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学

(digital estate)和“数字资产”(digital assets)等术语，被用来表示已转换成数字格式的、在某人死后以数字媒介存储和分发的重要文件、图像和其他信息。一些服务为人们提供了在死亡后最长60年内发送电子邮件、图像和音频或视频记录的服务。LifeNaut平台就允许人们创建一个“思维文件”：个体图像档案、生活时间线、文件、走过的地点以及其他个人信息，还有一个将以他们的信仰、态度和行为方式作出反应和回应的化身。该公司还提供了保存个人DNA材料的存储设施。所有这些数据都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保存的。

艺术家亚当·纳什(AdamNash)的合作艺术项目“自视”(Autoscopia project)突出了人们日益数字化的表现方式。在这个项目中，可供个体使用的在线图像来源于网络搜索并被构建成新型、重组的个人画像(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自已或他人的名字来尝试)。随后，这些数字化画像通过推文链接进入互联网，从而递归地反馈到最新版本的画像中。在该项目中，“作为数据的数据”(data-as-data，由“自视”计算机程序从互联网不同部分中挖掘出来的数字化图像数据）根据艺术项目需要被再调制为不同类型的图像，一种由许多图像组成的图像。

这个艺术项目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即如何构建和再构建(或者用纳什的术语说即是调制和再调制)数字数据形式。这对数字数据构建其具身化的能力具有更广泛的影响。例如，显示某些传染病暴发的地理位置情况的数字化地图由健康地图（Health Map）平台制作]，是对输入该平台的各种类型数据的调制，这些数据要么从社交媒体挖掘而来，要么来自患病用户的自我上报。这些可视化是虚拟身体的碎片，呈现着他们身体的各种感觉和体征，它们被重新解释为症状，并以地理位置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这种制图技术中，身体本身被呈现为疾病形式，它们的肉身现实被剥离成其症状。通过这些技术，传染病也被重新解释为数字客体。它们被新数据的输人不断再调制，就像“自视”项目产生的数字画像不断地重构个体面部“现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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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实践生产了新的、持续变化的数字化赛博格集合的形式。当参与数字技术时，身体和自我以特定的方式变得碎片化，这是因为关于我们自我和身体的各种类型的数据正沿着特定的路径传输，然后以新的形式结合在一起(Enriquez，2012)。通过这些个体身体数据的积累，身体从肉身延伸到数字数据档案。如是构建的数据集合与它们所呈现的肉身具有独立但相互纠缠的生命(Bollmer，2013)。

那些来自我们在数字交互中生产的不同形式数据的数字集合，会随着新数据的加人而不断转换和变化。数据分身将信息反馈给用户，旨在鼓励用户的身体以特定的方式行动。当个体所发布的身体图像或信息得到社交媒体好友和粉丝的正向评论或点赞时，这可能会鼓励他们继续在这个平台发布其具身化的内容（无论是发型、服装、化妆品还是健身或减肥计划)。如果相关评论是负面的或不表态的，用户可能会呈现不同实践的身体或参与作为回应。因此，信息流动不是单向或静态的，它是身体相关数据的生产及对其反馈的连续循环的构成部分。数字数据分身支持对身体的自反性、自我监测性的意识，进而将身体置于显著位置。它们是数字赛博格集合的增强现实的组成部分。

社交媒体和自我塑造

我在前几章已经介绍了数字化监视的运作方式，这些手段可能具有强制性、隐蔽性、歧视性或排斥性。当人们身体和自我的各个方面逐渐数字化，更细致的监视的可能性变得不足为奇。事实上，身体/自我的数字化，可能包括了本书第二章中所描述的所有监视形式。然而，在目前的讨论中，我聚焦于自愿观看实践（voluntarywatching practices)，它们是在运用数字设备的社交媒体参与和自我跟踪策略中进行的。作为社会监视和参与式监视的一部分，许多数字技术用户自愿加入相互观看或自我监视。对于许多形式的数字参与，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总有一群潜在的观众。这些观看行为通常是相互的：人们希望别人关注并评论他们的内容，同时也为在社交媒体网络上关注的人或好友采取同样的行动(Marwick，2012)。

第八章 数字化的身体/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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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第二章提到了福柯关于自我实践的概念，并提到一些数字媒体研究者将社交媒体参与作为这种实践的新兴形式。用户能通过社交媒体从事伦理自我塑造的实践。特雷莎·索特(T. Sauter，2013)将脸书状态更新中关于自我的写作定位为悠久历史的最新实践，这段历史从古希腊和罗马的自我反思起，到基督教的忏悔书、浪漫主义时期的自传和启蒙运动时期的越轨式自我写作，再到现代通过精神分析的、强调开放和自我表达重要性的话语来诠释个体思想和经历的趋向。然而，社交媒体不同于以往时代和自我写作及自我塑造技术的一个特点是自我表达的潜在公共性、他人反馈的即时性以及内容类型的永久性。

有些人认为他们在脸书等网站上打造个人生活的内容，是在发展“个人品牌”(personal brand)。这包括在网站上发布关于个人身体的图片或简介，而这些内容往往是精挑细选的。塑造个人的角色形象可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好友或粉丝可能来自不同的生活领域，其发布的内容还有可能挑战其期望呈现的“品牌形象”。对上传的内容进行自我监控或审查，是在社交媒体上呈现理想身体/自我的一部分。用户面对不同观众、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具有“不同的在线身体”。因此，处理这一点可能会变成一项复杂的任务，特别是当脸书时间线功能将他们所有的状态更新按时间顺序保存，以便任何脸书好友查看。这一功能将脸书用户置于特定的身体叙事中，而用户后来可能会后悔如此或希望改变(Goodings and Tucker，2014)。然而，对于一些脸书用户来说，时间线功能提供了其思考、外观和与他人互动的愉快记录。一位澳大利亚用户评论道：“视觉日记真的吸引了我。脸书的时间线功能也非常诱人。我曾写过日记，但现在我将日记公开发表在（计算）云中。”(Hjorth and Pink，20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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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在脸书成立十周年之际，个人用户档案中记录的记忆和过往事件被脸书平台塑造得尤为明显。脸书用户(此时已经超过10亿人）被邀前往浏览个性化的“回顾”总结视频（“LookBack”compilation videos)，视频选择了自他们首次加入脸书平台以来最受欢迎的状态更新和发布的图片，并伴有背景音乐。用户可以将此视频与脸书好友分享。但问题是，用户没有所选视频内容的控制权：这一切都由脸书算法完成，它会为每位视频需求者自动选择“个性化亮点”。

自拍现象（上传用数字设备拍摄的自拍照）已经成为在线论坛中身体/自我的典型呈现。自拍（至少在某些社会群体中）的流行表明，有些人喜欢在网络论坛上塑造自己的身体形象，这样他们就能完全控制个人形象的外观和出现场合。这还说明了公共论坛中“普通人”身体的数字化程度的加强趋势。许多名人利用自拍作为自我宣传的工具，一些世界领导人和高级政治家也是如此[例如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克林顿夫妇、大卫·卡梅伦和教皇方济各]。自拍的人经常被指责为自恋或虚荣。然而，自拍也是一种日常行为，通常会拍摄出一张平凡的肖像，展示主体当下行为、进行个性化的问候或分享经历（Wortham，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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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行的社交媒体图片分享网站上拍摄和发布自拍，既是一种极度个人化的实践，以呈现身体/自我，也是一种公共实践，展示出谁应参与这一实践、他们应当如何呈现自己的文化规范。这一点在Selfiecity网站上得到了证实。该网站是列夫·曼诺维奇(LevManovich）主导的研究项目的内容之一，旨在调查不同文化和地理位置的自拍特征。该项目在Instagram上随机抽样，涉及曼谷、柏林、莫斯科、纽约和圣保罗这三大洲五座城市的数千张自拍照。研究人员同时使用数据挖掘、算法软件以及人类判断（来自亚马逊Mechanical Turk众包平台的劳动力)，对每张图片的元素进行编码，如年龄、性别、情绪/情感表达、眼睛、鼻子和嘴的位置以及头部倾斜角度。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城市中，女性的自拍人数多于男性，尤其是在莫斯科；在Instagram上发布自拍的青年群体多于老年群体(年龄中位数为23岁)；在曼谷和圣保罗，自拍时微笑的人多于其他三个城市。

虽然监视技术先于数字时代而存在，但是数字化带来了参与式监视的新兴形式。社交媒体网站为用户提供了上传自拍照等图片和文字信息的机会，这使其他人可以关注并评论这些材料。在这些网站上发生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塑造的全部意义，是让他人来审视这些内容并给予主体回应。这些设备和平台迎合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窥视癖”需求—渴望被看到的需求，这推动了信息共享和自我观察(Lyon and Bauman，2013)。此类活动和由此产生的内容的可见性可以是享受性的，因为它们能够创造和支持亲密感、娱乐和友谊。当人们想要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数据时，他人的观看就变得有价值。这些实践会引发其他用户的回应(Bucher，2012；Marwick，2012)。如果其他用户点赞了脸书的状态更新或照片，收藏或转发一条推文，或阅读某人的博文，那么这些都是衡量社交媒体网络成功的尺度。事实上，对社交媒体用户来说，缺乏或失去曝光度可能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意味着其状态更新或发布的帖子缺乏人气、重要性或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曝光度是一种奖励，而不是惩罚”(Bucher, 2012: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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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言，包括政治家和王室成员在内的名人，无论何时出现在公共空间（有时是私人领域)，都会受到严密监视。监视者不仅有专业狗仔队，还有挥舞其移动设备的人。这是一种参与式的、概观性的逆向监视模式。名人经常自愿性地参与社交媒体，将社交媒体作为营销其“品牌”、与其粉丝联系、激发亲密感并发布最新活动新闻的手段(Marwick and boyd，2011)。他们在脸书上的好友数量或在推特上的粉丝数量，可以作为衡量其在全球受欢迎度的尺度(在撰写本书时，Lady Gaga与贾斯汀·比伯在竞争这一成功和名气的尺度)。许多政界人士和世界领导人也利用社交媒体网站来获得支持和传播新闻。奥巴马总统和教皇都有推特账户（奥巴马宣布2012年连任的推文占据史上最高转推量榜的第二位)。奥巴马在选举和连任竞选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竞选经理明智地选用社交媒体来获得选举和财政支持(Zavattaro，2010)。

在社交媒体上，名人可以高度控制其生产和传播的内容。然而，作为被他人凝视的对象，他们也经常作为逆向监视和景观监视的构成部分而受到密切关注，并且能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Marwick and boyd，2011)。名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错误或不恰当评论，通常会被“病毒式传播”，并在社交媒体网站上获得高度关注，随后被新闻媒体加以转载，并进一步发酵为大新闻。此时，曝光度作为衡量受欢迎程度的重要尺度，往往很快就会成为大众的攻击对象和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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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网站的用户在抉择发布内容时可能会进行自我检视，以保持或呈现期待中的自我，并保护自己的隐私(Goodings andTucker，2014；Marwick，2012)。当“公共”和“私人”概念失去了空间边界，众多社交网络平台用户正在努力适应新型的隐私定义方式。以脸书和推特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网站上的自白，正在挑战传统的亲密、孤独、私人、秘密的概念，这些平台用户的内心想法和私人行为常被暴露给大量的好友和粉丝，且此类现象可能在一天中发生多次。这种现象被称为“公共的私人化和私人的公共化”(theprivatization of the public and publicization of the private) (van Manen,2010:1026)。

当代的数字设备和软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成为个人传记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有能力记录和存档用户生活中的大量个人信息。对自己所在的地点自拍或拍照，可以成为推动社交和加强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手段。这种做法也为场所赋予了个体意义，增加了社会、情感、心理和美学维度。地理位置细节和图片的分享，正在创造一种新型亲密形式(Hjorth and Pink，2014)。除了照片，个人书面文件，社交媒体状态更新，喜欢的音乐、报纸和书籍，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通讯录等，都可以存储在数字设备及其相关平台上。

我在本书第五章指出，这种公开匿名的特征，如在个人数字设备上的搜索引擎历史记录，可以深刻地反映出搜索者的习惯、品位、偏好、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和社会群体成员身份（如果用户登录在线色情或性聊天网站，则还包括其性倾向)。巴尔萨摩(Balsamo，2012）声称，她在使用iPhone时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她的自我成为了网络记录的集合。她的iPhone所提供的数据，反映了她自己的品位、观点、社交互动、访问记录（包括物质空间和在线网站)，成为了“我最亲密的个人数字伴侣”(Balsamo，201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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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个人信息都可以在互联网中被他人开放获取。Web2.0的产消合一时代，具有参与式和自白式的文化。人们经常谈论自己的生活细节，揭示他们以前可能保密的思想和行为内容，并对他人的自我揭露发表评论。因此，数字设备可以被概念化为进入个体数据和资料领域的“门户”或“人口”，例如个人的数字音乐收藏或个人照片(Beer，2008：79)。比尔(Beer，2012b：366)进一步指出，鉴于移动数字设备既是物质客体又是个体数据存储库的双重性质，我们难以区分客体的哪些维度创造了情感关系。它是给关系亲密者拨打电话或发送信息时手握的智能手机这一客体，还是电话或短信的内容本身？换句话说，我们喜欢的是手机的硬件，还是其数字内容，或者（更有可能）是两者的某种结合？

一项针对使用数字技术来整理音乐收藏的澳大利亚青年群体的访谈研究发现，数字化音乐的“非物质性”并不会降低维持音乐收藏兴趣的愉悦感，也不会削弱音乐收藏在构建个体身份认同中的作用。无论是传统的物质形式（如唱片、磁带或CD）还是纯数字形式，音乐收藏对其所属者都具有强烈的情感和传记意义。事实上，在数字音乐收藏工具的众多功能中，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心境或环境，来为在线音乐收藏创建个人精选的播放列表，并能够轻松地与他人在线分享其收藏，这可以赋予音乐情感意义、象征意义、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Kibby，2009）。

当以脸书为代表的平台突然变更其隐私设置或改变个体数据的显示或记录方式时，用户可能会觉得个人隐私受到了侵犯。这是因为以往未被强调的后台信息在一瞬间被转移至前台（正如2006年脸书推出“消息来源”功能时的情况)。那些过往以舒适状态来处理个人数据的人在面对这种变化时，往往感觉面临着“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新型关系（boyd，2008)。一个人对某一特定技术的依赖程度越高，该技术便愈加融入其日常生活、主体性和具身化，他就越能感受到与技术的情感联系，越有可能产生与技术间的暖昧情形(Lupton，1995)。一项采访社交媒体网站用户的研究发现，在这些网站中，侵犯隐私是常见之事，尤其是其他用户泄露受访者的信息。受访者描述了这样的经历：男朋友在他们的公共主页上与其脸书好友分享恋爱的详细信息，闺蜜与共同好友分享敏感的财务信息，好友使用个人脸书主页谈论着受访者过去难以启齿的经历。这些侵犯隐私的行为，激发了个体的痛苦、愤怒和震惊情绪，尤其是在朋友或前任伴侣背叛其信任时(Houghton and Joinso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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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跟踪和量化自我

没有什么能比自我跟踪、生活记录或量化自我(quantifying theself)的话语和实践，更能体现“自愿接受的数字监视”(self-imposeddigital veillance）这个概念了。前三个概念指的是定期收集自我数据，然后记录和分析这些数据，从而构建一个与身体功能和日常习惯相关的统计数据和其他数据（如图像)。一些自我跟踪者只收集他们生活的单个或两个维度的数据，而且只收集短时数据。其他人可能长时间观察大量自身现象，此类个体经常自称为“身体黑客”(body hackers)或“自我实验者”(self-experimenters)，他们利用数字技术或其他技术来更多地了解其身体和自我。从事这类实践的人，通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其收集到的个人数据，但也可能倾向于保护数据隐私，或只与医生、护理人员或其他亲密者分享。

就像练习自我写作一样，跟踪分析自我和身体的多重层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记录生活习惯和健康指标，以作为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的一种尝试。毫无疑问，“量化自我”一词及其相关运动包括以该词命名的专门网站、周期性会议与论坛，以及近年来发展出的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自我跟踪的新兴方法。一些自我监视技术可以佩戴在身上或随身携带：通过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快速并轻松地为其所吃的食物或所参观的地方自拍或拍照，也可以输入或口述关于日常经历的评论，并将这些内容上传至社交媒体上；一些生活记录者每天将小型相机挂在脖子上，下意识地拍摄数百张照片；一系列“智能物体”—如牙刷、耳塞、鞋子、衣服、家具和珠宝——现在都可以通过其内置的传感器和微处理器来监测自我和身体的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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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数字设备的数量和种类正在迅速增长。据估算，2014年初，当前市场上共有181种可穿戴设备，其中医疗用43种，健身用86种，游戏用13种，工业用10种，生活用121种，娱乐用28种(有些设备属于多种类型)(Vandrico Inc.，2014)。医疗设备通常将数据无线传输至医护人员，这允许慢性疾病患者在家中进行自我监测。这些设备和健身自我跟踪设备，还能让身体健康的个体监测其身体机能，如体能活动、血压、心率、体重、血糖水平、大脑活动和肺功能。有些设备能够从多个来源中收集、综合数据。索尼智能手环SWR10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款被设计为日夜佩戴的数字生活记录腕带，它能够无线连接至智能手机和索尼的生活轨迹（Lifelog）软件，这允许用户访问脸书等应用程序和平台，还能够访问其电话经过的地方、听过的音乐、互动的朋友、游戏以及睡眠和锻炼活动等人体生物特征。它可以通过震动来通知用户来电和信息，并连接到一个摄像头，以供用户记录其日常活动的视觉内容。

从事各种数字游戏和体育活动的人们也可以使用可穿戴设备来跟踪活动。现在的数字游戏技术经常包含可以监测用户身体的传感器。数字头盔可以用于娱乐目的，识别佩戴者的脑电信号。任天堂Wii游戏机则直接通过该设备开展健身和体育活动。其Wii Fit游戏程序能够监测和记录身体运动，可以记录、测量和计算体能活动和身体特征，如体重、身体质量指数、身体控制、体能指标和平衡。这款游戏的最新版本Wii Fit Plus还允许定制训练计划，计算其训练强度和卡路里消耗量，并计算个体的“WiiFit年龄”。因此，这项技术在构建健康概念、标准体重和健康水平方面起着主导和突出作用，为改善和规范这些个人特征提供了具体建议(Miah and Rich，2008；Millingt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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