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然而，除了生产时间和消费时间之外，还有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在这里也对国家的作用加以分析（它已经进入有关两性间劳动分工方面的分析)，那么，在时间配置方面，公共的、有偿的时间与私人的、无偿的时间之间的转换，以及它们在交换关系方面所存在的冲突，就都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对于福利国家（在此处，它同义于承认多种以具体的历史形式表达的社会一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工作都是使各种社会保障机制结合在一起的最主要的、整合性的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中，正是某人的失业状态（包括这种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关乎什么能力，由什么所造成）决定了他或她在生病、发生意外事故、失业和年老等情况下，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有权从社会保障体制中获益。在劳动力市场上，正是已支付的、得到预先筹资的时间决定着许可谁（正如刚刚提到过的保险索赔案例）不劳而获。针对那些未受这种工作保险体制泽被的人（他们甚至没有以一个男性雇员为经济支柱的家庭关系)，各种补救措施纷纷出台，然而作为扶老济贫的延续，它们总是仅仅被设想为一种安全保障网。福利体制的原初目标在于，当由于各种公认的原因而失去收入，也就是说，当发生失业或者是日常的家庭安全保障网失效时，使人们获得有效的生存手段。在福利国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出现于20世纪中期以后的“三十年黄金期”①)，随着公共支出的迅速增长，国家担负起发展各种再生产任务的职能，这些任务在早期的、初步的、还没怎么分化的阶段，已经在家庭范围内得到了执行。现在，教育、保健和社会服务都获得了发展，它们分别职业化，并扩展到了政府统治的层次。当今，具有收益权的不再仅仅是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的人，现在所有人基于他们作为本国公民的普遍身份，都被赋予了各种新的“社会权利”。

时播：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three golden decades”，是指 20世纪 50 年代到 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期。译者注。

92

在这一阶段，女性首度大规模地进人公共生活和劳动力市场。通过新近产生的有收益就业的诸多机会，福利国家本身变成了女性最大的雇主。不仅女性所肩负的担子得到了助手、教师、医生、社工和治疗专家的分担，她们自己也投身于这些职业。首先是在北欧的一些国家，女性开始意识到她们作为雇员和公民的双重身份。越来越清楚的是，女性肩负着无形而又无偿的工作重担，这种工作是公共福利体制所不可缺少的。同时，下述事实也更清晰：女性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生活处境而具有不同于男性的各种时间偏好；女人渴望更多的时间，而男人渴望更多的钱；女人迫切要求工作日的缩短，而男人更向往超长的年假。她们开始表达这些偏好，并用她们的旨趣来对抗各种社团组织的旨趣。作为公民，她们要求的不仅仅是“工作时间”，还有“日常生活的时间”，即那些她们在自我假定的私人时间中以多种方式履行的任务所需要的时间。①

由于福利国家承担了各种再生产的任务和各种以前在家庭范围内履行的服务，即使在更小的范围内，既不用专门化的方式，也不用职业化的方式，进入公共的、有收益就业的各种时间模式，还是不能自动适应工业生产的那些时间模式。即便学校里的课程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完全标准化，即便医院或者敬老院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被看做是适于患者的“工厂”，配备在这里专用于护理的时间周期，还是不能以它们针对新生产技术所使用的方式来进行合理化、自动化或者是柔性安排。由于新通信技术所带来的个人服务的普及，各大医院和各种社会服务的计算机化虽然尚未来临，却也为时不远了。无论如何，这里仍存在与病人或顾客互动的周期，这个周期很难通过机器来处理，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给予和花费的均衡的磋商过程。彼得·普理查德（Peter Pritchard，一位把时间问题作为医患之间的互动形式来处理的少见的医生）赞同一种参与式取向，“它不会受到各种职业的普遍欢迎，但会得到缓慢的普及。”①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更妥善地利用各个等待周期。即便医生以及其他人通过更好的组织形式和个人生活习惯与工作习惯的改变，都学会了更好地统筹他们的时间，还是会存在某种顽固的残留：人与人之间相互照料的时期，不能完全被技术所取代，不能完全以金钱来衡量，也不能被组织所替代，无论这个组织的服务如何巧妙；不受金融掌控的时间残余，作为人际关系的交换媒介，依然以其不可归约性和普遍性抗拒着金钱这一一般等价物以及它在市场上的主导权。只能以时间来交换时间的关系还有所保留，在这种关系中，相互性的准则决定着人们交往的基调。然而，我们能看出，同情、友爱和休戚与共，只有通过个人的在场才能得以表达的那种时间正在退却，新的惯例正从经济上确立起可接受的交换关系，届时，时间就会被金钱和技术所取代，被已购买的替代品所取代。个人的在场在技术化交流的帮助下（如电话传声、电子会话等即时而却并非直接的交流取代了完全的个人）变成不完全的在场。这里所保留的是一种交换关系的古老残片，在其中，时间只能用时间来交易，还不存在用金钱购买的替代时间的媒介。所有相互照料的时间、同悲共喜的时机，也就是在性质上千差万别的时间，依然追踪着那些古代的残留，但它们仅仅是残留而已。

第四章 时间政治学：工作与时间的分配

① Müller-Wichmann, Zeitnot.

93

当然，在福利国家的日常惯例中，人们的服务时间是以更司空见惯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近年来，各种私人的组织形式、无偿的自愿劳动以及非正式的传媒网络也已经发展为政府社会政策的主题。②患者和顾客正被揭示为职业助手的“搭档”，他们正受到职业运作机制的操纵。他们的时间是配备个人自我服务和自助的重要资源。在降低社会保障收益的压力之下，出现了一种对所有非正式的可用资源的相应重估，这最终回归到了无偿的、私人时间资源。劳拉·巴尔博（LauraBalbo）已经在这种联系中使用了狂热的旧棉被的象征，五颜六色的布头被美国先锋派的女性们用她们剩余的自由时间缝合到了一起。确切地说，在今天，女性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利用她们的剩余时间来配置那些家庭服务、学校和俱乐部服务、医院服务、邻里以及办公室的服务，而这些都被看做是私人的。①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Hernes, Wel fare State and Woman Power.

② Peter M. M. Pritchard, "Doctors, Patients and Time: A View from General Practice", in: R. Frankenberg (ed. ), Time and Health, forthcoming.

94

在劳动力市场，普遍的金钱偏好支配着时间偏好，人们在其私人时间中所做的被解释为消费者欲求。然而，因为原先的私人时间侵人公共空间，并得到公共形式的偿付，它变成了公共（工作）时间，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公共与私人之间的边界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有关工作与时间的公平分配的新政治问题产生了。所有对工作时间的一定的偏好，都是与特定的人生阶段和处境相关的偏好。它们取决于性别和年龄、个人的家庭背景，收入和阶级归属。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的经历受到常规工作环境的制约，变得更加不稳定，以至于时间偏好也出现更大的波动。它们都成了过渡性的偏好。②

如果仅仅把围绕缩减工时所产生的各种冲突和艰难谈判看做是对以往冲突的延伸，而不是看做更为根本的分配和组织的问题，那么，这种分析就没有切中要害。公共时间和公共空间扩张到原先所谓的私人领域，这种扩张如火如荼—技术正跨越这条公、私边界，也横亘在刚刚描述过的旨在追求普遍的公共福利而得到配置的各种无偿的自由时间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私人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具有公共性，变成了市场和国家的组成部分，从而脱离了原先的匿名状态和政治防护层。消费者和女性公民要求新的权利，并寻求参与那些干预其日常生活的政治程序的形成过程。工作时间的政治学和生命时间的政治学密切相关，它们通过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而环环相扣。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模式依然基于权利、激励和成就，它们源自连续的、终生的、全职工作的履历。然而，这一常规情况已经不再是常规，正如常规的工时早就变成反常的一样，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全部家庭中只有1/4符合通常的常规家庭概念—有子女的双亲家庭。

然而，情况还不仅于此。面对老年人比例剧增的人口偏移状况，以及与医疗技术化和人们的期望与要求的同等上升相连的成本增加，甚至公共保健部门和国营的社会服务项目也正陷入困境。马丁·拉格尔格伦(Martin Lagergren)在有关瑞典福利体制中，由职业助手来分配时间的研究文献中写道：“照料首先是一个某人为其他人花费时间的问题。”①借助仿真模型，该项研究已然推测出，这个体制不久就会面临财务可行性的限制。②到了那时会发生什么呢？无偿的、被迫切需要的时间要从何而来呢？就像现在对个人收入征税一样，国家对其公民的“自由时间”课以重税会成为解决方案吗？或者，解决方案存在于全自动的医院(其中配备的是通过屏幕传递护士微笑的由电子连接的病房服务)？

樂四章 时間政治学：工作与时间的分配

① A. Evers, H. Nowotny and H. Wintersberger (eds. ), The Changing Face of Welfare, Aldershot: Gower, 1987.

② Laura Balbo, “Crazy Quilts: Gesellschaftliche Reproduktion und Dienstleistungsarbeit", in : Ilona Kickbusch and Barbara Riedmüller (eds. ), Die armen Frauen: Frauen und Sozialpolitik,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95

“自由时间”的概念掩盖了政治选择权的可能性空间。在市场上，根据收入状况，产生了是购买还是自已做的选择权。通过金钱这一普遍的交换媒介，所有的时间分配都取决于消费者。在国家政治学的领域，问题在于：如何制定出对生命时间的政治学和工作时间的政治学加以调解的选择权，对所有人终生都能充分就业这一难以达到的理想，和存在着各种兼职工作的极端零散的就业现状（在这种状况下，雇员全在雇主的掌控之下，没有工会的保护，因而时断时续地获得工作）加以调解的选择权。问题在于找到两性相互分歧的利益与时间偏好的平衡点，还有得到共同组织的工会的不断扩大的利益冲突与女性渴望更多兼职工作之间的平衡点。这里所讨论的工作与时间分配的问题，在诸多方面都被证明是相当困难的。源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处位置的各种身份和权利，总是被证明比普通女性公民的普遍身份更为强势。各种新的困难源于缺乏一套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的时间性质的可普遍应用的标准。时间可转化成金钱，但对那些生活处境截然不同或者是时间模式截然不同的人来说，同样数量的时间，其意义却大相径庭。由此看来，起源于机器时代的纯粹数量上的时间要素已经加入了从性质上得到组织的因素，这种因素令纯粹量化的时间相形见绌。以差别的方式认识到时间的本质、时间的价值和社会背景是一回事，而满足组织日常生活事务能力的不同的政治要求又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在这两种情况下，时间都已不再是私人事务。这里所呈现出来的解决各种冲突的前景如何？赫尔穆特·维森塔尔（Helmut Wiesenthal） 从积极参与者的战略性观点出发，以详尽的分析得出了某些引人注目的结论。其中最糟糕的很可能是那个以实证方式确立起来的结论：在更大的受雇群体想要“更多的时间”并准备为此不惜牺牲一部分收入的意义上，不存在普遍的时间偏好。①在现行工时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广泛传播的背景下，存在各种受到限制的时间偏好，但是，这些偏好是不可通约的。即便是在货币交易的影响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还是会有大约3/4的交易者会青睐现在的这种时间一金钱关系模式。维森塔尔由此推断出，对自由时间的相对需要接近饱和。当然，不排除有逆转的可能，但可能出现逆转的条件是狭窄的，这些条件包括：必须要有像早期要求八小时工作日那样明确的目标；实际收入必须要有一小段时间的持续上升，以便创造对更多用于消费金钱的时间的需要；必须要提供更富于吸引力的自由时间的使用或者所谓收人一替代(income-substitute）的活动，比如在某人自己的花园劳动（其以不存在对收入的额外需要为前提）。由此推断，要想对相互分歧的各种工作时间模式重新标准化，前景是不容乐观的。由于现有工作时间状况的初始位置极端发散而又极端不平等，要想对工作时间实现水平化的调整只能以个别的方式进行特定的改变。转而言之，这同样会遭遇巨大的困难。工作时间分配模式的目标定得越具体，能够实现自身偏好的雇员比例就越小。从大多数得到明确表达的时间偏好来看，没有一个能得到社会性的普及。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② Martin Lagergren et al. , Time to Care, London: Pergamon, 1984.

96

工作和生活的处境似乎已经步人一种时间流变的状态。对时间体系的经验随个人的生活处境而改变，并且，对时间的认知也变成了一个应变量。在某种状况下，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生活处境和不同的生活领域之间必须要有频繁的变化，而在这种状况下，各种个别取向中的决定性观点也就更容易发生改变。然而，在这样一种以时间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所有人都更强烈地渴望自己有权处置并拥有某种必须保持自身有效的东西，它就是：个人时间。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一种在结构上相互矛盾的不同时间模式的集合出现了，在其中，不确定性在争取新的秩序。为了重新组织工业制造业，工业生产领域被赋予了全方位的合理化特性。灵活的制造业体系同时促进了专门生产和大众生产，通过所谓“即时制生产方式”（justintime①）的组织，我们可以使生产紧密地适应需求（这种需求正变得越发复杂)，工具就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工艺流程的交互网络和由供应商在时间上优化了的交易网络。扩展了的技术化和组织化的可能性啮合了既节约成本又节省时间的优化，不过，它们也增加了人类出场和机器处理相结合的一些模式。这些新的结合可能性（它们使得从以往种种僵硬的实际约束中解放出来成为可能）是否会传给雇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传给雇员尚待讨论，这个问题终将在政治上尘埃落定。②

果四產时陶政治学：工作与时幡的分記

①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97

另一个极端则受制于各种时间模式，这些时间模式尚未受到同样的合理化压力（因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无偿时间，无偿时间既与每个个体密不可分，又使各个个体紧密相连)。在服务性的时间中，借助人来实现并以人为目的正是时间的可用性（随时可用）。在这里，尽管我们无法完全归纳出可能由技术或者其他有偿辅助者来替代个人的最低限度的经济条件，但却存在各种优化的策略。对于只有他或她的母亲在场的情况下（她必须要待在见得到的地方以供监督）才能独处的孩子，以及把这种在场监督同无数交叉重叠的“副”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母亲（她同时开始断断续续地例行家务)，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惯于日常时间的某种“弹性化”，但从经济学上说，这种弹性化还没有被充分地合理化。彼得·普理查德建议医生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他们的时间：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另外找到时间拯救垂危的病人，医生们同样应该遵循一种弹性的、优化的常规，它以随叫随到为取向，但并不完全纠缠于金钱关系。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关乎时间的棘手问题，例如：它还不能完全被金钱所取代，其中一些仍要使用以时间交换时间的天然流通方式，并且由此，它还要服从相互性的准则，然而，在优化和弹性化两种模式之间，近似于经济学计算的某种结构上的配置过程还是发生了。当然，正是这种混杂的模式将使得我们探索时间的道路漫漫其修远兮。职业助手的时间是有价值的，而对价值构成贡献出更大份额的还是执业者自己。通信技术的用户友好型无微不至，它更高效地形成并混合了执业者和职业助手两者的时间。各种不完全的解决方案优越于任何一种完全的解决办法。但最终的交换关系还是要由市场来操控，由金钱这一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来确定。以时间交换时间的天然流通方式依然是古老习俗中讨人喜欢的一种形式，是社会存在中残留的一种礼制。它不会整个被消除，而是注定要成为一种例外。它现在已经归属于另类的、“神圣的”时间，飞快地退出了经济建构的进程。它还保留着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不能用经济学的术语来明确地说明，然而，它恰恰由于这种稀罕性而变得弥足珍贵。因此，经济学的法则稀缺性得到了确证，尽管这里已经脱离了该法则的适用范围。人类时间中有那么几个瞬间能够逃脱金钱关系，所以，它们就获得了使自身明白无误的重要意义。矛盾的是，恰值西方的合理性和合理化使所有时间都屈从于市场关系的匿名性以及它们彼此置换的能力之际，这种在西方颠倒众生的时间才得到清醒的认识。恰在此刻，对个人时间的新诉求产生了。这种诉求难道也不过是一种假象吗？

时阀：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JIT即时制管理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生产管理技术，是多种手段和方法的集合，这些手段和方法的目标是保证企业制品库存减少、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人力资源节省、产品质量提高。译者注。

②同上。

98

第四章 时簡政治学：工作与时间的分配

99

第五章 渴望这样的瞬间

我不自为，谁当为我？

我倘自为，我当其谁？

今若不为，何期有为？

《密西拿》：《教父语录》①

大概以前从没有这么多人像今天这样同时地经验到时间。对多数人来说，这种经验绝非自愿。戴着产自香港的手表（香港每年出口5.9亿块手表)，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西方合理性进入人们的精神领域和社会结构之中，这些精神领域和社会结构从前处于它们自己的地方时间之中，并附属于另外一些不同的时间结构。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时间压力加剧，人们正尝试各种逃避的方式，在那里，各种旨在走出西方时间的乌托邦时间（uchronias）产生出来。人们有意识地在性质有所不同的东方神秘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时间感中探索另一些时间经验，寻求通过冥想和放松，通过复兴或者流连于这样的瞬间，来逃避日常的压力。在西方，不仅带有其自身时间经济学的各种文化大行其道，诸神也开始易位，同处三界的佛祖到处显灵。但大多数尝试都没什么新意。一方面，这些尝试发生在相互抵触的领域中：个人力求能够实现部分个人时间与力求把可用的时间建构成有意义的单元，并能够依据自己的日常需要对其进行优化之间相互抵触；另一方面，在社会的层面上，务必要妥善处理扩展了的现在所包含的各种限制。是否能够有意义地擅用个人时间取决于起点不等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社会权力阶层和收入阶层。理解扩展了的现在所具有的各种限制并设法处理它们，这有待于个人和集体的努力；它寻求解决的正是科技文化自身所带来的问题。一言以蔽之：人们的时间“质量”的口号下所隐藏的远远不止数量的要求。

① 德文原文如下： Im ein ani li, mi li Ouk’she ani, lei atsmi, ma ani Weim lo ashar, ei ma tai? —Mishnah, Sayings of the Fathers.

100

一方面，社会学家认为，“上述时间并不稀缺。我们经验到的时间稀缺只是各种过度的期望所造成的。各种经验和行动都需要时间，并因而最终以某种有限的形式纳入一个既定的时间范围之中。因此，时间和期望结构必得有所限制。”①另一方面，经济学家认为，疲于奔命的经理人这一“有闲阶级”（他们几乎应有尽有，却独缺时间）是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而自然产生的。简而言之，就是说：“我兢兢业业，以致心力交瘁并尽毁天伦之乐，然而，我要负担这个后果就要赚取更多。”②由此看来，正是所谓“机会成本”激起了人们对时间的饥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一个人不工作的代价越来越高，并且时间是根据他以前工作时能得到的报酬来计算的，即以工作和报酬的存在为明确前提来进行考量。在应付“时间短缺”或“时间饥渴”方面，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策略。不同的组织机构和不同的管理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职场母亲们所面临的问题更加特殊，她们所依赖的时间既多样化又不均衡。

正如卢曼所指出的，处于时间的压力之下，偏移的发生在组织机构中是一个长期过程，赞同纳入计划和限定的内容，也就是选择了最终按照所确立的时间优先级来安排实际的工序和进行价值评判。时间的压力有利于“将机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纳入体制化的轨道”。这意味着，在获取价值观念的方式既高度复杂又高度多元的社会体制内，把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比如说不同的生活观念、卫生保健观念、娱乐的观念、和睦的观念、文化的观念、自由和养老的观念等分割成一个时间上的序列是非常有益的。这会使它们失去生存斗争所具有的尖锐对抗性。如此一来，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决定当下的优先顺序；未予优先权的其他价值观念的信奉者并没有被否定，只不过，他们尚需等待。同时，可以通过信托和规程来节省时间，此外，也可以通过人为地设置限期，将受阻的任务上升到紧迫而又局促的防护带。①无论是在设有任期的组织中工作的管理者，还是有望为其他人设置限期的管理者，都相应地试图解决时间的慢性缺乏。预约日志中的每一小时都由秘书或者助手来安排，他们的任务正是交涉或者说是交易他们老板的时间。从根本上说，所有的已达成的协议—与身份等级体制高度协调都只是暂时的。一旦新的优先顺序产生，这些约会就得被改变、推迟、重新安排。似乎时间总是竭力去摆脱要给它穿上的紧身衣。②

聖五章 湯望这样的麟戲

① Nildas Luhmann, “Die Knappheit der Zeit und die Vordringlichkeit des Befristeten", Vevzvaltung, vol, I (1968), p. 13; “Weltzeit und Systemgeschichte", in: Soziologische Aufklărung, vol. 2,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3; Vertrauen: Ein Meehanismus zur Reduktion sozialer Komplexitāt, 2 edn, Stuttgart: F. Enke, 1973; “Temporalisierung und Komplexităt: Zur Semantik neuzeiflicher Zeitbegriffe", in: Gesellseha ftssrruktur und Semantik, vol. I, Frankfurt: Suhrkamp, 1980.

② T. C. ScheUing, “Foreword", in: Time in Economic Lif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 (1973), p. 627; Staffan Burenstam Linder, The Hurried Leisure Cla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Jacob Mincer, “Market Prices, Opportunity Costs, and Income Effects", in: Carl F. Christ et al. (eds), Measurement in Econom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