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学

Tim Berners-Lee)于1989年发明的万维网[通常简称为“网络”(theweb)]为使用超链接访问互联网提供了基础设施。然而，直到1994年，万维网才通过第一个商业供应商向公众开放。因此，万维网并不是互联网的同义词，而是一种便捷的上网方式。Google Chrome 和Internet Explorer等网页浏览器，提供了网络搜索和交互的方式，浏览器能够访问统一资源定位符(Uniform Resource Locators，URLs）或用于识别和定位网络资源（如网页、图像或视频）的超链接。

20世纪的数字技术（现在通常被称为“Web1.0”）是基于网站和诸如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等设备的。人们可以在线查看信息并使用如电子邮件、网上银行和购物等设施，但在创建在线内容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小(尽管有些用户确实在互联网聊天室、电子邮件群发系统、讨论组和多人在线游戏中与他人互动)。最初，计算机是通过电话线连接到互联网上的。因此，用户上网的范围受到了物理上的限制。软件应用程序也只能下载到个人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上。

自21世纪初以来，平台和网站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在线访问应用程序，而不用单独下载到个人电脑桌面上，无线网络（WiFi)、宽带互联网接入以及相关设备的发展推动了技术扩散。无处不在的无线计算技术，允许用户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他们的移动设备上网，这些设备都很便携。一些数字设备可以佩戴在身上，比如用来收集生物特征数据的自我跟踪腕带、头带、智能手表和谷歌眼镜（一种像眼镜一样戴在脸上的设备）。以脸书、推特、Google+、Instagram 和 YouTube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网站，促进了个人信息和可能包含许多他人的图像的在线共享，这在互联网用户中变得非常流行。此类进展被许多同行称为“Web 2.0”（或“社交网络”)。如今，“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开始发展（通常也被称为“Web3.0”)，其中数字化的日常客体（或“智能物体”）能够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连接到互联网并相互交流信息，这使形成跨大范围客体、数据库和数字平台的互联网络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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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 2.0这个术语开始普遍使用的时候，如维基百科和一些早期版本的社交媒体网站，已经存在了好几年了。因此，就互联网的历史而言，Web2.0的功能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出现这一问题就存在着一些争议。所以，人们很难为Web2.0指明一个明确或精确的开始时间范围。不同表现形式的互联网技术名称（“1.0”“2.0”“3.0”等）模仿了软件开发人员的术语，它们并没有体现出互联网发展的复杂性和混乱性(Allen，2013)。

毫无疑问，无论选用何种术语，过去十年来，我们与他人沟通，使用新闻、音乐和其他媒体，玩电脑游戏和开展工作生活的方式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革。虽然出于特定目的，主要以单向形式传播信息的网站仍然可以使用，但它们已经被许多在线平台取代，这些平台允许创作，甚至开展创作激励，并鼓励用户与其他用户实时分享创作内容。这些活动被一些互联网研究人员称为“产消合一”(prosumption，即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以传达用户与数字技术互动的双重性质(Beer and Burrows，2010；Ritzer，2014；Ritzer et al.,2012)。数字媒体的产消合一行为包括撰写博客文章，向粉丝论坛提供信息，上传图像、状态更新和推文，以及评论、点赞、转发、策展或分享其他用户的内容。与互联网早期相比，这些活动体现出用户与数字技术互动和使用方式的重大转型。产消合一的精神符合公民参与和共享的民主理想，这是当代数字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使用的核心特征(Beer and Burrows，2010；John，2013)。在数字技术或互联网出现之前（例如在粉丝文化中，或作为工艺品的一部分)，“产消合一”形式便已经出现。然而，数字媒体为产消合一提供了快速扩张的渠道与新形式(Ritz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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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参与的分类实践或添加标签(有时也称为“分众分类法”)是产消合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用户可以选择他们想要标记数字内容的任何关键词或话题，这些行动有时可能是讽刺性或批评性的，以作为娱乐的一部分或表达一个人对内容的情绪反应。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推特上的主题标签符号“#”(hashtag symbol)，它不仅用于对内容进行分类（例如，我在推特上发布与数字社会学主题相关的话题时，经常使用“#数字社会学”)，还经常被用来表达意见或评价(“#兴奋”“#厌恶”)。这些标签实践产生了“元数据”(metadata)，或指示内容可能归属的类别信息，这对于允许其他人查找内容至关重要。这种分类形式对组织、访问和传播Web2.0平台和设备内容的方式至关重要(Beer and Burrows，2013)。

例如，当我写一篇博客文章或期刊文章时，我通过决定使用哪些标签（或学术期刊中的术语“关键词”）最能描述特定文章的内容，从而参与元数据的生成。一旦我标记了标签，那么标签生产的元数据将帮助其他人在进行网络搜索时找到它。如果我没有使用最相关或最明确的术语，那么这可能意味着我的内容可能不容易被找到。因此，标签实践对内容的“可发现”程度非常重要。元数据还包括手机通话的一些特征元素，如通话号码、通话时长、通话地点，还有人们输入搜索引擎的术语、访问的网站、浏览网站的时长，以及他们向谁发送电子邮件等等。虽然这些通信的详细内容无法通过元数据披露，但这些信息可以揭示人们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情况，尤其是将各种信息来源汇总之后。

我在书中经常使用“算法”（algorithms）这个词。算法是一串计算机代码命令，它告诉计算机如何通过一系列指令到达指定的端点。简而言之，算法被用来解决软件中的问题。计算机算法在促进数字技术收集用户数据、分类和理解用户数据、预测用户未来行为或对用户应该如何采取行动提出建议方面变得日益重要。例如，亚马逊向用户发送可能感兴趣的书籍建议的电子邮件，是根据用户之前在其平台上的搜索或购买记录的算法，来确定每个人的购买兴趣（和购买选择)。Google Go应用程序（需得到用户授权）可以利用用户的Gmail内容和谷歌搜索记录，运用算法计算出用户接下来可能需要什么信息。最近社会学界对算法的研究不仅关注这些计算机代码在数字社会中发挥的重要功能，还关注它们在文化和政治维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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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社会学的界定

社会学对计算机技术的研究拥有许多不同的分支，分散在多个兴趣领域，包括“赛博社会学”“互联网社会学”“电子社会学”“在线社区社会学”“社交媒体社会学”和“网络文化社会学”。在计算机技术广泛使用的初期，研究人员经常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或“网络技术”来定义计算机技术。在学术文献和流行文化中，术语“数字”“Web2.0”和“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赛博”。现在，“数字”一词经常用于大众媒体和学术文献之中，用来描述已经呈现为数字格式的材料以及使用这些格式的技术、设备和媒体。作为讨论热点之一，“数字社会学”开始取代旧的术语。该术语的变化与其他关注数字技术的分支学科是一致的，包括数字人文学、数字文化学、数字人类学和数字地理学。

自计算机技术普及以来，确实有许多社会学家对此感兴趣。但总体来看，与传播学、媒体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同事相比，社会学家对这一主题的关注程度和持续性都比较低。在美国，法雷尔和彼得森(Farrell and Petersen，2010)在评论对互联网研究“不情愿的社会学家”时，表达了他们对这种兴趣缺乏的惊讶，特别是考虑到社会学家在传统社会学研究中都是采用和检验最新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的先锋者。尽管在期刊上偶尔会出现这样的争论，即美国社会学家应该研究在线媒体技术(DiMaggio et al.，2001)，但在 20 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学家倾向于放弃传播和媒体研究，令此类研究逐渐转移至新闻学院，并关注说服的社会心理学。因此，尽管文化社会学在美国蓬勃发展，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社会学家回避对大众媒体的研究(Farrell and Petersen，2010；Nichols，2009;Pooley and Katz,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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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英国出现了跨学科的文化研究领域（通常与媒体研究相结合)，它主导了与大众媒体和之后与计算机技术相关的研究和理论。文化研究学者对“赛博文化”(cyberculture）特别感兴趣，而不是拘泥于社会学较为笼统的“信息社会”和“信息技术社会学”等术语（Webster，2005)。事实上，这一术语的选择是很有说服力的。文化研究的“赛博”的术语重点在于计算机技术的未来性和科学性维度，而“信息技术”这一术语则直接关注这些设备用于获取信息的基础性、事实性和实用性（Webster，2005）。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当文化研究学者们在研究赛博文化等媒体和流行文化方面的内容时，英国社会学家们仍然关注工作、犯罪和社会阶层等话题。文化研究学者对人们对流行文化的使用更感兴趣，而文化社会学家则倾向于研究社会结构（如社会阶层、性别和种族）对人们自由的限制（Webster，2005)。这些文献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例如，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大卫·贝尔及电影、媒体和文化研究学者芭芭拉·肯尼迪编辑了一本影响广泛的《赛博文化读本》(TheCybercultures Reader)(Bell and Kennedy，2000)，虽然这本书收录了一些社会学家（包括我自己）的作品，但大多数贡献来自传播学、媒体和文化研究、文学研究、批评理论或技术科学相关领域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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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国家——澳大利亚，同美国一样，经历了新闻学院和大众媒体研究学院的引进。因此，社会学家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对大众媒体和数字媒体的研究。不过，英国文化研究传统在澳大利亚也很盛行。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往往独立于媒体传播学以及社会学。媒体传播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都有各自的学会和年度会议，但不同学科之间的相关研究人员往往很少交流。澳大利亚的媒体研究和传播学研究以美国传统为导向，而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则更多地受到英国学术传统的影响。澳大利亚关于数字技术的大部分研究都是由媒体传播学或文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专门研究这些学科的期刊上发表，而不是由社会学家发表。

然而，这种情况正在迅速变化。近年来，社会学界对数字社会的兴趣似乎越来越浓厚，“数字社会学”一词最近也使用得越来越频繁。第一篇使用“数字社会学”术语的期刊文章是美国社会学家在一份美国期刊上发表的(Wynn，2009)。在这篇文章中，韦恩概述了数字技术可以用于研究（例如使用数字设备进行民族志研究）和教学目的的各种方式。数字社会学作为一个术语和一种事业，在英国最为常见。2012年底，英国社会学会(British SociologicalAssociation）批准建立了一个新的数字社会学研究分会，该研究分会于2013年7月举行了第一次活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University of London)设立了第一个数字社会学硕士学位。第一本名为《数字社会学》的书籍出版于2013 年(Orton-Johnson and Prior，2013)，这本书由两位英国社会学家编辑，主要汇集了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家的学术成果。虽然数字社会学仍然不是美国社会学家明确使用的术语，但在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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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分会，名为“通信和信息技术分会”，其中包括对所有数字事物的研究。在澳大利亚，“数字社会学”一词直到最近才得到广泛应用。2013年11月，澳大利亚社会学会(Australi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会首次以数字社会学为主题，举行了两次会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社会学研究和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倾向于自反性，包括社会学家的自反性实践。社会学家以一种极其敏锐的眼光看待世界（Ganeand Back，2012；Holmwood，2010)，这是社会学想象力的一部分。“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术语来源于社会学学科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美国社会学家 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经常被用来描述社会学研究世界的一种独特方法。社会学的敏锐性表现为对其他学科甚至是对社会学本身的批判。基于另一位经典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作品，霍姆伍德（Holmwood，2010：650）使用了“社会学惯习”(sociological habitus）一词，认为社会学是一套习惯化的实践和倾向，通常会导致自我颠覆和内部跨学科倾向。萨维奇（Savage，2010）认为，这种对社会学的强烈反思和自反性的批判以及可能引起的未来痛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学的特性，这在其他学科的准则中很少见。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社会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最近出现在英国。它不仅关注21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技术，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包含自反性批判的理论和方法论路径。数字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家或其他研究者关注人类如何使用数字技术，或者关注他们通过使用数字技术产生的数字数据。数字社会学的内涵比单纯研究数字技术要广泛得多，它引发了社会学实践和社会研究本身的问题，还包括社会学家自身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媒体，以作为其研究工作的构成部分。同样类型的关注点和理论方法会被社会学家在社交媒体上写作分享，也会被其他人用来评论相关议题，如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未来，社会学应当采用何种类型的研究方法以及应如何对其进行概念化，社会学在当今社会衡量和评估问题的方法、以及知识经济、权力显性的新型政治形态和关系的出现。虽然并非所有这些学者都将自己归类为专业的数字社会学家，但他们的工作对这一新兴分支学科的独特方向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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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数字研究必然是一个多学科领域。社会学本身和其他学科一样，是一个渗透性强、充满活力的实体。因此，我当然不会把我在这本书中的讨论局限于那些自称社会学家的学者的出版物。本书还直接收录了其他几个学科的学者对数字媒体技术的社会和文化维度的一些有趣看法，尤其是在大众传播、媒体研究、文化地理学和数字人类学等领域，甚至计算科学研究的某些方面，如关注人机关系的研究，以及跨学科领域，如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互联网研究和数字文化。研究数字世界特定特征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维度的离散领域也开始发展，包括软件研究、游戏研究、移动媒体研究和平台研究。理想情况下，这些领域应该相互参与并从中受益。

尽管其他人可能对数字社会学所包含的内容有自己的看法，我还是阐述了一种四重类型学，总结了我对这一分支学科的定义。具体内容如下：

•职业数字实践（professional digital practice)：使用数字工具作为社会学实践的一部分—建立网络，构建在线档案，宣传和分享研究成果，指导学生；

•数字技术使用分析（analys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use):研究人们使用数字技术构建他们的自我意识、具身化和社会关系的方式，以及数字媒体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创造或再生产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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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数据分析（digital data analysis)：利用自然产生的数字数据进行社会研究，无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

• 批判性数字社会学（critical digital sociology）：在社会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对数字技术进行自反性分析。

职业数字实践

正如我在上面所观察到的，社会学家的工作生活和身份认同已经受到数字化的深刻影响。新兴数字技术改变了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许多方面。职业的数字实践与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有关。一般来说，社会学家个人在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进行职业实践方面进展缓慢(Daniels and Feagin，2011；Farrelland Petersen，2010；Mitchell，2000)。然而，这种情况正在逐渐转变，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意识到，数字工具在与学术界内外的群体建立网络、广泛传播研究、增加其研究的影响和了解他人研究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在社交媒体和开放获取平台进行出版已经成为公共社会学家参与的一个重要方面，能够促进公众参与研究、对研究结果产生兴趣并获取研究成果。然而，职业的数字应用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和可能性。社会学家们已经开始从社会学的角度认识和描述这些不同的维度。

数字技术使用分析

然而，正如我所言，社会学家通常很少关注计算机技术，而热衷于其他的研究课题。自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出现以来，探讨技术使用方式的一系列社会学文献已经发展起来。随着数字技术日益普及，它们进入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并在建立和维护社会网络中发挥作用，这已经引起了社会学的兴趣，即人们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呈现自我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准则与行为，人们如何通过这些数字技术了解世界，人们在获取和使用这些技术方面的差异，数字技术在监视方面的用途以及对隐私概念的影响。大数据现象也引发了学术界对大型数字数据集的伦理和政治方面的探讨。社交媒体网站的流行引发了社会学的研究，探讨如何更好地访问和分析人们对这些媒体的参与。为了研究这些问题，社会学家们综合采用了定性方法（如访谈、焦点小组和民族志研究）和定量方法（如定量调查)。这种数字社会学研究与数字人类学、数字文化学、网络研究、数字地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有明显的重叠。然而，社会学对数字世界分析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关系以及它如何影响和生产社会关系、自我或群体的身份认同以及社会经济的劣势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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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数据分析

数字社会学的另一个维度是使用大型数字数据集进行社会研究。诸如“数字社会研究”“网络计量学”“网络社会科学”和“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等领域，往往用来指进行这种类型的“电子化研究”。这一研究的重点是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以及分析这些数据的工具，其追随者采用的方法主要来自计算机科学，并对存储和分析数字数据的最有效工具感兴趣。他们的方法使用各种网络平台（例如脸书文章、推特推文、Instagram图像、搜索引擎、短信和GPS数据）已经收集的“自然”或偶然生成的数据。一些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数字数据分析的研究人员，也对运用记录和分析数据(包括图像、视频和音频数据）的定性分析方法感兴趣。虽然这些方法似乎在信息科学技术和传播学研究等领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应用，但到目前为止，社会学家似乎很少使用这些方法，也许是因为很少有社会学家接受过访问和分析大数据集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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