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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术语“量化自我”和“量化的自我”始于量化自我的官方组织和网站,但它们现在已然扩散至潮流文化中,表示着更为普遍的自我跟踪实践(Lupton,2013c)。自我实践的概念在数字量化自我或生活记录的话语中重新得到体现。使用数字设备生成自我的详细数据,是极为难得的优点,是自我探索精神的一部分。使用自我跟踪设备收集数据的部分理念是,强大的自我认知将使个人得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自己的命运。这些人认为数据和认知将帮助他们实现更健康的状态、更高的睡眠质量、更好的情绪波动控制能力、更好的慢性疾病管理、更少的压力、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更好的人际关系等等(Lupton,2013c)。为自我跟踪而从数字设备中收集的数据,被人们描述为提供确定性,而身体的感知则被描述为不可靠、不精确、通过人类经验错误传递而非客观。在这些表述中,技术及其生成的数据被视为能为身体运转提供独特见解的工具,这是个体无中介的触觉(身体感觉)所不能企及的。
在对量化自我的讨论中,数据价值化本身就是更大的数据乌托邦话语的一部分,特别是讨论大数字数据的好处的话语。与显然匿名和机械化聚合的大型数字数据集不同,量化自我生成的数据,通常被认为是人工的和定制的,由数据收集者的个性化决策和个人目标加工而成。量化自我者致力于生成自己的数据集合,以作为自我的构成元素。他们所追寻的部分目标,是控制自身数据以及与他人分享数据的方式和程度,而当前的大数据经济并没有提供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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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个体已然成为了负责任、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公民主体,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中,这是寻求采取行动来改善自身生活和潜力的特权。安东尼·埃利奥特(Elliott,2013)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自我与身体得到再发明的时代。再发明(reinvention)的概念和实践,已经成为私人生活和组织的核心,而且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重要的尝试。再发明是为了个人成长、成就、事业成功、健康或幸福而开展的转型。埃利奥特(Eliott,2013:11)认为,目前对再发明的关注是“新个人主义”(new individualism)的一部分,这在发达国家中尤为明显。这种新个人主义涉及自我关注,排斥社会群体、组织或共同体。作为新个人主义的一部分,自我反思和批判性的自我审视受到鼓励,它们被视为通过治疗性话语和实践来提升自我的方法。自我跟踪实践经常被描述为实现再发明的途径。它们既符合属于再发明范式的自我工作和自我完善的概念,也符合新个人主义以自我为焦点的特征。
赛博格中的接缝
贝尔和多罗希(Bell and Dourish,2011)提到了普适计算的迷思(myths of ubiquitous computing)和混乱。他们所说的迷思是指用来理解和呈现这些技术的文化故事、价值和意义。围绕新兴数字技术的迷思,往往聚焦于其本身的新奇性、与传统技术的明显差异及其问题解决能力。数字技术的混乱,源于对技术迷思的挑战,技术迷思表明数字技术是绝对正确的,并能为任何问题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日常使用数字技术这一“实践现实”(Bell and Dourish,2011:4)。当数字技术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运作时,我们会觉得技术成为我们身体和自我的组成部分。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时刻,即意识到自身对技术的依赖,或发觉它们令人讨厌或难以使用,或对它们失去兴趣。技术可能会出现故障,不能正常工作;基础设施和政府规范可能不支持其运转;使用者可能会对它们感到厌倦,他们的身体可能会反抗,或产生过度使用的症状。个体或组织可能会抵制这些技术的使用,并对其意义和价值产生争论(Lupton, 1995; Miller and Hors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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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因德(Freund,2004:273)使用术语“技术惯习”(technologicalhabitus)来描述个体在技术环境中运作时所需的“内在化控制”(internalised control)和各种意识,这些技术环境包括当前西方社会提供的技术环境。他认为,人类/机器实体并不是无缝的,反而存在着分离——或者正如他所言,存在着“赛博格中的接缝”(seams inthe cyborg)。在这里,肉身和机器并不能完美交融,这可能会导致不适感、压迫感或权力丧失。例如,睡眠模式、繁重任务、通勤时间的延长以及休闲时间的减少,可能会被技术应用扰乱,从而导致疲劳、压力和疾病。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开始提醒我们,这些影响我们具身化的客体是物质性的:过度使用这些设备,会导致眼睛疲劳,也会致使头部、手部、颈部、背部疼痛(Lupton,1995)。
人们可能会因为数字设备传递海量数据、需要实时追踪社交网络更新而感到不知所措。对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分析表明,用户不仅意识到他们为了维护社交网络而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程度,还有可能不满于这种依赖及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浪费的时间,甚至担心目已可能已经“上瘾”(Davis,2012)。用户可能因数据量的大幅过载而感受到自身被“侵蚀”,这可能与使用社交网站、难以关闭移动设备,以及难以从移动设备的时间中抽离等原因相关(boy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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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人员一直致力于将数字设备融入身体和日常生活,以使它们不再那么突兀,甚至直接成为我们身体和自我的组成部分。正如谷歌眼镜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和经理所称:“将技术和计算更贴近身体,实际上可以改善交流和注意力——让技术进一步摆脱束缚”(Starner,2013,强调为原文所加)。他断言,通过缩小设备、使其更加易于携带,它们将进一步遁入后台,而不是主导用户注意力(目前流行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对用户注意力的主导十分明显)。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谷歌眼镜的佩戴者还是不断受到其他人的持续关注,这些关注往往是负面的,而且都基于这样的假设:此设备太明显、不时尚、没有吸引力,或者佩戴者是不尊重他人隐私的富豪计算机呆子。据报道,当有人在公共场合佩戴谷歌眼镜时,会受到他人的愤怒回应,甚至有人把眼镜从他们脸上扯下,或者要求他们离开现场(Gross,2014)。因此,数字设备的设计不仅会引起用户本身的情绪反应,还会引起旁观者的情绪反应。
一些人发现,可穿戴自我跟踪设备可能不够时尚,可能防水能力不足,可能太笨重,也可能穿戴舒适度不足。当用户忘记把它们从衣服中取出时,它们可能在洗衣机中被毁坏。一名设计师(Darmour,2013)认为,如果这些技术过于明显,将这些设备“绑”在我们的身体上,将“分散注意力、扰乱我们,并最终使我们脱离他人,继而降低我们作为人类的体验”。她断言,这些客体反而需要被设计得更加精细,这样它们才能融入“我们的生活结构”。她建议的途径有:令它们变得美观,形如珠宝(如胸针、项链、手镯、戒指);与时尚服装相融合;令它们边缘化但有意义,如使用颜色或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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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而非数字来显示设备数据。
创造性劳动(creative labour)和体力劳动(physical labour)也是人类技术活动之物质性的不可分割的维度。我在本书第二章中提到了与产消合一相关的智力和创造性劳动,并指出这种基本无偿的劳动是分享主体和参与式民主理想的组成部分。尽管产消者没有因该劳动获得报酬,但他们上传内容的平台的开发人员往往能够从创建的数据中获得可观的收入。产消合一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薪的,而有偿工人在亚马逊 Mechanical Turk 和 Freelancer.com等在线平台上申请到的自由职业工作的报酬极低,工作不稳定,且工作福利不如其他工作岗位(Philip et al.,2012;Scholz,2013)。
体力劳动同样是数字知识经济的一部分。数字设备的实体生产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仅苹果公司的两座工厂就雇佣了50万人。这些工人带薪工作,但薪资不高,通常在较差、受剥削的条件下工作。许多数字技术制造业工人的身体都受到了体力劳动的影响。如前所述,数字基础设施(如服务器、硬盘和数据存储系统)是位于地理空间中的物质客体,需要人类行动者的持续维护。那些在矿山生产所需矿物和在工厂中制造数字技术的劳动者,往往在不理想的条件下工作,他们可能会暴露在有毒化学物质中。数字的物质性是无处不在的(Parikka,2013;Philip et al.,2012)。
许多富有的计算机制造巨头被指控剥削其工厂中的工人。据称,这些公司曾压制或抵制工人加人工会的企图,给他们提供低工资,强迫工人长时间劳动,并使其面临持续的经济不安全感。工人们不得不从事疲惫不堪的重复性工作,暴露在化学品中;他们所在的宿舍亦拥挤不堪,安全保护措施不足。一些公司被指控在工厂中雇佣童工;在一些工厂中,还出现了工人自杀的新闻报道,包括生产苹果iPad的年轻工人。这引起了人们对这些工人所忍受的低标准工作条件的关注(Chamberlain,2011;Che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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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帕里卡(Parikka,2013)所观察到的,尽管人们都在关注当代数字设备的轻便性和可移动性,但它们的“硬度”,或者生产此类设备的条件受到了隐蔽。他认为存在一种“硬件地缘政治”(geopolitics of hardware),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为前往更优越地区而在矿山和工厂中为人们制造数字设备的工人的工作条件,往往从那些只看到光鲜亮丽的最终成品的群体视线中消失了。身体在生产这些机器时,也为此受苦;这些身体“在肺、大脑、神经系统等等中记录了信息技术生产的物质性以及舍弃的物质性。它们的确是硬件持久性’(persistence of hardware)的写入系统”(Parikka,2013)。这些观察结果强调了硬件的双重含义:它们既是有形的、可触摸的设备,又是制造者辛勤劳动的产物。
在这一章中,我认为数字设备及其相关软件和平台已然融入具身化和自我的本体论及实践中。人类通过数字实现的具身化拥有四个主要维度:第一,数字媒体技术通过视觉图像和语言表达来描绘人类身体,这出现在医疗手术、网站、社交媒体平台、应用程序和新闻网站上;第二,人们触摸和观看数字设备,并在随身携带或佩戴;第三,人类身体的运动和活动通过数字设备进行监测和跟踪,这些数字设备能够持续向应用程序和平台上传数据,这包括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在空间中定位人体的技术,以及使用嵌入式加速计和陀螺仪感知运动并收集精准的生物特征数据的技术;第四,人类身体通过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制造数字设备和数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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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结论
最后,我来对本书的主要内容作一个简要总结。
为什么社会学家应该对数字技术的理论和研究感兴趣?
· 数字技术日益成为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或同意这一点。
· 社会生活是通过数字技术构建的,也是与数字技术共同构建的。
·数字技术在构建自我、社会关系、具身化、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以及空间地点等概念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所谓的“社会”正在日渐通过数字技术实现。
● 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实践是通过社会类别来构建的,这包括性别、社会阶层、地理位置、教育、种族/民族和年龄等。
● 数字技术是当代社会网络和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这包括家庭、工作场所、教育系统、医疗保健系统、大众媒体和经济。
· 数字技术为实践社会学提供了可替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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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结论
· 数字技术对“公共社会学”(与学术界以外的人接触)和“私人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家的个人身份和实践)都很重要。
数字社会学家给出的重要启示包括:
· 数字技术和数字数据客体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数字技术和数字数据客体是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的共同产物。
· 数字技术已经生产出一种新型知识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思想已经被物化、大众化和商品化。
· 数字数据客体在档案之外有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们在不同的论坛中流动,并呈现出新的形式和价值。
● 数字技术创造了新型政治关系和权力关系。
数字技术用户逐渐成为自己生活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们既消费数据,又创造数字数据。
人类通过与数字技术进行互动,被构建为动态的数字数据集合。
数字技术产生出新形式的社会研究设备。
● 数字技术构建了新的监视形式。
● 数字媒体技术有助于发展出社会学的创新方式,并产生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学敏锐性的愿景。
我引用了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来为这本书开篇,他们认为大型数字数据集和社会研究在不同行动者之间日益分散的性质,挑战了社会学家作为卓越社会研究者的角色。我认为,社会学并没有受到这些变革的威胁,而是有了新的机会来证明社会学家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技能和见解,并扩大他们在社会研究中的权威。社会学家可能不会垄断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但他们训练有素,能够与关于数字技术及其数据积累的好处的简单化假设保持批判性的距离。社会学家能够退后一步,以一种启发式的方法来识别和提出问题。面对那些提倡详细分析大数据的人,一个既能反映大数据的社会含义,又能赋予这些数据意义的视角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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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数字社会学这一新兴领域,远远超出了对数字的考察,它提出了关于当代社会学研究和理论的重点及方法的问题。因此,社会学家撰写关于数字技术的著述,能够为社会学的未来、该学科如何在应对社会新发展变革时保持生命力、创造力和回应性等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问题讨论
● 大数据为社会提供了什么?大数据的局限性和伦理思考是什么?大数据现象对社会学家有什么影响?
● 针对产消合一现象,如何比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和福柯的观点?两种理论视角在阐释产消合一现象的方式有何不同?两种理论阐释是否有相同之处?
● 请列出个体在一天中可能被数字监视技术跟踪的方式。该个体可能会使用哪些设备?这些设备可以收集他的哪些数据?他如何知道数据收集的内容?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拒绝或抵制这些数据监视实践?
• 请列出各种数字监视形式的积极和消极方面。每种监视形式能为个体或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它们对个人或特定社会群体的潜在局限性或有害影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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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结论
●随着数字技术和数据监视的发展,隐私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革?未来的隐私概念会如何呈现?在数字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隐私吗?
• 算法权力或权威有哪些表现方式?举例说明这种权力/权威是如何运作的。
● 数字技术和数字数据客体在哪些层面可以被认为是非物质性的,在哪些方面又是物质产物?
· 请选择一种数字媒体实践,并讨论它对自我、身体或社会群体成员身份认同概念的贡献方式,例如自拍、自我跟踪设备、博客、推文、脸书、在线游戏、在YouTube上制作视频。
· 数字社会学能为社会学学科提供什么?它在哪些方面可能无法对学科作出贡献?它的优势和不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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