数据解释者”(Ruppert andSavage，2011：87)(即数字化赋权的公众成员)，但是作为理念型的数字参与公民，仍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且往往是持续的权力和知识的等级制度来构建的。

一些开放数字数据运动的倡导者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鼓励人们对大数据现象本身发展出一种批判性方法：“批判性公民科学”(critical citizen science)。它超越了公民科学家作为物联网传感器节点的概念（McQuillan，2013）。正如麦奎兰（McQuillan，2012）所言，批判性公民科学涉及人们“检查和质疑在大数据机器中呈现他们世界的事物，以及代表他们偏好的未来进行干预的能力”。他断言，一旦人们开始接触数字数据，他们就会意识到它的“顽固性和物质阻力”(McQuillan，2012)。他们将看到，数字数据在用于支撑数据的假设和判断时，往往因政治目的而带有模糊性和不精确性(数据的“肮脏性”)，以及这些信息形式和“真理”并不如它们往往呈现的那样客观中立与完美。他们将能够思考哪种数据最适用于自身目标。麦奎兰（McQuillan，2012）给出了反制图集体（CounterCartographies Collective)的例子，该团体试图以数据生成者和存档者意想不到的目的来“戏弄”这些大型数字数据集。

第七章 数字政治及公民数字公共参与

159

183

公民数字公共参与的负面影响

鼓励公民参与知识创造会对其他公民的隐私和自由带来重大的风险和威胁。现在，逆向监视和景观监视实践是许多用户与数字技术交互中必不可缺的要素。移动和可穿戴计算设备使用户能够不断监测和记录在家庭和公共空间移动时的视听数据，并监测地理位置细节(Mann and Ferenbok，2013；Michael and Clarke，2013)。这些技术用户可以不断地彼此观察、记录，然后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与其他人（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达到数千甚至数百万人）分享他们的观察。在公共空间中活动的人们，在公共视野中变得模糊不清，这呈现出一种空间、视觉、社会甚至刑事谴责的新构型。这些记录在通过数字媒体平台传播和贴标签时将受到道德阐释的影响（Biresi andNunn, 2003)。

自从1992 年罗德尼·金（Rodney King）在洛杉矶被警察殴打的非专业视频录像公布开始，记者和活动家为了公共问责的利益可以拍摄照片并传播的观念便日渐流行。在移动计算随处可见的时代，人们成为民事证人的机会成倍增加。现在，使用自己的设备来拍摄照片或视频非常容易，并能够即时上传到社交媒体网站，以供分享和传播（Byrne，2013；Kingsley，2008)。因此，警察和安全官员等权威人士的行为可能会受到个体公民的普遍监督，后者可以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自己记录的图像或音频文件，并获得广泛的曝光度(Bossewitch and Sinnreich, 2013).

数字社会学

160

184

数字媒体提供的监视能力可以净化社会风气和查明不法行为，但也可以用于骚扰、操纵、跟踪、偷窥、暴行、不法惩罚或社会排斥。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参与了公开羞辱行动，那些被认为越过道德行为界限的个体或团体将受到惩罚和指责。有时，这可能会迅速演变为私刑行动，这有时会在缺乏确凿证据时攻击个体存在犯罪行为或其他应受谴责的行为（Byrne，2013；Kingsley，2008）。

2013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便发生了此种案例。一位在记录中失踪一个多月的大学生苏尼尔·特里帕蒂（SunilTripathi）被误认为是嫌疑犯，这使他的家人伤痛欲绝。同时，社交书签网站 Reddit的一名成员通过网上可用的安全摄像头的模糊图像来梳理照片，以识别此次爆炸案的袭击者。他认定特里帕蒂和犯罪嫌疑人中的一人很像。很快，这种所谓的身份识别被记者和其他用户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站传播开来，特里帕蒂也因此声名狼藉。特里帕蒂的家人在脸书上创建的“帮助我们找到苏尼尔·特里帕蒂”小组主页，被愤怒的 Reddit用户诽谤，这迫使其家人关闭小组。最终，特里帕蒂的尸体被发现（据推测，他是在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前几天自杀的)，爆炸案的真正犯人也被确认。

传统上，新闻媒体通过“点名羞辱”(naming and shaming）的方式，来对因犯罪行为而出庭受审或因不法行为而受到公众关注的人行使规训权力。如今，许多报纸都以数字方式发布新闻报道，这使轻微的过失、违法和不当行为，都有可能在网上被报道，从信息源开始传播，并以数字格式永久保留。一旦某一个体的名字在数字网络上多次与犯罪或反社会行为相联系，这种联系就不可能根除。这些人的名字被输入搜索引擎时，便会立即与引起社交媒体关注的事件联系起来，即使它发生在几年前，或者这些人名被错误地识别(Waller and Hess, 2014)。

第七章 数字政治及公民数字公共参与

185

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羞辱行为也放大了轻微的社交失礼(socialfaux pas)(Kingsley，2008；Waller and Hess，2014)。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反社会行为中，例如种族主义侮辱或在公共场所小便，这种行为的记录和数字分享有时会导致当事人被警察逮捕。当社交媒体认定某人行为不端或有犯罪行为时，这就会引发推特上的火爆讨论，此人随后会遭到强烈的斥责和羞辱。我在本书第四章提到了美国学者杰弗里·米勒，他在推特上对肥胖学生缺乏自控能力的问题发表了不当的攻击性言论。他的言论被大量转发，并附带了对其的负面评价。他在互联网上被称为“肥胖羞辱教授”。还有无数其他的例子，包括我在本章前面所描述的针对广播员艾伦·琼斯的“摧毁联结”运动。

正如苏尼尔·特里帕蒂的案例所表明的，社交媒体网站不仅传播错误的“新闻”，还参与制造明显的“爆炸新闻”(breaking news)。在主流新闻机构工作的记者非常重视在社交媒体网站上传播的信息，他们常在自己的推文和在线“爆炸新闻”报道中不断传播谣言。制造欺诈性内容以企图延续骗局或构成营销宣传，可能会阻碍新闻采编和人道主义的努力。这里，我们再次以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为例，在这起事件发生后不久，推特上就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伪造信息和抹黑推文，这些推文中存在大量的谣言和虚假内容。有人伪造慈善账户，散布关于爆炸受害者的不正确信息，包括关于遇难儿童的不正确说法和他们的虚假照片（Gupta et al.，2013）。

2012年末，在飓风“桑迪”经过纽约市时，也出现了这种虚假信息和谣言的传播。人们使用数字图像处理工具，或从在推特和脸书上广泛分享的电影片段和艺术装置等虚构材料中，以及从纽约市或其他城市的早期飓风事件的真实场景图像中，获取各种虚假图像。这些虚假图像包括 2004 年电影《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中被巨浪包围的自由女神像，2011年出现的威胁城市上空的风暴云，以及一张鲨鱼在城市洪水中游泳的数字虚拟图像(Colbert，2012)。

数字社会学

162

186

有关各种名人死亡的报道也通过推特迅速传播，这经常迫使名人自己公开声明说，现在说他们的去世消息为时过早。为了政治宣传或诽谤政治人物，有人创建了虚假的推特账户，并将虚假图像和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网站(Silverman，2012)。维基百科词条以被编辑操纵而闻名，这些编辑试图进行恶作剧或获取政治利益。愚人节是维基百科恶作剧的高峰日期（参见Wikipedia，2013)。人们对名人身份的常见用途就是制造其虚假色情图片。有人利用 Photoshop对(大多数)女性名人的图片进行数字处理，使其以虚假的色情姿势出现，然后将这些图片发布到网上。

一些作者借鉴了卡斯特的网络社会概念，使用“网络（化）新闻业”[network(ed) journalism]一词来表示新闻工作者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媒体来创作新闻报道(Heinrich，2012)。记者们日渐使用推特、YouTube、Flickr 和 Instagram等资源来收集爆炸新闻的素材，随后又要快速评估这些网站信息的有效性和真实性。来自公民或群众的新闻报道和目击者的叙述为拓展新闻收集范围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但是它们也带来了重大隐患，以及上文提到的来自社交媒体和博客的信息流量和速度日益增长等治理困境(Heinrich，2012)。现在，对社会媒体来源和公民新闻的审核是新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主流新闻机构聘请了专门的记者团队来完成这项工作。如今，记者可以被其他人追究责任，人们可以通过展示自己的信息并将其发布到网上，来更容易地揭露报道中的任何捏造或不准确之处(Silverman，2012)。以此视角来看，新闻报道的受众不再是新闻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一种主动创作者，有时还是新闻破坏者，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威性的来源。这需要记者在编写新闻报道时进行管理(Harrington and McNair，2012)。

第七章 数字政治及公民数字公共参与

163

187

我在这一章中指出，数字监视、数字行动主义、公民数字公共参与以及开放的修辞和战略具有复杂性。数字行动主义，以及公民通过数字媒体参与建构知识，能够实现某些特定的目标。但是，在强有力的商业和国家利益背景下，限定公民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情况时有发生。公民有机会利用数字媒体来实施自己的监视战略，创造和传播知识，也可能助长虚假性和误导性信息的再生产、社会羞辱、私刑行动、社会歧视和仇恨言论。我进一步认为，实现数据“开放性”的项目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样毫无问题。在这里，一种批判性的、自反性的社会学方法对于调查问题的多重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问题超越了对增强公民参与数字知识创造和数字隐私保护的简单呼吁。

数字社会学

188

第八章 数字化的身体/自我

人们开发了各种数字技术来将自我或身体数字化。其中包括社交媒体平台的照片分享、公开资料、博客和社交媒体用户撰写的评论，以及用来监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其转化为数据的自我跟踪设备。这些技术促进了信息和情感的收集、分享和传播，而这些信息和情感在过去被认为是高度个人化的，包括疾病、手术或亲人逝世的经历，个体情绪或身体功能的信息，关系破裂及工作困难，等等。

数字社会学家和其他数字媒体研究人员已经认识到，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交网络能呈现和构建人类具身化与自我的概念。对于开展研究和建立理论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通过数字技术生产的数据或图像，还有这些客体本身—比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游戏技术和可穿戴设备—在实践中的应用。本章介绍了社会计算、数字人类学、媒体研究、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研究，以回顾数字技术在一系列不同语境下融入日常生活的方式。

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