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我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时间自身如何变化？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是多年以前的事，当时我想要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有很多的时间，有些人却很少，有些人甚至没有，这种差异又与人们所处的文化、阶级及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建立的社会关系之间有何关联？③后来，随着研究的深人又有了许多新的问题，也有了不少新的发现：妇女的时间的结构和使用方式与男人的不同，另外，在“日常生活”现象中，目前的趋势是私人时间与公共时间之间的分界越来越明显，也开始引起我的兴趣。我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未来这个范畴正无情地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我之所谓“扩张了的现在”(the extended present)。我经常接触到无处不在的现代通信技术，它们最直接、最明显地改变着人类的时间知觉。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里，在交通工具上还是在互联网上，在世界资本市场还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都可以感觉到、触摸到、检验到这些技术的影响。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普利高津1917年生于莫斯科，1945 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两年后被聘为教授。他主要研究非平衡态的不可逆过程热力学，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并因此于197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译者注。

② Ilya Progogine & Isabelle Stengers, Entre le Temps et l'Eternetié. (《时间与 永恒》——译者注)。Paris：Fayard，1988.

③ Helga Nowotny, “Time Structuring and Time Measurement: On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imekeepers and Social Time", in: J. T. Fraser and N. Lawrence (eds. ), The Study of Time . Berlin-Heidelberg: Springer Verlag,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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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酝酿，本书终于瓜熟蒂落。它承载的愿望是，对现阶段的时间概念、时间经验及关于时间的冲突经验的变化做一次比较彻底的诊断，这个诊断应该获取有关现阶段日常生活（习惯）的知识（感悟）。每个人对自己因时间及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的主观意识，只有微小部分会与其他人分享。社会科学对此的贡献在于，为“社会”在每个个体经历中的影响勾画出每一条细微的连接线。正如用于证明某些物质含量的测试液会流经人们的身体一样，“社会”与社会时间也会穿越形态与目标各异的个体生命历程。时间是人类在深层次上集体形塑和刻画的符号产品，服务于人类的协调与意义赋予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时间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被某人感受时，她也保留着与其他人之间的联系。孤独时刻也只是缺少共同消磨的时光，缺少共同分享的时光而已。而时间的缺乏程度是与社会对于个人行动的期望和要求相称的。

要进行诊断，就必须选择介人视角、限定观察范围和采用一定的思维工具。与主题相关的很多内容，虽然读者可能有兴趣，但本书不会涉及。受忽视的主要是个体一心理层面的内容。这样做，并非因为这一领域不值得关注，而是因为阐述时间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显得更为紧迫。诸如认同之形成、代际间关系、老年化过程等问题，尽管都对时间这一主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本书也只做捎带处理。①而我会谈到技术的老化问题。弃而不论的还有一个令人着迷的领域，即关于时间理解的文化多样性。随着经济扩展和技术扩散，诞生于西方的时间文化(time-cultures)也在全球站稳脚跟，这使得如何应对非西方的时间文化及其多样性财富变得十分紧迫。但对我而言，目前还离不开自己熟悉的时间的地理空间，尽管我也一直尝试扩展我的现在。

引 论

① 可参见其他人的研究：Paola Reale，Tempo e Identità. Milano：F. Angeli, 1988; Uwe Arnold / Peter Heintel (Hrsg. ), Zeit und Identität. Wien: Verlag des Verbandes der wissenscvhaftlichen.Gesellschaften Österreichs, 1983; Fürstenberg, Friedrich / Mörth, Ingo (Hrsg.), Zeit als Strukturelement von Lebenswelt und Gesellscha ft. Linz: Unversitätsverlag R. Traune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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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要阐述的是时间知觉（the perception of time)、时间感觉（the sense of time)、社会的与个人的时间结构化（structuringof time）中的质性变化，这些变化是通过那些追求全球范围内的同时性状态的技术清楚地表达出来。伦敦、东京、纽约、新加坡的大金融市场不就是借助时钟联系在一起的吗？地球上不同地点之间的新闻传播、信息交换、贸易往来不是随时都可以进行的吗？但在绝大部分的世界城市里，那些装着空调和玻璃幕墙的高层办公大楼的后面，居住着难以言状的贫穷阶层。那些没有卫生和医疗设施的村庄距离最现代的电脑设备或者非常遥远，或者不是很远，如同电脑设备与其链接的计算机终端一样。借助于现代电子产品，沟通的同时性近乎得以实现，但这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同时性。相反，从非同时性（non-simultaneities）中产生了新的不平等。相互矛盾的是，一方面，工业化国家凭借着技术一经济上的优势正逐步扩大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正在不断收缩。

第一章将重点关注作为时间知觉现象的同时性的发现及其在现实生活、经济领域和技术领域的具体表现。这一过程将一个本质上全新的维度赋予了权力和时间之间的关系。谁掌握了同时性，谁就控制了从中可以推导出来的时间上的依附关系。然而，尽管在信息技术网络化的过程中信息流动的速度在不断提升，尽管装备同时性的技术设施在不断扩张，但同时性仍然还是一种假象。在某种意义上，同时性代替了过去两百年维持人类进步观的未来视野(the horizon of the future)；这种未来视野相信现实经验和不断自我更新的、在开放的未来中可以实现的期望之间的差距会不断得到改善。同时性的近似度越大，细微的时间差别就越多。正如在体育运动中十分之一秒及百分之一秒都会决定输赢，在国际竞争中，市场占有和技术创新上的细小时间差异也会带来利润和其他优势。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制度化了的同时性，与通过非同时性生成的依附关系中包含的差异一起，对于时间本身的质量也有影响。在工业化阶段，按照工业一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时间和金钱是平等的，时间属于稀缺商品，但现在时间被赋予了动态加速的能量：时间成为不断加速的创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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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的核心内容是未来的消失和现在的扩展。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标示的、时间阶段之间的分界，不再是普遍有效的。工业生产的时间结构维护了时间的线性模式和进步观，随着这一时代的结束，未来这个范畴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魅力。以加速创新为取向的现在开始吞噬未来。从前可以推给未来的问题，进入了现在的视野，并迫使人们给出答案，这些问题可能明天才会出现，但今天我们就想解决它们。新的技术使时间上的解耦（uncoupling）和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成为可能，这些技术推动了现在与未来之间边界的透明化，建立在现在基础上的另类的时间模式取代了时间的线性模式。但是，这种不断挺进的“创造性破坏”，如熊彼特对创新行为描述的那样，引起了另一种文明问题：过时，即技术老化、废弃物生产。过去不能及时消化废弃物。现在，随着新产品的不断增加，必须及时处理废弃物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之举。在扩展了的现在，这种双向的过程需要某种平衡。

第三章的问题：是什么推动着科学——技术文明在时间上如此无情地挺进，是什么引发了人们对新鲜事物贪得无厌的需求—这种需求反过来又推动技术加速创新？如果事实正如一些诗人和哲学家认为的那样，时间——至少是建立在连续流（continuum）基础上的时间“已经死亡”，也就是说，18世纪以来伴随着进步观一起进入所谓“现代”的线性连续流崩溃了，那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是从永恒的连续性中分离出来的瞬间升值为停止时间的希望之所在，并使不受线性连续流影响的过渡期（interim periods）成为可能？或者，取代具有内置加速器的连续流的是一个新的、受技术循环塑造的时间周期，并以康德拉捷夫长波(the long waves of the Kondratiev business cycle) 或其变种的形式呈现出来？

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看，创新过程的加速度是可以重新建构的。加速度所需要的时间条件，是可以在科学实验室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当科学工作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得到满足，自然现象就可以暂时在实验室被重构出来。这又诱导了其他以程序影响创新的时间结构。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活动追求的是意外的发现，尽管是意外，它们还是尝试去规划。当新的创造物走出实验室并进入社会现实，科学家们也想要预期其后果，但他们所遇到的是一个另类的时间域（another temporal domain）。

引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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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章节里，我都会谈到个人时间（proper time)。定时器(time-givers)，尤其是钟表的历史，反映了依赖于时间的人类在社会环境与其“自己”的、逐渐形成的个性化的时间之间的关系。作为定时器，钟表体现了社会的价值。最早的钟表与功能性的定时器之间差别很大，后者显示的是早就制度化了的价值。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主体性（subjectivity）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参考点，共同的社会时间中开始出现了局部的分离。一部小说的女性读者可以在某一瞬间离开现实社会而置身于一个想象的、在时间上也与社会现实没有联系的社会里，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公共的工作时间与家庭内部的私人时间是相对立的。两种时间有着各自的规则，互相之间的转换有着明确的仪式。在时间两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知道区分个人时间和他者时间的“我时间视角”（I-time-perspective)。随着工作生活的强度增加和时间压力的增大，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妇女从家庭的私人时间里走出去，并在公共时间从事职业活动，人们拥有自己可支配时间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个新出现的支配类型（a new category of disposal） 最终出现在法律中，赢得时间一如赢得财产。

第四章的主题是时间的组态（configuration）引起了冲突与分配的问题。时间成为政治的主题。如何在一个社会中分配工作和时间，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成为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传统的理解，动摇了关于工作与自由时间的固有区分。时间对人类的意义在不断增加，而且在不同的生活情境和生活阶段，其意义也有区别。时间对于人类的意义还体现在不同的时间偏好（time-preferences）上。由此形成一种能唤起情感的、冲突性的时间文化与期望的并置现象（coexistence)，人们期望在日常生活中混在一起的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有更合理的分配模式，使它们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协调和一致。

第五章所要处理的问题是：合理的分配模式应该是怎样的，从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中会生长出哪些社会乌托邦时间（social uchronias)，又有怎样的解决办法。这里涉及的是，人类在时间中行动，人类消耗时间来游戏。通过人们之间的协作和共存，通过在纵向时间中形成的历时交织（diachronic interconnections）和在横向时间中形成的共时关系（syn-chronicrelations)，人类创造了时间。行动的时间总是包含做出决定的成分，它所碰到的是起点的不确定性。信赖的前提是人们可以期待长期关系的持续存在，也就是说，信赖建立在人们预期的持续时间基础上。短期的互动会否定时间，而在时间被忽视的地方，责任也会消失。每个人的自我发展都会受到他踏入社会发展潮流的介入点的影响，人们的自我意识、思维工具、概念与认识都会烙上具体时代的历史性之印。这对于下一代人同样有效，下一代人所承接的是一个他们还没能改造的世界。鉴于人类干预自然环境所释放出来的自我动量，是否需要更多地思考一下代际间的范畴？在时间中的行动有多大的余地来选择在正确的时间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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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向都是一个战略性的概念，事事皆有定时。即便德文中没有安排时间（totime）这个动词，这一点也可以理解。在超级大国的争霸过程中，在公司和民族国家的国际竞争中，在每个需要决定是否扩张的组织的时间计划中，选择“正确的”时间都很重要。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要更好地学习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储备抵制时间压力，就必须首先对时间中的战略性—游戏性的（strategically playful）侧面有充分的理解。人们可以在时间管理研讨班学会一些游戏性的解决思路，学会一些战略，但解决思路和战略是无穷多的。对我而言，重要的是要知道去学习社会背景的时间构架和节奏，这些才是在社会中决定时间安排的规则。只有在快速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和学习缓慢，只有在时间限制的背景下才能超越时间限制。

至今为止，西式线性时间秩序的历史是与工业化密切相关的，也与劳动力和生活时间残酷地适应机械密切相关。时间被制造成稀缺资源后，对时间的剥削首先导致了对未来更美好的希望的痛苦磨损。在当今世界，未来已经同现在拉平，但时间对个人和集体都依然是有限的，人们需要新的时间储备。通过扩展当下的时间，通过技术造就的全时可用性（the availability at all times)，新的时间储备摆在人们面前。但这反过来对人类所能拥有的时间构成了挑战。从哪里能得到时间呢？

由此产生了对于瞬间（themoment）的渴望。从战略的角度讲，所渴望的应该是“正确的”瞬间。从游戏一创意的角度讲，所渴望的瞬间应该使一切在短时间内皆有可能并且能构成历史的瞬间。

引 论

寻找并发现这样的瞬间，最终意味着承认个人的时间性。

本书的完成需要大量时间上的先决条件。其中两个先决条件尤其值得一提：一是空间条件，二是机构条件。感谢克莱门斯·海勒于1987年2月邀请我去巴黎接受人文科学商业基金会（Fondation Maison desSciences de l'Homme）的资助；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邀请我到碧堤半岛（Bellagio）的基金会会议中心做客，使我得以在此完成本书的写作。

赫尔嘉·诺沃特尼，1988年8月于碧堤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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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同时性假象

(彼时—译者注。)按钮除了开关电灯外还没有其他功能。留声机必须手摇给予动能，汽车必须用手摇曲柄才能发动，咖啡曾在咖啡磨里经手动研细，也就是说，除了从钱包里掏钱和指示方向外，手还曾经有过其他使用功能。

阿瑟·米勒

《时间曲线》，1987年

在12世纪与13世纪之交，欧洲人开始感觉到某种搅动。阿道夫·霍尔（AdolfHoll）写道：“八百年前，一些欧洲城市的居民开始感觉到自己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且至今未止的愿望。他们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①法国历史学家雷一戈夫（Le-Goff）将这一转变表述为：上帝时间给商人时间让步。这一时期破晓而出的是一种有关未来的观念，它将在人类的塑造潜能面前表明自己是开放的。这是一种自己蕴涵风险的未来，因为只有那些甘愿为赢得机会而不断将其所有拿来冒风险的人才能追求未来取向。到18世纪，这种未来取向变得颇具活力。进步观念嵌入了人类历史并开始时间化历史。今天，在（趋向于贬低过去的）当前经验与趋向于无止境改进的期望之间的张力崩塌了。近年来，过去两个世纪盛行的进步信仰深深地动摇了。当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科学将对新知的追求纳入它们的规划时，它们第一次提出了时间需求，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用布鲁门贝格（Blumenberg）的话说，即“生命时间（life-time）与世界时间之间的剪刀差”的形成。自此以后，人类的时间需求

① Adolf Holl, Der letzte Christ,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9,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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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增无减。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时间测量的精度也有了提高，这主要得益于铯原子钟的运用。时间被归结为其他基本测量方法的度量单位本身—尤其是用于长度测量。不久前，人们开始将时间设定为时间单位，用来测量光移动所需要的时间。人类大脑通过时间差来感受空间，而时间差则由神经系统测定。现在，物理测量仪器的精确性可以帮助人们去发现靠肉眼无法辨别的微弱的偏差和不规则。1967年以前，地球自转周期还被用作时间测量的基础，但现在大家都知道，时间会因季节和年份而产生微弱差异。在这些差异中，有些是有规律的，有些则是无法预见的。世界时间是由一个国际时表办公室，即由设在巴黎的国际时间局(the 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Heure) 对测量资料计算得出，这些资料则由地球上最大的测量实验室测得。每隔一年半就会引闰秒（leapseconds）如世界协调时（UTC)，目的是为了避免航行计时的偏差超过0.7秒。物理学界的时间测量范围大到100亿至150亿光年——光从离地球最远的星系传到地球上（仍然可见）所需的时间，这也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宇宙的年龄，小到10-15秒—如核领域的现象。科学家还研究了需要更短时间的现象，如一些自然过程的时长，其中，能够想象的最短时间是 10−44秒（普朗克尺度，Planck's scale)。

社会中的日常生活不同于物理学中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共同生活中，人们会运用与人类行为及人类知觉相适应的时间标度（time-scale）。这些时间标度中，从“很久、很久以前”式的神话时间到可直接触摸到的当下，可谓应有尽有，相应的时间长度则从数万年到不足一秒。超出人类知觉能力的时间被体验为无限长的或无穷短的。当然，在人类共同生活中，时间测量的精度①也得到过提升，时间的可及范围也有所扩张。由于物理学测量工具的开发，时间的过去和未来有了扩张，不仅如此，地球上越来越广袤的地方开始接受一个统一的时间。推动这一事实形成的，不仅仅有全球范围内经济和政治活动的日益交织以及为更快、更大规模的物、人、信息交流提供保障的现代技术，还有因工业生产方式的普及而逐步接近的生活方式。不仅诸多事情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而且，我们确实能够了解地球上其他地方同一时间里发生的事件和进程，这都推动人们在社会共同生活中接受统一的时间。此外，现代人还都有一种特别的愿望，即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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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orman F. Ramsey, “Precise Measurement of Time", American Scientist, vol. 76, pp. 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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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促使人们断然宣称他们紧迫地需要时间，而且以这种特别的第一人称形式？他们不是拥有可以帮助他们节约时间的机器吗？很多机器能减轻人们的生活压力，使他们从无聊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交通工具随时待命，时刻准备将他们以更快的速度送到世界任何地方。今天，按钮可以用来操作更多的机器，而不再仅仅用来开关电灯。现代通信技术所能实现的传输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感觉器官的感知能力。但正是因为人们日益深刻地卷入全球统一时间，才产生了将自己的时间从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时间中分离出来的愿望。这意味着，人们希望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时间的连锁进程，希望实现对自己的地方时间的“时间主权”（temporal sovereignty)——地方时间融入世界时间已是随处可见、随处可觉的事实。人们所寻求的，并不是要在漫长的时间和短暂的瞬间、在久远的历史时间和感受几微秒时间流动的欺骗性现在（specious present）之间选择联系和解除联系，而是在遭遇开放的、横行全球的世界时间的同时，保持个人的、主观的地方时间。

在今天的世界上，到处都设置了同时性装备，人们可以随时通过通信卫星同步传输、交换和生成世界新闻、股市信息、金融交易和电视画面。这些蔚为壮观的同时性景象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正如美国文化史学家斯蒂芬·克恩（StephenKern）详尽描述的那样，1880年至1918年间，人类的空间感觉和时间感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仿佛技术的、艺术的和科学的成就有意识地会聚在一起，要冲破践行已久的社会认识中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并转而进入更为广阔的实验领域，以尝试和实践新的视觉方式、其他的空间形式，尤其是新的、更加民主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此前被视为无法克服的空间距离障碍，在这一时期由于电报、收音机和电话的发明及不断的技术升级而不再成为问题。城市的电气化第一次人为地否定了白天和黑夜的分界。电影放映机不仅使图片的移动成为可能，而且可以将已经录下的动作随意放缓、加速甚至倒放等，这些都是全新的视觉方式。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最初醉心于这些变化的主要是那些艺术家和诗人，他们试图赋予这些新的空间感觉和时间感觉以声音、词汇、音调和形式。古典小说的叙述方式或者传统诗歌的韵文都受到指责，被革命性的创新形式所替代。新的时间感觉改变音乐的性质，产生了前所未闻的、建立在12音阶（twelve-tone）基础上的音乐无调性（atonalities）。①在图片艺术和绘画中，人们努力寻找能同时表现多个视角的艺术形式；艺术家们相信，形式和颜色的恰当运用是有可能重现片刻间的变化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一时期（事实上，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狂热一直延续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引人注目的艺术创造力是人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一个正在衰落的社会秩序的瓦砾中创造出来的。在这一阶段的社会秩序里，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切皆有其位，一切均有其时”；人们孜孜以求的是，为了追求视角与观点、定位与主体经验的最大限度的（首先也是民主的）多样性，而重新界定地点和时间。②

梁一童 貝时性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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