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学

算法在构建数字数据客体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算法在不了解数字技术用户的情况下，通过对他们进行测量和排序，来决定可以为用户提供什么选择。不同来源的数字数据客体集合在一起，构成“计量集合”(metric assemblages)（Burrows，2012）或“监视集合”(surveilant assemblages)(Haggerty and Ericson，2000)，制造虚拟的用户分身(doppelgänger)。因此，算法和软件的其他元素是生成性的，是一种生产性的权力形式（Beer，2009；2013a；boydand Crawford, 2012; Cheney-Lippold, 2011; Mackenzie, 2005;Mackenzie and Vurdubakis, 2011; Ruppert et al., 2013)。

采用社会物质视角的学者，也强调了数字技术在制造和应用方面的有形物质性。尽管他们在讨论互联网和普适计算时，经常使用“无缝”“熟练运转”等修辞，但是为保持系统的正常运转，对其的维护是杂合和偶然的，经常涉及具体的妥协、协商和及时的干预。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包括稳定的电力供应和计算机网络接口等基本要求——共同促进或限制数字技术的发展(Bell，2006a；Bell and Dourish，2007，2011；Dourish and Bell,2007)。当必须处理闲置设备，造成往往包含有毒物质的数字废物(digital waste，或“电子废物”)问题时，数字硬件的物质性便凸显出来(Gabrys，2011；Miller and Horst,2012)。

在发达国家，由于数字设备的高周转率、快速过时的趋势、时隔几年的技术更新迭代，大量的数字废物不断产生。绝大多数被丢弃的数字设备最终被填埋，只有一小部分的废物会从发达国家转移至欠发达国家，用于零部件的回收与再利用。当它们过时并被丢弃时，那些曾经非常受欢迎、闪闪发光、在购买时充满期待的数字设备，就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垃圾肮脏、暗沉且可能污染环境的污染物(Gabrys，2011)。电力本身在为数字技术和数字数据存储单元供应时，会对人类和其他生物产生环境影响，例如燃煤发电厂释放的烟雾和颗粒。“数字是一种能量体系：人类能量和技术机器所需的能量。”(Parikka，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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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客体的物质性，还体现在关于数字数据的存储方式及存储地点的争论中，因为它们需要更大的物理结构（服务器）来进行归档。尽管有计算“云”(cloud)这一隐喻，但数字数据不会在以太中盘旋，而必须存储在硬件中。此外，数字数据难以擦除或移除，因此它们可以是非常顽固的材料；与此同时，如果数字数据存储过久且未被使用，它们可能很快就会过时，如果当代技术不能再获取和利用它们的话，它们就会变得毫无用处。因此，如果数字数据保留太久，而未转换至新兴技术格式，那么它们可能会被丢失和遗忘。这被称为“腐烂”(decay)。数字存储器具有易失性，这是因为用于存储和访问数据的技术变化得如此迅速。如果材料的数字形式不再被使用，那么出于归档目的而被转换成数字形式的模拟材料可能会被销毁进而丢失(Gabrys，2011)。

产消合一、新自由主义与分享主体

如上所述，全球信息经济产生了一种数字生命力，即信息和数据本身就具有了价值。产消合一实践是这一经济的主要贡献者，提供了关于数字技术用户的偏好、习惯和观点的信息流，这些信息可以用于目标市场营销、广告和其他商业促销目的(Beer，2009；Beerand Burrows，2013；Ritzer et al.，2012)。许多社交媒体用户喜欢创作内容，比如写评论或博客、制作粉丝网站、制作混搭或可视化数字图形。此类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其他人对内容的认可和欣赏行为，都有可能成为促进形成产消合一的强大动力(Beer andBurrows, 2013)。

第二章 数字社会的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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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数字社会著作的作者，讨论了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影响所带来的更广泛的政治影响。一些人认为，这些技术是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根深蒂固于发达国家的政治取向。它的主要信条是：原子化人类行动者对个人生活机会和结果全权负责，市场经济和竞争在实现最优结果中具有绝对权力，以及国家不再向社会经济弱势群体提供援助服务。根据新自由主义原则，理想的主体是自我调节的，并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人们期望并鼓励个体进行自我反思，或将自己的生活视为需要时间和精力投入的创业投资项目(Ventura，2012)。新自由主义支撑了社会学理论在回应数字技术方面的多重维度，包括社会学家分析由数字技术提供的监视和监控功能是如何在国家监管和干预外被应用于促进自我管理和竞争行为的。

产消合一也许可以通过审视福柯探讨建构人类行动者的自我实践——那些旨在自我关注或自我完善的活动的著作来理论化(Foucault，1988)。通过这些技术，人们了解他们的环境，了解与他们分享生活的其他人。事实上，有人认为Instagram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鼓励生产传播关于参与者、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深度知识。这些技术通过更新状态和视觉图像，让那些异地、很少面对面交流的朋友和家庭成员，能够跨越时空而定期相互交流。他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希望与好友或粉丝分享：用脸书中的术语来说，就是运用一条“时间线”，将文字与照片或视频结合在一起，以呈现用户的角色形象。然而，这些技术的正常运转和维持，也需要一种工作——社会劳动——来满足这些媒体和用户互动对象的需求(Fuchs，2012；Lambert，2013; Marwick, 2012; M. Saut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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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其著作《性经验史》(Foucalt，1979)中关于忏悔(confession)的内容，为人们在社交媒体网站上构建和表现自己的方式提供了理论化视角：它是伦理自我塑造（self-formation）的一部分。有人认为，多种形式的社交媒体是道德经济的一部分，这些媒体的用户被煽动向其他观察者自白或透露他们私人生活的某些方面，而其他观察者可以选择评论或以其他方式，比如通过“点赞”或分享内容等功能，来表示赞同或不赞同。通过揭露他们的私生活和回应他人的反应，用户可以开展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并对他人的行为和做法进行评价。因此，这种社交媒体的使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道德和社会实践，不仅有助于自我塑造，而且有助于重构人们应该遵守的社会规范和期望(Boellstorff，2013；Marwick，2012；T.Sauter，2013)。

那些将社交媒体置于全球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理论家认为，数字企业家和公司能够利用消费者群体的热情、自动化、大规模传播“口碑”以及运用过去的数据预测未来的算法决策，向消费者销售更多产品。商品不仅是被销售的物品实体，还是关于商品和消费者的信息，以及通过消费形成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自身通过生产信息、创新观念、为相关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消费体验，继而生产价值(Beer，2013a；Beer and Burrows，2013；Thrift,2005，2006)。

文化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及其合作者(Fordet al.，2013)对他们所称的“延展型媒体”(spreadable media)1]或数字化生产的媒体感兴趣，这些数字媒体以杂乱无章、难以管理的方式在多个网站、平台和文化中流通或“传播”。他们认为，用户与他人共享数字内容的选择正在重塑媒体格局，这意味着从分发传播(distribution)向循环传播(circulation)的转变。内容制作者试图以某种方式创作他们的内容，以激励用户通过社交媒体与他们的好友或粉丝分享。为了实现这一点，内容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对再分发者有意义，因此需要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决策(Ford et al.，2013)。术语“延展型”(spreadable）用于表示媒体内容的属性，这些属性使其或多或少地易于分享和转发。它包括技术资源、经济结构、内容本身的属性以及促进传播的社交网络设备和软件。尽管与“黏性”内容或“特别关注”(destination viewing)相关，但它不同于旨在试图吸引观众的特定媒体站点中的内容。当“黏性”内容从媒体网站上的静态位置转移到文化景观中的其他目的地时，它就变成“可延展”的(Ford et al.，2013)。

第二章 数字社会的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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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展型媒体”译法参考了刘滢《国际传播：全媒体生产链重构》中的内容，亦有学者将此概念译为“传播性媒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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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主体的概念是延展型媒体的核心。分享主体在内容流通中寻求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在社交网络和社区中的参与感，并深信这种分享有助于形成网络和对话（John，2013；Payne，2012)。在“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Payne，2012)中，媒体公司和企业积极寻求内容分享和传播货币化的方式，以实现“病毒式传播”(viralty)，并引导内容分享和传播为其自身（而不是内容的创造者）带来经济效益。举例来说，媒体行业很快就抓住了具有创造性营销特征的产消合一粉丝群体，并尝试向这些粉丝销售更多的产品。粉丝们被操纵成为媒体产品的营销者，他们通过自己的产消合一实践和生成的元数据来帮助宣传（Bird，2011）。

因此，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Beer，2009，2013a）的话语与资本化和界定自由（远非公开）的话语，同时运作于众多社交媒体平台。批判者认为，这些技术是庞大系统网络的一个维度，这个网络由对人口及其中的子群体的诸多监控、测量和监管系统组成，这些系统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行为而不是社会进程上。例如，社交媒体通常被描述为通过提供产消合一的机会来提升个人创造力和自由，但这种创造力和言论自由的运作方式仍有明确的限制。一些作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强调了许多人仍然面临的缺乏访问权的问题，以及许多数字关系和技术制造中固有的歧视和剥削。数字技术批判理论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 及其合作者的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们撰文讨论脸书等网站上的消费者剥削，以及计算机硬件和互联网帝国公司雇佣的有薪工人所面临的恶劣工作条件（Fuchs，2011，2012，2014b; Fuchs and Dyer-Withefor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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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强调，许多鼓励产消合一实践的平台，也试图通过传统的资本主义方式将这些活动货币化。分享主体是创造性的，并且可以抵制主流话语。然而，与分享主体的理想化概念相反，产业界已经开始将这种理想用于自己的目的。因此，不同的权力关系和剥削在互联网上重现，如同其他社交网站，挑战了人们对互联网“民主”本质的理所当然的假设。那些建立在Web2.0工具和平台上，以激励创作和分享获取利益的公司实体，往往不同于那些创建内容、寻求民主参与、支持分享精神是一种才能的公司实体（John，2013)。内容创作和分享的“道德经济”与追求经济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冲突。内容创作者和分享者从事的是无偿劳动，对他们来说，这些劳动具有情感和道德价值，其剩余价值却为其他人提供了经济利益(Bird，2011；Ford et al.，2013；Fuchs，2012；Fuchs andDyer-Witheford，2013；Lupton，2014a；Payne，2012)。产消者使用的平台服务条款更加表明，他们贡献给这些平台的内容不属于他们自己，而属于平台开发者(Lupton，2014a)。因此，人们的创造性努力已经被媒体和数据产业所利用。如果创作者不仔细阅读他们使用的平台服务条款和条件，或者如果这些平台模糊了用户上传数据的使用情况，其中许多人可能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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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的重要性

数字数据的生产方式和存档方式的具体特征，对于理解新型社会数据至关重要。互联网是一个活生生的档案馆：它生成、存储、分发和传输数据(Smith，2013)。在线档案已经变得复杂和自我参照，例如：“互联网上有档案，有关于档案的档案，也有关于互联网的档案。因此，互联网本身既是一个档案馆，还是一个要归档的物品。”(Smith，2013：383)数字档案使数字数据具有可搜索性和可分发性，这两个基本特征有助于实现它们的重要价值。由于当前的全球信息经济依赖于这些过程，数字档案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包括知识储备归档的政治问题、数据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政治问题、人类政治问题、隐私权问题和数据归档挑战个体身份认同的问题(Smith，2013)。

比尔和伯罗斯(Beer and Burrows，2013)分析了流行文化的数字数据档案中的四个组成部分，这些组件包括：第一，个人档案(profiles)，或用户在创建在线活动时输入的个人信息；第二，链接和数据交叉性（data intersectionality)，或在数字设备、站点或平台之间建立的连接，每个连接都包含从不同方法中获取的数据；第三，元数据或标签实践；第四，娱乐性，这是使用数字媒体的一个游戏维度，将使用数字媒体作为生成数据的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接下来，比尔和伯罗斯基于数据存储内容，搭建了关于流行文化的四种相互关联和重叠的数字档案的框架。第一类是交易数据，即计算机用户通过在线参与大量日常活动所产生的数据，无论他们是使用个人设备还是作为大机构数字系统的一部分。这些数据是通过在线活动产生的，比如网上银行、购物、搜索、顾客忠诚度项目、机票预订和与政府机构进行互动等活动。这类归档的例子包括亚马逊、Spotify和iTunes。这些档案既包含用户所消费的文化形式，也包含用户在消费过程中生成的数据(例如他们的喜好)。第二类是比尔和伯罗斯提出的“日常档案”，即人们开展的日常活动、社交关系、点赞、好友和粉丝等数字数据，这类数据往往通过推特、脸书、Tumblr、YouTube、Flickr 和 Instagram 等平台存储。第三类数字档案形式是由观点或意见评论构成的，通常在数字论坛上出现，如在线新闻网站、博客/微博和那些专门征求用户对货物、产品、服务或名人的意见或评级的网站，如 Patient Opinion、亚马逊、猫途鹰以及为明星或运动队的粉丝而建立的各种网站。最后一种是众包档案(crowdsourcing archive)，由专门贡献数据的用户创建，尤其是通过数据集合创造新的知识形式，或为企业众筹，例如维基百科、Kickstarter、Quora 和 PatientsLik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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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其他与流行文化没有直接关系的数字数据档案，例如由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医疗服务机构、安全组织和公司生成的档案。许多组织机构正在意识到数字化和归档数据的价值，例如，人口普查数据由政府机构收集数据并归档；教育机构通过创建“学习档案”来收集大量的数字数据集，以监测和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各种医疗机构和服务机构正试图整合其病人的数据，包括电子医疗记录在内的相关医疗数字数据；博物馆和图书馆日益重视运用数字手段来保存材料，以纽约爱乐乐团为代表的组织已经创建了数字资料库，专门存储节目、乐谱、图像、商业文件和音频等材料；高等院校使用电子数据库来收集它们研究人员的成果，学术期刊在可搜索的档案中在线发布研究者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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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资料仍然可以在网上查阅到，也许能够永久查阅，这意味着人类将很容易对一段历史时期进行回溯性监视。作为数字隐私权这一新法律专门领域的一部分，“被遗忘权”(the right tobe forgotten)随后受到媒体和法律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Rosen，2012)。事实上，有人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以“遗忘的终结”为特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数字数据以记录和档案信息的形式永久存在(Bossewitch and Sinnreich，2013)。由于它们是机器，而不是传统记忆所依赖的有血有肉的大脑物质，数字技术被视为能够提供更精准的事件记录。数字技术扮演“认知义肢”(cognitive prostheses)的角色，它们的数字记录扩展、增强甚至取代了记忆（Bossewitchand Sinnreich, 2013: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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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与数字社会学相关的重要理论观点是由关注当代社会中的监视（观看）的学者提供的。由于数字监视技术和其他监视技术的发展，社会领域的媒介化程度越来越高，新兴技术扩展了公共空间的视野，提供了监视和记录个体行为的机会(Biressi and Nunn，2003；Bossewitch and Sinnreich，2013)。以数字技术为手段的日常生活中的监视，已然成为一种生活实践的常态，构成身份认同与具身化的诸多构型的一部分（Ball，2014；Rosenzweig，2012）。

许多评论者观察到，由安全技术、设备和应用程序生成并存储在平台档案中的大量数字数据可能被用于各种形式的监视。人们使用互联网或者作为产消合一实践上传和分享的内容，都会被收集成数据而受到各种其他行动者的监视和监督，这包括数字开发商、公司以及社交媒体上的好友和粉丝。事实上，这种对在线技术用户的监视和数据收集，已经成为数字信息经济的一个核心维度。数字监视不仅是政府安全机构的一种手段，还是商业经济以及医疗、警务和教育系统机构的组成部分。得益于互联网，全球监视经济（globalsurveillance economy)和多重监视集合(surveillant assemblage) 已经发展起来，各国在提供数字监视系统、使用监视系统彼此交流和监视等方面进行合作(Ball and Murakami Wood，2013)。最近，斯诺登文件披露了（国家）利用数字数据进行间谍活动的全部情况，这表明许多国家都在对本国公民进行大规模的、微粒的数字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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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已经从社会、文化和政治维度研究了监视，总结出了一系列模式。简单来说，“监视”一词意为“看管”(watching over)或“从上方看”(watching from above)，通常与掌权者观看他人有关(Mann and Ferenbok，2013)。数字监视是使用闭路电视摄像头、射频识别芯片、由众多机构开展的生物特征监测等技术而开展安全部署的行动，还有商业企业为从用户生产的数字数据中获取经济价值而实施的监视实践。有时人们意识到自己使用这些技术时正在被监视，有时这种监视是秘密的。数字监视可能是强制性的，以用于惩罚或公开约束个体或社会团体；也可能是温和的，是一种追求安全或治理的形式，旨在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或身体健康。

数字监视技术与以往监控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普及性、收集和储存数据的范围、潜在的持久性及其对隐私的影响。此类监视行为会数字化记录人们的活动，将这些数据归档并使用算法技术生成和处理数据，以用于预测人类行为。这些监视数据比以前的监视形式具有更长的寿命和跨时空的传播能力(Bossewitch and Sinnreich，2013; Mann and Ferenbok, 2013; Werb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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