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学

里昂和鲍曼(Lyon and Bauman，2013)在《流动的监视》(LiquidSurveillance)一书中，大篇幅提到了数字数据作为监视系统的一部分传播的诸种方式。这本书以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LiquidModernity)等著作和里昂关于监视社会的著作为基础，强调晚期现代性产生的新兴技术与新经验已使监视变得不受控制且无处不在。流动的监视是监控和测量人类与非人类的典范。新兴监视技术（其中许多是数字的）的移动性和普遍性，使得人类越来越难以知道他们何时被监控。因此，监视“渗透并扩散到许多曾经只有边缘统治的生活领域”(Lyon and Bauman，2013：3)。

数字技术加强或生产了新型监视形式。我在本章前面提到了术语“监视集合”，它可以用来描述使用数字数据来创建“数据分身”(data doubles) 的方式(Haggerty and Ericson，2000)。监视集合是通过生产和聚合各种形式的数字数据来构建的，从而能产生一种新型集合。随着更多数据的生产，这种集合会不断变化。身体和身份认同被碎片化为独立组成的数字数据，并在重新构建的进程中被重新集合。随后，这一集合成为各种干预形式的目标：加强安全措施、增加或减少社会保障支付、医学治疗、教育干预等等。曾经不受常规监视的群体，如今成了数字监控中流动监视技术的目标（Haggertyand Ericson, 2000)。

福柯的著作对监视理论影响深远，包括那些涉及数字设备的著作。他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和生物权力（biopower）思想，专门描述了对包括个体与居群在内的监视和排斥形式。福柯关于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或通过特定政治理性来管理人口的著作，也被学者用于分析管理中的种种监视形式。全景监视（panopticsurveillance）（Brignall，2002；Elmer，2003）这一重要概念借鉴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995)中使用的源于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隐喻。全景监视是非强制性的规训权力的一项特征，它涉及少数人监视多数人。全景敞视监狱是一个典型的囚室，在囚室中，由少量守卫从中心瞭望塔监视大量的被囚禁者。这种监视观念在于被囚禁者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这使他们学会了自我规训，将守卫的监督性凝视内化。闭路电视摄像头作为一种安全措施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操作员是否正在监视摄像头产生的图像，或者它们是否已实际打开。因此，我们可能会相应地纠正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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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监视有助于实现一种排斥和包容的政治，这种政治能够通过数字监视技术构建公众的可见领域。相比于特权社会群体，部分特定社会群体由于他们的种族、民族、国籍、年龄或社会阶层而被归类为有害的“异类”，被认定为是“危险的”或“有风险的”，将受到更为严格的监视，并因这些因素而被排斥(Biressi and Nunn，2003；Werbin，2011)。禁光监视(ban-optic surveillance，全景监视的一种变体）一词被用来更具体地描述使用数据来禁止或排斥特定地区、国家或公共空间的某些个体和社会团体，或禁止他们获得就业、社会服务、保险等的现象（Ajana，2013；Pavone and Esposti，2012; Sutrop and Laas-Mikko, 2012).

全光谱监视（panspectric veillance）[有时也称为数据监视（dataveillance）]指出了数字技术和数据使用的更广阔范围。全光谱(panspectron）是由德兰达（DeLanda，1991)提出的概念，是对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的回应。德兰达对比了全光谱和全景敞视监狱，指出后者依赖于人类的感官（主要是视觉)，而前者主要使用数字传感器和信号来创建大数据集，以服务于监视目的。在德兰达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个人电脑技术处于初级阶段，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社交媒体还没有发明出来。全光谱监视的最新应用表明，它和当代的商业实践相关，涉及生产和使用消费者行为的大型数字数据集。这一代数据还经常涉及运用嵌入消费品中的射频识别芯片，追踪分销和消费者购买模式(Palmås，2011)。

第二章 数字社会的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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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里，大数据、算法和预测分析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数字数据应用的发展，我认为使用数字技术的另一种监视形式已经发展起来了，它被更频繁地用作数据监视和禁光监视的一部分。这种形式就是算法监视(algorithmic veillance)。这些算法常用于决策和预测分析，它们根据一些消费者的数字消费活动，甚至根据他们可能对其他人构成的威胁（例如识别潜在的恐怖分子、罪犯或非法移民)，来将一些人排除在外，以保护自身的特权地位并容纳其他人(Crawford and Schultz, 2014; Lyon and Bauman, 2013)。

数字技术的出现也催生出了另一种形式的监视实践—逆向监视[sousveillance，字面意思是“从下面看”(watching frombelow)]，这些技术为普通人提供了观看他人的手段。这种逆向监视不仅涉及公民之间的相互观看，还包括对当权者进行监视。现在，许多人可以使用诸如智能手机、可穿戴计算设备（如谷歌眼镜）和传感器嵌入式技术等，来捕获供自己使用的图像或信息。这种情况经常用于公民参与、公民新闻和提升政治透明度。因此，有人认为监视的民主化能够为公民的观看和揭发赋权，继而达到限制权贵滥用权力的效果（Ganascia，2010；Kingsley，2008；Mann andFerenbok, 2013)。

一些学者使用了“景观监视”(synoptic veillance）一词（Doyle，2011)。这个术语是全景监视的反义词，用来描述社会形式和其他形式的观察，包括多数人监视少数人。这种现象与粉丝文化有关，例如，名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就会被许多人观看和关注。当素人将内容上传到YouTube等社交媒体网站而“走红”或吸引许多观众和粉丝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更具体地说，这是一种新型监视概念，即社会监视(social surveillance)(Marwick，2012)，它被用来描述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发生的互相监视现象。社会监视可以看作是一种参与式监视(participatory veillance)，包括自愿参与观看或被他人观看。参与式监视是注册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个特征，表示人们同意将收集他们的数据作为他们使用这些网站或其他技术的条件，如顾客忠诚度计划（包含在数字网站上的“条款和条件”和“隐私政策”等功能或接受“cookies”的协议中)(Best，2010；Lupton，2014a)。当人们对自己的身体和习惯进行自我监视实践(Lupton，2012)或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地理位置细节(Hjorth and Pink，2014)时，这种参与式监视也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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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形式的监视被称为超级监视(uberveillance)。它通常也是参与性的，但可以用于强制的、秘密的，或是挑战人们隐私权的具有胁迫性的监视措施。这个术语概念用来表示能够嵌入或佩戴于身体的跟踪技术，包括用于监测生物特征数据和识别空间位置的可穿戴计算设备以及射频识别芯片。射频识别芯片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电子护照、信用卡、借记卡、机动车驾驶监控系统等技术，以及协助心脏起搏器和人工膝关节等医疗技术的术后分析和监测失智症患者。这些设备可用于跟踪个体的实时移动和活动。这类技术的许多用户不知道它们具有发出数字信号来识别地理位置的能力，以及这些数据可能用于监视目的的方式(Michael and Clarke，2013;Michael and Michae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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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字社会的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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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具身化的理论化

从社会物质视角看，理解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互动的方式，是了解社会生活、主体性和具身化的核心议题。这种方法摆脱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文化理论，转向处理社会关系和人类经验的物质层面。因此，20世纪末的身体社会学理论家，推动了人们对人类具身化和交互具身化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认识人类主体与其他身体或客体的互动的肉身维度。

人类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物质文化和消费理论也有助于理解新兴数字媒体被“挪用”或“驯化”到日常实践和惯例中的方式(Hartmann，2013)。对物质文化感兴趣的学者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物质产物被制造和使用时，它们如何被赋予社会、文化和个体的意义。他们认为，研究这些物质产物对于理解文化的形成和再生产方式以及客体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意义至关重要。许多数字人类学家都与这一社会物质路径相关（Miller andHorst，2012)。几十年来，从事文化和媒体研究的作者们，一直将注意力集中于人们如何参与和使用作为他们家庭、工作中日常惯例一部分的媒体，包括数字设备(Lupton and Noble，2002；Richardson，2009；Salovaara et al.，2011)。挪用（appropriation）的概念是指将客体纳入惯常实践，而驯化（domestication）的概念是指通过这些日常实践，以某种方式来改变客体。

重要的是，这类研究强调个体积极参与媒体。它超越了产消合一的观点，认为所有的消费都涉及用户将一个客体融入日常生活时所产生的某些行为。它着重于观察客体使用中的赋能和约束维度，以及客体如何和用户重塑客体一样塑造或规训用户。从这个角度看，消费被广泛地看作是在特定语境和空间中人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人们通过对客体进行整合和驯化来消费它们，将它们带入日常生活，将它们融入身体/自我，并为这些客体赋予个体传记式的独特意义。它们成了“自我领地”(territories of the self)，以个性化使用为标志，并理所当然地关联着个人历史(Nipert-Eng，1996)。自我领地概念承认身体和自我不包含在个体内部的肉身空间中，而是延伸到外部空间，并与其他身体和客体连接或互连。这些过程不可避免地相关，因为它们涉及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上的具身化互动和情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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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理论研究“赛博”(cyber）的时代。在这个赛博时代，人们经常提到的不仅仅是赛博格(cyborg)，还有赛博空间(cyberspace)、赛博女权主义(cyberfeminism)、赛博文化、赛博犯罪、赛博种族主义、后殖民时代的赛博格、赛博朋克、赛博酷儿、赛博霸凌等。赛博空间被描绘成一个虚拟的、非物理的网络，其中的用户通过使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互动。一开始，这个词倾向于隐喻一种离身的经验，指的是一个人的数字化身(digital avatar）穿越到另一个与物质世界完全分离和迥异的世界。“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一词也意味着一种不同于物质现实的体验，它并不是完全真实的世界。

尽管在20世纪末，一切“赛博”的事物在文化中广为流传，但很明显，这些术语及相伴的理论穿透力已经失去了活力，现在“几乎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Bell，2007：2)。如今，提及赛博空间似乎是不合时宜的、过时的而笨拙的，此概念与科幻联系过于紧密，未能认识到计算机技术的普遍性和理所当然。“后人类”(posthuman)和“超人类”（transhuman）这两个词也在早期的技术文化著作中流传，并持续在有关人类与技术之相遇的文献中使用。然而，这些术语未能认识到新兴数字技术与日常生活的例行结合。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做一名人类，就意味着要经常使用数字技术。更当代的术语侧重于技术的技术性特征或能力，而不是试图将这些技术定位为以某种方式提供了一个脱离“真实”经验的替代世界(Paasonen，2009)。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抛弃赛博理论。事实上，我要断言，鉴于新兴技术已经如此无缝地融入和驯化到日常生活中，重新审视赛博格理论潜藏着巨大的价值和可能性。

第二章 数字社会的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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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科学女权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领域中的开创性作品、对人类-数字结合的本体论和政治学方面的概念化内容仍然很重要。她的文章《赛博格宣言》(Haraway，1985)是赛博文化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哈拉维认为在本体论层面上有两种类型的赛博格。一种类型是物质赛博格(material cyborg)，它是为军事-工业-娱乐综合体所构建的。在 20世纪80年代哈拉维写作时，有很多关于赛博格的科幻电影—战士般的人类机器或机械医疗化的身体通过技术得到标准化，为制药和医疗设备公司赚取利润。这种字面意义上的赛博格仍然存在，并且在可移动和可穿戴的数字设备的背景下，变得越来越数字化。

哈拉维构建的第二类赛博格，是隐喻的或本体论意义上的赛博格，这是她对技术文化理论文献的实质性贡献。她认为赛博格是一个挑战假设和二元的形象，在政治上具有颠覆性和进步性，并在其杂合性和阈限性上具有对立性。哈拉维正是通过这种赛博格的隐喻，试图支撑她的人类与非人类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当人类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互动时，包括生命（如动物）和非生命，哈拉维对人类行动者采取了一种相对社会物质性的视角。在她的赛博格概念中，她试图表达一个更宽泛的观点，即任何人的身体/自我都不是稳定的或自然的。相反，我们拥有多个身体和多重自我，这取决于我们追寻自我和与其他身体及非人类环境互动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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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赛博格是这类集合中唯一一种能被构建的。对于哈拉维来说，赛博格呈现出的是行动者网络集合，无论是在字面上还是在隐喻上（事实上，她承认拉图尔对自己思想的影响，见Penley etal.，1991)。哈拉维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她不再将赛博格视为机器-有机体杂合体，或者说它们“根本不是杂合体”，而是“内爆了的实体，密集的物质符号集合’，即本体异构、历史确定、物质丰富、各种特定关系激增的清晰字符串(string figures)”。(Haraway，2012：301)哈拉维的“字符串”概念与翻绳戏(cat'scradle)紧密相关[1]，这一游戏使用手上操纵的绳子来产生复杂的图案，并可以通过分享创造的方式，将绳线从一双手交换到另一双手中。她在后来的作品中使用了这个隐喻，以此来强调技术科学和身体集合构建的相互交织、复杂图式、打结、织理和协作。

纠缠隐喻（entanglement metaphor）常被应用于社会物质著作中。就像哈拉维的翻绳戏隐喻一样，纠缠隐喻强调了人类主体与物质客体之间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然而，纠缠隐喻比翻绳戏更加预示着混乱、混沌和无序。不同于高度有序和模式化的翻绳戏，纠缠可能是完全自发和未预料到的。因此，它们的形式和后果是不可预测的。与倾向于将数字技术描绘为无缝、稳定和纯粹的“云计算”等隐喻不同，纠缠隐喻承认技术能动者与人类行动者在互动中的异质性和不稳定性(Shepard，2013)。

本章涵盖了广泛的理论基础。我所讨论的所有方法和观点，都将为数字技术政治、数字社会中的新型知识构成和权力关系、数字监视运作的不同模式，以及计算机软硬件如何构建主体性、具身化和社会关系提供社会文化分析。在下一章中，我将讨论研究方法，但也融入了社会理论。社会学中将研究方法理论化的主体文献已经发展起来了，打破了理论和方法的传统区别。正如下一章所示，对本书有所贡献的学者，为概念化和进行数字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第二章 数字社会的理论化

[1] “string figures”原意即翻绳戏，此处哈拉维取“字符串”这一字面含义，一语双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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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字时代研究的再概念化 42

本章着重于数字时代的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研究。我讨论的目标不是细致罗列数字研究的方法（有几本介绍性的手册可以服务于这些目的)。相反，我不仅描述了一些实用方法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还概述了社会学家对数字社会研究采取的更具理论性和批判性的视角。我还关注了实施数字社会研究的创新方法，这些方法是重建社会学研究实践的尝试的一部分，展示了社会学面对数字社会能够拓展的新兴的、令人激动的方向。

数字社会研究方法

在详细说明数字社会研究可能应用的方法之前，说明社会学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研究的背景是十分重要的。一些社会学家所写的数字社会学文章的主要论点之一，是社会学家应该开发新的“研究社会学”(doing sociology）的方法来应对数字时代，尤其是在这一学科的实践者要维持自己在社会研究领域的权威的情况下。这并不是说必须抛弃传统的社会研究方法，而去热衷于新兴的数字化方法。社会学家应该调研各种可以用来进行数字社会研究的方法，并持续质询这些方法本身塑造和解释它们所产出的数据的方式。这些辩论面对的是学科本身的本质性问题，包括数字时代的社会学研究和理论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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