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身份等级越高，这种约束就越具有暂时性，因为，只有下属的时间能提前得到严格的决定和指派。管理者自身遭受慢性的时间匮乏之苦，还不断试图做更多的事情。他们运用了各种伎俩：集中强化，同时分权处理；使用更迅捷的通信工具，并为赢得时间而同时兼顾更多工作。然而，即便他们日夜操劳，时间也终归是有限的。无论他们把时间安排得多好，有待去做的事情之众，难以实现的可能性之多，远远超出了见容于他们时间的数量。

克里斯蒂安·米勒一威茨曼（Christiane Müller-Wichmann） 已经以激愤的语气申明，要想不丧失对于“不平等的时间门槛”的洞察，我们就完全离不开处置残余时间的可能性问题。对于管理者以及其他一些人来说：

他们属于特权人群，尽管负有时间数量上的重担，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总有能力建构他们自己的时间。因为，他们可以说是既能使时间加速，也能最先用毫无意义的闲散时间创造出自由的时间来，这些闲散时间首先由各种可能性尤其是女性还不具备的可能性得到呈现，女性时间的组织要么规定严格，要么极端零碎，以致可用的闲散时间不能会聚成有意义的自由时间。①

时楼：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Luhmann, “Die Knappheit der Zeit".

② Michael Young,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atural Rhythms and Human Timetabl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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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时间的不规则利用问题再度出现在这里。然而，尽管个人时间存在着这些显著的差异，但在可与财富交换的选项消费、工作、生活面前，时间匮乏感还是广泛地蔓延开来。每做出一个决定都意味着摧毁了一个可选项。最主要的是，通过现代通信工具，人们已经更多地意识到另一些可能的生活方式。因而，他们更清晰地体验到了时间的匮乏。无论何时，只要人们专注于一项信息，就会彻底抛弃他们专注于另一项信息的可能性。“他们越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其他许多处所可选择，有其他许多男人或女人可交往，有其他许多聚会、讨论会、展览会可参加，有其他许多路可走，有其他许多书可读，有其他许多个洒满月光的晚上可以消遣。”②

由以上研究结论以及更多可引证的观点看来，人们不由自主地渴望另一种不同的生命时间并不足为奇。“以不同方式工作”的渴望也成为缩减工时方面的公共议题，这种渴望同时承载着能以不同方式来建构时间的渴望，承载着对允诺逃离日常惯例并实现最低限度的可能性（那些可能性受阻于时间的实际支出而无法兑现）的时间的渴望。我们需要开始一段新的里程，不过，这段新里程要去往哪里，又怎样才能到达呢？几种不同的乌托邦时间就在这里发生了分歧。在从前的乌托邦中，我们可以勾勒出理想的社会形态；也可以邀游于梦想，“无论是何等敏感的心灵或者何等启蒙状态的理智，都会渴望将其作为一种在社会、政治、道德和文化上对现实苦难的代偿”，但不管它们是一些遥不可及的地方，还是某种虚无缥缈的未来，说到底都是无视时间的不连续性的产物，这样的乌托邦早已不复存在。③而今天的乌托邦时间就是现在，并且在扩

網五產潘望这鮮的蘭阁

① Christiane Müller-Wichmann, Zgitnot, Weinheim: Beltz Verlag, 1984.

② Young, Metronomie Society.

③ Reinhart Koselleck,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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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的现在中寻求实现。

第一条乌托邦时间的路径直接通往全天候的世外桃源，如若对于想要吃饱肚子不再遭受饥馑之苦的人们来说，可以假定在这片想象的乐土上发生过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那么，对现代人来说，充满这一尘世天堂的就是这样一些神奇的公式：“只要我有用于……的时间……”到那时，这种想象会自由驰骋，因为，要实现它所提出的所有愿望只需满足两个条件：有更多的闲，也尽可能有更多的钱。穷人希望享有富人的交通工具以及所有在时间和金钱方面的奢侈品；自由时间的狂热追求者想要创造他们自已的可瞬时并同步实现的娱乐方式（受到擅长架空地广告宣传的工业的诱惑)，此外，喜欢沉思冥想的人还想要那么点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是纯粹永恒的时间。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对时间的饥渴得到抚慰，而不再产生饥渴；他们想要在不会因之而短命或晚景无托的情况下活得更酣畅、更满足。更多的自由时间等于更少的工作；更多的消费等于更多的乐趣；更多的生活方式等于截然不同的生活；如此等等，这些简式还可以有多种变体。

第二条乌托邦时间的路径要复杂得多。这是一条最富于传统的道路，其中满是戴着苦役枷锁的被压迫者，在贵族老爷和奴隶主统治的世界中艰难跋涉的足迹。这里变换了时间上的重点。这种乌托邦时间允诺从所遭受的时间之苦中解放出来，人们所遭受的时间苦难不再是12小时或16小时的工作日，而是不断加剧的劳动强度、负面的时间压力，最重要的是，个人自已的时间可自主性日益匮乏。尝试获得简化的强化，尝试以时间“生态学”对抗时间经济，尝试把工作“带到生活之中”—所有这些尝试都是为争取“重新擅用时间（指人们被工业化以集体或个体的方式剥夺了的时间）而斗争”的代名词，这种斗争具有同时代人耳熟能详的话语表达方式，如“只有理想国才是真实的”（OskarNegt)，并且这种斗争现在也已经找出了时间。①自主与自决、代表雇员利益的时间弹性化以及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分配的新形式，是寻求对抗时间束缚的周而复始的主题，它们要用自决的梦想来消除和取代时间的束缚。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可参见 Willy Bierter et al. , Keine Zukunft für lebendige Arbeit?, Stuttgart: C. E. Poeschl, 1988; Oskar Negt, Lebendige Arbeit, enteignete Zeit, Frankfurt: Campu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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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乌托邦时间之路寻求“反复地解冻时间”，为达成其他的时间观念而“在突然性的时间终结的暗影下”反复令时间停止。①它的观念基础从时间节奏的变化开始，并努力在机械化的、均质化的线性时间与自然的“生命无常”这一意外性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这一立论直指对自然节律的恢复，上百年来与自然的对抗就要画上句号，体内平衡(homeostasis)②要被同期的节律（homeorhythmics）所取代。③不是要全盘抛弃线性，而是要打破人类的例行常规，打破固定不变的模式。习惯的力量赋予社会生活以稳定性，并体现出社会所具有的防护性的、保守性的一面。因为，“没有什么比习惯化的行为更具保守性，一个人正是借助习惯化的行为栖居于日常生活的”④。习惯的力量要同新出现的、意想之外的日常惯例（它同时也象征着线性）的阻断相协调。周期性的重新引入所要表征的不仅仅是重复，还有某种新路线所具有的推动力。第三条道路拥有更多具体的提议，这些建议以时间生物学和时间社会学为理论依托，其范围从轮班制度的建构到时差反应的缩减，无所不包；它力图提出有实践意义的忠告，以便在变化性与连贯性之间确立起一种崭新的互补关系。它要求创造出一种允许无常发生的新的时间周期：

事件—不管是你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需要把那个维度（变故的维度）恢复到生活之中，那时，它会使我们能够理解并接受它的不连续性、它的波动性、曲折性和斑斑裂痕，并使我们有可能为它的开始和结束做好准备。“无常”要成为从“工作”与“自由时间”的整合体制中释放出来的生活的编码，这种生活并不以保持庞大的机器处于运转状态并让主体去迎合它为目标。那么，它的目标又是什么呢？……问题来了：在一项得自工作及其关联物—自由时间（等同于工作的兑换物）的“新生”时间得以政治化之前（或者之中，之期），是否无须进行更基本的擅用呢？自由时间，更确切地说是从工作中解脱出来成为生活时间的时间，是时间视域向意外情况（这种意外在主观上是可接纳、可处理的，并且是受欢迎的）的敞开。①

黑五章 鴻望这幹的鐵間

① Dietmar Kamper and Christoph Wulf (eds. ), Die sterbende Zeit, Darmstadt: Luchterhand, 1987.

② 指在一定外部环境范围内，生物体或生态系统得以维持体系内环境相对不变的状态，保持动态平衡。这种特性又称恒定。译者注。

③ Young, Metronomie Societ y.

④ Klaus Laermann, “Alltags-Zeit", in: Rainer Zoll (ed. ), Zerstǒ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8, p.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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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更适于女性，因为她们有自身为这条道路准备了更好的先决条件。男性“对时间上的变化性视而不见”，“就已经被推到一旁的无常的秘密优势而言，他们注意不到有什么事同他们相干……直到……某种无常光顾他们”，他们因而更多地身处险境。然而，即便女性以及女性运动无法唤起足够的力量来为男性切断他们正在其上处理自己生活的传送带，或许，只要有刚刚萌芽的对“另类”时间经验的渴望，对“已经不会在早上就断定晚上的日子”的渴望，“就足以导向这条道路”②。迈克尔·扬引述加纳的铭文说：“所有的日子各不相同。”莫非非洲人早就认识到了在西方获得再发现的乌托邦时间？

乌托邦时间同之前的乌托邦一样，要满足一个核心的社会功能：它们含有解决一个社会中的特殊难题的建议案。汉斯·玛格努斯·安森伯格（Hans MagnusEnzensberger）发问说：“什么是乌托邦？”“我们看不见它们，我们只能如芒在背般地感受到它们。”奇怪的是，我们对这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之熟稔程度就好像它们已经刺入那里很久了。第一把尖刀的锋芒出自贪得无厌的时间经济的未解难题。在时间经济学证明了能以更少的时间产出更多之后，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对应更多的工作和潜在地更少的闲暇活动的时间方面，我们所做的已经太多了。生产力的提高导致消费的上扬—更多的日用品、休闲活动与旅行，更多的娱乐项目、通信和信息竞相争夺人们膨胀的视野和扩张的时间。产品迫切地要求摧毁，而通过扮演古代牺牲品的角色，摧毁的仪式可以设计得多种多样。相比之下，消费虽然会造成成堆的垃圾，但却是一种无害的摧毁形式。只要求更多时间的这种乌托邦时间并没有避免金钱与金钱积累的数量逻辑。金钱与时间仍然是可替换的，不过，当需要更多时间的时候，普遍的金钱偏好会更具优势。人生可以造就的越多，生命时间被压榨的也就越多。他们认为美国的压榨率是150%，不久以后还会更多。是自我剥削还是自我麻痹？两种解释都行得通，不过是背上的尖刀两面翻转造成的不同创伤。①时间自主这种乌托邦时间至少在工人处于机器时代的时间管理体制压榨之下的受压迫期就已经存在了。②保罗·拉法格把他的以另类方式反讽的观点称之为“懒惰的权利”。但是，作为恶德或善德的懒惰早已消失，类似于一度被称为倦怠的覆灭了的感觉。时间自主这种乌托邦时间以如日中天的热力战胜了修士们，它力图打消他们进行祈祷的念头。③不过，圣·本迪尼克特派所具有的严格的时间纪律仍占上风。祈祷文被世俗化了，祈祷的行为保留了下来。这种乌托邦时间的现代形式更加多样化。在一种看似能使自由和分散化的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存在的技术面前，自由与自决的梦想正再度燃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梦想是对争取参与政治建构的表达，（其中自由的梦想在不断贴近有所保障的权利现状的同时，仍然附属于缩减工时的数量逻辑，而自决的梦想则遭遇到取消受优待工种与弱势工种之间的森严边界等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也是从根本上为大家争取各种不同的分配模式的表达，其中包括“四十到五十年工龄”的可能性。很多人的后背上都刺着一把尖刀，并且有无数双手和多方利益在磨砺刀锋。然而，不同组织认知中的前景是相互抵触的。一方面，各类组织的集体认知总是有选择性的，并且受制于其以往获得成功经验的认知；另一方面，如果组织想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继续生存下来，那它们就别无选择，只能不断地“再学习”。虽然个体的知识和目标可能对组织的知识储备和目标无关紧要，但无论如何，组织成员“有所异议”的观念还是会对一个组织的生存构成问题，那时，其生存依据的合法性会受到这些异议的影响。①其间，那把尖刀仍会一直留在许多人的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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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arbara Sichtermann, “Wechselfălle", in: Zoll, Zerstōrung, pp. 644-645.

② 同上书，p.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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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濁望这鮮的要個

① 此处参见一个成瘾者的有趣的自画像：Henri Bents，“Computerarbeit und Lebenszeit", in: Zoll, Zerstōrung, pp. 293-303.

② Jürgen P. Rinderspacher, Gesellscha ft ohne Zeit, Frankfurt: Campus, 1985; Willy Hohn, Die Zerstōrung der Zeit, Frankfurt: Fischer Verlag, 1984.

③ Rom Harré (ed.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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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乌托邦时间力图从文化角度有所创新。它回到生物学的、文化的传统，这种在机器时代受到压制的传统得到了科学的重新认证，它试图以最佳的方式把保存与变异、变化与持续结合起来。它有自己的一套名词称谓的空间，并且像其他乌托邦时间一样，以个体的日常经验为出发点。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伟大的人性信条的开场白就是如此。但是，各种机构长期建立起来的时间体系是如何由特定的旨趣来决定的呢？它们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它们的产生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个体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用聪明的统计学方法引证足够多的计划的“自发性”例子吗？计划的自发性是已经暗含在这个系统的设计之中还是出于可能给人以假象的“无常”呢？通过安装某种机会发生器，一个人更可能会屈从于社会正义标准的压力而排队等候，或者，像美国机场面对旅客抱怨（抱怨等待行李的时间过长）时的做法——把飞机停在一个更远的位置，远到把旅客的行程时间延长到行李到达的时间，而这样也就缩短了他们的行李等待期。②专家们称之为情绪管理（awareness management)。专家们受托进行了为数众多的研究，研究的唯一目标是查明人们花费在等候上的时间如何才能变得更有趣、更“自然而然”，并且在经济上更妥善地得到利用。不仅在苏联，还有在美国，人们平均每天要花费30分钟排队等候，一年下来，这个数字就达到了182小时：对于更深层次的产品和服务销售而言，这是一种迄今未予利用的潜能。

很容易看出，即使是这种文化创新的乌托邦时间的时间策略（这些结构巧妙的时间策略可能同有关人类生物节律、他们的社会偏好与所渴望的社会正义或社交活动的最新研究成果相一致)，也同样无法避免人为操纵（实际上也就是滥用）的危险。因此，第三把尖刀同样正深深地刺人我们社会的背脊。时间在竭力拔除这些尖刀吗？哪些人会是牺牲品，他们又会是谁的牺牲品呢？

时想: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Helmut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Rationalit ă tsgrenzen kollektiver Akteure am Beispiel der Arbeitszeitpolitik 1980—1985 , Frankfurt: Campus, 1988.

② Richard Larson, “Perspectives on Queue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Psychology of Queueing", Operations Research,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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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当前这三种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乌托邦时间在出发点上如何不同，无论它们所持的理由和所描述要采纳的解决方案如何不同，无论其所规定的行动策略倾向于何等程度的集体主义或何等程度的个人主义—它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时间都主要地被经验为一种外在的束缚，从外部作用于人，人们势必要抵制这种束缚。这种束缚可能并非人为，也可能是个人化的；它可能以雇主、社团的形式出现，也可能表现为某种主义，但无论如何，它是作为某种既定的东西、某种由他者制造的东西而出现在人们面前。这里的时间戴着面具，其最具中性色彩的肖像就是时钟。这层面具对人们的希望构成了威吓和否定，它压制并剥夺了它们。正是这层时间面具使人们蒙受苦难，而它的末日将至也是必然的。即使在最大胆的乌托邦时间中，也很难设想出这样一种解放：从每个个体的人类生活存在的时间限制中解放。

萨特（Sartre)①曾经述及有关他的朋友保罗·尼赞（Paul Nizan)对一次苏联之行的沮丧：“他去俄国是因为他想要查明，大革命之后，现在的人们是否已经不再惧怕死亡，是否死亡对他们来说已经没什么大不了。”就这样，尼赞去了那里，他发现，俄国人对于死亡的看法同我们并无二致，结果失望而归。他那时曾对萨特说过（以一种明显无可奈何的语调）：“在这一点上，我一无所获，没什么事情好做，他们还是老样子。”②

从终极真相—个体死亡的终局来看，所有人都是时间的牺牲品。貌似由时间衍生而出的面具所防护的正是这个真相。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我们无法把它完全摘下来，但却应该能够更多地看到它背后的东西。与此同时，还要兴高采烈地继续担当牺牲品的角色。

时间是出自人类的创造，并且同他们运用各种时间策略施于彼此的权力影响有关。时间既同心协力又相互分离—像情人一样好斗。正如任何力量形式都有它的对抗力量一样，任何策略也都能找到它的对抗策略。时间无处不在，一位有名的日本武士新面武藏（ShinmenMu-sashi)①在 1645 年把他的作战技艺归结为以下策略（见 Go Rin No Sho《五轮书》)：时间在舞蹈和音乐中重要是因为，只有时间恰到好处，节奏才存在。不仅如此，其他所有技巧也都离不开时间，并且还都是虚空的时间。时间决定武士的生存，决定他是强、是衰、是协调、是混乱。为了能够战略性地思考和行动，一个人必须得知道要利用哪一刻，又要在什么时间停下来……从小到大，从快到慢，从远景的时间到背景的时间，任何策略的结果都是不确定的。顺便一提，鉴于日本经济的强力挑战，该书几乎成了美国经理人的必读本。②

第五章 海望这鮮的稱間

①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和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试图用存在主义观点研究社会、政治、哲学和文学。他的杰出政治活动，为他赢得了“20世纪人类的良心”的巨大声誉。—译者注。

② A. Astruc and M Contat, Sartre: Ein Film, Paris, 1977, quoted from, Blumenberg, p.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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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被战略性地用做权力形成的核心，加上维护这种权力的目的，从个人交往关系到各个大型机构及其内在持续的倾向性，这种战略性运用贯穿了整个社会生活。时间的战略性运用从儿童开始（他们总是把自己刚刚经历的意识状态置于时间感知的中心，他们感知到的是一种直观接着另一种直观)。他或她由身体的周期性形成了最初的时间观念，同时也是处理时间的最初策略。在呼吸、饮食和睡眠的节律中，孩子经验到自己原初的满足感和匮乏感。通过括约肌③的控制，孩子稍后发展了这种执行独立的时间意识的最重要的工具，借助这一工具，在某种程度上，依其自身意愿让大权在握的成年人对这种时间俯首帖耳，就成为可能。然而，社会和外部的规定已经介入其间。对孩子来说，包含在对躯体功能的独立审视中的乐趣，使得要在周围环境的压力之下放弃身体原初的时间感极度艰难。异己感从完全的愉悦中抽离出来。④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又名宫本武藏（1584—1645），日本战国末期与德川幕府前期的一位剑术家，他在日本的影响相当大，以致有“真田的（幸村）枪、宫本的刀”的说法。他写作的《五轮书》在西方得到了传播。一-译者注。

② Miyamoto Musaki, Book of Five Rings,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4.

③ 指分布在人和动物体某些管腔壁的一种环形肌肉，人体内的括约肌见于消化道和泌尿系统。译者注。

④ Laermann, "AlltagsZeit", p. 340; Jean Piaget, Die Bildung des Zeitbegrif fs beim Kinde,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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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琳·诺伊鲍尔（Caroline Neubaur）撰文探讨了英国精神病学家唐纳德·温妮科特（Donald W. Winnicott)①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洞见。确切地说，在母子关系的早期阶段，下面的情形就是典型地由异化产生的。这里存在着一些彼此阻遏的假象，它们存在于这一事实之中：两套“内部”体系相互遭遇，一方总是会侵占另一方的“外型”，而这些假象却又无法将彼此感知为虚幻之物。为了消除异化，就必须增补某些能为双方所感知的东西，它提供了双方隔阂的要素，而又有能力消除隔阂。在温妮科特看来，这第三种成分就是能被原来双方接纳为某种异己成分的过渡性客体（the transitional object)。为此，母子双方都必须做出努力，也就是说，为了能够克服异已感，就要接受些许异己感。②

矛盾的是，由此可以继续推出，个人时间只有通过他者的时间才成为可能。只有当我们创造出一种共同的时间作为参照框架之时（它既不完全属于任何人，又被任何人所占有)，才能完全消除时间的束缚，或至少能放松时间的束缚。在两个个体之间，这预设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即借助他们各自持续的时间策略来磋商、争论的过程。多套策略任由策略性的行动按照时间并通过时间来掌控：加速或减速、限定期限、许诺、等待和使他人等待、在恰当的时机行动，决定或赢得某人的时间。把这些社会情境彼此连接到一起的是间隔（这些情境以不计其数的变体形式再现，人们在其中以符号的方式限定时间，但却会带来真实的结果)。就像温妮科特的“过渡性客体”一样，泰迪玩具熊或是毯子的一角，它们滑入母子之间，并成为象征经验和赢得现实的有力手段，这变成了人类创造力本身的基础，时间间隔是建构人类间关系的基本要素。等待和使他人等待、许诺、决定、限定期限用它们的无数变体形式和混合形式，就能构型出爱恨情仇的交往关系来。取消间隔就意味着取消策略。①间隔可以被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它可能由社会不平等的状况或由权力的表达以及对这种权力的巩固所引起。逼近时间的精彩策略就是以间隔来表明其本身。

鄭五章 海望这鮮的隔餅

① Donald W. Winnicott（1896—1971），是英国的一名儿科医生，也是一名精神分析师。他治疗了大量具有精神困扰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在这过程中，他积累经验，构建了自己最有影响的一些概念。比如说下文中提到的“过渡性客体”。译者注。

② Caroline Neubaur, Übergange: Spiel und Realitat in der Psychoanalyse Donald W. Winnicotts, Frankfurt: Atheniium, 1987, pp.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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