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库布勒的分析针对的是美学而不是他称之为“有用的发明”的技术学。但若以“我们的态度”来调和这些过程，这里显然存在着相似性。重复是渴望回归熟悉的模式，而发明是渴望通过新变动来逃避老习惯，这两者之间固有的张力既是符号生产的特征，也同样是技术生产的特征。同时，这种张力也是线性与循环性之间互补作用的基础。社会通过构造一套复杂而又精致的习俗惯例来避免个体遭受过多的变动。但是，自工业革命的“陀飞轮社会”①出现以后，我们也很容易能找到许多这种张力在其中脱离平衡态而转向极端的例子。那么，把某物抛弃掉，即把它们从循环中消除的决定又如何呢？抛弃也总是含有一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因为曾经有价值的某物由于这种转变而被消解了价值。早期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出了繁复的仪式以维护某些事物。许多史前文化中的葬品和祭礼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现今许多事物都被丢弃了，而有另一些事物则被列人了保护条令：日常用品、动物还有知识，因为它们属于某种濒危文化而突然获得了文物的价值。因此，在一个循环周期的终结处并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空隙：使得在集体记忆中，至少是受到毁灭威胁的部分“种群”的集体记忆中所储存的大量符号和现实的可能性得以存在，或许就在博物馆里让出一席之地来储存它们，像被期望陪伴死者往生的陪葬品一样。

我们发现了周期的迷人再现，进行了旨在系统地揭示技术制品、观念和艺术品传承的“内部时钟”的考察，并详细说明了种群和系统的本征时间，但我们的社会并未因此而免于面对使这些周期协同的困扰。如今的情况恰恰相反。废弃物的问题更突出了，每个社会在革新、重复和删除（即毁灭）的相对速度上必然发生彼此对抗的相互抵消。这不仅仅是形成相对加权的问题。由于开放的未来这一范畴的废除（该范畴隐匿在时间线性的观念之下主导着机器时代)，三个过程全部拥堵到了扩展的现在。发生在现在的革新速率越来越密集，在材料和被预期的隐喻意义中的废弃物越来越多，与废物处理相关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而这些同样发生在现在。随着周期的重新发现和现在的扩展，为了达到革新、重复与淘汰三个过程之间的新平衡，致力于适时地产生出一些机制来获得社会的解决方案的尝试已然启动。发明物，亦即技术上的革新物，是可以明确地以其不可预测的方式而为人们所希望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并且尽快地控制它们的积极和消极的效应。就时间性来说，这种提早认知的预见能力被挤压到了技术的发生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可能性已经自我显露出来，只是还未能付诸形成，这个时期就是在扩展了的现在中正在生成的时间。废弃物的问题迫切要求尽早认识和防范，在废弃之前寻求收买权（pre-emption）就是防范措施之一。然而，废弃物能在一条革新曲线的开端就得到恰当的认识和处置吗？必须把革新从不可控的技术和社会的增长转换为有计划的、合理的改革。如果必须在革新过程一开始就通过规避或者治理的技术使废弃的问题得到解决，那这个问题就更难处理了。从某一数量级开始，废弃物处理的价值就再也不能外化了。越来越多的命令和控制，越来越多的过程管理也都在这里提上了议事日程，这里的所有事物都迫切要求提早得到认识、防范和收买权。然而，这里要求的是怎样的选择度呢？选择所运用的标准又由谁来决定呢？此外，谁又能保证创造力的根基不会连同其所固有的肆意生长的杂草一块儿被移除呢？

时阀：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陀飞轮是瑞士钟表大师路易·宝玑在1795年发明的一种钟表调速装置。“tourbillon”有“旋涡”之意，陀飞轮是音译与意译相结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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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时代，时间线性的观念盛行，因为，根据经济法则，时间首度与金钱画上了等号，并因而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时间=金钱”这个等式在机器的运转中起效，而这些持续不断的运转面向一种开放的未来视野。在19世纪，科学、技术和工业已经在经验上成为进步观念的可变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发明的普遍的经验主义原则是：它们不能预先确切地计算出进步，但它们承诺未来的进步。其实，可以说，恰恰是未来进步不能被经验到这一事实得到经验上的证明；它的可靠的未知确保了它的实际发生的结论。①

无论如何，今天还是流行着想要尽早地甚至是在扩展了的现在就认识到后续效应，以便把它们引导到希望或者不希望的航线之中的急切愿望。新事物已经如此之多，而且还在更多地被生产出来，以至于旧事物将会变得更多。因此，寻求限制的压力正在增加。有限性的概念正在进入时间概念。然而，因循线性思维，错误地以为答案就是更少地产出，从而仅仅停留于限工或者限量是不够的。在这里，周期性力图提供一种补救的良方。它给出了一个至少在理论上把尽早使得革新的过程变得可预测的必要性考虑在内的视点，以便学会控制可能引发令人惊讶之事的各种前提条件。因而，现在还要被进一步扩展。然而，把生成的瞬间转化为选择的决定性瞬间是有风险的，这起因于诊断与预后设备的匮乏，而源自人类行为之繁多可能性的复杂性也容易令人惊讶。创造力有许多表现形式，而失误必得保持在可容忍的程度，系统也要经得起失误的校验。另一种备选方案试图接受结束的命运，拿进化中的跳跃来冒险，并力图为废弃和过时这一问题找到适宜于一种科学和技术文化的解决办法。在这里，仅仅以维护为目标的定量的线性观点也不足取，因为这涉及有多少东西、是什么东西要被列为历史遗迹而塞进博物馆人为地保留的问题。因此，它是一个能量、物质与知识的转换问题。它是一个对废弃物、对生产该废弃物的技术规程进行重估并加以转换的问题，同样也是对制度的、经济的刺激和某种转变了的社会意识进行重估并加以转换的问题。周期性的时间观念提供了回流到周期性过程的模式再循环利用的模式。时间在这里得到这样的注解一它成为各种周期的限度，这些各具特色的周期除了相互影响之外，还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最后，经历衰退或者饱和状态之后，某些新事物才能开始。但是，这种新事物不再如进步信念所承诺过的那样，是轻松自如的新。它是新材质进入旧材质的流通过程，它不是持续产生线性影响的过去，或者某种传统的载荷，而是某一革新周期再生的本征时间。只有这样，新的社会存在形式才能从多重时间的扩散中涌现：在扩展了的现在而不是在未来的涌现。

第二章 从末来到扩農了的瑛在

① Reinhart Koselleck,“Fortschritt",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 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79, p.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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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时代的克洛诺斯之忧①

一切有限的知识……在混沌力学系统下都会遇到同样的限制：在由于系统的内在动力而产生的进化时代过去之后，个体的发展便失去了它的意义，留下的仅仅是进化概率的统计计算罢了。

普利高津和斯唐热

《时间与永恒》，1988年

当科学社会学家去实验室观察直接在现场工作的科学家们时，另一些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对这些问题，本章将展开讨论。人类学家所做的也与此相似：为了能够揭示神秘的风俗习惯和弄清奇特的符号构造，他们会去探寻一个陌生的部落；为了实施观察，他们首先必须对“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的传统区别作出界定。不过，即使不能完全否定巴什拉②(G.Bachelard)意义上伟大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巴什拉借此区分了人类原始思维与科学思维、门外汉与专家①，它至少也应该被相对化。在实验室的大门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将科学世界与社会区别开来？不可否认的是，象牙海岸的当地巫师在召灵仪式（inspection of a dead person）中使用的咒语及他对死者所做的仔细检查所能产生的效用，与加利福尼亚实验室里用激光治疗癌症患者以及借助DNA探头研究基因所产生的效用是不同的。与从前所有的神秘实践和社会及宗教的移情能力所能起到的作用相比，科学所发挥的作用要高效得多。但是，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功能差异？实验室的诱人之处在于社会在这些领域中的渗透。科学如何才能起作用？本身并不属于社会秩序的“自然现实”又是如何在社会生产的过程中被构建起来的？有关这些方面的知识是可以通过研究社会实践以及知识生产过程中社会因素的影响得出的。

①克洛诺斯（古典希腊语：Kρóvof；拉丁语：Kronos；英文：Cronus）是时间的创造力和破坏力的结合体，吞噬一切的时间。他是天空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盖娅的儿子。曾受母亲的怂恿，用镰刀阉割并推翻了父亲。因预言他也将被自己的孩子推翻，于是子女一出生，就被他吞进肚里，只有宙斯幸免。译者注。

② 巴什拉（Bachelard Gaston，1884一1962），法国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巴什拉认为，科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关系的学说，认识论应建立在实践过程中的唯理论基础上，哲学的任务就是要阐明我们精神的认识过程。他的代表作是《新科学精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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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生产自然科学知识的实验室领域原来只有科学的“原住民”（natives）才会涉足。在实验室的观察式考查和发现，观察首先所能提供的是看得见的东西：科学家的行动，他们在操作仪器、测量和控制自然进程过程中的手工实践—这些自然进程一开始是不可见的，通过测量科学家使它们变得可见。科学社会学家进一步观察的是科学家记录和表明的东西：各类绘图与图表，包括借助于信息技术生成的照片和图片。

这些绘图所传递的信息不仅可以是研究现象的深层结构，也可以是研究现象的表面关联。它们描述的是测量过程中在为此设计出来的仪器上所显示的“记录”。当然，这些被如此记录下来的“标记”必须经过说明和解释。服务于同样目的的还有科学家之间的讨论—他们共同完成的“事实形成”过程中的“谈判”：通过对此前调查和发现的内容的转述，一篇科技论文就完成了；科技论文在科学期刊上的发表虽然是该论文成为可以被讨论和批评的科技文献，但也形成了一个“事实”②。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巴什拉提出的概念，指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所经历的由意识形态到科学的根本转变。巴什拉指出，认识论必须接受下列公设：对象物不能被视做“直接的”目标，换言之，朝着对象物的进军起初不是客观的。因此，应当接受感性认识和科学认识之间的真正断裂。译者注。

② 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9; Karin Knorr, Die Fabrikation von Erkenntnis, Frankfurt: Suhrkamp,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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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科学社会学家所观察和解释过的那样，这样一种在实验室中完成的科学工作的图解进程来自于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①的空间模型。布鲁诺是这一方向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对科学知识形成的过程做过细致的阐述。根据他的观点，与其他创造知识的实践相比，自然科学的成果源于它能够成功地使某些自然现象“可移动”（mobile)起来，也就是说，将自然现象从其被发现的地方提取出来并运送进实验室。科学在这一过程中所创造的是可移动的、能被运输的自然。有时，事物和现象会在这个过程中改变其存在形式、性质或者其他特征。失真的现象是可能发生的，但科学家们会尽可能地进行修复。虽然科学家所期望的是能移动的自然，但自然现象的本质应该被保持下来。也就是说，那些制造出来的可移动的自然应该尽可能地在保持其性质不变的情况下输送到实验室，因为在实验中自然现象的运动才会被记录在纸上。自然现象在实验条件下给出的答案，是可以以迹象或图像形式被记录下来的。摄影记录了运动的过程，许多在自然界中形体巨大的自然物会在实验室中被缩小，以便适应人类的感知尺度：通过核心的微型化环节，越来越多的自然现象可以进入实验室。这样的事态发展标示了一个普遍的趋势，那就是所有的科学都可以发展成“实验室科学”。如在天文学中，运用计算机成像技术或者太空望远镜，科学家们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对现场观察的依赖。②

在科学社会学家看来，自然科学取得成就需要两个工作步骤：一是使越来越多的自然现象变得可移动，并将其引入实验室；二是与第一点相伴随，通过设置合适的提问和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法，提升自然在实验室条件下会释放出来的信息值的获取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空间的”变化首先是指自然现象的一部分被运输和转移到实验室中。早先，发现旅行者会将他们在考察过程中看到的神奇事物的副本至少也是这些事物的绘图与详细描述带回出发地；今天，科学家可以借助于远程操控的观察工具和传送工具把自然运回实验室。这种进程中内含的加速现象，主要是通过工作组织化实现的：其结果是自然现象向实验室的运输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然而，在这一进程中，还存在一个时间维度。知识生产进程的加速能力还源于被送往实验室的自然现象会与研究人员发生一种文化关系，源于自然现象会由此获得实验室的社会时间的暂时性特征。通过运输过程的可视化和数字化，研究对象被置于实验室的行动背景下，在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将维持这些研究对象在场：

第三章 戴时代的克洛諾斯之忧

① Bruno Latour, “Les vues de l'Esprit", culture technique, no. 14, june 1985, pp. 5-19.

② Karin Knorr, “Das naturwissenschaftliche Labor als Ort der,Verdichtung' von 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vol. 17, no. 2, April 1988, pp. 8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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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对象在实验室互动环境中的接入（integara-tion）与重组（new constitution）还会增加清楚表达的可能性选择。互动环境是时间上结构化的、具备加速能力的环境，互动环境的具体化是通过参与者有序的表达变化实现的。①

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可以通过电子传输网络接收、传播和交换各来自太空的观察与测量数据；正因为他们以这种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能够同时就一个共同的知识前沿问题开展研究。

这种在劳动分工中内置的（builtinto）同时性的极端形式是否是天文学所特有的，可以暂且不去讨论，因为开普勒（Kepler)②在1608年向法布里齐乌斯（Fabricius）提供他的观察数据时就曾提出一个简洁的问题：“当并非所有人都能做所有事，事情会如何？”③无疑，内置的竞争机制也有助于知识生产的加速。但是，在观察科学实验室过程中所能得出的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实验室化的研究对象在研究者的社会暂时性中的嵌入，也不是实验室化的研究对象在追求接近同时性劳动分工的工作组织中的嵌人，原因在于：此处的科学研究过程与工业生成程序相类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验室中不仅形成了一个单独的、能借助于微型化或其他技术与自然界中遥远的、或大或小的空间联系在一起的空间，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时间结构。当人们在实验室的行为背景下能够成功地维持研究对象的在场，实验条件和控制可能性就会有显著的扩张。如果人们能在实验室里处理研究对象的时间结构，那么研究对象的表达能力就有了提高。一旦现在是可以人工制造出来的，那么，其他的时间尺度就可以被观察，时间序列就可以被重复，时间过程就可以被加速或延缓。科学在实验室里创造出了它自己的时间，这种时间不同于作为“文化的互动形式”的时间，也不同于研究人员自己的“地方时间”。为研究和解释自然现象而创造出来的实验室时间本身更多地属于一种科学—文化建构物。当研究对象—不管以何种改变了的形式离开实验室，并作为人工品在社会上继续起作用，实验室时间就开始反过来影响社会的时间性。实验时间有它自己特有的时间需求，就像在实验室中，这种时间需求所要满足的是持续的可获性、可近性和研究对象在场。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Frank A. Dubinskas (ed. ), Making Time. Ethnographics of High-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开普勒是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1571年12月27日生于魏尔，1630年11月15日卒于雷根斯堡。发现了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并且提出“并普勒定律”。译者注。

③ Hans Blumenberg, Lebenszeit und Welt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6, p.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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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原来并不是这样的。正如布鲁门贝格所注意到的那样，虽然科学在很早的时候就表明了自己的时间需求，部分甚至出现在向近代科学的过渡期，但起先的时间需求和时间结构都是过去取向的，在启蒙运动时期，这主要是出于弥补理性的需要。这一时期还未涉及为了纯粹知识的原因而筹措与创造时间。当科学理解了如何兑现它们的时间需求，那总是因为科学发现和创造的时间结构及其特色会反作用于和锚固于社会经济的互相关系与科学实践之中通过科学实践，每次兑现的时间需求也都可以转译成社会需求和对时间结构的需求。这些科学内容庞杂，从机器工业时代丰富的意识形态到建立在工作时间规则基础上的具体思想体系；从用圆规的逻辑学到快速计算器。从开普勒和哥白尼开始，天文学就尝试着使实证观察数据不仅与理论的要求保持一致，还要与正在孕育之中的社会“转折”相吻合。历史上，紧跟在天文学之后的是地质学。现如今，越来越多地与社会和经济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是广阔的实验科学的知识前沿，科学的时间需求也是通过知识前沿表达、型构和操作化成实验时间的。19世纪30年代发生过一场激烈的科学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英国伯爵领地德文郡（Devonshire)①的地质年代的测定，这个看起来并不重要的问题的争论最终导致了一个新地球史观的确立。②这一变化涉及对于过去的理解，它对当时的真实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理解变化的影响范围，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地质时代表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短暂而密集的科学工作中创立的。1800年前后，虽然科学界公认地球是非常古老的，但是还没有出现任何参考标准来按时间顺序排列历史事件。此后被普遍认可的、以化石的年代顺序来测定年代的标准，当时还没有出现。当时的情况是，虽然历史学家知道地球上存在过早期文明，但是他们不知道确切的年代，比如说他们不知道基奥普斯金字塔③(the pyramid of Cheops） 是在沙特尔大教堂④（the cathedral ofChartres）之前还是之后建造的。但到1850年前后，历史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排序，整个世界发生的不可重复的，但仍可辨认的历史事件得到了有序的排列。地球历史是由地球上的生命历史来定义的，通过使用固定的命名，历史被铭记下来，从纽约到莫斯科都认可了这种历史划分方式。⑤

第三章 新时代的克洛送斯之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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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阀：现代与后孩代经验

①德文郡是地理上英国第四大县。德文郡也代表一个地质时代，即泥盆纪，“泥盆”（Devon）来自日语，是英国英格兰西南半岛上的一个郡名的日语音译（现称德文郡，Devonshire)，日语中“泥”读dee，“盆”读bon，所以日本人就用汉字“泥盆”翻译英文Devon。泥盆纪是英国地质学家塞奇威克(A. Sedgwick)和默奇森（R. I. Muchison）研究了该郡的“老红砂岩”后，于1839年命名的。这个时期形成的地层称为“泥盆系”，代表符号为“D”。—译者注。

② Martin Rudwick, The 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 The Shaping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mong Gentlemanly Specialis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③ 基奥普斯金字塔是埃及最大的金字塔，位于吉萨金字塔广场，今天的开罗郊区，被认为是古埃及文明最典型的象征。——译者注。

④ 沙特尔大教堂坐落在法厄尔—卢瓦尔省省会沙特尔市的山丘上，是法国著名的天主教堂，哥特式建筑的代表作之一。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作为文化遗产列人《世界遗产名录》。-译者注。

⑤ Stephen Jay Gould, “A Triumph of Historical Excava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7, 1986, pp.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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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质学“发现时间”这一时期，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科学家确定了过去的历史分期的时刻，欧洲最伟大的社会实践开始了：这一时期激烈的产业化及其伴生现象使数百万人民的社会现在和未来在现代化的涡流中变得支离破碎和不安全。

由于这种巧合，地质学与已经根深蒂固的宗教之间围绕着“创世纪”的字面解释一直争执不已也就不怎么令人惊讶。科学界的实用主义一路高歌猛进，在大部分科学家看来，虽然像“创造”这样的宗教术语无法精确地转译成科学词汇，但拿来使用并没什么不妥；只有少数人坚持反对这种实用主义做法，但他们显然没有任何机会。拉马克（La-marck)①就坚持认为，只有证明了自然进化过程的背后不存在任何的创造性活动，“创造”一词的使用才成问题，此类观点充分激起人们对达尔文进化论(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②的讨论。19 世纪上半叶，地质学能够以无伤大雅和不咸不淡的方式应对宗教的反抗，并确立了自已的时间观念，但在面对社会的抵抗时却没有这么顺利。地质层次的划分和排序有着非常实用的经济意义，它为刚刚开始的工业化所不可或缺的资源的发现和开采提供了条件。比如，“泥盆系大论战（德文郡大论战)”(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的主角之一默森奇（Murchison），作为俄国沙皇的顾问，他曾让沙皇相信在志留纪岩石层（Silurian rockstratum)③中寻找煤炭资源是无用之举。

第三章彌时代的克洛諾斯之說

① 拉马克（1744一1829）法国博物学家，无脊椎动物学的创始人。拉马克早于达尔文诞生之前（1809年）就在《动物学哲学》里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学说，在进化学说史上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则鲜为人知。译者注。

②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译者注。

③ 志留纪（Silurianperiod）（笔石的时代，陆生植物和有颌类出现）是早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也是古生代第三个纪。本纪始于距今4.35亿年，延续了2500万年。由于志留系（指在志留纪时期形成的地层）在波罗的海哥德兰岛上发育较好，因此曾一度被称为哥德兰系。志留纪可分早、中、晚三个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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