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虽然地质学发现了作为地球自然历史的时间，但这一发现要转变出实用的时间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科学对地球的“自然时间”的探索与工业革命之间存在的历史性联系，比发现煤矿要深刻得多。杰弗里·鲍克（Geoffrey Bowker） 曾进行一项关于 19 世纪 30 年代英法地质学家时间观念的符号学研究，他发现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地质学家发现的时间很快就成为被“偷运”进社会的新时间观的意识形态辩护工具。

在地质学内部展开的关于时间起源的争论，使地质学成为为机器工业社会的新时间秩序提供合法性的一门关键学科。运用当时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地质学家的科学论文，鲍克重现了一幅令人着迷的图景。他展示了上帝这个造物主与其创造物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类比和语言转换而逐渐地被另一种类似的关系，即科学家与其创造物——机器之间的关系所取代的。在一定意义上，科学窃据了自然时间的起点，取代了宗教界定时间起点的地位。科学必须重新界定时间的起点，并因此自己成了造物主。①

时间成为慢慢流进石头凝固起来的、在沉淀物和沉积物中记录下来的时间，它为地球历史和人类历史确定了时间起点。与此同时，科学也形成了线性连续流的概念，用以描述所有其他的运动过程。不过，关键的一步还是通过用机器来做类比而实现的。机器成为自然时间的载体，因为物理学的运动过程被建构到机器之中。由此，机器也成为人类必须遵守的社会时间秩序的调节器。通过机器，线性的、均质化的、可以被任意划分的连续体时间结构被从自然领域传送到社会领域。科学家在他的创造物即机械中设置了自然时间，这样一来，机器就具备了某种时间方面的秩序权力；相对这个时间秩序来说，所有其他的社会时间观念都是次要的。当时的社会混乱唤起了工业革命，也导致社会的旧体制结构走向瓦解边缘，在此混乱的前景中，科学和技术就成了挽救社会崩溃的权威和秩序权力。从那时起，在科学和进步的名义下，臣服于以自然时间为依据的时间秩序就成为普遍的要求，机器和人类一样都必须顺从这种时间秩序而运动。机器时代处于支配地位的时间观是线性时间观，社会时间也是通过科学的时间观的转换而建立起来的，正是由于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之间“成功的”联系，机械时代很长时间没有受到质疑。

时0：现代与居现代经验

① Geoffrey Charles Bowker, If time ever was. The social and scientific perception of time in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1830's.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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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教作为设置时间的权威机构和确定时间的最高权威的排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没有人会再质疑科学在时间方面的定义独占权。自1967年以来，科学将一秒定义为9-192-631-770个铯原子周期。

从历史上看，科学的时间观在确立自己的地位上是成功的，它带有特定的科学史与社会力量的时代烙印，并成功地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时间观。一旦线性时间秩序得以以一个可以追溯其起点的年代学的形式确立起来，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所有动态的运动开始加速。在“陀飞轮社会”，工业革命释放出来的能量使人类从无数的“小的世界”，从具有封闭的社会结构和生存形态的小城市和村庄拔出来，并到处点燃人们无止境的贪欲。由于这种贪欲，人们不惜“和他的对立面繁育后代”（马克思）。在“陀飞轮社会”中，加速成为使其他一切黯然失色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化经验。步调比目的地更重要：谁保持原速，谁就停滞不前；一切，尤其是时间，将会快速运动：新的神话就是速度。

因为这种疯狂的、越演越烈的加速，很多人以文化休克（shock）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也就不值得奇怪了。“休克”现象最初来自医学对在铁路事故中的受害者的生理一心理状态的诊断。①不过，我们这里所要讲的，不是心灵的冲突、不是数不清的生灵与时代的机车之间的碰撞，也不是人们使用的用来描述他们经历的巨大的运动洪流的无数比喻，而是时间的肖像学（iconography）。艺术家们留下了大量的图解，它们能比文字更清晰地表达感觉触动。

这些图解描绘了死亡中的时间、作为时间之女的真理、吞噬自己孩子的时间。这些图解以讽刺和忧郁的方式绘制出来，但艺术家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一种诠释，使我们易于解读。马西莫·卡恰里（Massimo Cacciari)①在他如诗般充满思想的文章里提到了英国讽刺作家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②1764年绘制的《死亡中的时间》和戈雅③的两幅《聋子之家》（Quinta del Sordo)。对于卡恰里来说，克洛诺斯创造的时间揭示了自己会在时间进程中死亡的真相。在荷加斯的插图里，人们甚至可以发现这样的遗嘱：“我留下一切。”应该解读成：“留下我所拥有的一切，但不是给上帝（这几个词被删掉了），而是给混乱，因混乱是我唯一的遗产。”—在面黄肌瘦的克洛诺斯身旁，是滑落的哨子和迟钝的镰刀；沙漏行将用完；世界已是一片废墟。爱神的箭已断，钟已碎。世界化为一团烟雾。时间判定自己会“消耗殆尽”(consummatus est)，最后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在戈雅的画里卡恰里这样认为，所描绘的主题是时间的愚蠢。大大的黑眼睛中空洞无物，看不到任何威胁。为了生存，时间是非常贪婪的，为了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欲望，它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为了生存，它甚至毁坏了自己赖以存在的唯一保障。确立其存在的原则被它判处死刑。“愚蠢”恰恰是时间的特性，为了生存，它不断地消耗、不断地破坏：它癫狂地奔向自己的坟墓。在绝望和盲目的生存意志中，时间表达了自己的死亡冲动。卡恰里呼吁戈雅人物的观察者“纵声大笑”，在笑声中揭露时间的愚蠢、暴露时间的自我毁灭机制：“贪婪的时间揭破了人类对不朽价值和不变价值追求的虚妄性。只有当人们领会到破坏性的时间所制造的反偶像崇拜的真相时，我们的笑声才开始解放我们。”④

樂三章 新时代的克洛送斯之忧

① Wolfgang Schivelbusch, Geschichte der Eisenbahnreise. Zur Industrialisierung von Raum und Zeit im 19. Jahrhundert.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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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间为何会因为自己的必死命运而死亡？是什么使它认识到这一点？在卡恰里所选择的荷加斯的插图中，时间也会死亡。当克洛诺斯吐出最后一口气时，四周一片废墟，一切皆遭破坏，这一刻，世界的价值被证明是时间死亡的产出。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自我毁灭呢？

时阁：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马西莫·卡恰里1944年出生于威尼斯，是意大利哲学家和政治家。1985年，他成为教授，在威尼斯建筑学院教美学。译者注。

②威廉·荷加斯（又译：威廉·霍加斯、贺加斯；1697.11.10—1764.10.26）是英国著名画家、版画家、讽刺画家和欧洲连环漫画的先驱。他的作品范围极广，从卓越的现实主义肖像画到连环画系列。他的许多作品经常讽刺和嘲笑当时的政治和风俗。后来这种风格被称为“荷加斯风格”。——译者注。

③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de Goyay Lucientes）是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浪漫主义先驱画家，他的绘画艺术具有民族性、世界性和现代性，人们称他为“画家中的莎士比亚”。——译者注。

④ Massimo Cacciari, Zeit ohne Kronos. Klagenfurt: Ritter Verlag, 1986,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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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诗学思维的解释，但就像所有艺术杰作一样，上述作品仍然给其他方式的解释和其他问题留下了空间，包括来自其他讨论体系的解释和提问。为了生存下去，克洛诺斯做了不可饶恕的蠢事，即消耗自己继续存在的基础——他自己的孩子。从他瞪大的眼睛中和耗干的躯体上，我们看到了惊恐。巨大的催命鼓声不仅夺去了荷加斯描绘的衰老的克洛诺斯的生命，也令整个世界在世界的尽头（finis mundi）化为瓦砾和灰烬，但这巨大鼓声到底是什么？如果像荷加斯的精妙讽刺所描述的那样，所有现有的价值都被破坏了，一切继续存在的希望都化为泡影，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崩溃？尽管新时代的语义还没有在图画中出现，但作为历史概念，它的时间化运动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因此，必须得问：新时代的肖像学看起来像什么呢？在戈雅的另一幅绘画中，胜利的真相是以年轻的裸女形象表达出来的一她是克洛诺斯的女儿吗？克洛诺斯还将她捧在手里，但长有巨型翅膀的他，本身却不得已地倾颓下去。首先是要确立一位讲述历史事件的女见证人，但哪些才是克洛诺斯必须从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明亮而又年轻的时间真相呢？

自从18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提到新的时代。很快，就出现了“现代”这样一个新的时间概念，它表达的是一个新时代的特征：“时间不仅仅是反映所有历史事件的形式，它自己还赢得了一个历史性的品质。历史不再是在时间里进行的，而是通过时间来实现的。这样，时间被赋予了生命力，自身成为一种历史动力。”①新的时间被同时代人作为现代所认识和接受。它向世人展示，它能创造新事物—而这种新事物首先就是新的知识。从中世纪早期延续到19世纪的旧知识的秩序结构建立在保护现有知识和维护百科知识派的分类和储存传统的原则基础上。对于伏尔泰（Voltaire）来说，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还是“永恒的”和不可能超越的“人类智慧财产”。1767年，当整个工程显然还未结束时，伏尔泰就下结论说，百科全书的编撰不仅仅是地球上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此类工程。他认为，这部书在理论上和内容上都满足实现理性的终极成果所需的前提条件，因此它是人类历史的最高点—当然还需要继续传扬和执行，而且需要多少时间也不确定，但这些都是某种后历史（post-history）的内容。①

第三章 劉時代辦克洛諾斯之狀

① Reinhart Koselleck,“Neuzeit. Zur Semantik moderner Bewegungsbegriffe" in: Studien zum Beginn der modernen Welt.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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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知识出现在改变了的生产条件下和变化过的组织结构中。新的知识是可争论的知识，它必须面对批评并能从批评中改善自己。知识如何以及在何处找到自己在整个知识的现有秩序结构中的位置，已经不再重要。知识是否真实，不再因为它是真实的而受到保护②，而是要经得住公开讨论的检验，并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要在实验一实证检验程序中通过测量工具和仪器的验证而站得住脚。根据认识论的定论，知识是可以收回的，也就是，它自身处于某种准备状态，随时为了后来的但更好的知识放弃已取得的地位。这是一种献身于科学进步的知识。知识生产条件的变化始于18世纪，在这一时期，满足科学知识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性先决条件（包括新的知识源泉的系统开发及相关方法论的运用）已经被创造出来。但整个18世纪也是知识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此前只有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保存下来并受到保护光环保护的知识，现在越来越多地陷于实验测试条件的压力之下，很多知识显然已经站不住脚。18世纪，人们第一次观察到，新型的知识是如何开始重新型构迄今为止的知识保护见解和知识秩序观点的。新开发的知识源泉，伴随着大规模殖民运动的旅游和探险，激起了新的贪婪③，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科学的推进能力的变化。旧的建立在概括和分类基础上的知识分类模式已不再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为了吸收从世界各地拖曳回来的、部分是异域特有的知识，不打破传统的分类范畴已是行不通的了。18世纪不仅诞生了诊疗所，也诞生了实验室，而正是实验室这种组织的发明满足了知识生产的需要，并最终将所有的科学变成了实验室科学。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Hans Blumenberg, Reinhart Koselleck, “Neuzeit. Zur Semantik moderner Bewegungsbegriffe", in: Studien zum Beginn der modernen Welt.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7, p. 226.

②此词本可以直译为“保护”，但因为作者这里做了结构性的分解，因而具有了“为真实的”和“受保护的”双层意思。—译者注。

德文中有Neugier一词，是一个合成词，意为好奇心，词义是中性的，甚至是良性的。但殖民显然不能以好奇心来解释，因此，作者这里更加突出了Gier一词的本意，即贪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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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刻起，人们就不仅仅是在实验室观察自然，而且也开始复制和生产自然。随着最初隐形的自然规律显现出来，人类社会开始改造自然世界。如施蒂希韦（Stichweh）所说，出现了充分人工的“自然现象的自我生产品”，这些自我生产品不仅在排他性竞争中战胜了陈旧的僵化的知识，还为新确立的科学世界观提供了基础。①

如果说克洛诺斯正是由于特别害怕这种情景而采取了最后的手段，他吞下了自己的孩子并因此走上了自亡之路，那么，当新的时代开始取得胜利时，他就要不停地吐出自己的孩子吗？新时代不仅会因集聚财富的意愿而推动积累，还会主动投资，目的是让所有固定的东西流动起来，这使得积累起来的财富和起支持作用的价值和美德都不能再安全地维持其已有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老吝啬鬼克洛诺斯的世界还会因为这种不安全性而像荷加斯冷嘲热讽的那样，庄严而崇高地陷入混乱的最终状态吗？现代及其特有的运动形式即加速运动不会满足于通过新知识的生产而使老克洛诺斯感到害怕，现代会务实地将目标转化为行动。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用他的立论模式所勾勒出来的一切现在都已开始兑现：如果人们不仅仅是为了明天的收益，而是为了永久的利益而致力于事情的原因，如果人们通过计划来排斥偶然，如果人们能够将发明置于可以很好控制的进程，并能通过劳动分工而互相帮助的话，那么系统地推动科学发展就有了希望。如果在此之后，“进展”或者“进步”能得到不断的记录，科学就将成为领导部门。②正如鲍克所料，要实施新时间，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会在机器中装备更迅速和更协调的运动程序。提高运动的速度是从机器开始的，但很快席卷了整个生活领域，这样一来，速度就成了从经验角度无法怀疑的进步观的基础。

樂三產 新时代的克洛諾斯之狀

① Rudolf Stichweh,“Selbstorganisation in der Entstehung des modernen Wissenschaftssystems", mimeo;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1966;英文版： The Order of Thing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0.

② Reinhart Koselleck, “Fortschritt", in :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 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u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79, p. 393; Wolfgang Krohn, Francis Bacon. München : Beck,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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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所缺乏的是经济的动态观念，这一点在经济实践中得到了补充。在科学研究与实践应用之间，存在着转化周期；借助于市场工具，在科学家的同时代人即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帮助下，转化时间成为创新取向的资本主义竞争中的促进因素。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学中，企业家承担着为新科技成果开拓市场的职能，由此产生的影响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企业家受新的时间及其时间性的塑造。创造性破坏是指创新过程本身，是指为新的产品和工艺加速腾地方。维持一定阶段内市场供应的、市场具体的时间性所构成的，是暂时的、向资本主义企业家招手的成本优势。利润是驱动力。在熊彼特的理论中，企业家明白，相对于大量传统主义取向的“经济周期经营者”（hosts of the economic cycle，他们受到旧的静态商品流通秩序的束缚）来说，现代企业是可以借助于创新创造成本优势的，只不过这种优势只能是暂时的。①企业家的利润产生于静态市场的有效价格与企业借助于创新而生产的个体成本价格之间的差异。熊彼特意欲追踪社会发展的规律，他相信，这个规律就藏在经济领域之中。最终的原因，即发展的引擎，就是偶尔发生的、由创造性个人推动的、在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市场和新的资源源泉之间形成的“生产性组合”的变化，以及新组织形式（尤其是垄断组织）的创立。这些新的组合迟早都会引发制度适应，而在制度适应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的质性变化就会发生。根据这种经典解释，正是通过创业资本主义，处于定态的经济生活就会转化为持续动态的、不断创新的经济生活。熊彼特和其他观察家注意到，如果创新以“集群方式”（indroves）出现，经济就会呈现周期性波动；这种经济波动，在马克思、康德拉杰夫等人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经济定态的改变会导致景气上升现象，这种现象经过漫长的时间以后会被相对方向的运动所取代。创新的“集群式出现”归因于无数的模仿者追随成功企业家的脚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也愿意接受新事物。

时阔：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Josepf Schumpeter,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2nd edition, München-Leipzig 1926; Konjunkturzyklen. Eine theoretische, historische und statistische Analyse des kapitalistischen Prozesses, vol. 1, Göttingen 1951. Dazu auch Eduard März, Joseph Alois Schumpeter-Forscher, Lehrer und Politiker. Wien: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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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新活动的分析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熊彼特将企业家看做是一个能够扭转局面的人（deus ex machina)，但这种将企业家塑造成英雄的观点目前已经让位于一种更为微妙的看法，后者注意到一种更为复杂、更具穿透力的事件：一方面是基于科学知识的技术和技术化的科学；另一方面是市场，两者互相影响、彼此依赖。即使人们总能辨认出具体的技术上或科学上的“突破”，但为了能实现市场运用，总是需要相应的制度、研究组织和经济一财政层面的先决条件。取代了个人发明及其经历的是整个技术体系在时间轨迹中生成的创新发展的动力学，这样，“创新”现象不仅受到科学一技术因素的型塑，也受到了社会一组织的影响。①

与从前一样，附着在创新活动中的时间的特殊性仍然嵌入市场的竞争时间之中。从创新进人市场的那一刻起，创新就介入经济力量的竞争场域；很明显的是，这种力量场域现在正转移到创新研究的产前领域。从宏观的角度看，现在开始的排他性竞争是围绕市场缺口的战斗，这些缺口既存在于现有的和已被占领的市场，也可能还有待创造—对有待唤醒的要求的反应。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就会看出，熊彼特将企业家区分为创新者和“纯粹模仿者”是完全含混不清的。特别在高科技领域，技术创新的买家本身就是有着很高识别力的顾客，他们能够通过他们的特殊需求持续地影响创新产品。他们像所有消费者一样，也处在竞争的时间压力之下。在市场上先于其他人获得某种消费品，在大众消费的符号下，已经成为一种区别标志——获得商品的时间点成了消费者的身份定位的标志。①时间先后的微小差异反映了社会地位的区别，而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时间上的领先则代表了国际经济竞争力。

第三章 郵时代的克洛諾斯之忧

① Giovanni Dosi,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in: G. Dosi, Ch. Freeman, R. Nelson, G. Silverberg, L. Soete (eds. ),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Francis Pinter, 1988; R. Nelson and S. Winter, “In Search of Useful Theory of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vol. 6 (1977), pp. 36-76; Wolfgang Zapf, “On Social Innovations", Working Paper No.254 (November 1987), Sonderforschungsbereich 3, Mikroanalytische Grundlagen der Gesellschaftspolitik, Frankfurt u. Mannh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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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中，通过机器加速，通过时间上的领先而取得市场优势和利润，通过借助于技术设备和人工制品在日常生活中传播“实验室时间”而实现的时间可用性，这些都已经成为现代创新动力学的典型特征。越来越多在实验室里取得的科学知识流入了技术设备和技术工艺，这些技术设备和工艺又将进一步进入市场、工业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环境。越来越多的技术设备都以某种方式与“实验室时间”连在一起。实验室时间的特征是：技术设备连续在场，时间的可用性持续存在。这些技术设备每时每刻都可用，而且可以在其时间流动的过程中被控制、制定和表达。

在实验室条件下，不管是一次性事件还是多次重复的事件都是有可能被加速或延缓的。渐渐地，这些实验室里的时间进程也被引入社会领域。实验室时间流入“正常世界”（normal world)。技术制成品供人类使用，但是却也要求人类提供可用性：或为其服务，或操控它们。机器和人类之间相互依存的过程开始重新搅在一起。

与动物或人类的活劳力相比，每件机器在时间可用性上都更优一筹。技术和科技产品都是由人类创造的，并拥有特殊的用途。作为它们嵌入社会的前提和后果，某些形式的工作组织是必不可少的，而人们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使用技术产品的过程中也会获得一定的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方式。如工业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所知，技术对社会的塑造空间是巨大的。对技术可以从文化角度加以规定，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来塑造。在内置的“社会建构”中，在渗入人工制成品的、于使用中通过与社会组织建立反馈机制而形成的复杂行为模式中的目标、规范设想、习惯和要求之中，内置的时间维度是最根本的一个。技术产品被标准化，但是它们也规范了人类行为和社会行为。长久以来，这种标准化已超越工作场所而进入了私人生活领域，工业国家已经走完了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两极之间的道路。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tr. R.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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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在社会纪律、规则、（维护规则必须的）规范、（内置于技术的）规范化之间形成的接近共生、互相补充的关系状态。长期的社会发展需要一套规章，这些规章从最初来自于外部强制，经由时间规制的不断地内在化，到自觉强加的自律。①当然，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设置了时间规范的技术制成品也会介入其中。这些技术制成品一方面服务于保持和稳定已被引入的时间秩序，但也通过引入外体技术（extra-somatic technologies）推动内化的适应性。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时间测量手段，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技术——哪怕是最简易的工具，不然的话，就会缺少塑造空间、时间和社会组织的能力。②然而，在前工业社会，还不是所有时间皆为“经济学时间”，因此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让人类为了技术产品提供可用性。当时的人们必须为了“上帝的时间”和工作提供可用性。欧洲第一个“有节律的社会秩序”建立在圣本笃（SaintBenedict）的会规基础上③，该会规中有八次祷告，分布于白天和黑夜，分别由机械的钟声引导—这是一种以准时和规律为特征的、外部控制的时间秩序，但仅适用于少数精英。以机器的运送运动机制为取向的规律，也规定了调节工业化时代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时间秩序：规定日程安排的社会机制形成了。刘易斯·芒福德在他的作品中写道：

新资产阶级通过筹划家计和生意，使其生活简化为一种精心管理、从不间断的日常惯例：如此多的商业时间，如此多的晚餐时间，如此多的娱乐时间——所有都经过精心计算，所有人的方法都类似，就像特里斯特瑞姆·项狄（TristramSchandy）的父亲的性生活一样，像每个月上钟表发条那样准时发生。按时计算的付款，有期限的契约，定时的工作，给定的用餐时间，等等。反正，从这一刻起，一切都离不开日历和钟表了。浪费时间成为最令人憎恶的罪恶之一。①

第三章 新时代的克洛諾斯之狀

① Nor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vol. 2, Frankfurt: Suhrkamp, 1976.

② André Leroi-Gourhan ，Geste et la parolel；德文版参见 ch. 2，n. 29.

③ Michael Young,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atural Rhythms and Human Timetabl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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