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然而，这种间隔一方面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它随时间而流变，并且，它像权势一样，总是保有重新商榷的可能性。我们来引证使某人等待这样一个最为司空见惯的例子，在使某人等待的情形之下，他人的时间由他们仍处于空闲的时间来处理。被等待者没有什么语言表达，只有等待者才有语言表达。然而，虽然等待者明显处于弱势（权力和地位的差异在这里显露出来)，但这种状况是有限的，为对抗的策略开放了空间。另一方面，允诺把间隔延伸到了一个确定或不确定的时间，允诺预设了信任，而信任节省了时间，但诺言是有条件地接受保持它们的要求的，并且最终也服从这种间隔的策略。另外，限定期限，也就是设置限度；间隔被赋予一个时间限度并受到裁制，它作为一种权力设施而得到考验，但期限也还是可商榷的。

通过指示、中断、减速、加速、约束时间的流动或者赋予时间流动某种期限，间隔构造出各种人类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时间概念的部分特质不仅仅是普遍综合性的象征符号，不仅仅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抽象，而且是个体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的象征符号。②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某些特定的社会条件是人们能在某种时间情境下初步做出决定所必不可少的。在时间遭到社会否定的条件下，由于这样的条件不具有连续或是终止的取向，社会所期望的持续时间不存在，间隔和决定也就不存在。如果“选择”既不构成一种中断，也没有形成非事前决定的抉择，那它实际上就是没有意义的；而如果这种抉择毫无影响（例如，没有引起某种后果或没有形成某种先后次序)，那它也同样毫无意义。③利用间隔，即把时间限定为某种关系结构，这种策略性游戏以对恰当时机的探求为基础。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懂得或者渴望这种瞬间。这种瞬间对于个人和组织同样适用，事实上甚至还适用于国家。公司得决定是否以及在什么时候要扩大经营或者是增加产品种类，得决定在什么时候进行市场交易；政党得在恰当的瞬间决定要不要召集新一轮的选举。这些都是历史性的瞬间，或者至少可能会在回顾中被重构为历史的转折点。科塞勒克主张，上千年之中的失败者是更好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最主要的经验（不同于那些胜利者的经验），首先是：一切转变都与原先的计划或希望截然不同。如果他们能够系统地加以反思，那他们就必须要找出更多的证据来解释为什么事情会变得不同。①但是，如果在反思性回顾中证明恰当的时机别无他选，那么，可能会使事情发生转化的首先就是间隔。

时督：理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Pierre Bourdieu, “La société traditionelle, attitude à I’ égard du temps et conduite é-conomique", Sociologis du Travail , vol. I (1963), pp. 24-44.

② Norbert Elias, Über die 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pp. 112-113.

③ Mark Elchardus, “The Rediscovery of Chronos: The New Role of Tim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 3, no. I (March 1988), pp. 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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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一旦从人际关系的层次转移到组织机构的时间结构中，就会改变那一时间结构的性质。当然，它在那里仍起到战略工具的作用。在官僚政治机构中，限定期限的优先级是我们已经引证过的例子，确立时间上的优先级是对复杂事物加以简化的手段。然而，当人们彼此把对方作为意义协商、符号互动和交流的对象时，即便是在敌对的立场上，他们还是会通过创造间隔、用这些间隔来玩戏法以及自己“构造”时间来安排时间，这些会以人际互动、礼仪与风俗、精湛的缓兵之计以及承诺或拖欠债务等形式连续地发生，组织机构的时间则会成竹在胸地以更加粘滞的策略（即便不是凝固的）来对付他们。对“时间”这个词的频繁使用，就好像它是独立自存的一样，这同社会机构与设施中的时间变得相对独立于个人有莫大的联系。正如决定时间的手段一样，不管是否出自人类之手，它们总有其自身的运动，由于那些社会的标准化了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他运动，独立于其他人事变动和非人事的变动，个人也就不得不使自己的行为适应其所属群体确立的时间，适应其周遭的组织机制。

这就是时间的异化，通过时间在组织机构内的浓缩而发生，而后又作为某种外部的东西发生作用，它被感受为一种束缚，并且能够被用做一种权力工具。人际圈中的间隔相对具有开放性和可塑性，而当问题出在法定期限对其施加制裁、信用机构设定了期限并使金钱起效、由组织以及组织内部限定、容许、指令等待期的地方，它就变成严格刚性的了。这里展现出文化之间、组织机构之间相互比照的广泛的活动领域：谁必须要等待，要等多久、要等谁、要如何等，可以标示时间（这里含有“时间是谁的时间”的问题）在一个组织内被赋予的价值。此外，间隔缓慢加固所需要的初始条件，间隔在权力结构中的嵌入，也都能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

第五章 遲望这样的艦輯

① Reinhart Koselleck,“Erfahrungswandel und Methodenwechsel: Eine historische-anthropologisehe Skizze", in: Theorie der Geschichte, 1988, pp.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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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权威跨越时间和空间行使其权力，而地方权威则要在一定的时间类型下确立其统治。早期的大帝国运用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种形式来巩固其统治，但首先，它更急于控制空间，即控制地域领土。为此，存在着空间上的策略—使用武力，还有征税以及最初在时间上运用的策略（其明确地包含在官僚政治所发行的书面材料和文件中）。①现在我们既能知其然，也能知其所以然了。即便是今天，我们也很容易在独裁政权中发现权力在时间方面的实施。政权的建立既基于恐怖也使用时间策略。恐怖通过不可预见性，即时间上的独断而得到实施，由此，那些受害者被清洗而变成牺牲品。并且，在军事独裁政权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因不承认三权之间的时间联系而遭到废除。因为，司法代表的是过去所发生之事。过去得到判定，而我们所做的是非判断处于回顾之中。然而，立法却是指向未来的。制定法律是为了确立行为规范以及这些规范的要件，而行政权的实施则完全是当下的行为，它确立并决定什么是并且必须是现在的支配物。在军事独裁政权中，由于独立司法权和独立议会制度的废除，过去和未来同时被否定。所有的权力都归属于行政，它必须要单独决定，在统治着其他时间的现在这个时间维度中，什么必须要占优势。②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区域性统治凭借“秩序”的空间概念得到执行，其后紧随着致力于运行、“进步”，通过加速而前进的动态化概念。加速把时间用做追求战略目标的行动。在战斗中生死攸关的迅速性，即快过其他人，已经在竞争中得到保持，而且正发展出日益复杂的形式。现在遍及全球并驱动着世界经济活动的经济竞争，在根本上仍然以使用机器加速来提高生产力的那种发展模式为根基。实验的时间是新通信技术所固有的，它被用来传递信息给其他生产和服务领域，创造更多的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进步，也为了持续加速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加速促进了流动性，而流动性承诺了更进一步的活动性。甚至于运动，在咄咄逼人的冲突中制度化了的身体竞技，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适于做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传媒而服务，最后，城镇与地区就像是得到超级体细胞加速了的身体机器的附属物。在为众所周知的几十分之一秒而奋斗的过程中，在周遭的狂热崇拜中，这几十分之一秒以科学的训练方法为基础，它能够根据运动员的生物节律来考虑他们的身体功能，并会顾及技术装备所必须提供的最微小的一点进步。在这里，一个庞大的革新机器已经启动，它导致了工业分支机构的高速增长，其覆盖范围从单一的增强体质的运动直到处于电力竞赛中的工业所激发的实验研究的各个阶段。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对速度的集体狂热，由这种狂热的观点看来，放慢速度的策略实际上既可悲，又是防卫性的。自行车道在城镇中修建起来，速度限制进驻高速路，作家斯登·纳多尔尼（StenNadolny）出于小说《慢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Slowness）的需要，塑造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形象，他具有奇怪的思维和感知习惯，奇怪到让他的同时代人都感到怪异的程度。这些减速的试验无疑会持续进行下去，并且，甚至会部分地得到制度化的认可。然而，一个运转良好的刹车装置难道不是所有构造得体的机器的必要组成部分吗？不是每个开动机器的人都知道在什么环境下要加速、在什么环境下要减速吗？于是，“慢”最终被持续的加速所抵消，加速通过“慢”而使自己相对化了。当然，社会发展并不会完全依照机器而运行，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却不可逆地指向了加速。石器时代在逃跑和战斗中所折射出来的快速，已经在整个社会演化过程中发展为一种科技的文明，这种文明正不断加速。这是背景的时间，对于所有尚待认识的其他时间策略而言，它具有核心的重要意义。

时螺:理代与后理代经验

① Jack Goody,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② Oskar Ozlak（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资料来源于口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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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早就主张：“社会时间”由人类创造并在人们之间产生，因而指明了符号化的、设定了时间的结构化过程。诺伯特·埃利亚斯认为，回顾伽利略的活体实验，如其所示，物理学中的时间概念是从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时间的母体中分娩出去的，它与自然概念中的相应变化有关。①在他看来，物理时间和社会时间的区分与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地位的普遍上升密切相关，这导致了观念上的二元论。在这方面，科学家们已经取代神父行使确立“恰当”时刻的职责，这种时刻预示着上升或者下降，并且是混沌和秩序的决定因素，不管其是源自已发现的同诸神之事的一致性，还是以科学为基础对自然及其进程的研究。埃利亚斯对出自一位非洲作家奇努阿·阿切贝（ChinuaAchebe）之手的小说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评述，焦点是围绕决定时间所产生的冲突。它涉及尼日利亚东部的一个伊博人（Ibo）的村庄的第一手的生活报道，在此期间，这个小村中的旧的生活方式在殖民权力的影响下刚刚开始发生转变。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地位崇高的牧师，他身兼六个村庄的神职工作，他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传布恰当的时刻。恰当的时刻是通过新月的到来得到指示的，为此，这位牧师不得不长期监测，像礼遇贵宾一样迎接新月的到来。人们的事务取决于新月的到来，节日以及开启新年的收获时节的开始也不例外。作家埃利亚斯同情地描述道：对人们而言，这意味着从一位协调他们活动的权威那里获得恰当的时刻，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对决定时间的秘密的认知，体现了牧师权力的来源。他们深入地洞察到了时间经验的早期形式，并证实了听从布道所宣称的收获到来的时节对于人们是何等重要。而当有那么一天，经过一场与殖民当局的急剧恶化的冲突之后，牧师突然沉默下来，不再传布收获的时间，人们开始忍饥挨饿。

第五章 鴻望这样的麟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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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恰当的时刻到底代表什么呢？能参照什么来衡量它呢？对这一独特瞬间的渴求可能策略性地指向外部，以便从实用的角度寻求对这一时间问题的认识，它可能会转化为实在的进步。它可能是有计划的或者是时机巧合，但无论如何，这总是把它同人类行动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认识恰当的时刻非常有用，对这种时刻的决定过程是权力磋商与控制权确定的过程。但对这种瞬间的探索也可能指向内部，指向个体的时间自我的展现，指向由诸多碎片反复重组而得到的某种认同的发展。于是，时间被时间的流动制造出来，这种时间流随时停下来让意外进入其中，打破惯例，并对自然发生的经验和生活的“无常”保持开放。像可供孩子们从中发现过渡性客体，并同时自已动手创造的创造性过渡的时间一样，“过渡的时间”在这里得到了揭示和创造。通过虚构的暂停，随时的停顿脱离时间持续而呈现出来，过渡的时间也导致了真实一虚假的二律背反。因为，真实之成为真实仅仅在于可能性的缩减和消除的过程。①从长远看来，这样的瞬间是不可阻挡的，它会返回时间的连续流。但这样的瞬间包含着能够把单纯的过渡转变成发展的权力。卡西亚利（Cacciari）以诗意的语言(他继承了伟大的希伯来、基督教和伊斯兰经院哲学的传统）谈到“即刻”(the munc instantis)，它是一个属于暂时过渡期的时间维度，这个维度即便处于完全充盈的状态也是如此短暂，又如当下，以至于很难作为一霎时的时间而被注意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完全是瞬时即变的—一个彻头彻尾的短暂维度，在其中，最短暂的片刻才符合这种瞬间，它仍然保持着连续流的同时，又轰然击开了连续流。在这种打断瞬时流的时刻，很可能让人“满怀”希望的火花，并且“以错误的方式粉饰历史”；在这样的瞬间，很可能会理解“世界是如何极端地残缺……失望的根据不仅是毁灭的废墟，还包括能在所有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中燃起火花的力量”。可以肯定，存在着短暂的有希望的过渡期，这个时期的意义比灾变更强烈，而“能在所有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中燃起火花的力量”则脱去了对那个均质而又空虚的连续流的偶像崇拜的假面。②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Elias, Über die Zeit , pp.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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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像知识可以是一种游戏一样，游弋于这种瞬间也有章可循，这些章法脱离虚构的领域，进入了现实的领域。在温妮科特看来，孩子们在玩耍中发现并发明了现实；他们正是在这样的玩耍中令自己得到惊喜。在游戏中，孩子发现了自我，这种自我茕茕孑立，但在关联于现实的时候，它又并非如此。甚至对于玩耍而言，也要把设置、转换并学习保持限制放在核心地位，原因就在于，这里可能洞见的正是发挥优势作用的限制的不断转换。

同母亲的分离通过某一空间过渡性的空间，并且在既不属于内部的心理现实也不属于外部世界的过渡性客体的助力下发生。游戏具有创造这种空间的建构功能，它刺激了孩子的创造能力。温妮科特把某种文化理论发展为对过渡性客体观念的一种延续。发现自已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客体的孩子所玩的游戏，以及这一游戏在成年人的文化创造中的延续，都发生在处于外部世界和内部心理现实之间的某一空间。温妮科特认为，这一“中间领域是实际的力量源泉，因为是它启动了内部和外部的运动。陷入这个中间领域意味着能够以新的能量干预外部世界”。①而所有这些也同样会发生在过渡时期。创造，即文化的创生，需要的不仅仅是空间，还有时间。孩子必须学会使自已摆脱其最初的无所不能的幻想，以便能够在介于真实和虚幻之间的（仍然还不是真实的）过渡的空间和过渡的时间中创造出像成年人那样的新的幻想。作为一种文化创造的成就，游戏及其拓展物是一种极好的放松练习，其使主体获得了新生—这一成就打破了规则，取消了体系，并因而通过富于产能的混乱使得一个人自己扮演文化创造者获得了些许可能。

第五章 湄望这鮮的議商

① Henri Atlan, A Tort et à Ruison: lntercritique de la science et du myth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6, p. 268.

② Massimo Cacciari, Zeit ohne Kronos, Klagenfurt: Ritter Verlag, 1986, pp.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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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示，玩时间游戏、转变限制、试验“优势限制”以及设置新限制，是作用于个体之间的符号力量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上述那种瞬间的探索在科学中尤为重要。对这种战略性瞬间的认识看似出于实践应用而势在必行，甚至尼采（Nietzsche）都曾怀疑，那种对于不可预期之物的恐惧才是科学隐匿的本性。不过，对这种瞬间的探索也可以在另外的意义上得到解释：一种对创始的瞬间、对本原的质询（在这一刻，宇宙得以诞生，时间随之出现)。物理学的时间，伴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从社会时间的母体中脱离出去，在机器时代，它在意识形态上变成了进步的线性导轨，所有其他的时间都不得不在它的外在的、客观现实的名义下归附于它，它开始再度逼近社会的时间概念。不仅是因为对宇宙起源的不同可能性的研究日益加强，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宇宙的创生事件是否独一无二这个问题，就物理学家而言，尤其可以作为一种时间游戏而得到解释。普利高津和斯唐热谈到了一种新的连贯性，它开始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浮现，并且开始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讨论“发展问题”。例如，“事件”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正是现在这一事件解释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差异，而在物理学中，凡是时间之矢遭到否定之处，过去和未来就会被认为是等价的。②物理学近来所得出的结论大多是（即便不是全部的话）：周期循环的现象可能是“混沌”的，反之亦然。因此，“不可重现的”时间现象与“可重现的”时间现象之间的过渡在两个方向上都是可能的。因此，对于可重现的时间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时间的逆转，因为事件流是可以逆转的，即在已观察到的事件不变的情况下，已经完成了的发展可以原路退回。无论如何，对于混沌现象，不可能重构它们的过去，也不可能复制它们。据此，也就会同时存在两种类型的演化。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Neubaur, Übergănge, pp. 93, 108.

② Ilya Prigogine and Isabelle Stengers, Entre le Temps et L'Eternité, Paris: Fayard,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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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刻，由于宇宙大爆炸，已经出现的爆发现象是属于“可重现的”还是“不可重现的”时间领域，这一点还不确定。普利高津和斯唐热猜想，根据必定存在一个“时间零点”的论断，宇宙学最初对宇宙所作的独一无二性的假设是要被抛弃掉的。相反，他们提出，宇宙很可能处于某种“没有理由的行动”中，它产生自真空的涨落、产生自合计为零的物质和能量的运动。因此，从一开始就不会存在独一无二的事件，只有一种介于源自涨落的各种熵态（the states of entropy）之间的过渡(这种涨落不同于混沌和秩序之间的波动)。

最近，另一位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也同样提出要抛弃大爆炸的独一无二性的假设。独一无二应该是这样一种情形：时空连续流在其中已经收缩成无限致密的、无限微小的点，是无法以物理术语来描述的一种状态，时间在其中是没有意义的。此外，他还试图回答，为什么尽管物理法则无法在向前指向与向后指向之间做出区分，但却至少有三支从过去指向未来的时间之矢的问题：以无序性递增为依据的热力学上的时间之矢；以保存在记忆中的过去而不是未来为依据的心理学上的时间之矢；以宇宙在膨胀而不是在缩小为依据的宇宙学上的时间之矢。目前，霍金希望一种新的、尚待探索的、大统一的理论（量子引力论）能够导向这一结论：时空连续体体现的不是某种开始于大爆炸、结束于大塌缩的“线性”，而是一个无始无终的“循环”。根据他的看法，时空连续体诚然无界，但却并非无限，以地球为例，尽管它的浩瀚是有限的，但对于一个散步者而言，它看起来还是没有边界的。然而人类只能存在于宇宙膨胀的阶段，并因此对于宇宙和时间的认识也只能存在于这一阶段。人类及其对宇宙和时间的认识，体现了日益混乱的宇宙中的些许秩序①，不过，这足以把社会的基体带回自然。

佩五章 鴻望这样的眼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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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科学家看来，对于今天的人们，对于他们对个人时间的渴求，对于他们对逃避时间束缚从而能够各不相同地建构时间的渴望，这样的“时间游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在日常的各种时间并置状态中处于复杂平衡的行为如何才能更好地得以完成呢？在扩展了的现在中，一个社会又应该如何处理加速了的革新、日益增长的惯例以及丢弃等这些普遍盛行的问题呢？有时间游弋于时机的游戏，有能力投入各种过渡的过渡期，这些都要以对这种时间的构成方式和创造方式的认知为前提。科学上的认知所不得不提供的这种“如此，无他”，至少在特定条件下，它包含的是“现在如此”“现在无它”这一能用以干预和建构事物的可能性。从一种变化的时间感开始（像所有的感觉一样，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经验的产物)，对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面具背后的时间进行扫视，我们就会同样具有以其他方式筹划这种游戏的可能。

克洛诺斯之忧导致他吞噬了自己的血脉、自己的子嗣，但这种忧虑并没能阻止新时代以及新时代喷薄而出的革新活动。更多的运动和速度随同机器一起进入社会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感知官能。迫于对恒常可用性的要求，一种更趋加速、然而也更趋散漫的时间性质与今天的各种机器胶着在一起。机器与人正在形成新的时间结合，就像以机器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这种结合呈现出另一种形式。社会的时间之矢也是指向前方的。我们还没有打破看似出自时间的种种束缚，但是，游戏，团队的游戏，很可能正在松脱它们。对个人时间的渴望已经可以通过公共的方式得到交流，但只有通过其他人，个人时间才得以可能。要依靠克洛诺斯所忧惧的孩子来抓住这种面相万千的瞬间。对我们来说，关键不在于它是独一无二的第一刻，而在于它是能在社会层面上被感知到的第一刻。发现并塑造它是必要的——作为一个可重复的时刻，它在社会混沌与社会秩序之间，在个人时间本身与社会时间之间来回波动。

如此，则有朝一日，克洛诺斯的孩子们是否解放了他们自己，自当水落石出。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Stephen W.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London: Bantham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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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在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之前，布鲁姆对于1884、1885、1886、1888、1892、1893、1904年这一系列不规则的日期有过什么样的反思？

他反思的是：个体成长与个体经验的范围越是得到推广，越会带来个体之间对话领域的狭窄限制这一退化的现象。

例如哪些方面呢？

从不存在到存在，他出现在众人面前，被接受为其中一员：在存在与存在的关系上，他以任何存在对待任何存在的方式来对待任何存在，他即将由存在到不存在，成为所有人都感知不到的无。

——詹姆斯·乔伊斯

《尤利西斯》(James Joyce，Uly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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