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构成慢速组的是那些落在社会后面的人。在对一位失业青年的访谈中，被记录在1984年2月在不来梅州（Bremen）的一次实证调查的行程中，调查的主题是：在“失业”的社会处境中，时间的“停滞”会变得明显。这位年轻人称自己为“老虎”，他想让时间停滞，因为“在他的生活中一定不能有这样一种糟糕的时间”。他的策略是，直接使这种时间变得无关紧要。然而，明显起来的远不止于此。停滞意味着时间上的再度陷落。“老虎”和他的家人（他的父亲是码头工人）住在一个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时间倒错的世界中。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奉献，实际上甚至是他们行为的休戚与共的方式，都落后于他们所属社会环境的“历史的”时间。电话联系成了他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象征。然而，仅是父亲的疾病和可能发生的一幕“为时已晚”①，就让这个家庭濒临如此困境。

我们在这里也要谈到同时性匮乏的一面。同时性不会自动地变成平等的。从这个方面来看，它就是一种假象，这同物理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同时性一样清楚。与20世纪初一位评论家的大胆承诺相反，空间和时间并没有被征服。以同时性为中介，通过对参与的约束建构而成的技术和技术体系的汇集，赋予了不平等另外一个时间维度。这不只出现在现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自觉的处境中。以进化论思路设计的人类进步仍然要以一往无前的时间之矢（the arrow of time）来对照自身。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社会必然要经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暗示着进化的阶梯仅此一架。与此同时，前进的道路变得越发曲折，所有太过简单化的思维模式都不再令人信服。从技术的实现程度和集中程度来衡量，各种时间差异的轮廓就更醒目了。在体现了欧洲人的民族优越感的社会发展的旧进化阶梯中，属于不同发展速度的等级森严的时间概念也具有一种(家长式的）保护功能：不发达的社会被承认是生活在另一种不同的时间中，而它们被郑重宣告的落后身份使得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居于文明世界的尽头相当于获得了某种时间上落后的权利。处于同时性的影响，类似借助于现代电信技术而猛地弹射性发展而面临的压力，这意味着丧失了依自己速度发展的权利。真正重要的不再是意识形态的评判，而是对参与的时间一技术（temporal-technological）的约束。鉴于同时性的假象，拒不做出旨在迎头赶上的发展规划就更加困难—技术已经把我们的感知模式变得面目全非，而与金融政策相关联的附属机构又太过现实，它们用信贷体系的时间性装置来规划未来的路线。①

时间：现代与后理代经验

① Enno Neumann, “ Arbeitslos-Zeitlos ", in: Rainer Zoll Notes ( ed. ), Zerstǒ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8, pp. 26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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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类学家会在他们的田野工作中、在与被调查对象的交谈中评判他们自己的学科，如果这些调查者向他们对面的人承认了“他者”是与社会学家们处于同一时间中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交流，尽管同是这一些人类学家，当他们写作科学文本的时候，却把“他者”确立为生活在另一种时间—“部落现实”的时间中的客观对象），那么，这就显露出了同时性的另一个可质疑的层面。②千差万别而又相互矛盾的意识形式在同一时间中存在，即它们在时间上的共在，可能会被否定或者是以距离的方式得到确立。“差距是某种进步的强制力所必需的，由它才能克服时间”。但是，能够通过认识到时间上的共在来避免所有在想象中或者常规的发展时间表中的日期确定，即便这种时间表不是根据决定论和进化论而设计的吗？让—雅克·萨洛蒙（Jean-Jac-ques Salomon）在法国中部的阿尔卑斯山（当时他正准备写一本有关计算机时代的书）邂逅的那个乡村书记员是一个过时人物吗？或者，他的存在是日常的各种时间并置的一部分，甚至是在一个以其高技术为荣的国家里吗？③对于20岁的失业小伙子“老虎”，如果在他的时空现场中，作为一个访谈的搭档，他被承认是共时性的，或者说是同时代的，那他在时间上的“落后”程度会变小一些吗？在这里，真正而言，是谁做出不同的归属、它们又如何在社会现实中站稳脚跟呢？

的确，在人类发展史中的每个人都与各自的“他者”缩短了距离，并且，“我”和“我们”之间的平衡发生转移的过程中，无疑也蕴藏着一种文明过程的原理。①否认“他者”的精神存在，进而否认其人性，或者把他或她搁置在发展的低级阶段，把他或她列入另一种时间，这诚然表达了各种各样的差距形式，但总归还是社会的差距，因而会招致歧视的后果。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失业者就生活在另一种不同的时间中。“老虎”强加给自己的可能是时间上的“中止”，也可能是玛丽·杰霍达（Marie Jahoda）在她对马林托（Marienthal）的失业者（在那里，整个上午的活动都被归结为一句话—此时就快到午餐时间了②）的经典研究中所描述的折磨人地缓慢流逝的时间。然而，失业者生活在另一种不同的时间中，这是因为他们现在或曾经不够快，还是他们不能足够快是因为他们现在是失业者？在这里，鉴于时间上的共在，多种时间的并置是什么情况呢？有意或者无意地聚合起来的又是什么呢？时间进程中的不同速度通过时间发展的规范目标而得到测量，其必要性源于同时性的假象一—我们怎么能取消这一不争的事实呢？

第一章 詞材性銀號

① 信贷与债务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时间依赖关系，直到现在，这一点仍很少受到社会科学的关注。

②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③ Jean-Jacques Salomon and Andre Lebeau, L'écrivain Public et L'ordinateur. Mirages du dé-veloppement. Paris: Hachett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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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学中，狭义相对论的预言已经直接得到了观测，这得感谢时间测量的精确性。如果两个观测者都配备了时钟，并且彼此以恒定的速度相对移动，其中一个人的时钟就会比另一个的慢。因此，在物理学中，对于发生在不同地点的两个事件来说，同时性已经失去了意义。每个观测者都有他自己的“本征时间”（proper time)，这个时间得到了精确的时钟的测量，而这个时钟又总会附着在他身上。如果已知这两个不同观测者的相对速度，就能通过原理中的数学方程计算出他们的本征时间。

在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一种人人都离不开的本征时间—个人时间(proper time)。它的出现相对较晚，而它在政治上的表达能力尚待发展。在几乎不存在符号的早期社会中，也不存在对某种个性化时间的需要。群体的（部落的）社会时间适用于所有成员，尽管存在依据各种社会区分界线而扩展开来的差异，如性别、年龄组、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职业、地位还有权力，等等。欧洲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时钟，不同的社会活动分化出了不同的时间体系。宗教领域（像在其他社会体系中一样）是一个例外，并且，它还处于一种同时间相关的特殊地位。“神圣的时间”、世俗时间流中的节期（the set times）不仅存在，而且还是“上帝的仆役”（如同宗教部门所获得的称谓一样），它们的运作遵循自己严格的时间规则。当上帝的时间与商人的时间不再一致，而又很难弄清楚为赚钱而放贷到底是否被上帝所允许时，时间上的冲突首度进发了出来。①

时幅：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Norbert Elias, Die Gesellschaft der individuen, Frankfurt: Suhrkamp,1987;英文版：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Oxford： Blackwell, 1991.

Marie Jahoda, Paul F.Lazarsfeld and Hans Zeisel, Die Arbeitslosen yon Mariemhal, 2nd edn, Allensbach: Verlag für Demoskopie, 1960; Marie Jahoda,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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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②改革和使城镇之间各不相同的地方时间标准化的问题，各方力量争论不休。这些争论体现了当时各个特定社会系统所具有的领地范围的冲突，每个社会系统都有与其自身相应的时间系统。无论如何，对于生活在这些系统中的人们而言，正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地位，还有他们的居住地决定了他们必须要遵循的是哪一种时间规则。随着时钟的出现，可共同使用的、看得见的参照点被创造了出来，它在精确性和可靠性上都比以前使用过的对天体和动物行为进行观测的定位方式更胜一筹。要想知道现在是几时几刻，只需瞥一眼教堂尖塔上的时钟。一个人的自我时间感，既受到基督教年历中的节日循环的控制，也受到社会习惯和农业生产所要求的劳动节奏的制约，这种自我时间感在当时充分决定着普遍有效的、社会的时间。只有当资本主义到来，时间能够转化成金钱之时，典型的工业社会的时间态度才出现，对生命时间的拆解（detachment）过程也才开始，当时的生命时间已经变成可以用工作时间来测量的。机器的第一需要是得到运转——达到全负荷的极限。剩下的时间用于恢复劳动时间中被消耗掉的劳动能力。一个人的个人时间同他人的个人时间的关系、同社会时间的关系，已经处于经济法则——时间经济学（the economy of time）的支配之下。机器就是机器时代的指挥棒。由此看来，19世纪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为缩短工时而斗争，这是要求承认最低限度的个人时间的第一步，但这里所要求的时间仍然完全被看做是集体的时间，其中充满了由集体制定好的内容，主要就是那些迫切需要的修养期。无论如何，对于资产阶级个体而言，个体性（individuality）和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兴起带来了独立的时间感，但如同对于小说的女性读者或者日记的登录口一样，这种独立的时间感成为私人情感的时间机制，在总体上，它仍然体现在私人领域中，拒绝他者的窥视，属于新生主体的私密时间。①

梁一章 舞的性髮眾

① J. Le Goff, “Zeit, der Kirche und Zeit des Hăndlers im Mittelalter", in: Clhudia Honegger (ed. ), Schrift und Materie in der Geschichte. Vorschltiga zur systematischen Aneignung historischer Prozesse, Frankfurt, 1977, pp. 393-414; R. Wendorff, Zeit und Kultur-Geschichte des ZeitbewuJ 3tseins in Europa,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dag, 1980.

②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er)，即公历，于1582年颁布，也就是现在全世界通行的阳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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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章开头所述，只是到20世纪初，才有成千上万的以前未曾公开过的主体时间爆炸性地突现于公众生活之中，这要求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前提条件，以有能力创造出同时性假象的技术为实现手段。这是一个个人时间在其中得以确立的新纪元，其意义如同1750年到1850年这个确立了“现代时间”和历史的时间化的“起始期”。轮到艺术和科学的先锋派来负责表达它的新观念、新经验和新感觉了。有关时间的心理学理论对于每个时间感知在记忆中所留下的知觉、时长、记忆和轨迹等问题的集中关注绝非偶然。几乎没有几个物理学家能够理解的相对论，却受到了巨大的通俗科学之反响的礼遇，这也并非偶然。同时性的魅力（严格说来因为它仍然体现出非凡性）一直延伸到最小的村庄（虽然这唯一的证据是历史学家们从口述历史的传统中发现的)，这一事实还是并非偶然。个人时间首度以主观经验的性质涌现，并且首度获得了科学的根基，因而进入公众领域。要使个人时间社会化，把它的功用付诸实践，并且变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自此便在日常生活中打下它的时间性标记)，还需要更多的条件，例如社会组织和技术上的基础设施，这些只有到20世纪的下半叶才能被创造出来。就在现在，就在这里，我们已经把它付诸实践，我们亲身体验着它，同时也遭受到它所带来的冲突。它如今已经变得平庸无奇。由于个人时间的社会化版本（现在每个人都能通过公共传播的渠道获得社会化的个人时间)，就像它之前的主观化版本一样（那时仅有少数人享有个人时间的话语权），是以技术为媒介的，所以，我们有理由在技术本身中寻找各种时间变化的决定因素。被认定为非病态（non-pathological）的常态（normal state）从未摆脱“文化的忧郁症”，过去和现在同样如此。随着电信介质全面入侵社会存在的所有领域，与之相关的恐惧和预测沸沸扬扬。它们警告了可能会产生的心理孤独的危险，即一个人在自己极度个体化的世界中与社会解耦（uncoupling）的危险。透过荧屏所获得的时间感知可能是极端破碎化的，甚至包括对各种社会关系的感知。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①描述了一些年轻的电脑畸形人的心理结构：他们通过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创造了自己的世界，甚至是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同周围的社会事件隔离开来。②丸山（Maruyama）报告了追随计算机时代的新一代的日本年轻人，把他们称之为计算机儿童第五代，他们迄今还在发展上一代人所不具备的某些未知的认知官能，尽管他们的上一代也是伴随着计算机一起长大的。他们能一边做其他事情，一边通过视频同时看好几个节目，并且能把握故事梗概；他们开发出自己的游戏（游戏规则规定了一连串的开关切换动作)，发展了结合速度与同时性的各种时间知觉模式。③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J. Goody and I. Watt,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5 (1962—1963), pp. 304-326, pp. 33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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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单纯的技术永远不能制造出时间来，能制造出的只是象征时间的时钟。时钟在机能上以工具的方式要求人们之间互动，由此产生协调机制，但它们也被用做定位的符号手段。技术调节这些过程，在或缓和、或加重、或增加、或减少的趋向上对人们之间的社会差别和社会隔距起到疏通、引导和指示的作用。但它们并不像长久以来被描绘的那样，属于“中性的工具”。这种观点否认了每一种技术的历史，包括技术自身的世代相传和技术的社会起源与基础。迈克尔·扬（MichaelYoung）认为，工具的进化是社会进化最根本的驱动力，工具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相平行（生物进化演化出人类的各种外部器官）。他同勒儒一瓦高汉（Leroi-Gourhan）一样，都强调以工具为手段的技术进化的外部特征，这种进化最重要的结果是增长了人类感知的范围和能力。凭借技术工具和设备，人类的视觉和听觉都突破了自然的局限。类似地，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对人类智力水平的提升和扩展，在现实的所有技术成就中遥遥领先。在某种意义上，工具和机器同生活在工具和机器环境中的人们再度被这些技术融为一体。社会正在又一次同化它的各种技术，这些技术正在变成一种习惯，一种惯常的生活方式，它们使外部感官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同所有的习惯一样，它们不久就会变成理所当然之事；这样一来，机械的习惯就会同生物的、社会的节律混合到一起。迈克尔·扬写道：“任何复杂的工具都是一种物质性的习惯，要经历反复的否弃或修改，这些习惯把无数先辈的过往经验封存在现在，并在其以修改过的形式得到传递以前不断地精致化。”①

樂一章 戰的性假眾

① 雪莉·特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与小器具之间关系的心理学家。她认为，移动工具的使用正在导致“一种新型人类的出现”。—译者注。

② Sherry Turkle, “The Subjective Computer: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mputing",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12, 2 (1982), pp. 173- 205.

⑨ Magoroh Maruyama, “The New Logic of Japan's Young Gener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28 (1985), pp. 35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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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技术的适应过程仍摇摆不定，因为它总归是一个学习和把握的过程。机械所必须提供的东西—全球同时性和无数局部的个人时间的社会表征与整合—在这种适应的时刻得到演练，并转变成社会习惯。通过技术，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然而，个人时间与使人们成为联合体的社会时间之间的新型关系也能通过技术得以确立，只不过，这中间还有一段漫漫长路要走。在适应阶段，多种时间的并置远比聚合更重要。作为一种政治行为，争取对个人时间的社会认可，并使其在世界时间的全球的标准化体制中获得表征的斗争也开始了，这种斗争是以技术基础设施的扩展和由之所产生的对加入的约束为开端的。接下来就是争取使时间和空间结构化的政治建构权，从而获得开放的政治结构。显然，这正是当前适应阶段的冲突方面何以如此强烈地凸显出来的原因。个人时间，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自己的时间，必得同他者的时间、外部的时间达成新的妥协，尤其是在工业化的复杂劳动时间中，在劳动时间与劳动外时间变化了的关系之中，达成新的妥协。在科学观测和个人时间的主观基础的第一个阶段中，何以挑战的中心更多地不在心理学和物理学，而在生物学和社会学，当然还有政治学？答案不言自明。要找到协调各种个人时间所需要的一个正当的、可接受的社会“解决方案”，必须以社会现实的规则和技术媒介的规则为框架，既要考虑到人们作为普遍性的生物存在，其内部所负载的自我时间，也要考虑到因人而异的自我时间。这种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是—欺骗性的现在，不仅可以解释为个体的心理现象，也可以解释为社会的、政治的现象。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Michael Young,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atural Rhythms and Human Timetabl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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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个人时间的结构化何以同时解决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两个层次上的问题。这两个层次上的问题通过前述的时间并置而联系到一起：各种时间的并置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它们已经作为一个问题而被提出；它们属于各种个人时间的时间性共在；它们在技术上相互结合，然而却通过同时性的假象和标准而在时间上发生了分化。这就要求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倾向于容忍的合力结果，切实地制裁像非同时性这样的社会不平等。微小的时间差异会在社会的反复激荡中越变越大，它会受国际经济和技术竞争的驱动而走上下面这条危险的路径：各种时间路线和各种不同速度并置引起各种不同的社会分工，从而，人群中的绝大部分会在时间上掉队。一个社会能经受多大程度上的时间疏离？是否能使加速变得可控，是否能有意识地进行减速或者延迟？这些都是由各种个人时间的并置所引起的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不仅事关社会正义的标准，而且对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也至关重要（见第二章）。另一些复杂的问题是由各种个人时间本身的时间化的视点所造成的，因为每个个体的个人时间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个人时间始于孩提时代，孩子们正是用它来进一步了解社会的；个人时间伴随着社会环境而不断变化，进入老年，直到最后死亡。人生中蕴涵着由不同序列合并而成的不可逆的时间之矢。社会认同正是由之得以建立和改变的。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通过不同时间的并置，个体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时间压力，为了使个人时间同制度化了的外部时间相一致，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压力和期望可能会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巨大的反差。排列顺序意味着能够在不同序列之间产生出有意义的联系，从而确立起身份认同。根据卢曼（Luhmann）的观点，并置也会发生在个体生活中———至少为了保持一个人感觉的一致性，并置在那时是必要的，因为，它仍然能为各种巧合的机会提供连续性。①

第一章 國时性假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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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个人时间必然与生命时间的长度相符。我们多数时期都在与社会的接触中获得经验；即便把这种经验作为编史学所需要的系统反思的核心，也还是要整理各种序列，赋予这些序列以意义，并根据新近的经验、根据使人们的经验变成历史的各种模式，来重新排列它们，这种经验也还是要以时间上渐进的方式被“层化”（stratified)。在此，同时性已经得到了处理，正如历史学家莱茵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Ko-selleck）认为的那样，它以叙述那些相关经验的“可能性”的形式循环再现。科塞雷克关注的是获得经验的各种不同方式。第一种经验由于其不可重复性而总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是由惊奇所产生的，因为“人们总有一种大吃一惊的经验”。因此，它也必定会被每个单独的个体再三地重新经历。被重复的仅仅是“重新经历”这个事实。第二种获得经验的方式是经验的重复，包括单个人的生活中的经验重复和作为累积过程的结果的重复，因此，这种方式会贯穿许多人的经验。这里，经验在中期稳定下来，每一代人经验增长的程度各有其特殊性。它们仅仅是由某种生物缺陷所引起的，这种生物缺陷通过亲子之间的时间差异来模塑每个个体的生活，但这些个体又是作为一代人通过共同经历的政治和社会事件领受自己的社会印记的。尽管人们对这些事件的感知和经历不同，但它们还是会唤起些微共同的旨趣，以理解所有年龄段的人。一旦这些共同旨趣被制度化，它们就确立了一种普遍的历史。

可以把独一无二而又以个人所属的时代为转移的第三个层次附加到这两个相互关联而又相互依赖的时间层次之上，从长期来看，不管这个层次是潜滋暗长的还是逐步分化的，总之，是它改变着所有已确立的经验，也在总体上改变着经验的平衡。这种长期的历史变化（要么影响着所有当前的冲突，要么为这些冲突的产生推波助澜)，把现在保持为一种背景经验，甚至是在它们由于历史方法的种种问题而被提升到意识层面之时。

然而，正如个体经验的人生必定被不断重构以产生一种连续的叙事一样，也必须在历史中为后代人的经验留出余地。在这里，在最新时刻，个人时间与历史相结合：它们“无论以哪种方式聚合（尤其是以统计学的方法)，问题仍旧在于发现长期的变化或者维持各种假定以便能够理解令人吃惊的那种独一无二性”。①吃惊表明，历史的时间曲线不能简单地由过去来推断，那里可能存在着不连续性和间断性。20世纪，近似的同时性已经在技术的帮助下创造出一种现实，并起到了作为一种假象的效用。如果说必须要有一种经验，这种近似的同时性必定可以再现某种惊奇。从这点来说，值得把它计入描述、推断和改写历史的进程之中。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Niklas Luhmann, Archimedes und wit, Berlin: Merve Verlag,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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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一章 同时性假眾

① Reinlhart Koselle, Erfahrungswandel und Methodenwechsel: Eine historischanthropologische Skizze, in: Theorie der Geschichte, 1988, 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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