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学

批判性数字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学文献中出现了许多重大主题，这些主题围绕新兴数字媒体、数据生产，以及参与收集、解释和分析的行动者。它们使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面临挑战。这些问题和争论的核心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该如何概念化和操作化。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开始质疑，使用新兴数字技术可能会影响其就业条件和职业自我的呈现方式。他们不仅对整个数字社会提出了批评，而且对自身日益数字化的主体处境提出了批评，还对社会学应如何应对来自数字技术生产新知识形式的挑战提出了批评。一个数字社会研究的共识已经形成，它承认用于社会研究的方法和工具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的组成部分。其他社会学家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将数字技术和数字数据作为创造和创新的一部分，并在科研和教学中应用创新性方法。

关于本书

本书的各章节论述了数字社会学的上述所有维度。第二章通过回顾本书中发展的主要理论观点，为后续章节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对全球信息经济和新型权力形式的分析，对人类与数字技术之间关系的社会物质视角（sociomaterial perspective），产消合一，新自由主义和分享主体，档案的重要性，与数字社会相关的监视（观看）理论以及关于数字化的具身化的理论。在第三章中，我将探讨数字时代的概念化研究新方法。这一章总结了目前数字社会研究人员采用的多元方法，提供了许多创新和创造性项目的例子，有助于重新思考社会学的创新方式。这部分的讨论还提出了理论化方法的问题，借鉴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将方法论装置本身定位为研究过程中的社会文化产物和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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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通过概述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在职业实践中使用数字技术的方式，探讨了数字化学术的主题。在这一主题上，本章采用社会学视角，不仅挖掘以社交媒体为学术工具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还考察了其对职业认同和数字公众参与(digital public engagement）的政治学的深层影响。第五章介绍了大数据的批判社会学。在回顾了大数据的出现及其在商业、政府和个体企业中的迅速扩散之后，我以数字数据作为社会物质客体的观点，分析了这一现象的社会、文化、伦理和政治维度。

最后三个主要章节讨论了人们与数字技术的互构方式。第六章探讨了不同社会群体和地理空间使用数字技术的多样性。我从“通观全局”开始，借鉴了一些大型报告，确定了数字技术在某些国家和跨国使用的趋势。本章接着讨论了基于情境的定性调查，这些调查为数字社会不平等的复杂性以及构成数字参与实践的文化期望和规范提供了见解。本章亦详细讨论了数字技术使用的性别性质，并探讨了数字技术的使用加剧社会边缘化和对少数群体歧视的可能性。

第七章跟进了第六章中的一些问题。我研究了数字监视政治、行动主义(activism)、隐私争论、数字数据的开放呼吁和公民的数字公共参与。有人认为，虽然数字行动主义和对公民开放数字数据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功地实现其目标，但也有人声称，它们会对制度化权力产生新型的、重大形式的政治阻力或挑战。事实上，数字技术可以提供一种让激进分子受到监视并被政府拉入黑名单的手段。本章还概述了公民数字参与的其他消极影响，包括互联网可

第一章 简介：生活即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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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煽动歧视和私刑行动，以及促进虚假信息传播等方式。

在第八章中，我讨论了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具身化(embodiment)和自我。我认为，现在的数字软件和硬件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成为我们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存储了大量关于我们的经历、社会关系、社会事件以及身体机能的数据。它们的材料设计和使用，也经历了一个具身化和情感化的层面—这是在社会学分析中常常被忽视的数字社会的元素。

第九章为简短结论，总结了本书的主题和论点，并对数字社会学所能提供的内容提出了乐观和前瞻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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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字社会的理论化

在本章中，我将介绍一些主流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将在其他章节中得到运用和进一步发展。这些理论绝不是关于数字社会的有趣工作的全部，但是，我认为它们体现出了发展数字社会学的一些最有趣的方法。

全球信息经济与新型权力形式

当代社会理论日益呈现的是发达国家的社会，其特点是信息在网络中流通和传播。以社交媒体平台等在线技术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发展新方式，引发了许多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理论家对技术形塑和重塑社会生活的关注。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是数字网络社会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在著作中（如Castells，2000a，2000b，2012）提出了“网络社会”概念，认为网络是当代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基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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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卡斯特所称的“信息时代”，其工业化进程已被新兴信息技术推动的电子通信所取代。如今，权力是多维度的，存在于全球金融、政治、军事安全、信息生产、犯罪和多媒体网络等网络中，所有这些网络都涉及定义社会规则和规范。卡斯特认为数字媒介信息已经成为经济生产力的关键。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生产了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推动建立了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新兴经济，这种经济形式通过应用数字技术和其他网络技术及实践，分散在全球并高度互联。卡斯特认为，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创造新型社会结构、全球经济和新兴虚拟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作品率先承认了数字技术在当代社会形态中的重要性。

其他社会学家也开始关注认识世界的新方式、新的信息形式和数字数据的新型商业用途。他们认为，数字技术改变了经济价值的生产、分配和商品概念化的方式（Beer，2013a；Featherstone，2009; Lash, 2007; Mackenzie, 2005; Savage and Burrows, 2007).根据这些作者的说法，知识本身已经通过这些过程实现转化。许多人引用了奈杰尔·思里夫特(Nigel Thrift)关于信息经济的著作以及他提出的“知识资本主义”(knowing capitalism)（Thrift，2005，2006)来支撑自己的论点。思里夫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急速转向信息经济，它通过重置时空来提高创新和发明的速度，以支撑信息作为一种收入来源。互联网的可供性促成了这一转变。数字化的作用是将知识转化为能够通过数字技术来轻松获取的信息。互联网正在形成一种新兴学术机构，产生不同的研究、学术和交流模式(Featherstone，2009)。

互联网帝国公司（或称“巨型平台”）主宰了数字世界，改变了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这包括谷歌、脸书、苹果和亚马逊等互联网企业。“谷歌化”（Googilization）（Vaidhyanathan，2011）一词被用来描述谷歌公司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等众多领域的路径。人们认为，谷歌不仅在搜索引擎的运作方式、平台和应用程序的美学方面发挥着强大功能，还在教育、学术界、信息服务、社会研究、广告、地理服务、电子邮件、出版和网络商务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在更广泛的层面上，通过数字媒体进行的通信行为，都已转化为可聚合为大规模数据集的数字数据，进而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实体。无论是脸书上的点赞，推特上的评论，还是搜索引擎上的查询，这些交流行为都已变得商品化。如今，许多商业和政府机构及组织都将收集和使用数字数据作为其业务构成部分。数字数据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它建立于从各种为商业目的而存储的档案中获取数字数据的技术之上。曾经，工人的体力劳动产生了剩余价值；现在，大众的智力劳动具有了货币价值，构建了新型信息经济，推动思想变得更加自由化、大众化和商品化(Smith，2013；Thrift，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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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随着人、物、空间的数字化代码愈发普遍，权力关系正在发生变革。现在，权力主要通过通信方式运行(Lash，2007；Mackenzie, 2005; Mackenzie and Vurdubakis, 2011; Smith, 2013)。这种方式将权力视为扁平的、扎根的、流动的和动态的，而不是倾向于将社会描述为一个基本固定的等级制度的权力结构模型。大众媒体不再理论性地被视为和理论化为“自上而下”的大众说服者，不再能够操纵它们所散播信息的大众，不再能代表权力高于公共代表的垄断中心。相反，众所周知，Web2.0平台和设备中体现的新兴移动交互式媒体是分散的、多模式的，是结合了产消合一与对用户的持续监视和信息收集的节点网络(Beer，2013a；Beer andBurrows，2010；Lash，2007；Smith，2013)。传统媒体对其信息传播的内容施加权力，但对其受众知之甚少。相比之下，新媒体不仅激发了用户创作，还对受众的细节了如指掌(Beer，2013a；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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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字社会的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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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Featherstone, 2009)。

这是一种采用福柯式权力理论的视角，强调的不仅仅是权力关系的压制层面（传统的主权权力模式，其中一个权威个人或团体对被规训的公民强制行使权力)，还有日常生活的、分散的、经常带有自愿性质的权力形式。权力在界定能力和选择的同时，能够生产能力和选择(Foucault，1995)。拉什(Lash，2007：70)认为，通过新兴数字信息经济及“新商品”数据，一种“后霸权”（post-hegemonicpower）形式正以微妙的方式运作。这种权力从传统霸权制度中“泄露”，渗透到日常的、理所当然的实践中，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普适计算和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同时也是政治无处不在的时代。权力成为生命形式的内在要素，但由于其无形和理所当然的性质而没有得到承认(Lash，2007：75)。

拉什(Lash，2005，2006)认为，全球信息社会的特点是系统开放性、非线性运动，以及信息的流通（flux）和流动（flow)。拉什（Lash，2006）指出，流通概念带有权力的张力和斗争特征，而纯流动则以不受限制的运动为前提。他强调“将流通重新带回流动”的重要性，以将信息流动的流畅性问题化，“发展一种流通与流动相对抗的全球政治”(Lash，2005：17)。数字网络和数据中的流通和流动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它突破了数字数据具有的自由流通这一主要表征(如卡斯特等学者的乌托邦观点)，并强调全球信息社会中内在的流动存在困难和障碍。

作为社会物质客体的数字技术和数据

关注永无休止的数字数据，虽然准确地阐述了当代社会的网络化本质以及信息在网络中传播的速度和便捷性，但也掩盖了数字化的某些维度。正如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理论家争论的那样，数字数据既不是非物质的，也不仅仅是更大物质实体的微小组成。这一观点引用了科学与技术研究（STS）中的社会物质（sociomaterial）视角。STS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为笼统的媒体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立场。近年来，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借鉴了科学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的研究成果（如 Latour，1987，2005)，成为 STS 中的主流。行动者网络理论关注人类经验和主体性的物质性和异质性本质，强调非人类行动者在形塑人类行动者中的角色和能动作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倡导者认为，人类总是存在于由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组成的相互交织的网络中，不能与这些网络孤立开来。这一观点已被证明是数字社会学术研究的一种有见地的方法，特别是在理解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和数据等数字现象内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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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assemblage）的概念是理解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之间互动的杂合现象的有用方法。集合概念借鉴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德勒兹哲学，是指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以各种动态方式杂合交融的形式(Haggerty and Ericson, 2000; Latour, 2005; Latour et al., 2012;Marcus，2006；Palmås，2011)。集合提供了一种理解个人与数字技术的关系及对数字技术的使用的方法，强调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每位行动者都在互构关系中形塑着另一位行动者。它还为理解非人类行动者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如物联网中的情形。

集合在其复杂性和易变性方面被视为“杂合体”(Fenwick andEdwards，2011)。例如，芬威克和爱德华(Fenwick and Edwards，2011）讨论了数据和用于创建数据的设备如何驱动当代教育，以及如何形塑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使用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系统对收集用于监测和计算学生的学习成果的数据负有责任。然而，这种用于治理目的的、庞大而复杂的数据集成集合是不稳定的。由于众多不同能动者的加入，它存在戏化系统或参与抵制行为的可能性，比如考试分数作弊、教师拒绝管理标准化测试，或数据受到复议和挑战，这种庞大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得其产生偶然和混乱。对抗网络(counter-networks)的出现挑战了现有的网络，这使得各种行动者网络的力量永远无法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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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数字数据客体（digital data objects)是经济、技术、社会和文化逻辑的复杂互动集合，它包括点赞或分享按键、个人浏览器的历史记录、社交媒体帖子上的个性化推荐和评论，以及构成用户可用选择的硬件和软件(Caplan，2013；Langois and Elmer，2013；Mackenzie，2005；Mackenzie and Vurdubakis，2011)。我们将数字现象描述为客体(objects)，以承认它们的存在、影响和力量(Caplan, 2013; Hands, 2013; Langois and Elmer, 2013; Marres,2012)。

关于计算机软件的文化和政治分析，有时被称为软件研究(software studies)。软件研究中的写作者并不像传统通信模式那样强调信息的传输或接收，而是对计算行为生产和形塑知识的方式产生了社会物质兴趣。计算机代码被定位为构型和集合中的能动者(Fuller，2008)，生产出如基钦和道奇（Kitchin and Dodge，2011)所称的“代码集合”(coded assemblages)。的确，软件在日常生活中已具有普遍性，正如曼诺维奇（Manovich，2013b）所说，软件已经成为“一种通用语言，是我们的想象与世界的接口”。因此，他主张社会研究者应该将人们与数字技术的互动概念化为“软件性能”(software performances)，它在软件不断地对用户行为作出反应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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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建构和重构。

软件不再是静态的。它不断地响应用户和其他网络系统的输人：更新数据，识别用户在空间移动时的位置，观察用户在其设备上从事的活动（Helmond，2013；Manovich，2013a；Rogers，2013)。曼诺维奇（Manovich，2013a：36）举了一个用户参与谷歌地球平台的例子。由于谷歌地球具有实时更新的特性，用户每次访问这个平台时，他都会看到一个提供着最新数据的“新地球”。同样，许多维基百科的条目是动态的，会被定期更新或编辑。用户还可以组合一系列数字平台的信息，以全新的、个性化的方式呈现，来创建“混搭”(mashups)。由于这些技术是交互式平台，它们会不断更新和变化，包括用户自己作出的改变。这是一种理解和体验“信息”本质的全新方式。正如曼诺维奇（Manovich，2013b）指出的那样，人与软件之间的交互方式很难从彼此的纠缠中分离出来：

什么是交互式媒体“数据”？执行时的软件代码、用户交互的记录（例如点击和光标移动）、用户屏幕的视频记录、用脑电图或功能磁共振成像捕捉记录到的用户大脑活动？它是以上这些，还是别的什么？

在本书中，数字数据也被描述为社会物质客体。大众媒体、政府和商界的众多评论员，将数字数据视为真理和正确知识的最终形式。而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理论家则强调，这些信息形式和其他任何类型一样，都是由社会创造的，具有自己的社会生活和生命力。数字数据客体构建了我们关于身份认同、具身化、关系、选择和偏好、服务访问以及空间的概念。数字数据有许多物质性的方面。对于创造、管理和存储这些数据的物质的生产劳动者而言，数字数据是复杂决策、创造性思维、解决管理技术问题以及营销战略的产物，同时也是创造数据的产消者的劳动产物。这就是数字数据的“无形”的物质性方面(Aslinger and Hunteman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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