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就人类而言，很难决定是否“封闭了的”过去所遵循的逻辑与总是不确定的未来和时常掺有“杂质”的现在完全不同，因为它可能会受到人类行为、信仰体系和观念的影响。②即便过去结束了，它也还是能够通过长期的历史进程来规定现在所发生事件的边际条件。另外，显然可以用一条流动的分割线把未来同现在分隔开来，未来允诺富有全部的可能性和偶然性，但只有有限的一些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存的现实。分离的过程就是社会学所谓的“结构化”（structuring、structuration)。③这样一来，时间在现在就变成了“创造和毁灭的可能性，不确定和决定的源泉”（Elchardus)。它容纳了生成的过程，这个过程被从对过去的重构中去除掉了，而且在方法论上它也不同于对过去的重构。扩展了的现在强调结构化的必要性，还有结构化的可能性。它努力要通过唤回周期性来减小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寻求把周期性与线性结合起来。现在不再仅仅被解释为导向未来、迎接进步的直线路径中的一部分，而是被解释为循环运动的一部分。此外，年表定位变成了中性背景的年代测定，从而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过多负荷（在意识形态束缚下的世界历史直到最近才遭到阻遏)，各种事件与这种年表定位相互重叠，从而可以解释为一个循环周期的组成部分。它们被看做是一个演替过程或一个序列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或序列遵循“自己的时间”，具有自身的时钟，或者以现代用语来说就是其自身的程序或时间代码，上溯、重复和下推，或者是完成，都由这种程序或时间代码来决定。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Siegfried Kracauer, “Ahasverus, or the Riddle of Time", in: History, The Last Things Before The L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② Lars Clausen, “Prognose und Epignose",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vol. 12, no.4 (1987), pp. 211-219; Gerhard Schmied, Soziale Zeit, Umfang, Geschwindigkeit und Evolution, Berlin: Duncker & Humiblot, 1985.

③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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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正在发生的是令人震惊的社会变化。社会处于时间匮乏状态，与各种时间矛盾纠结在一起，它正使用新的策略来努力解决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处境。现在正得到扩展，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做出迫在眉睫的决定。然而，它目前既根据年表的线性方式得到说明，也被解释为全部遵循其自身持续时间和标准发展曲线的循环周期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现在也正得到扩展。当前的年代测定不再仅仅参照日历时间，它还要参照“内部程序”“基因密码”的时间（对个体的生命期做出指令的时间)。这里展示的新互补也适应于“个人时间”体系，并且因此，它们在年表的线性序列中的定位变成了背景噪声。因为意义归属转移到了周期，转移到了产生出某一系统的相连事件和过程的个人时间，时间的多元性也就自然地增长了。许多人认为时间必得面对线性，线性实际上通过工业化和同工业化相关的、审慎地与周期性的时间和周期性相关的生活方式仍然在社会生活中保持着主导地位。这样看来，它们的基础应该可以通过社会存在物的生物节律揭示出来。社会将会通过习惯所具有的周期循环而获得稳定性。由于习惯过分受到社会评价的影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稳定不是静态的稳定，而是动态的稳定。①

架二章 从末来到扩展了的现在

① Young, Metronomic Socie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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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循环的观念同神话一样古老，同哲学中所发现的连续性一样陈旧。无论如何，循环时间的发现不是也不可能是新的，实际上，周期就是自然的、宇宙论的、生物学上的事件序列的组分。即使是对社会节律的再认识也可以认为是补偿性的渴望而不予考虑，这种渴望充满一个已经开始厌倦节拍器统治的社会，或者，也可以解释成一种无害而讨人喜欢的保守主义形式，它力图依靠习惯作为社会稳定的因子。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我们可以不用费力地找到这个观念的先驱，同样也可以进行经验的观察。特殊的经济危机形式反复出现的规律性很早就给社会科学留下了深刻印象。看似有规则地重现的社会生活的其他现象也得到了观察、记录和统计学的研究，如：战争、作物减产、叛乱，也包括出生率和死亡率、犯罪率和离婚率的季节变动，这刺激了社会科学的想象力，去记录更精确的数据并探索隐藏在其中的法则。单单从对于经济事件的深远意义的强度来看，得到大力检验的正是周期性的经济起落。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杰夫以及在他之后的熊彼特（Schumpeter）（还有其他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循环的搏动节律。所谓“长波”的形式假定，每隔55年左右，就会出现对于经济事件具有持续影响的技术革新阶段。康德拉杰夫自己在1928年否认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周期性与社会世界相应这样的主张；他通过“规则性”理解特殊事件或现象的按时重复。从那时起，借助于精练的统计学方法和扩展的数据基础，长波已经进入研究文献的小海洋。①事实上对于康德拉杰夫自己来说，问题在于能否从对周期性事件（要么在严格定期的样式中复现，要么至少显示出依次交替的阶段的循环再现的序列）的观测中得出周期的形式和长度的结论，从而考察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

物理学家凯瑟尔·马切蒂（Cesare Marchetti） 正根据广泛的证据考察对于循环的社会“脉搏”的认知，其涵盖了两百年间的人类发明以及技术和技术以外的革新。他激进地声称自己已经用一种可计量因而也可检验的方式回溯了西方工业社会中高层次的自组织。他所用例证的种类和数量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证包括：一个汽车群体或计算机群体的问题，或者是一个从木材到聚变能的所有最重要的能源的替代的问题。但一个“群体”也可以是哥特式大教堂的系列建筑、罪犯的职业、由科学家开列的出版物目录以及由艺术家开列的艺术作品目录。康德拉杰夫周期的基本图式（发展、完备和衰退的逻辑曲线的样式）无所不在，马切蒂认为，他自己已经发现的那种社会革新活动的“内部时钟”表明，在正弦曲线最低点的是一个衰退期的终点，与此同时，它也是下一波革新的起点。随着曲线的上升，革新所产生的产品将打开新的市场，而这又会创造出新的就业和投资。社会所具有的这种“大节奏呼吸”可以从进化论的视角得到解释（包括马切蒂在内的解释）：我们将在不同层次的抽象上发现的生态位（niches)，不仅存在于生物的进化过程，也存在于社会的进化过程。不管是细菌、汽车还是产生能量的超级技术力量，这些被观察的群体首先发展壮大到他们试图“殖民”的生态位。其他竞争者也纷至沓来，他们要么已经处在这个生态位，要么同样再往里面挤。以洛特·沃尔泰拉（Lotka-Volterra）命名的一个逻辑方程描述了殖民群体达到饱和点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它本质上是一个扩散过程的问题，因为它们比突变（技术革新）或选择(对革新的测试）更容易衡量和计算。假使一个生态位已经饱和，那接踵而至的竞争者就应该有能够成功地取代这个能力不足的群体并最终填补这个生态位的良好预期。方程看来如此简单：所有事物都遵循这个逻辑曲线，如同霍尔丹（Haldane）早在1924年所得出的生物学结论。这就是优胜劣汰。①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调查可参见 Joshua A. Goldstein， Long Cycl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社会科学著作可参见 Renate Mayntz，Soziale Diskontinuităten: Erscheinungsformen und Ursachen, Cologne: Max Planck Institut für Gesellschaffsforschung, discussion paper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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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上述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可预言的）循环现象的研究（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判断这些研究的结论或者获得这些结论所使用的方法)，都拥有智慧和知识上的强大魅力，甚至早期的统计学家们也深受震撼，那时还完全以“因为上帝之美”这样的辞令来解释看似可认识的出生率和死亡率。①然而，如果一个人想要在如此难以捉摸的社会生活中，成功地采取行动或者要成功揭示不依赖于我们人类的意志或目的而存在的规律性之美，那么，其中存在的风险总会多于科学预测的魅力。

第二章 从末来到扩展了的现在

① Cesare Marchetti, “Society as a Learning System: Discovery,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Cycles Revisited",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18 (1980), pp. 267-282; “The Future", Laxenburg: IIASA June 1986, mim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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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技术和整个技术体系产生、成长以及由于被后起之秀（在回溯意义上的）取代而消亡的“内部时钟”或者说本征时间，就是要尝试寻找周期性循环的规则，并通过努力获得它来运用它。还要进一步尝试认真对待那些被线性所拒斥的问题：解释停顿和间断性，与其相比，认识成长和衰退的曲线要相对简单得多。要追踪一系列技术、科学和艺术上的革新的本征时间或者整个工程体系的本征时间，也意味着使这种规律性中所包含的时间规制内在化到可以把它们纳人“能以方法、组织和机构的手段来增进，并通过加速的方式得到凝聚”的事物中的程度，正如在机器时代初期所明确表达的那样。不过，这也不再仅仅是加速的问题。减速也可能是恰当之举，这全赖产品处于“年轻”“成熟”或者“衰老”当中的哪一个阶段而定。在相关文献中，经济学家用上述这些拟人化的术语来表明，技术的“生命周期”研究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市场策略和市场分析的自明的组成部分。②力争“延长产品的青春期”无疑是在美国与日本竞争的特定阶段代表美国经济利益的目标。当然，还不尽如此。

在机器时代首当其冲的时间规制和当今工业生产所面对的时间规制的区别之一是：在工业化革命期间，时间规制存在于人们对于生产所需要的机器，以及机器生产的经济状况所提出的时间要求的被逼无奈而又痛苦不堪的习惯化过程。它以对守时的艰苦学习为先决条件，孩子们从小就在学校养成守时的习惯（为工作生活做准备），这是一个用野蛮的方法实施的过程，并且要求有极端漫长的时间来导向在今天已经变成理所当然之事的那种国际化。今天再也不存在作为一种“美德”的守时了；它被想要参与工作生活的全体生活成员预想为一个自律的要素。如今，人们的努力不再用于关注人类，而是全神贯注于按照时间机制进行的革新活动所必备的条件和后果。人们要对某种产品或者市场的生命周期中的时间表进行调研，而后使其变成可控制的。人类的身体和心理的适应力都预先得到假定；他们已经根据时间得到了充分的规制。现在必须要关注的是体制的适应力：对市场的适应力、对品位与时尚的影响的适应力、对已经熟识“一次性用品”的社会的人为过时的规划的适应力等。革新与市场要服从上升、饱和、下降的时间规制。我们必须预先学习它，而为了能学会它就必须要对它进行考察。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参 见 Horst Kern, Empirische Sozial forschung, Munich: C. H. Beck, 1982.

② Robert U. Ayres,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Ballinger, 1984;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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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生命周期要同时面对其他的超级大周期（super-cycles）和金融圈中的小循环（epicycles，风险资金必须要在这里创生和“毁灭”，以便保持利润周期的活性）。这样看来，商品、服务、就业和资本的生产，都服从单个庞杂的循环周期，受到子系统具有的个别生命周期的控制，并目在买卖交易的“恰当”时机被决定。一种非常复杂的制度化操控的时间管理，试图从这些周期在时间上的相互依赖性中认识它们的相互联系，以便能够实施区间控制的策略。即：在认识到这种增长是内在的周期性增长的结果，其后也将在经历下降并被淘汰的前提下，意图通过控制时间的速度来由计划和管理获得增长。如果说学会控制一个周期中的加速是可能的，那么，时间规制扩展的余地就更大了。时间生物学和时间社会学与时间技术学汇集到一起，这对于机器时代的线性并不适用。当所谓人一机系统很早以前被结合成一个更大的组织的复合体时，人们感兴趣的就不再是与机器互动的个别工人，而是制度和组织的时间规制中所存在的革新的各个阶段由以发生的本征时间。生物学的隐喻不应该诱导我们把线性看成是“硬的”时间规制，而把循环性看成是“软的”时间规制。同历史年表一样，它们毫无内容，它们是（首先是）空洞的。

用统计方法、启发法和仿真法使各种过程模化，这已经越来越多地用干处理意外现象、过程不连续的现象以及令人惊讶的现象。线性的趋势外推法（linear extrapolations trends，结合由时间序列和现存体制中具有可比性的部门分析所产生的各种参数，用以进行推导的方法）被认为不足以应对在世界体系层面上多变的画面。人们的兴趣点可能并不是可以根据线性来推导的预测，而是偏差和可能在偏差中发现的规律性。惊讶可能发生在个体、机构或者整个社会身上。要把它们融入预测，就增加了为它们做准备所要求的可能的测量范围。预测，甚至是对意外的预测，与可能的控制之间形成循环，这个循环开始原地兜圈子：这就是扩展了的现在的问题。

架二章 从末来到扩展了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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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还有必要处理那些已然发生了的惊讶。回顾过去，最大的惊讶之一，很可能是“甚至进步也会老化”这一认识的变现。罗伯特·容克（RobertJungk）一语双关地说：进步已经变成了引出糟粕之物的先声（pro-gross)。不断的革新产生了各种新的退化问题。老化和过时的工业以及建有或曾经建有这种工业的地区就像俯拾皆是的垃圾倾倒场，它们是革新的另一面鲜明表现。在海洋中储藏最危险的废料已经变成一种带有致命后果的推理游戏。如果对当前这个康德拉杰夫循环终点的预测应验，那么在1995年左右，不仅会开始一个集中的技术革新新阶段，也会有许多公司作为有组织的单元而“凋敝”，会有许多就业岗位被“毁掉”。社会会为这些问题还有老化的问题而付出高昂代价。就像人类老化以及工业国家中的老龄化人口所带来的社会老化现象一样，进步的老化正缓慢地为公众所意识到。这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的经验，而不仅仅是个体的经验。为数不少的少数人所具有的期望水平，由于他们进人老年而整个缩水了，而技术的老化过程正被后续的技术革新所加速。

要在一个社会接受的参考尺度上来衡量老化，这个尺度通常是属于日历时间的年代顺序。但是，当我们要把握暴露出来的社会和个体的差异时，提取这个层次就没有意义了。总之，是文化上的界定把老化同过时区分开来。过时意味着老化过快，超出了所预期的平均速率或有悖常规。如果现在的各种技术、公司和地区都老化过快而明显“过时”，就像人们的职业资格和人生中所获得的知识一样，那么，就能貌似合理地假定：老化的标准取决于革新的数量。革新的速率越快，过时趋向的增长越快。

这引发了一个社会的文化成熟所隐含的问题（另外，这个社会是否学会了克服它自己的废弃物问题也是文化成熟度的显现)。法国古生物学家勒儒一瓦高汉对人类早期在这方面的一个进化上的飞跃有精彩描述，他写道：

我们拥有对莫斯特时代的三个居住点的精确记录，其中一个位于顿涅茨河（Dnjestr）上的摩尔多瓦的野外，另外两个在岩洞中：法国约纳省的史前洞穴群中的土狼洞穴和驯鹿洞穴，它们形式各异，在苏联的居住点是一个直径大约8米的环形区域，很显然是搭建帐篷和小屋的地点；土狼洞穴中的居住点位于一个直径5到6米的大厅里，而驯鹿洞穴中的居住点位于2米宽、5到6米长的坑道部。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但三者也显示出了一种惊人的相似性。它们都含有一个中心区域，火室就设在这里，并且这里相对远离动物残骸，其中堆满了石器；这个中心区的周边环绕着密密麻麻的骨骼碎片。如果我们无视摩尔多瓦必定存在过的这种结构，那么，复原出的图景就会相当贫乏。穴居人生活在他们残余的猎物中间，他们把这些残余物向外推开一点就创造了一个居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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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万年时期的居住地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反差：

整个空间经过了仔细打扫；在这个空间外面，我们发现了更大的垃圾堆放点在一些斜坡上星罗棋布，这些斜坡就是“垃圾场”，带有石片和碎骨的几堆灰烬散布其中。进化中的瞬间首度形象地再现在眼前，这个瞬间同时也就是从周遭的混乱状态划分出居住地的那一刻。人类作为空间组织者的作用以对空间的系统安排的形式呈现在这里。①

如果我们赞同勒儒一瓦高汉的观点，认为定居点的组织不仅涉及技术上的便利，而且涉及语言这一普遍人类行为的符号表达的便利，那么，显然这种空间组织首次充分满足了成为定居点的三个要素：“在技术上创造出有效的环境，……赋予社会体系一种框架，并且……从单独一点开始，在周围的世界中创造秩序。”②在各种情况下，甚至包括今天，能否把对废弃物问题的解决看做是文化演进的转折点之一？所有工业部门都在忙于处理现代工业文明中的废弃物，把它们运走、降解还原、永久处理掉。科学和技术提供了废物循环利用的新方法，废弃物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产生，不管是气态的、液态的还是固态的，都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转化：要么再度用于生产，要么以安全的残余物的形式到达外部世界。而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废弃物的毒性长期存留，它的致害可能性的消失异常缓慢。文明的进程被诺伯特·埃利阿斯描绘成外在限制内化为自我约束的渐进过程，它发生在人际交往的不断整合过程中，发生在使自身得以确立的核心权力部门的垄断的建立过程中，这种文明进程会把个别的整洁度标准持续延伸到可自主的国家领土范围之外吗？文明的历史进程是盲目但却不无方向的、长期的社会进程，它的运转毫无目的，对于参与的人们来说，它的最终结果既不可预见，也不在意图之中。

第二鐘 从未来到扩展了的環在

① André Leroi-Gourhan, Geste et la parole; 德文版： Hand und Wort: Die Evoh\~tion yon Sprache, Technik und Kunst, Frankfurt: Suhrkamp, 1980, pp. 396-397.

② 同上书，p.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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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从来自不同兴趣领域的那些参与者的多样化的观点来看，人们的希望一目了然。然而，任何总体的计划，任何“宏伟蓝图”，不管初衷多么好，在其实行过程中都同样会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废弃物的生产所带来的影响既不管空间领地的限制，也不受时间上的制约，它们无视国家主权和议会任期的时间跨度。但是，控制机制可以出自国家政府颁布的法律或者禁令这样的法定条例，也可以通过市场的经济刺激来进行引导，要么在领土方面得到限制，要么就像跨国公司，不受某个特定国家的辖制。诚然，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意识，不仅能对自己的直接行动负责，而且能对下一步的行动负责，此外，行动和意识彼此负有独特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受到周围环境更深层的限制，所以，洞察问题本身不足以必然地带来适当的行动。另外，科学和技术上的解决方法（它们是最重要的进化载体之一）就其本身而言，并非产生于社会真空中。市场条件和经济利益，发展的提前期(lead times)以及这种发展与现存的废弃技术的竞争关系，构成了经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多重相互依赖关系。外部限制内在化，然而，在面对废弃物问题时，个体化的自我约束也很可能不足以带来文明的进步。另外，以集体的方式规定的自我约束要求协调与控制新机构和新制度机制的发明。它们既不能被自愿地建构，也不能以反社会的面目出现。作为一个社会过程，它们的出现不能忽视现存的权力结构，这些权力结构被再生产出来，但在某些条件下也会持续发生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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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件之一就是时间的条件，即：同所推算的革新事件的周期相关的问题日益紧迫。废弃物的规律性生产是可以预见的。在此，这个假定同样可以作为“能够充分理解”“令人惊讶的独一无二性”的前提，以便为之做好准备。在一个对革新着迷的时代，产品、技术和能力的老化，废弃物的形成，这些现象都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在充分理解之后呢？充分理解会带来试图以时间性的方式控制老化过程的解决办法。“成功老化”是为人类老化过程锤炼的最适当的箴言。通过对特殊功能和过程的人为加速或减速，消极的影响可能被压制；通过认识系统或子系统的各种不同的本征时间，就能获得更好的时间上的协调。然而，根本的问题—被机器时代的线性长期隐匿的问题，才更具有普遍性。与有机体或有机成分相比，机器能够装作不知疲倦和不朽。在另一个生产领域——符号生产这个领域，情况则大有不同。艺术上的生产永远不会跟随机器的线性。艺术作品，更确切地说，是它们的元素，可以按序列化的方式来排列，正如艺术史学家乔治·库布勒（GeorgeKubler）在一个有趣的分析中所提出的，这些作品轮番上阵，再现了它们彼此交替的风格上的走向。从革命的新起点开始，经由成熟的发展，到最后衰落，每一种风格趋势，每种序列都由相互关联的艺术现象组成，这些现象再现了试图为属于形式或者内容上的相当具体的问题，找到答案或者提供解决办法。周期性的传承极其复杂，因为，每个序列除了决定着一种风格趋势之外，还需要为下述问题找到一种答案：

事物的出现取决于我们对于发明、重复和丢弃等过程的态度转变。没有发明就只剩下老套；没有重复就没有足够多的人造物；而没有废弃物或丢弃物就会留下太多没用的东西。我们对这些过程的态度本身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以至于我们面临着双重困难：记录各种事物变化的困难和追踪有关变化所带来的观念变化的困难。①

第二章 从末来到扩展了的現在

① George Kubler, The Shape of Tim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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