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同时，空间和时间（及其知觉）也逐渐进入科学思维的中心。在物理学中，关于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牛顿式理解几乎被认定为过时之说。③在热力学里，宇宙的热死亡（the thermal death）第一次从时间向量的角度进行了严格的表述。1905年，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的框架下推算出，在一个匀速运动的系统内时间如何可能变慢。运用1916年发表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将相对论扩展到加速物体上。因为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会产生引力场，且重力是会加速的，因此，每个物体都有自己的时间。在后来的理论普及过程中，爱因斯坦曾将他的理论与古典力学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古典力学只认识唯一的一只表，而根据他的理论，“我们想要多少表，就可以设想有多少表”①。量子力学将主观主义的因素引人物理学，这导致人们放弃了实在论的表述。但这种主观主义因素对观察者角色的触动，并不是由于时间向量没有真正地融入量子力学的理论结构，而是通过观察者的概念追加的。②

时健：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无调性是现代主义音乐的创作手法之一。它产生于20世纪初期，由19世纪后期音乐中变音体系的极度发展、调性的频繁变化、和弦结构的复杂化以及功能联系的消失等因素而逐步形成。它的特点为无中心音或中心和弦，无调号，无调式特性，半音阶的各音均可自由应用，尽可能不采用传统的和弦结构，避免能产生调性作用的和声进行。译者注。

② Stephen Ker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③ Ernst Mach, Die Mechanik in ihrer Entwicklung historisch-kritisch dargestellt. Leipizig: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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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以及与之相交叉的哲学领域，也存在这样的核心问题，即主观的时间知觉与客观的可测度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在“内在的”亲身经历的时间和“外在的”事先给定的时间之间的张力问题。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心理学就开始寻找现在的时长（duration）。心理学家们测度了人们能将时间作为一个不间断的整体来认知的时间间隙。但心理学家这样做的时候，现在又是什么？那些并列显示之物，难道不是客体在视觉中的先后呈现？时间难道不更类似于河流（而不像离散单位的总和）吗？在威廉·詹姆士（WilliamJames）1890年所做的著名表述中，现在乃是“思想之流、意识之流”，而非一只“满盛之水桶”。在詹姆士看来，“骗人的现在”不似刀片，更类似“鞍背”（saddle-back），因其有一定宽度，我们可以端坐其上，在时间中注视两个方向。③现在远不只是飞逝的瞬间，现在的内涵要厚重得多，它使感知一件事、倾听一首旋律成为可能。过去的事件或认知可以告一段落，但如胡塞尔(Husserl)所说的那样，它们作为“记忆”仍继续存在于当下。对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来说，浓缩的现在是唯一可供人们形成经验的地方。在小说中，乔伊斯让居住在都柏林的街道和酒吧世界中的主人公利奥波德·布卢姆和他的同代人做了内心独白，并让所有经历都与1904年6月16日著名的16个小时相联系；以这种方式，乔伊斯把同时性的经验既相对化了，又客观化了。作者事实上以艺术的手法回答了公共的、可计量的、客观的时间是否是人们内在意识的一部分这样的问题。一位热情洋溢的批评家针对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杰作④写道：身体也能测量时间。涂尔干（Durkheim）的学生，两位法国人类学家休伯特（H.Hubert）和毛斯（M. Mauss）对此的回答是：

樂一章 國防性假螺

① 参见 Kern,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pp. 19-25.

② Illya Priogogine & Isabelle Stengers, Entre le Temps et l'Eternité. Paris: Fayard, 1988.

③ William James, “On some Omissions of Introspective Psychology", Mind, Jan, 1884; and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1890.

④指作者的《追忆似水年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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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继呈现的图像构造成心理学的现实（psychological re-ality)，这种概念游戏建立在不同时间观念的两类效果的互相适应的基础上。一类效果是常态和定期的—这是日历所传递的效果；另一类效果则通过生产新观念的行动不断地建构自己。为了在独一无二的张力关系中使两类效果的特定要素集合在一起，精神不停地工作着。①

当时的人们所关注的以及科学家与艺术家所探求的，事实上是一个问题，即人们自己的时间经历究竟有多真。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至少从主观的角度看，人们有权拥有自己的时间范畴和空间范畴，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不仅存在日历上的公共时间，而且存在人们感觉上的和身体上的私人时间；人们这方面的意识越清楚，澄清各种时间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越迫切。以世界时区（time-zones）划分为前提，因通信技术而易为主观理解的同时性的发现，引发了统一的公开时间与多样的私人主观时间之间的对峙。同时性的发现变得易于为人们所理解，还由于一些戏剧性的事件，如“泰坦尼克号”沉没。当时，周围数百海里内的大量船只都收到了它的求救信号，第二天早餐时，大西洋两岸的都市居民都从报纸上了解到了这个戏剧性的事件。

与同时性的发现不同，同时性的兴起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它最早与国家统治的空间扩张捆在一起，后来又与市场的经济扩张联系在一起，最后与技术扩散相结合。欧洲的扩张，从总体上看，首先是领土扩张。殖民大国占领他国领土，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主权版图。欧洲内部的民族国家兴起于空间上分割开的领土上，它们在各自的领土上行使自己的暴力垄断和税收垄断。

随着空间上统治的确立，时间上的统治会紧随其后，但后者是完全按照中央权力因组织上的需要而颁布的命令来确立的：官僚制的时间统治建立在准时性（punctuality）的基础上，而准时性是在军队、学校及后来的工厂内部维护纪律所必须的。时间统治的扩散过程最早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腾飞和官僚制的静态时间秩序的扩张而开始的。时间统治象征着进步和经济腾飞。都市与没有沥青路面的或者没有连接国家电网的村庄之间的差距，是时间上和经济上的（temporal-economic）差距。经济发展的动力推动了在时间上领先的新的中心区域的兴起，也导致了时间上落后的外围区域的出现——无论其地理位置如何。时间统治的首要分配机制是市场。克服了空间的限制之后，时间在购买行为上的意义似乎也被否定，但事实上，人们可以从细微的时间差异上获利，在竞争中，几个小时、几天或几个月的领先都是优势。时间上的差异决定着输赢。借助于通信技术，人们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和利用时间上的领先优势，将其运用到很多交易之中。一点也不意外，人们架设的第一条电话线路是为了更快地传递股票行情；而第一条电话线的剪彩仪式仅仅是出于礼貌考虑才交给国家元首的。市场和技术的渗透有多深远，可以从1987年秋季股市崩盘时，媒体在全世界传发的照片中解读出来。这些照片展示了纽约和东京的股市上着装统一、配备三部以上电话的股票经纪人正试图挽救所能挽救的一切。随着带有买卖条件程序软件的计算机的联网，时间的标准化经历了一个新的高潮。

时制：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H. Hubert und M. Mauss, “Etude sommaire de la représentation de temps dans la religion et al magie", in: Melanges d'histoire des religions, Paris: 1909, 引 自 Kern,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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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其影响，官方的介入开始得并不轰轰烈烈，事实上还显得很平凡。1884年开了大量的国际会议，其中之一是为了争取规范、尺度和重量的统一。出于实用、商业和政治上的必要性考虑，各国政府催促签订国际协议，目的是使各式各样的地方、区域和国家标准变得更简明、可转换、更合理。启发统一标准的赞成者的不是大胆的乌托邦，而是工程师、实业家、官员和军人的冷静计算。在国际子午线会议（the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上，人们商讨的是如何将世界按1个小时的差距划成24个时区和设立各国都接受的国际日期变更线。与会者必须决定，哪里是东方，哪里是西方，这涉及地球上哪些地方在计时先于或后于其他地方。这样的决定虽然是任意的，但国际层面上的时间协调必须以各国一致同意的时间分割线的存在为前提。此次会议以后，180°经线成为国际日期变更线，东西方离格林威治的距离都一样远。往东跨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旅游者将多得到一天，反过来则会失去一天。

架一童 國羽性假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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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东京是周二晚上，在纽约则是周二早上，而不是周三早上。也就是说，纽约比东京晚14个小时，而不是早10个小时。世界时间的标准化有着直接的技术效用和军事效用。与中世纪军队让随身携带的公鸡提供叫醒服务的流行做法不同的是，现在的战争机器也需要时间协调，但其需要更为精确的时间协调。世界时间恰恰满足了这个条件，不同地方的时间秩序可以互相协调，时刻表可以制定—却没有交通网络的扩张和稠密化—这是难以想象的。

技术史学家已经详细描述了现代技术如何首次克服了空间和时间，电报、电话、收音机还有电影制片技术，就像先前出现的铁路一样，不仅有助于缩短地理距离，而且传递出其他社会屏障也能得以克服这样的认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贵族以及中产阶级世界的等级结构都开始摇摇欲坠。肆意穿越各种协定边界的可能性（它就存在于技术的中介能力中）明确例证了变化的潜力，或者说是例证了现存权力结构对于“水平化”技术的敏感性。电话没有获准进入维也纳的皇室，打字员受到冷遇，电灯专供街道照明和百姓日用，这一切都并非偶然，因为它们同样都威胁到了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细致入微的区别的等级体制，而这些细致的区别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也都是相互协同的。①显然，电话可以缩短等待期，而且，许多处理文件的行政业务很快会变得多余。对于民主的梦想而言，问题在于要缩小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差异，还有文化上的差异。电影制作技术本身被歌颂为民主的媒介，它使得从现在起把艺术和文化享受（实际上是简单的娱乐）带出专有的宫廷剧院、带出中产阶级的文化圈，并让所有人用不了几个钱都可以享受到这些娱乐成为可能。这个时期还没有对大众媒体将在怎样的规模上呈现饱和有所疑虑，并且，毫不夸张地说，电视机很快将进入寻常百姓家。最后，对于一个此时已把个体流动性作为其核心价值观之一的社会而言，从铁路到自行车再到机动车，运输手段已经打开了通往自由空间的大门。然而，事情不止于此。事后看来，不仅仅是地理和社会的空间被打开了，而且社会看来已经无法抵御时间和空间的迷醉。

对时间的迷醉主要源于人们能够直接感知到的速度提升，它是被技术所催迫，以技术为媒介的，然而，这种提升已经被吸收进了作为总体的社会生活之中，个体对其无所遁形。技术上的变化就会带来加速的社会变化。速度缩短了大量的社会距离，而习惯改变或大量社会距离缩短的速度之快，使得人们开始更少俯视其他人，恒定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从今天的立场来看，显然，技术并不总会带来其所承诺的自由（liberation），相反，它们能被明确地用于保持现存的不平等。

时载:理代与断理代经验

① Kern,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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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速度的迷醉经过一个时间差之后从美国来到了欧洲，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从美国回来的欧洲人所写的游记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被那里盛行的快节奏和对速度的狂热崇拜所迷醉的记述，欧洲人对它们的评论既带着敬佩之情，又夹杂着文化悲观主义的预感。相当多的新兴心理学的从业者在研究期间碰到了患有焦虑和焦虑性神经症的患者，他们无法应对时间上的需要。某种“文化忧郁症”（cultural hypochon-dria）爆发了，它对迷醉于速度的灾难性后果发出了预警，并且这个时期的许多病症都与之建立了因果联系。①然而，正是这种对速度的狂热崇拜在未来主义宣言②中得到了明确的赞扬。如未来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机器时代的动力学把能量转化成了达到最终的自我毁灭（战争）后果的速度。

迷醉于时间的另一种方式是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同时性。它假想出一种时间感，根据这种时间感，个体能够同时处于任何地方，并参与别处发生的任何事情。现在无处不在，而我们可以同各处的人们进行交流。我要传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别处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关其他地方、其他事件、其他人的信息的求知欲，还没有受到像今天这样长期的过度饱和的威胁。《诗意的同时性》（poésie simultanée）的作者们，譬如阿波里奈尔（Apollinaire）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那一代人所期望的同时性，那一代人还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面临普遍的时间匮乏，也还没有沉溺于为爱寻找时间的绝望努力中、或是挣扎在过分拥挤的预约日志中。即便是一个艺术先锋，倘若他能够轻松地把时空限制置之度外，并且支持的是西方的、个性化的意识，他也会首度大胆地赞美这种最基本的经验——私人存在的主观性是一种现实——其他许多人也同他们分享着这种经验。我们在这里要谈及的是同样屡遭主流社会秩序限制的资产阶级个体，通过使他们能够与其他地方的其他个体建立联系的各种技术配备，他们突然之间在自我的主观经验中得到了确证。于是，所有私人经验的总数构成了一种在空间上允许的多样化现实。通过同时性的发现而断然地被破除的是时间的客体化和个人意识——被主观地经验到的存在的合法性。从那时起，存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被伏尔泰（Voltaire)①以及启蒙运动以降的其他思想家所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历史的“世界一时间”（world-time)；它分裂成各种主观存在都可理解的某种“共在”之物，这些主观存在因技术上的彼此连接而被客体化，并且建立了公共时间。有多少思考、感知、认识和交流着的个体，就有多少主观的时间。因此，资产阶级个体发觉他们自己的时间主体性违背了通过运输系统和商业联系而日益增长的国际一体化背景，这一点由艺术先锋极不情愿地再现了出来。这种时间的主体性可以解释成公共时间的组成部分，因为私人时间从那时已被承认是合法的，或者也可以解释成一种对于非个人执行的时间限制的初级抵抗形式，这些时间限制已经内化于技术和经济的组织形式中。尽管在假想的同时性中(同时性的客观存在似乎是不容置疑的，这要归功于它的技术上的化身），仍留有个人主体性的空间（作为客观的时空现实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已经能够（合法地）被设想为客观的时空现实的对立物了。

第一產 詞时性佩眾

① Kern,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② 菲利波·托马索·马利内特（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为未来主义文学艺术在1909年2月20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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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历经五十多年以后，历经一场世界战争之后，一种循环再现的同时性正显露出来。每一次电信技术的更新换代都不乏礼赞的积极参与者，这种更新换代被看做是一种“革命”，并且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融合，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自由时间与家庭生活的融合而允诺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然而，对比20世纪初的情况，当几百万人惊讶地注目各种技术奇迹的时候—它们极大地刺激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力，这些奇迹却逐渐侵入他们的生活本身，直到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或者至少潜在地受到了影响。彼时为个别特权人物所专享的技术奇迹，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经达到了普及的程度。根据美国技术评估署（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在有关美国工业形势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在过去10年中，美国仅在购买像计算机、无线电通信系统和设备这种信息技术上的公司投资份额就从20%翻倍到了40%。①其他国家也以相应的时间间隔紧随其后。在第三世界，政变的准备工作中已经用上了晶体管收音机，而电视机也进入了贫困地区的千家万户。狂热支持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②早在 20世纪60年代就描述过的地球村概念（其中将不存在通信能力的不足），现在看来已经变成了现实。

时间:现代与活现代经验

①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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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为这种新生的同时性欢呼雀跃。新信息技术所具有的各种社会反响成了热点的公众议题，它引发了产权与公共控制权之争、经济上的集中与保障公民权（反对进行数据收集的非法链接）之争，等等。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工业化国家的失业数字，再加上新技术是潜在的“就业杀手”这一因果假定，欢欣鼓舞的人们被泼了一盆冷水。通信和信息体系的国家垄断所产生的限制问题，还有要投资哪种公共设施的建造、执行哪种物价政策、消费者保护和数据保护等问题，这些还只是以精细分化的方式成长起来的政治领域所要处理的几个主要方面而已，对于这些问题，诗意的同时性拥护者们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最初得到赞颂的私人经验，在公众常识中是同时性的正当组成部分，而今它已经变成了脆弱的私人领域的真正噩梦，人们不得不在最新的基本人权或者其他保护性立法中寻求在技术上可能的更多的庇护。第一档收音节目和最初的娱乐产业为稳固的日常生活习惯带来了变动性，而这却正演变为休闲目标和种类的过剩。尽管每周的工作时间在缩短，但去工作地的路程却越来越长，路程中所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任何一种流动性所需的社会成本也越来越高了。尽管配备了无与伦比的机械化的家用设备，妇女们还是要比男人承担更多的家务，而她们被给予的工作与空闲的时间比差不多恒定在1：3的比例上①。提高了的整洁标准，延长了的行程时间，还包括要带孩子上学或者参加他们的休闲活动，与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机构打交道，再加上终于到来的假日所带来的压力以及所有未完成的事情，这些都与长期遭受时间匮乏的现代个体如影随形。同时性已经掌控每个人。注意周期（spans of attention）已经得到科学的调研，并被有效地用于组织电视广告。以生动的连续性掠过荧屏的是同时性的模仿物：其中所演出的事件遵循由媒体所制定的戏剧形象的规则。它们几乎同自己由之起源的社会现实毫无关系。是它们本身就是虚构的，还是从同时性的观点来看是虚构的，这对于观看者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第一章 詞財性假眾

①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Transition, Washington, D. C. , 1988.

②马歇尔·麦克卢汉，著有《谷登堡星云》和其他关于大众传媒的重要著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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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令人们欢欣鼓舞的事物，除了其所带来的非凡后果以外，在今天已经变成平淡无奇的现实。多数的私人时间奋力挤进公众领域，并成为公共时间的一部分。从对于私人时间和主观地得到合法化的时间性存在的原初经验，到时间自我，还包括资产阶级的个体，都被猛地弹射（catapulted）到工作时间的规则、生活时间的规则、退休年龄的规则之中。是时候了，每个人的私人时间都已经在世界的时间中找到了安身之所，不过，通过通信技术，这种私人时间已经变成随时可连接、随时可用、随时面向公众的时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个期间，技术上成熟的通信技术获得了一个集中拨款的过程。通过相应的公共设施的建造，加上从各个个别的技术系统到一种庞大的技术体系的那种典型的汇集（其中，不同的部门彼此结合到了一起②)，技术和经济上的前提条件已经被创造出来，这使得在一种近似的同时性中进行交流和行动不仅可能，而且势在必行。同时性已经变成了许多人的日常惯例，它不再处于人们视线的中心，就像“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命运，或者是其他用于强化人们之间的团结感的仪式性时刻（即传递同时性的时刻），现在它只是日常工作的习惯性程序，是其他人持续不断的、或虚或实的时间性呈现。

当然，在其他世纪中也存在过生产同时性的社会技术，其中首推所有文化中的人们都发展过的宗教仪式的复杂艺术。宗教仪式的社会编制也专注于建立自然和超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并把现存的社会秩序收纳到它的编码程序之中。在仪式中，各种空间和时间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克服。不过，在这里，地位更高的是群体的自我时间，而不是个体的自我时间。是群体创生了宗教仪式中的时间，他们不断演练它，使它循环到另一个时间转折点，并最后把它消解。在宗教仪式中，参与者所确认的是已经由其他人创造出来的秩序体系。但到那时为止，市面上还买不到可供人分离使用的中介形式。现代技术所创造的同时感的中介与古老的社会技术的创造品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参与的社会约束。任何不参与的人都会被拒之门外，成为某个局外人。在20世纪初仍然占优势的不合理的社会等级体制，可能已经在人数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下被摧毁了，但社会的不平等并未消除。社会冒险地以两种速度运行，如法国人所说的“二元速度结构”（à deux vitesses)。快速组在行动中直截了当。从技术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合时宜的，是竞争中的领先者。为此，他们也得到了物质方面的奖励。慢速组之慢远远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可。要想刻画一个快速组和慢速组都在其中占有互补性席位的世界，我们就得有诗意的想象力。作家斯登·纳多尔尼（StenNadol-ny）已经把他的成长小说①（描写英国海员、北极探险者约翰·富兰克林的故事）转变成为一种对于放慢和赋予生活节奏以意义的艺术的敏锐研究。主人公当船长的时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减速的工作更重要。所有平常的、快速的决定都交由大副来做。”此外，他还仔细思索了他的朋友奥米博士（DrOrme）的话，这位博士建议，考虑到“这个时代的致命加速度”，应该用各种设备来衡量所有个体的速度，然后再决定每个人更适合做什么。既存在着概览全局的职业，像马车夫或者国会议员；也存在着处理细节的职业，像工艺技术、医疗这样的专门行业，或者是绘画。前一种职业中的人更善于面对这个时代的加速度；而后一种职业中的人最擅长隐遁于这种加速度之后，并以加速所带来的后果来认真评判快速组的工作及其规则。②

时间：现代与后孩代经验

① Alexander Szalai, The Uses of Time, The Hague: Mouton, 1972.

② Thomas P. Hughes, Networks of Power: Electrific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1880-1930,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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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財性假態

①一种展现个性发展的小说。——英译者注。

② Sten Nadolny, Die Entdeckung der Langsamkeit, Munich: Piper, 1983, pp.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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