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学

正如我在第一章中简要概述的那样，研究数字社会的方法有许多种。过去，社会学家和其他研究者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来调查人们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定量方法包括调查人们使用的技术和使用原因，以及分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定性方法采用一对一访谈或焦点小组访谈的方式，来推动更深入的讨论，而民族志技术涉及研究者观察人们与数字技术互动的方式，这通常是在受地理位置限制的特定情境。

这些历史悠久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仍然是探究数字社会的本质及其对自我认同、具身化、日常生活、群体归属、社会制度和社会不平等的影响的宝贵途径，这些都是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研究者感兴趣的传统问题。数字设备和平台能够通过多种不同方式被应用于社会研究，包括生成和记录数据。传统的研究方法本身也已经数字化了。现在，社会调查通常在计算机上完成，数据也自动输入数据库；而纸质的社会调查，也在将数据输入计算机系统进行分析时实现了数字化。在学术和商业领域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研究人员使用在线调查的方法。这是极具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它能够以少量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受访者，并且能够接触到那些可能难以接触的受访者。

定性研究方法也可以使用在线工具和数字设备。一对一的访谈通常使用数字录音机，并将所得的数据用计算机方法进行分析。现在，专业软件不仅可以用于对文字记录进行分析和编码，还可以对基于图像的材料（如视频）进行分析。诸如视频会议、Skype、聊天室、互联网讨论群和社交媒体平台等技术，可以被用于采访或小组讨论。田野笔记可以使用移动数字设备进行记录，比如平板电脑、笔记软件或智能手机上的语音备忘录功能。照相机、录像机和地理定位设备等数字工具，可以作为民族志田野调查的一部分，以及研究参与者自身收集数据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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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那些需要研究人员介入、以从回应中收集他们想要分析的数据的社会研究，大量的数字数据是作为其他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平常地（unobstrusively）生成的。所有这些日常活动，包括公共空间轨迹、打电话、发送电子邮件、浏览网页、使用搜索引擎、参与政府服务、在线购买商品或使用顾客忠诚度计划，都生产了关于用户活动，以及更具意图性的内容生成实践的数字数据，如发表博客和在社交媒体平台中更新状态、上传图像、点赞、发表推文、转发、评论等。这些作为互联网使用的输出结果，能产生大量集聚和可量化的数字数据，它们被不同地称为交易数据、跟踪数据、附属数据或大数据。

正如第二章所言，数字社会研究者开始使用的另一个更具分析性的术语是“数字数据客体”。罗杰斯（Rogers，2013）引用案例区分了“数字化数据客体”(digitised data objects）和“原生数字数据客体”(natively digital data objects)。数字化数据客体涉及的物质预先存在其模拟形式，然后被数字化(如罗杰斯指出的“迁移至互联网”)。它们包括图像、电影、录音、文件、书籍或文物，这些都经过扫描、重新记录或拍摄，以制作成新型的数字版本并上传至网站，如在线博物馆展览或历史档案馆。数字人文学的工作者，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来将这些资料数字化。原生数字数据客体是在为特定目的而定制运行的网络属性中产生的(“诞生于网络”)，它们对数字社会研究者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似乎具备“研究者生成数据”所不具备的信度和效度。它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实践和身份认同的窗口，因为此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接受调查、采访或正以其他方式被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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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望使用数据档案的研究人员来说，访问数据档案的方式和分析其中所存储数据的技能是关键的方法论问题。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些数字数据客体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这种数字数据的数量和持续不断的生产状态，对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研究者来说，是迄今为止都未遇到的独特特征。这些数据的规模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但也令人望而生畏，引发了研究领域的界定问题。

我在第一章中提到过一些学者的论点，即实证社会学正在面临一种合法性危机，并正广泛地被一系列获取大规模数字数据集和这些数据的分析工具的行动者（从政府组织和国家安全局等安全机构到商业企业，再到数字技术用户本身）所排斥。因此，许多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家作为杰出的经验研究者（社会数据的熟练收集者、分析者和解释者）的地位受到了重大挑战（Savage，2013；Savageand Burrows，2007，2009)。任何背景下的社会研究都是“共享的成果”(shared accomplishment)，而不是研究者单独努力的结果，这些研究者不仅包括人类行动者，还包括所涉及的技术（Marres，2012：140)。这一点在运用数字方法的社会研究中变得更加突出。高校以外的其他研究人员和机构一直参与着社会研究。然而，随着大数据的出现，社会研究已经被再分配于更广泛的研究实体，以及各种各样的方法和设备(Marres，2012；Marres and Weltevrede，2013;Ruppert, 2013; Ruppert et al., 2013)。

社会学家不仅面临着其他行动者或机构可以利用数字数据客体与他们争夺社会研究专家地位的事实，也许还面临着掌握大型数字数据集所需之计算技能的困难。一小批社会科学家在定量数字数据分析方面非常熟练，他们能够使用计算机代码和软件来更好地访问和分析数字数据。计算社会科学家从事各种基于计算机形式和可量化数据的研究已经有几年了，他们的方法受到网络科学技术的影响，这些技术来自计算科学、社会网络研究者、网络计量学（使用统计技术去分析网站和平台的特征）以及媒体和传播研究中的定量方法（关于他们所采用方法的概述，参见Acklan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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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术语名称不同的是，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science）并不是一种在社会科学学术中常见的方法，而常用于企业环境和政府机构。有一些社会学家精通这些方法，但为数不多。事实上，一些评论者认为，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研究者可能会经历一个数字分析鸿沟(digital analysis divide)，其中只有少数人可以拥有工具和经验来轻松驾驭数字媒体分析，而绝大多数人不会（Mahrtand Scharkow, 2013; Manovich, 2012; Savage and Burrows, 2007)。针对那些使用更复杂、工具不完备且不可获取的数字数据，社会学家可能需要获得计算方面的专长，或者与计算机科学家或数字工具的开发人员进行合作研究（Aslinger and Huntemann，2013；Bruns，2013；Halford et al., 2013; Marres, 2012; Marres and Weltevrede, 2013).

走向有活力的社会学

然而，在反思社会学应该如何在数字社会背景下前进时，强调计算技能需求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呼吁，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概念化这门学科的定义以及实践者的努力目标。这些论点往往提到需要以创新性和创造性的方式将数字技术纳入社会学实践，以作为研究对象和探索渠道。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如果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经验日益依赖数字技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些生活”，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社会学实践(Ruppert et al.，20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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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兴的研究社会学的方式，不一定涉及高技术性的数据科学或代码知识，但它们确实结合了各种类型的数字技术来生成、分析和可视化社会数据。在原生数字数据客体和可用于构建、分析和可视化的设备所提供的机会的背景下，传统社会研究方法需要被进行重新评估。拉图尔和他的同事认为，用户与数字技术的交互所产生的数据，为重新思考社会理论提供了机会。他们断言，在数字时代，人们的信息可以在搜索引擎上找到，这些行动者已经被他们的数字网络定义：“你越想精确定位一个行动者，你就越需要运用它的行动者网络。”(Latour et al.，2012：592；强调为原文所加)

社会研究者重新思考应该努力达到的目标以及他们运用的方法和对象，是社会学研究发展趋势的一个部分，这种趋势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当代社会学的地位。巴克和帕瓦尔（Back，2012；Back andPuwar，2012)呼吁建立一门“有活力的社会学”(live sociology）来处理“充满生命力的数据”——这是一种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有趣的社会学运转新方式，这种社会学亦是公共的、批判性的。巴克和帕瓦尔主张开展富有挑战意义的行动，诸如发明新的研究方法和社会学手段等，而不愿被社会学家以外的许多行动者所接受的替代性社会研究形式所束缚。巴克将“沉寂的社会学”(dead sociology）定义为将所分析的数据（定量或定性）呈现为无生命的、不承认其内在生命力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还倾向于使用来自“传统社会学”的“僵尸概念”，这些概念并不适合于当前动态的、流变的社会世界。对于本书来说，较为重要的是巴克认为“沉寂的社会学”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数字化本质，这表现为社会学家因需要学习或使用新兴数字媒体技术以及研究失败而表现出的一种技术恐惧症。最后他认为，“沉寂的社会学”具有其固有的狭隘性，它未能认识到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全球化、离散化本质(这一现象也与数字社会的兴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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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学敏锐性，它保留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以往研究方法的自反性，但融合了新型实践模式，或者说是巴克和帕瓦尔(Back and Puwar，2012)所说的“社会学技艺”(sociological craft)。他们将社会学的实况方法定义为包含多个维度或方法，不仅把“实时”和“现场”调查作为社会研究的新型工具(尤其是那些能够收集和分析数字交易数据的工具)，还保留了包括数据的历史和未来在内的长时段历史背景。在这里，数字技术可以成为有活力的社会学实践或技艺的组成部分。

大卫·比尔（Beer，2014)则发明了“朋克社会学”(punksociology）这一术语，以类似的方式概括了他的观点，即社会学需要避免变得死气沉沉，社会学家应该积极接受挑战，考虑新的方法。在比尔的构想中，朋克社会学是向外看的，它具有颠覆性，愿意尝试新的方法，并准备好与社会学之外的其他知识形式开展合作。这意味着那些超越文本的研究形式和社会生活表征，如视听材料，正如比尔（Beer，2014：38）所指出的那样，激励“我们自己去探寻社会学的资源，哪怕这可能是我们未曾想到的”。社会学研究要与这些资源合作并参与其中，而不是仅仅使用它。社会学研究还可以运用不同的写作方法来呈现作品，比如博客、播客、YouTube视频和推文。比尔认为，社会学家面对不断发生的社会转型和不断涌现的社会研究新形式(特别是那些与数字媒体和数字数据相关的研究)，需要像最初的朋克音乐家那样反应敏捷。他鼓励社会学家鼓起勇气去传达那些可能还未成熟、需要他人回应的想法，这是社交媒体所鼓励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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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化方法

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发展关于方法的文献，这些文献考察了社会研究方法本身如何成为被社会构建的客体。这种路径跳出了传统“理论”和“方法”的二元分割，形成了理论化方法(theorising methods)。它不仅包括质询所采用的研究实践或方法，还包括将社会学技艺的一部分视为行动者，它们能塑造社会学家开展研究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研究方法既在生产社会世界，又被社会世界构建：它们既是物质的，也是社会的(Lawand Ruppert, 2013; Lury and Wakeford, 2012b)。

本书中的术语“方法论装置”(methodological devices)，指的是结合在一起以构成社会研究方式的物质对象和非物质观念。这里的“装置”(devices)概念不应与一般意义上的“数字设备”(digital devices)概念相混淆，后者即台式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MP3播放器、可穿戴电脑等电脑硬件。在本书中，“装置”更多地指向方法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并是互构的(Law and Ruppert, 2013; Lury and Wakeford, 2012a; Ruppert etal.，2013)。方法论装置和其他装置一样，可以“研究事物”(Lawand Ruppert，2013：229)。这些社会学家强调，社会研究方法本身不仅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还在不断“建构”和深刻影响着它们着手研究的现象：“它们拥有双重的社会生活：它们受到社会的形塑，反过来，它们也作为社会的运作者去运作社会。”(Law and Ruppert,2013：233，强调为原文所加)

从这个角度来看，方法论装置可以被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集合，它包括物质产物、人类使用者、实践、观念和空间。这种装置不仅是能够开展研究的方法，还是要被分析的对象本身。因此，我们很难理清研究的客体、主体和技术之间的区别。方法论装置的审视重点并不仅仅是它们对于各种目的的适当性、准确性或道德性，而是它们的潜力、能力和局限性，它们如何构建试图研究和衡量的对象，以及它们该如何服务于政治目的。社会研究方法本身就是集合，同时又在构建其他类型的集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拥有自己的“社会生活”(Savage，2013)，甚至是历史和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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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当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研究者进行研究时，他们正在进入人类、方法论研究装置和数据的集合，它们会随着研究条件的变化而转换。这些研究集合反过来产生研究对象集合。这些不同的集合是相互构建和相互关联的：社会研究集合、社会研究者集合和研究对象集合。

关于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数据的研究，社会（和其他）研究者如何运用各种技术来识别、格式化和分析数字数据客体的问题变得非常有趣。当应用于数字社会学研究时，这场争论的焦点不仅仅局限在“如何做研究”上，还非常注重在网络上的知识和信息生成的本质(Rogers，2013)。当可用的数字数据分析工具已经形成分析格式和类别时，这些格式和类别本身可能成为研究主体(Marresand Weltevrede, 2013; Postill and Pink, 2012; Rogers, 2013).正如软件研究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构建数字客体运行方式的软件本身有其政治性(Fuller，2008；Kitchin and Dodge，2011；Manovich，2013a)。这些客体（包括数字硬件和软件）并不总是可预测、可管理或有序的。它们对哪些数据可收集、哪些数据很重要以及哪些数据可存储与分析，具有建构和形塑作用。

因此，搜索引擎拥有罗杰斯（Rogers，2013：19)所说的“算法权威”(algorithmic authority)，并充当“社会认识论机器”：它们对那些被认为是重要和相关的资源施加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来自搜索引擎查询的结果不仅被视为“信息”，还被视为表明权力关系的社会数据。这些调查可以揭示主题、事件、组织和个人档案如何在众多公共辩论和议题框架中取得突出地位，以及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是如何构建和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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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数据客体作为研究对象集合也能够成为社会分析的焦点。朗格洛瓦和埃尔默(Langlois and Elmer，2013)认为，数字数据客体由三种不同特征组成。作为媒体客体，它由语义层组成（来自被发布在平台上的图像或文本等内容)；作为网络客体，它连接到其他媒体客体及其网络；最后，作为社交客体，它通过展示用户的偏好、品位和观点（例如他们对脸书“点赞”按键的使用、构建的Pinterest图板内容或在推特上分享的链接选择)，在用户之间建立特定类型的存在和关系。数字客体的这三个要素共同构建其意义，也都可以被对其社会影响感兴趣的研究者所分析。

数字社会研究的创新方法

数字的研究方法可以将不同来源的、多种形式的数据，聚集、叠加或并置在一起，以努力创造知识和理解(Mackenzie andMcNally，2013)。例如，基于传感器的设备和可视化工具可以与其他形式的定性数据（如访谈和民族志观察）相结合，产生出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像。

民族志研究，特别是由人类学家进行的研究，对不同文化和地理位置的人们的数字技术使用提供了重要见解。然而，新兴数字设备的普遍性和离散性，已经挑战了人类学研究的传统概念。由于互联网分散在许多不同类型的设备、平台和工具中，以及“在线”世界和“离线”世界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在一个特定的、定义明确的“田野点”中作为参与式观察者进行田野工作的想法逐渐成为问题。数字世界的民族志田野是一个杂乱且不断变化的研究地点，涉及不同技术和其中的人类行动者之间的交叉与合作。互联网并不只有一面；它有许多维度。在特定的文化和地理背景下，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并以不同的组合来使用它(Miller，2011；Miller andHorst, 2012; Postill and Pink,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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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努力应对这些复杂性，并能够为其他社会研究者提供有用的见解。例如，莎拉·平克(Pink，2009）发展了“民族志场地”(ethnographic place）概念，意指它不一定仅仅是一个物质空间、一个有限的区域，还是一个出于研究者的目的而被集中在一起的相互关联的客体、人群以及空间的集合。这一路径将一个群体的数字技术使用，包括他们的在线和离线活动（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容易变得模糊）以及在这些世界之间的互动，概念化为（可）调研的（数字）民族志场地。这一概念包含了这样的见解，即研究地点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人们也认识到，民族志研究者正通过关注社交媒体帖子和参与者的更新状态，有时还通过向它们投稿并把它们记录或归档，来参与这种民族志场地的构建(Postill and Pink, 2012)。

开发数字视觉图像分析技术和使用数字可视化工具，对社会学研究来说也非常重要。视觉社会学(visual sociology）这一分支学科，包括社会问题的创造性呈现和记录，以及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组成部分的图像阐释。传统上的视觉社会学从摄影、视频以及艺术品中提取图像，而现在的视觉社会学让自已走入了数字化成像技术(Graham et al.，2011；Lapenta，2011)。视觉社会学寻求识别这些技术的含义，并利用它们来有效地分析当代社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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